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战士14波:宋代文化与文学研究

二、宋代文人的疏狂
　　
　　　　由以上检讨可知，宋人所谓疏狂带有疏离仕途规范和儒家名教、放纵生命本真形态的自由倾向。
　　
　　　　疏是狂的前提。人在仕途就不能太狂。尽管入仕的文人常会有点“狂者进取”精神，但一般都只限于直言忠谏，而且不能不讲分寸。即使这样，也还是常常因此而被贬黜。宋代皇帝的纳谏作风总的看要比其它朝代好一些，但以“狂言”之罪贬黜官员的事也是屡见不鲜。宋太宗因胡旦献《太平颂》不合己意，遂以“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的罪名“亟逐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夏四月辛亥，左屯卫将军允言坐狂率，责授太子左卫副率”。仁宗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屡因“小臣之狂言”、“越职言事”而遭贬谪。哲宗绍圣元年八月“壬辰，应制科赵天启以累上书狂妄黜”。
　　
　　　　两宋朝堂党争不断，从表面看，北宋党争关系于“新”与“旧”，南宋党争围绕着战与和。由此酿出无休止的是是非非、忠正奸邪、得意与失意。激烈的政治斗争把许多进取的狂者和狷介的狂人送上了迁谪的旅程。
　　
　　　　按孔子的说法，狂和狷都是不“中行”的。“中行”即中庸，仕途需要中庸而不要狂或狷。文人们不论因何缘故疏远或离开了仕途，其狂或狷的心思即可有所放纵。仕途与自由、中行与狂狷总是此消彼长的，其间存在着价值抵偿关系。
　　
　　　　宋人所谓疏狂，主要是指在酒、诗、自然山水、声色美女等方面放纵性情，疏于约束。以下依次加以考察。
　　
　　　　（一）“狂心未已，不醉怎管”──酒与疏狂
　　
　　　　酒是麻醉剂，又是兴奋剂。它可以帮人暂时消解烦忧，助长人们游玩娱乐的兴致，刺激创作激情和灵感等等。刘伶纵酒任真、阮籍醉酒避世、陶潜把酒赏菊、李白“斗酒诗百篇”……文人与酒的缘分总是蕴涵着深厚的文化意味。
　　
　　　　宋代文人疏离仕途之际，也免不了常常狂饮狂醉，又借酒狂吟、狂歌、狂舞、狂玩，狂纵恣肆地享受自由的快感。人在仕途的约束感、压抑感、装饰感需要借助“杜康”来消解，狂饮以求真率；不在仕途的失落感需要借助“浊醪”来补偿，狂饮以求充实；人生的各种烦恼、苦闷、或忧伤都可以借助醉意来超越或解脱，狂饮以求轻松；而生活中的许多欢欣也常常要借助酒意来品尝，狂饮以求生命自由之美感愉悦。
　　
　　　　比如柳永失意时与“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流连”；“未更阑，已尽狂醉”。晏小山热恋中“曳雪牵云留醉客，且伴春狂”。
　　
　　　　苏舜钦从政不慎，“放歌狂饮不知晓”，结果授政敌以柄，落职闲居，索性“日日奉杯宴，但觉怀抱抒”，在沧浪亭里自由自在，“醉倒唯有春风知”。
　　
　　　　苏轼谪黄，“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以至“夜饮东坡醒复醉”。出于对仕宦风波的厌倦，他希望“且趁身闲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南宋文人多因主战不遂而疏离仕途，则胸中磊块更需杯酒浇之。张元干常常酒后言狂：“念小山丛桂，今宵狂客，不胜杯勺”。“春撩狂兴，香迷痛饮，中圣中贤”。“醉后少年生狂，白髭殊未妨”“昏然独坐，举世疏狂谁似我”。
　　
　　　　负天下之志的陆游只能在“尊前消尽少年狂”。
　　
　　　　大英雄辛弃疾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却被朝廷长期弃置山林，于是终日醉饮狂歌，自称“酒圣诗豪”，借酒浇愁、泄愤、自慰、取乐、交友、打发时光。
　　
　　　　文人之嗜酒，总是比一般只图口腹之快者多几分情趣、意趣、理趣。比如陈师道，虽然性情极其孤傲、不长于交际，但也深爱杯中之物，深得饮中三昧。他自谓“向来狂杀今尚狂”，其《次韵苏公独酌》诗，颇言醉饮纵情、忘我全真之意趣：
　　
　　　　云月酒下明，风露衣上落。是中有何好？草草成独酌。使君顾谓客：老子兴不薄。饮以全吾真，醉则忘所乐。未解饮中趣，中之如狂药。起舞屡跳踉，骂坐失酬酢。终然厌多事，超然趋淡薄。功名无前期，山林有成约。身将岁华晚，意与天宇阔。醒醉各有适，短长听凫鹤。
　　
