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石画怎么贴更整齐:Edge对话：羞耻感是必需的吗？

均衡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利益，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人类社会却表现出了高度的协作性。在走向这种协作的过程中，人类的很多特质都发生了进化——包括羞耻（1）等情感。羞耻感在个体与集体协作失败时发生。羞耻感可以调节社会行为，而且作为惩罚的前兆：服从或者承担后果。羞耻感最早来源于废品处理、贪婪和胜任力缺乏这些问题。如果说负罪感是起源于个体标准，那羞耻感就是集体标准的结果。因此，与负罪感不同，羞耻感只有在与他人共处的情境下才会产生。

我们的祖先只能通过直接观察才能了解合作与背叛的动向。许多动物也利用视觉观察来决定是否与他者合作。比如，生物学家雷多安•布沙里（Redouan Bshary）发现，红海的暗礁鱼通过观察濑鱼清理其他暗礁鱼的行为来确定这些濑鱼是否具有合作性。布沙里亲自潜入埃及海岸的海底观察这种共生行为。在与暗礁鱼每天两千多次的接触中，蓝霹雳清洁工濑鱼（裂唇鱼）（Bluestreak Cleaner wrasses, aka Labroides dimidiatus）会吃掉暗礁鱼身上的寄生生物和已经死亡或感染的组织。这每一次接触都可以视作是合作行为。濑鱼会试图吃的更多，但是如果暗礁鱼在交易中已经变得过于消瘦，它们将拒绝继续与濑鱼合作。暗礁鱼会接近那些它们所见的那些与当前对象合作的濑鱼，而远离那些太过贪婪的濑鱼（2）。

和濑鱼一样，人类在感知到自己被他人观察时会更有合作精神。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者检验了他人之眼对人们在诚信箱里付茶水钱的影响。研究们每周在学校咖啡馆的箱子上面交替贴上鲜花和人脸的图片，并且持续了十周。结果发现当人们被人脸图片注视时，他们的付款额几乎是没有被注视时的三倍(3)。

除了被他人注视，观察他人的能力也能促进合作。努力了解他人在做什么是人之成为人的根本。人类社会的集体主义越强，服从就越重要，同时羞耻感的角色也越显著(4)。羞耻感既警告个体要依附于团体标准，也使个体为同伴惩罚提前做好准备。然而，很多个体主义社会已经从同伴惩罚体系转换到第三方的刑罚体系，比如雇佣警力、正式合同，以及陪审团判决。在视法律落入个体之手是违背公民德行的社会，羞耻感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也许这是为什么我们在思考那些令人羞愧的人时会感到难堪：羞耻感让大众也加入了惩罚的行列。比如血统论、工会罢工时列出的不参加罢工者的名单，以及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或者著名的保守派小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在1986年提出的给艾滋病人刺字的提案。现在看来，这些与羞耻感有关的例子都是对个人自由的侵蚀。抛弃羞耻感似乎是件好事，尤其是在调节那些不会伤害到他人的个体行为时。远离公众的羞耻感后，社会开始更多的依赖个体的负罪感来促进协作。

负罪感出现在很多社会困境中，包括我的一个研究领域：过度捕捞。过度捕捞的根源在于人类的食欲。野生鱼类的捕捞量正在下降，而我们也开始避免因食用不可持续再生海产品而产生的罪恶感。下面是各大报纸最近的头条：“天啊！另一种没有负罪感的鱼！”（《纽约时报》），“没有负罪感的寿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鳕鱼和炸土豆条？在无负罪感海鲜指南中加入鳕鱼”（《泰晤士报》），“好胃口；海鲜，简单而且没有负罪感”（《纽约时报》）。

可以预料的是一些工具已经开始涌现，比如针对海鲜，人们开始改变和管制自己的胃口（5）。这些工具的目的是使人们从一种海鲜转到另外一种。钱包卡片、iPhone应用和生态标签告诉消费者买哪种鱼可以吃，哪种鱼不可以。欧洲的商家提供尺子让顾客测量鱼的长度，从而避免他们买到年幼的鱼。

负罪感更多的出现在资源保护的情境中。被负罪感侵扰的母亲用自己女儿的洗澡水洗澡。洛杉矶的顾客因为海运蓝莓所耗费过多燃料而拒绝购买从智利进口的蓝莓。另外一位女士对可可豆种植破坏了自然栖息地心怀负罪感，因此拒绝购买巧克力，并且鼓励他的丈夫说她很享受杏仁的美味（6）。和中世纪人们虔诚的购买赎罪券一样，当代被负罪感驱使的消费者们开始购买碳补偿、LED灯和混合动力车，从而与《善良的消费者》（The Virtuous Consumer）、《良心购物指南》（The Rough Guide to Shopping with a Conscience）和《生态小鸡生活指南——引领难以置信的绿色生活》（The Eco Chick Guide to Life: How to Be Fabulously Green）等书中所描述的高尚行为一致。

