金银花露的文百度云:《生来就是撒谎者：为何生活中离不开谎言》简介

善良的、甚至是“必要”的谎言，每天都从我们的嘴里不停地冒出来，这些谎言连起来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我们都不愿承认。我们会对一位女主人说很喜欢她烹饪的甘蓝菜，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政客们会承诺不会加税，可随后他们就加税了；医生会对绝症病人说还有希望，其实根本就没戏。

这是一本关于谎言在生活中意义的书。在这本有说服力而且涉猎广泛的书中，英国人伊安·莱斯利认为，谎言不只是胆小鬼、权谋家或者老好人的庇护所。他主张，对社会性动物而言，对别人不完全坦诚和学会不同程度的自欺欺人都是必不可少的部分。（黑猩猩也会表现出欺骗行为。）

我们修饰自己的“品行”是为了吸引更好的伴侣（“……比如说声称‘喜欢’长距离散步、训练搜救犬和打马球……”）。牌桌上的赢家靠的是虚张声势，而好作家的撒谎水平都很高。甚至人类的感知方式也是一种将点滴线索组合起来的富有创造力的行为– 我们的眼睛看到各种粗略信息，然后“编”成一个整体。莱斯利认为，谎言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

人类总认为自己擅长“读懂”别人，说谎者总是因为紧张发抖或是被测谎仪测出脉搏异常而现出原形。但测谎仪并不特别准确。据莱斯利介绍，最好的说谎者往往不会流汗也没有任何焦躁不安；他们往往是人群中最迷人、最有魅力而且最“可信”的人。（有些面部识别专家认为，“在转瞬之间，面部会打破伪装显现出真实的表情”，而在这时可以捕捉到事实的蛛丝马迹。甚至有一位专家称，“脸就像阴茎一样，有自己的想法。”）

至于自欺欺人则包罗万象，无论那些想象力接近妄想边缘的艺术家，还是欺骗结发妻子10年的阿诺·施瓦辛格都是如此。事实上，令人吃惊的是，并不是撒谎在社会上很常见，而是我们总觉得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能够做到“诚实”。你也许会觉得关于事实与回忆录小说之间模糊界限的持续了几十年的争论对我们有所启发；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小说”，作为一种对过去的记录，记忆很容易出错并且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对我们自己的故事来说，我们都不是可靠的叙述者。

当我们不知道自己在撒谎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精神病学把这称为“虚构”。然而类似的被称为“强迫性叙述”的行为却可以在许多艺术家之中找到例子。鲍勃·迪伦年轻时喜欢在自己的出身问题上撒谎，他声称自己出生在新墨西哥州的盖洛普。马龙·白兰度将表演称为“为了生存而撒谎”。事实上很多电影和戏剧的本质，就是观众参与其中的谎言。

当然，警方已经抓住了很多“高度进化”的说谎者。莱斯利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丈夫杀死了他的妻子，并伪装成她妻子自杀。在伪造“自杀遗书”的时候他犯了很多语法和标点符号上的错误。他的妻子不喜欢用太多句号，而他却喜欢。

莱斯利研究了“恢复记忆运动”，社会工作者和治疗专家们试图诱导人们说出童年时代受虐的“压抑”的故事，而这些所谓的故事被证明是假的记忆，是通过带有暗示性的提问植入受试者脑海的。看起来，我们自己深信不疑的记忆却非常容易被人篡改，这令人感到非常恐怖。

谎言也会以信念和自我暗示的方式对我们的健康和对痛苦的感觉产生重大影响。二战期间，亨利·比彻是一位在战场上照料伤兵的医生。当缺乏吗啡的时候，他会给一些重伤员们注射止痛药– 这所谓的止痛药事实上就是生理盐水。事实证明这些安慰剂几乎与吗啡同样有效。同时，他发现士兵在做手术的时候表现得似乎不像普通病人那样痛苦– 因为据他总结，二者的疼痛有着不同的意义。伤兵因外出参战，非常想家，而受伤的疼痛意味着好消息（可以回家）。而普通病人面对的是不确定性以及对正常生活的干扰，疼痛带来了更加不祥的感觉。

莱斯利称，我们服用的药丸的颜色和大小也会影响它们的疗效。蓝色的安眠药比其他颜色的效果好，小药片比大药片疗效好。对于抗抑郁药物来说，黄色最好。很多研究表明，在治疗抑郁症和疼痛的时候，安慰剂和昂贵的高效药物同样有效。所以说安慰剂的作用并不是海市蜃楼，它对身体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生理作用，可以激发我们自我治疗的能量。

当然，信念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不能用信念治好髋部骨折，也不能用信念治好癌症。但对于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我们的信念对于我们的感受能起到很大作用。也许通过神经外科学或者拿鸡杂“做法驱鬼”和西药一样都有疗效，只要我们打心眼儿里愿意相信它们。

莱斯利引述的一个关于品酒大师的实验中，人类表现得有点白痴。专家们将同样的酒倒进两个杯子里，一个杯子上贴上“特级酒”的标签，另外一个贴上“劣酒”。于是品酒师们不可避免地给了贴着“特级酒”标签的那杯打了更高的分数。难怪我们会爱上错误的人，会买难看的衣服。人类就是这么阴险狡猾却又容易受骗。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那样，“世界上充斥着无数的‘轻信’。”

莱斯利围绕他的观点，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智慧和发人深省的研究结论。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大概会认为自己对“真实和谎言”这个话题掌握的已经够多了。可是到最后，你会明白这其实还是在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