　　　　以上所举都是心中有所不平的散淡文人，下面再举一位史称“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的名臣司马光，或许更有助于说明文人之狂与酒的关系。
　　
　　　　司马光生前身后都有正人君子之美誉。且不说他在朝时如何“有法”、“有礼”，即以退居而言，“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他的贤达知己邵雍对其“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的君子之德倍加称道。他律人律己都比较严格，尤其不赞成狂人。熙宁三年《与王介甫书》批评推行新法的王安石“所遣者虽皆才俊，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就是这样一位严于规范的大儒，在其退居洛中的岁月里（52－66岁），也不乏“樽前狂气出云霄”的自由乐趣。
　　
　　　　以酒销愁、乐以忘忧常有之：
　　
　　　　执酒劝君君尽之，今朝取醉不当疑。好风好景心无事，闲利闲名何足知。
　　
　　　　──《执酒》（《全宋诗》P6073页，下引同书只注P次）
　　
　　　　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
　　
　　　　──《醉》P6089
　　
　　　　身外百愁俱掷置，放歌沈饮且醺醺。
　　
　　　　──《送张太博肃知岳州》P6111
　　
　　　　宾主俱欢醉，高楼迥倚空。形忘羁检外，酒散笑谈中。
　　
　　　　──《宜甫东楼晚饮》P6135
　　
　　　　朋友聚饮行乐常有之（当时洛阳聚集了一群文化老人，常常相聚为“耆英会”、“真率会”等，蔚为洛中人才盛事）：
　　
　　　　年老逢春犹解狂，行歌南陌上东岗……吾侪幸免簪裾累，痛饮闲吟乐未央。
　　
　　　　──《再和尧夫年老逢春》P6180
　　
　　　　洛下衣冠爱惜春，相从小饮任天真。
　　
　　　　──《和潞公真率会诗》P6205
　　
　　　　白头难入少年场，林下相招莫笑狂。
　　
　　　　──《又和南园真率会见赠》P6220
　　
　　　　七人五百有余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纻衣丝发且相辉。
　　
　　　　经春无事连翩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从他笑满头花。
　　
　　　　──《二十六日作真率会……用安之前韵》P6206
　　
　　　　白居易晚年居洛，曾有九老会之雅集。司马光此时陶醉于洛中衣冠盛会，颇有不让前贤、乐不思汴之感：
　　
　　　　西都自古繁华地，冠盖优游萃五方。比户清风人种竹，满川浓渌土宜桑。
　　
　　　　凿龙山断开天阙，导洛波回载羽觞。况有耆英诗酒乐，问君何处不如唐。
　　
　　　　──《和子骏洛中书事》P6208
　　
　　　　对文化人来说，醉饮之真谛在于自由。据他自己说，酒中真味是于居洛时才悟得的：
　　
　　　　觉后追思气味长，欢情愁绪两俱忘。近来方得醉中趣，熟寝沉沉是醉乡。
　　
　　　　──《又即事二章上呈》P6213
　　
　　　　清茶淡话难逢友，浊酒狂歌易得朋。
　　
　　　　──《题赵舍人庵》P6225
　　
　　　　醉饮之乐既多，自然令人倾心：
　　
　　　　余生信多幸，狂醉亦无嫌。
　　
　　　　──《三月三十日……呈真率诸公》P6208
　　
　　　　洛邑衣冠陪后乘，寻花载酒愿年年。
　　
　　　　──《和子华……赏牡丹》P6214
　　
　　　　他甚至有点嗜酒如狂了：
　　
　　　　头白惜春情更深，花间独醉竞分阴。
　　
　　　　──《次前韵二首》P6213
　　
　　　　盛时已过浑如我，醉舞狂歌插满头。
　　
　　　　──《和秉国芙蓉五章》其三P6219
　　
　　　　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朝廷的召唤又使其离开了这片令他开心惬意的乐土。告别自由的感受的确是复杂的，他最想说一说的还是这杯中“知己”：
　　
　　　　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
　　
　　　　──《留别东郡诸僚友》其五P6089
　　
　　　　这似乎有点悲凉，然而恰可说明：醉里狂欢最是疏离仕事者的一大乐趣。
　　
　　　　（二）“狂吟无所忌”──歌诗与疏狂
　　