问题在于尽管环境负罪感会带来显而易见的生态产品，却不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有一家连锁超市推出一种在鱼柜给鱼标记的方法，他们指出那些最环保与最不环保的海鲜：带有绿色标签“最佳选择”的海鲜销量每周减少了27%，带有黄色标签“保持谨慎”的海鲜销量每周减小了27%，但是红色标记“最坏选择”的海鲜——过度捕捞最严重的物种——的销量却没有改变（7）。从1980年至2008年，加州杀虫剂的销量增长了36%，而那里却是标有生态标签的有机食品的生产地（8）。除了合伙用车的零星例子以及用布购物袋替代纸袋，自1990年开始，美国石油的总需求量增长了30%，人均需求增长了5%（9）。理想主义消费者的积极作用的确存在，但是这些作用却被日益增长的消费者数目和他们的需求所掩盖。

我们已经指出，羞耻感不适合管理那些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个人行为。但是如果与羞耻有关的行为的确伤害了他人呢？美国国家性犯罪者登记处（U.S. National Sex Offender Registry）提供一个带有各个州性犯罪者的姓名、图片和地址的在线数据库。2010年3月，内布拉斯加州的立法者通过法案允许政府在线公开纳税超过两万美元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各个州的法官都会做出羞辱性的惩罚，比如判决扒手和强盗携带标语向公众宣告他们的罪行。这些与羞耻有关的例子也许可以制止坏行为，但是一些批评家，比如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认为政府的羞辱行为与法律保护公民尊严不受侵害的义务相冲突（10）。

如果政府不参与到羞辱行为呢？英国莱斯特（Leicester）的一个社区创建了一个专注于社区事务的YouTube频道，其中一项任务就是抓住“乱丢垃圾的人”。一些视频会正好抓拍到在乱扔垃圾的人，如果被认出，他们的真实身份会被电邮到社区的管理委员会。并以此提交到市议会，市议会对这些人处以罚款，之后视频也随之删除（11）。2008年，《圣塔菲报道者》（The Santa Fe Reporter）公布了该市用水量排前十的家庭的姓名和地址（第一名的用水量是平均用水量的二十一倍）。我在温哥华的公寓附近有家网球俱乐部公布了没有付款的人的姓名。在以上所有例子中，个体活动都让位于社区利益，政府也没有参与其中。这是羞耻的合理运用吗？这是有效的吗？

现在我们回答后一个问题。在这些情况下，羞辱也许能够改变行为。但是当我们面临更宏大和更紧急的问题时，改变个体的行为是无关紧要的。当问题很小或者我们有很多时间来解决它时，个体在某个时刻获得的改变才有意义（比如，忽视政治不正确的词语）。和寻求革命的产业一样，现在很多的社会运动都期望发生迅速的变革——而且最好完成时能向上直接影响体制。我称此为垂直激荡。《圣塔菲报道者》除了列出了用水量前十的家庭外，还列出前十的商业用户。圣塔菲商业用户第一名的用水量是家庭用户第一名的195倍。在这个城市真正开展节水技术，或者改变一个普通家庭的用水习惯，这两者之间的相对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负罪感是由个体受良心责备而唤起的，并且千差万别，因此它很难在机构水平发挥作用。但是羞耻感不是仅仅由良心引起。羞耻感是一种公众情感，它会影响到名誉，而名誉是机构的生存之道。2004年，在瑞士举办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世界上的顶尖CEO们发布了一个新闻稿，他们认为和财政状况相比，公司品牌名誉是一个更重要的衡量成功的指标。饭店的卫生等级卡则告诉我们羞耻感与名誉如何相互影响。这种方法由洛杉矶县于1998年引入，作为一种为大众健康谋福利的羞辱性技术。饭店被要求展示与最新政府卫生检查结果相一致的等级卡片。窗口内的等级——A、B或C——为那些重视清洁的饭店带来荣誉，而给那些最不注意卫生的饭店带来羞耻。显而易见的是等级卡将导致顾客对饭店卫生状况更加敏感。最后全县范围内医院接待的食物感染病例减少了20%，而且饭店的卫生状况也有明显好转（12）。

随着团体的壮大以及我们的先祖解决了通往协作之路上的诸多难题，人的大脑已经能够记录所有的人和所有规则。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所提出社会理毛假说（social grooming hypothesis）指出，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社会联结和监视他人的需要，人们开始学习说话（13）。接着在五千年前，人类又发展了另一个工具：文字。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一起催生出小道消息的传播。小道消息可以说是社会信息的矢量。由马普进化生物研究院的拉尔夫•索非德（Ralf Sommerfeld）和其同事所做的研究表明，在允许选手轻声议论他人表现的协作游戏中，正面的小道消息可以导致高水平协作行为的发生。更有意思的是，即使选手已经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小道消息还是会影响他们对其他选手的看法（14）。

