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论坛:]杨连宁：“人口红利”论：要重建“人口饲养场”吗？

“人口饲养场”，是剑桥经济学家形容中国、印度人口爆炸、生态退化的用词。他们认为，借助工业化与城市化，中国、印度也能养活巨量人口，但生态环境退化得像个“人口饲养场”，人丧失了生活在自然中的乐趣。其实，乐趣还在其次，仅空气、水、土壤与食物的污染，已使中国成为地球上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了。百年前旅行中国的西方人，已经惊诧中国人的滥生滥育，造成对生命品质与生存环境的漠视与麻木——“森林消失以后，很多美的资源、诗的意境和激情都干枯了，生活变成了累赘的、可怜的种植粮食、消耗粮食这种周而复始的无味东西。”（罗斯语）

“不计经济后果的人口无限繁殖”，（罗斯语）不仅创造了中国的世界人口之最，也创造了中国的积贫积弱。人多最重要，人活得是否幸福快乐不重要，是“人口红利”价值观的核心。毛泽东是“人口红利”的主倡者，也是闯下人口大祸的不负责任者。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30年，正是脱贫致富、提升生活品质的30年。14亿人刚刚少生了30年，也刚刚吃饱了饭，马上有人迫不及待地出来主张多生，主张放弃独生子女政策。什么“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民族灭绝”了，什么“计划生育政策自戕国力”了，等等。鼓吹“人口红利”者，完全不顾中国人口17亿的高峰尚未到来，也完全不顾中国全球人均资源最稀缺、生态基座最狭小的头重脚轻状态。这些鼓吹者，甚至忘记了独生子女政策是中国人在亡羊补牢，是我们这几代人在为前几代人的滥生买单。

只能生一个，始于50后。作为50后，我深知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合人道，但也深知不过正不能矫枉。正是从我们50后开始，中国人吞食了前几代人滥生的恶果，为灾难性的人口恶果接受了历史的惩罚。好在过正确能矫枉：1980年，成为中国走出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的拐点，对不？

早先，我曾把滥生理解为中国人对战乱与饥荒的恐惧——滥生补偿滥杀嘛。因为我幼时看到的成年人滥生，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每家通常有4，5个以上孩子，父亲往往叫不全每个孩子的名字——刚从战乱饥荒过来，父母多生备战、备荒、备夭折的备份孩子，是出于恐惧的习惯。但这解释不了中国人似乎天生倾向于多生的习惯。我幼年时碰到的溺婴、弃婴，比今天街上的流浪狗还多。

罗斯写道，1910年时婴儿的成活率，西方国家为70%，中国仅有20%，中国婴儿的残疾率高达50-60%，日本仅有20%。成活率越低，越要多生作为备份？其实，多多生育在中国，除了增强家族生存能力外，历来有着生命哲学与人伦道德上的理由。生命哲学是循环往复、承上启下、传宗接代的保守哲学，人伦道德是祖先崇拜、儿孙满堂、光宗耀祖的宗法伦理，滥生就得不到反省与纠正。而且，财富极度匮乏，物欲无法满足，使生育成了轻易获得财富的捷径——那些家徒四壁、捉襟见肘的人，更依赖生育能改变命运，孩子成了其唯一的财富。

总体上说，对滥生的合理解释，应该是中国人像弱势的食草动物，不论就一个家族，还是就整个民族，似乎都想靠数量来转弱为强，起码更有安全感——看来，还是天性懦弱、能力低下导致了滥生倾向。

    一个人面临最早、最大的人生课题，无非是和谁结婚？生几个孩子？谋划自己的生育，堪称是终身大事。一个民族也是同理，能否合理安排自己的繁衍，是该民族有否理性的试金石。今天还在违法超生的父母们，已不是要生备份孩子，而是谋生需要劳动力。尽管把生孩子功利主义、工具主义地当成谋生手段，不够人道，但已属巨量人口摊薄了稀缺资源的无奈——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播种“人口红利”，也收获了世世代代的人口恶果，不是史实吗？不能面对自然，只能面对人际关系，不是全部中国式智慧的结晶吗？

西方学者早就发现，中国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并不复杂，“仅仅在于有限的土地上养活了过多的人口。”（罗斯语）中国人刚从“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漩涡里走出来，对吧？今天还无时无刻不在自吞苦果：城里人走路，骑车，都要相互撞到。邻里间、大街上摩擦、纠葛，天天不断。大城市从早到晚每个角落，人潮汹涌，叫人无处逃遁；陌生人之间互为抵牾、视若寇仇。同胞间的臭脸与冷眼，司空见惯，已成为举世无双的中国特色。

14亿人要温饱，要小康，搞得城市乌烟瘴气，江河湖海污浊不堪，城外能耕种的犄角旮旯全开垦了。收割后，国土一片空旷，城里人连个像样的玩儿的地界，都没了。在可比较的趣味上，什么北京的香山，什么上海的周庄，什么广州的白云山等，其实都是人们无处可去的无奈选择——难怪剑桥经济学家说，印度、中国已变成“了无生趣的人口饲养场。”

    如果你的某个同事执意要生3个孩子，今天，你会苦劝他放弃愚见。这说明你在安排自己的生育大计上，有了理性；一个民族也是同理。理性复苏了，咱们才知道滥生的代价，不止是生态灾难，还有灾难性的社会问题——超量人口，使人沦为争食蚁虫，纵容了不珍惜生命也不尊重人格的恶习。老板对廉价劳力的无限供给颇有信心，就不会善待打工者。超量人口还引发人际竞争的劣质化，人道关怀缩小在亲缘，裙带与人脉圈子里。以这种圈子，而不是以真才实学预设了城乡、官民、贫富、尊卑、贵贱的身份角色，令刚步入社会的青年悲愤不已。我敢跟任何人打赌的一件事是：那些下井挖煤的孩子们，没有一个是干部子弟！

    机会短缺，是人口过量的必然；贪欲，则是机会短缺的恶性补偿。连我这把年龄的人，还不免跟同学少年暗暗较量谁的钱多、房大、车好呢，遑论荷尔蒙正旺的青壮年？可悲吧？总之，咱生活中常见的“动物性屈从”与“集体性蠢行”（罗素语），都与这种劣质竞争有关。而且，人潮汹涌下，生命价值大打折扣，人的尊严也就荡然无存。医院病床，摆到了走廊或地下，输液只能坐在椅子上。教室里孩子爆棚，墓地穴位价格暴涨。卧铺车上抬不起头来，地铁或公车里，能把孕妇挤流产了，更解嘲的说法是：“挤怀孕了”。食谱广泛到无所不吃，食物品质降低到填饱肚皮。房舍拥挤到不见天日，生存空间稀缺到必须流血械斗。中国人没尊严地出生、看病、读书、就业、吃饭、如厕、穿着、居住、出行、交际、娱乐，甚至没尊严地去世，无一不与人口红利有关。

    最让我惭愧的是，西方人今天已将人道关怀覆盖到动植物等一切生命，乃至无生命的整个地球环境了，我们中国人的人道关怀，还没有突破亲缘、裙带与故旧，还没有惠及鳏寡孤老等弱势人群；又哪能顾得上珠穆朗玛峰雪线抬高，或渤海湾的生物多样性呢——伦敦、巴黎街头的展板或请愿，其诉求往往是援助达尔富尔难民，或不穿皮毛保护动物，而我们身边的上访告状，其诉求都是不得温饱的紧迫。

    总之，中国人在肉体安顿与生命繁衍上的错误，就是滥生，倾向于多生。所导致的生命贬值，生存悲苦与人权低下，都与“人口红利”价值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