　　　　古代文人讲究诗酒风流，酒狂常为诗狂而设。如果只有酒而没有诗，文人就不成其为文人了，因为村夫野老也懂得口腹之快。司马光就曾说过苏舜钦因诗而留名：“潦倒黄冠无足论，白头嗜酒住荒村。狂名偶为留诗著，陈迹仍因好事”。陈与义云“风流到樽酒，犹足助诗狂”。陈亮自称“酒圣诗狂”。酒狂和诗狂是成就文士风流的两大相关要素。
　　
　　　　对于文人，酒只是自由生命的“药剂”，狂饮助狂吟，酒使自由生命得以放纵，诗使自由生命的价值得以实现并且永恒。李白说“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是预设了一个不争的前提──诗。陈王是诗人，否则说他干什么呢？李白之“斗酒”所以成为美谈，也是因为有“诗百篇”这个前提或者说结果。
　　
　　　　有了诗，文人的狂醉才能得到社会和历史的审美确认，文人的价值才能超越时空中的一切短暂而获得永恒。
　　
　　　　文人之疏狂总是蕴涵着丰富的诗意。林逋《读王黄州诗集》云：
　　
　　　　放达有唐唯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左迁商岭题无数，三入承明兴未休。
　　
　　　　说的是王禹偁这位开宋诗革新之先声的诗人，在左迁商州的两度寒暑中，创作了他一生中最堪称道的一批诗篇。徐规先生说：
　　
　　　　禹偁在商山二年，为一生中作诗数量最多、质量最佳之时期，曾有“新文自负山中集”（卷十《幕次闲吟五首》）之句。
　　
　　　　文学史上素有忧患出诗人之论。几乎很难举出哪位文学家的创作高峰出现于仕宦通达之际；而绝大多数堪称优秀的文学家，其创作丰收期差不多都是在其疏离仕事之时。比如苏轼、辛弃疾的创作高峰期都出现在谪居岁月中。这一因心有所感，二因时间宽裕，三因心境相对疏放。儒家于个人出处之道，素有“兼济”、“独善”的进退原则。疏于仕事而将心力倾注于文学，这是文人独善其身的主要方式。
　　
　　　　王禹偁30岁举进士，38岁谪商州。谪商前夕曾有诗云：
　　
　　　　奉亲冀丰足，委身任蹉跎。终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
　　
　　　　随后便谪居商州，真的开始了蹉跎狂歌的生活。他在商居之后的《对雪示嘉佑》诗中回忆道：
　　
　　　　山城穷陋无妓乐，何以销得骚人忧？抱瓶自泻不待劝，乘兴一饮连十瓯。晚归上马颇自适，狂歌醉舞夜不休。
　　
　　　　“狂歌”本是文人的事业，加之商州团练副使这个实为监督改造的身份是被明令不得签署公事的，因而王禹偁更把诗歌看作谪居岁月里唯一的精神寄托：
　　
　　　　宦途流落似长沙，赖有诗情遣岁华。
　　
　　　　──《新秋即事三首》其二（《全宋诗》（下同），P732）
　　
　　　　迁谪独熙熙，襟怀自坦夷……消息还依道，生涯只在诗……琴酒图三乐，诗章效《四随》……吾道宁穷矣，斯文未已而。狂吟何所益？孤愤泻黄陂。
　　
　　　　──《谪居感事一百六十韵》P709－712
　　
　　　　眼前有酒长须醉，身外除诗尽是空。──《寄海州副使田舍人》P731
　　
　　　　未有一业立，空惊双鬓衰。唯怜文集里，添得谪官诗。
　　
　　　　──《滁上谪居四首》其二P754
　　
　　　　冬来滁上兴何长，唯把吟情入醉乡……谪宦老郎无一物，清贫犹且放怀狂。
　　
　　　　──《雪中看梅花因书诗酒之兴》P755
　　
　　　　咸平三年十一月，素“以直言谠论倡于朝”的王禹偁再谪黄州。这时他47岁，其生命的旅程再有一年就结束了，他的财富还是只有诗：
　　
　　　　悲歌一曲从事书，唱与朝中旧知友。
　　
　　　　──《筵上狂歌送侍棋衣袄天使》P787－788
　　
　　　　他一生为官清廉，不治产业。离商州时就只是将“诗章收拾取”，“留与子孙吟”，此番谪黄，他“即着手编次平生所为文……成三十卷，名曰《小畜集》”。这位48岁就辞别了坎坷人生的诗人，似乎真的对自己的生命早有预感，他竟然如此从容地亲手把自己一生最看重的“狂歌”留给了后人。当然，后人也永远铭记了他的“忠义之气”，《宋史》忠义传序例举五位忠臣直士，即有其名。
　　
　　　　辛弃疾是典型的狂饮狂歌之士，他自称“酒圣诗豪”。在醉意中作词是他罢官数十年闲居岁月里的主要事业。他把这种生活称之为“一觞一咏”、“醉舞狂歌”、“樽俎风流”。他是宋代词人中传世词作最多者，又是豪放词派的最优秀代表。在他的六百多首词中，“狂”字凡十三见，多为其狂饮狂歌心态之写照，兹据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索引于下（只注P次和词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