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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着智库旗号敛钱是新型腐败行为 -----《金融风险在中国的演变》概论选登之六
李 锦
我是见什么学什么，常常像康德那样，读进别人的书，努力创造出自己的思想，然后便把别人挤出去了。1988年后，我的主要精力是写调查报告，写内参，做智慧型记者，后来成了智慧型学者。这样的路也已经走了20多年了，我能够成功的地方，在于不管个人遇到什么遭遇，但始终关注国家的命运，在于总在一线调查，总是在学习，因此使得我的精神世界总是充盈活力也总是试图发现思想。在我在智囊生涯，多次有新思想而不得出的遭遇。1995年，正是中国以资源依赖与国家投资为主的思路运行时，我提出资本经营的理论，写出近两万字的长文《资本经营试论》，这种努力包括着明确表达对“资本”这个词概念的修改，这是对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我像卞和怀玉带着稿件到北京去，找到京城四大总编，挨个敲门。然而国家正规的宣传口径是“只宣传国有资产不流失，不要提新口号”，在通常发稿的主流渠道，我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理解。当时正是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自然想起张自忠、佟麟阁，这些人都是以个人生命来殉伟大救国事业的。一时，到卢沟桥上缅怀救国之志，面对卢沟桥上的石狮而发问，中华民族为什么不睁开眼而猛吼，中国人太缺少发现和坚守真理的英雄了。我亦为卞和怀玉之境遇而苦恼，为有思想而无处发表而愤慨……这时候，我觉得中国更需要苏格拉底、哥白尼、布鲁诺这样的思想英雄。我的努力使24 家报纸在头版头条刊发，使资本经营一词风靡天下。这是我第一次提出自己的企业理论，对当时国家正在推行的以“抓大放小”为标志的资本结构调整起了理论先导作用。两年后，“资本”这个词终于出现在党中央十五大报告上了。
信贷万言书成文当日，我便马上呈单位当时的“一把手”。我们这个单位也是以智库为自称的，专门成立了“智库中心”。然而，很多地方的智库并不生产和容纳真正的智慧，只是打着智库服务的旗号去一地一地排查，做“鬼子扫荡式”的敛钱勾当。而真正对国家有用的智慧却不给发表的机会。我的建议书的结局是“石沉大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把研究报告直接寄给国务院总理，于是发生了后来一连串事情。显然，以“上达天听”垄断权力的威慑，去打着智库旗号做敛钱勾当是舆论垄断权力导致的一种新型腐败行为，这种智库行为迟早会受到历史的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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