人类社会已经越来越庞大，它的规模已经超出我们大脑所承受的极限。人类和规范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在这样大的集体内，什么工具可以帮助我们传播流言蜚语呢？答案是电脑，现在我们可以借助于它追踪和散播前所未有的巨额信息。比如，记者、兴趣团体和普通公民都可以去美国环保署（the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网站查看有害物质排放清单（Toxics Release Inventory）的数据库，揪出污染者并以他们为耻。从1988年设立数据库到1995年这十多年间，名单上330种有毒化合物的排放已经减少了45%（15）。当非盈利组织绿色和平（Greenpeace）呼吁乔氏超市（Trader Joe's）停止销售不可持续再产海鲜的要求被他们束之高阁时，绿色和平组织通过互联网协调了电话投诉活动和在全国各地的乔氏店面前的示威活动。乔氏超市的CEO不得不顺从绿色和平组织的要求，开始停止销售一部分过度捕捞的品种，并且同意在2012年底前做到只销售可持续再产的海鲜。

我们可以通过电脑模拟部落生活的亲密行为，但是我们需要人类被激起羞耻感从而促进协作。新工具的涌现——语言、文字和互联网——并不能完全替代眼睛的作用。像乔氏门外示威这样面对面的接触仍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异议表达方式。

那么到底是什么阻挠羞耻感催生社会变化呢？我想到羞耻感的三个缺点：

一、现在的世界瞬息万变，充斥着各种一次性的交流。当你意识到自己不会再次陷入相同的情境时，你不会倾向于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有研究表明，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会和别人再次相遇时，他们的协作性会提升。羞耻感在未来还有互动可能性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个以一面之交为主的世界，我们可以通过印象分来弥补匿名性的缺点，比如卫生等级卡片或者eBay的卖家评级。这都能帮助团体了解个人或者机构的协作水平。

二、现今世界使人的身份千变万化。回想前面提到过的红海里的濑鱼和暗礁鱼。濑鱼似乎知道自己被监视，它们会借助小暗礁鱼树立自己的声誉，使大暗礁鱼看见自己和这些小喽啰的协作行为。等到大暗礁鱼过来清理自己时，除了吃掉寄生生物，这些濑鱼也会吃掉暗礁鱼的肉。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使濑鱼越来越肥硕。假清洁鱼三带盾齿鳚（False Cleanerfish, aka Aspidontus taeniatus）也会扰乱暗礁鱼的视听，这种鱼靠着一副濑鱼的外表谋生。它们假装合作从而靠近暗礁鱼，在咬掉暗礁鱼身上的肉后就扬长而去。

现在我们的很多互动行为都与红海里鱼的清洁活动类似。我们很难追踪到谁协作以及谁不协作，尤其当你在监督一个机构时。2001年安然公司的破产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之一。安然借助许多空壳公司掩盖数以亿计的负债，并以此买下表现糟糕的安然股票来打造具有欺骗性的公司档案而且误导审计人员。在2008年破产前，雷曼兄弟用一个名为哈德森城堡（Hudson Castle）的小公司来转移它们账目上的风险投资，这样一来是哈德森城堡而不是雷曼兄弟吸收“头条风险”。这也把我们引向羞耻感的第三个缺点。

三、羞耻感最大的缺点是它的不充分性。有些人没有羞耻感。我和同事们曾做过大一新生参与协作游戏的研究，结果发现在那些协作性最差的选手身上，羞耻感不一定能促进协作。这意味着如果回报足够高，人群中总有一批人会和假清洁鱼一样表现地毫无羞耻感。银行可能已经破产，但银行家们仍能拿到他们的分红。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公布银行家个人所得分红会引起银行家之间的嫉妒，而不是羞耻感。

我和同事得出结论，完全的羞耻感不足以催生重大的社会变革。奴隶制没有终结是因为废奴主义者使奴隶主们羞于释放奴隶，童工没有终结是因为工厂羞于禁止儿童工作。臭氧层的破坏速度没有减弱是因为企业对生成含有氯氟烃的产品为耻。这也是为什么惩罚仍有存在的必要。即使羞耻感可以将大多数的人的行为引向正轨，政府仍然需要惩罚体系来保护团体免受那些最不协作的人的破坏。

最后，我们要考虑谁从属于这个团体。现在我们新挑战是权衡人类和非人类生物之间的利益。当非人类生物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我们如何鼓励所有生命之间的协作呢？成功的物种可能或多或少要认识到生命之间的相互依赖。如果人类要作为一个物种繁衍下去，那么我们因破坏其它生命形式而产生的集体羞耻感应该变得更强烈，而且要跟上我们对它们所扮演的各种各样生态角色的理解。我们对他人的注意曾促进我们自身的成功进化。也许就是这一种注意能使我们在生命的大网中保存其他物种，最终，也将保护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