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会主席、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青木昌彦：

制定政策要考虑人们的预期

日期：2011-07-25 作者：田晓玲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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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梭于美国、日本、中国，以“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看待全球经济，青木昌彦常常乐此不疲。近日，他来到清华大学出席国际经济学会第16届全球大会，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本报记者  田晓玲
    
    有人说，世界级管理大师在亚洲的代表是日本的大前研一，而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在亚洲的代表人物，青木昌彦（Masahi ko Aoki）算是其中之一。2008年6月，青木昌彦被推选为国际经济学会主席；这是保罗·萨缪尔森、肯尼斯·阿罗、阿玛蒂亚·森等著名经济学家曾经出任过的职位。
    
    青木昌彦196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经济系，196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来先后担任哈佛大学副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斯坦福大学经济系教授，1997年之后，青木出任日本通商产业研究所所长和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现在，他还是斯坦福大学名誉教授及日本一桥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1998年，他获得了国际熊彼特学会的熊彼特奖。他也一直被看作是制度经济学家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重要人选。
    
    传统上，市场被看作是人类创造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不过，在上个世纪的后20年，人们日益认识到“制度才是重要的”。从道格拉斯·诺斯开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借鉴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的成果，对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做整全的研究，以期认识制度的起源和变迁，厘清人类经济的发展规律。
    
    作为新比较经济学中最重大的方法创新，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I A)”学派采用众多新理论，包括组织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对制度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同时，青木昌彦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现在为全球所熟知的“内部人控制”概念，最早就是由他发明的。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青木昌彦还是最早关注中国经济变革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早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青木昌彦就到过中国做深入的学术考察。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之际，他更是多次来到中国，同吴敬琏等中国经济学家共同切磋中国经济的走向。在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他还特地回到日本，从2002年起开始系统发表关于“失落的十年”的系列评论，促成了后来的日本、中国乃至全世界重新认识日本的一场新运动。
    
    穿梭于美国、日本、中国，以“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看待全球经济，青木昌彦常常乐此不疲。近日，他来到清华大学出席国际经济学会（IEA）第16届全球大会、并作为大会主席发表了《经济发展五阶段与中日制度演化》的主旨讲演，会议期间，他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制度有好有坏；好的制度取决于“人”
    
    文汇报：您是作为“比较制度分析”的代表人物而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在许多场合，人们都会让您来解释“制度”的真正意义。我们想知道的是，您所说的“制度”，是不是更接近于传统习俗，而不仅仅是一些成文的法律规范？
    
    青木：很多人认为“制度”就是类似于法律的一些东西，制度改革就是法律规范的改变。在我看来，制度其实意味着人们在社会中彼此互动的方式，以及人们对这些互动方式的预期。关于社会行为，人们必须形成一些共同看法。从博弈论角度来说，这就是博弈，这种博弈状态才是社会的运行方式。人们借助外来因素对这些稳定的博弈加以总结，就形成了制度。外来因素可能是法律、习俗、规范，或者诸如中央银行、法院之类的组织，人们对各类组织如何运作有看法、有预期，这些看法和预期被固定下来，就成为了制度。人们相信这就是社会运作的方式，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以后就会根据这些看法来行动。
    
    文汇报：但是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制度”“均衡”之类的概念还是比较抽象。您在自己的书中也尝试着举例说明，比如：尽管政府颁布法令禁止进口某些物品，但如果人们普遍相信贿赂海关官员可以绕过法令，那么，与其说法令是制度，还不如说贿赂官员更能被看作是制度。“制度”概念的弹性真的有那么大？
    
    青木：我的意思是，制度就是人们共有的看法。当然，制度有好有坏。你不可能仅仅通过法律的改变，就去改变制度，改变社会博弈方式或者说社会的运行方向，除非人们相信这些方式的确就是社会博弈应当遵循的规则。
    
    文汇报：您也通过制度比较分析研究过俄罗斯的转轨经济，发现当年IMF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尽管曾经派遣大量经济专家前往莫斯科指导那里的经济改革，效果依然不好。这是否意味着，“制度”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外源性”的、而是“内生性”的？
    
    青木：的确是这样。在中国的案例中也是这样，199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也派了很多专家，同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包括时任总理朱镕基进行讨论。中国政府后来吸取了这些讨论中的一些意见，包括国外的商业实践、公司治理的法律、中央银行的法律等等。当你建立起这些法律，中国的央行按照这些法律开始运作，国有企业依此转制为公司，开始以公司的方式运作，你就会获得一套概念，知道诸如中国电信、中石油是如何运作的，央行是如何管理汇率的。你对此会产生一定的预期，这些才成为制度。
    
    文汇报：在您看来，好的制度究竟是被政治家们所设计出来的，还是被创新型企业家所引发出来的？
    
    青木：好的制度不仅仅取决于企业家。事实上，好的制度取决于“人”，包括制定政策的政治家，他们制定的政策会决定人们的互动方式，因此，在制定政策时，要把人们的预期、信念和看法都包含在内。这是政治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互动，也是一种博弈。双方都必须形成一定的预期和看法，并且考虑其他组织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社会就会在博弈和互动的过程中向前发展。
    
    文汇报：那么，决定“制度”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技术，市场诱导的力量，或者“文化基因”是否都算得上是这些因素？
    
    青木：是的，这些因素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还包括社会习俗。
    
政府应该更多地从市场退出，转而扮演市场守护者角色
    
    文汇报：“内部人控制”是您在研究转型经济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意思是指国有企业在民营化过程中由于不够谨慎而导致经营者侵占国有资产。好多年过去了，全球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在您看来，“内部人控制”的问题是否依然存在？
    
    青木：的确是这样。1990年代学术界对此有过很多讨论。我之所以提出“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国有企业转制成现代公司是一种潮流。现代公司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公司的表现通常会在股票市场有所体现，公司表现不好，股票价格下跌，就会对公司管理产生压力，在这种压力下，管理不善的公司会更换管理层。但是，如果国有企业在转制后，管理层仍旧掌握权力，占有公司相当大的股份，这些份额仍旧为政府所持有，那么，外来的控制就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管理就仍旧会停留在原来的状况。我感到，这种问题今天依然存在。如果政府对企业有太大的控制，企业就不可能真正运行，也不能真正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反应。
    
    文汇报：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近来成为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我们看到，最近国际上有不少看空中国经济的言论出现。在您看来，中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可持续性的发展，有哪些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青木：中国的状况是，在过去20年，有差不多2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些人被称为“流动人口”。问题在于，“户口”使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分割依然存在，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尽管社会保障体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农村户口的人要想参加当地的高考，仍然存在障碍。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另一个问题，是土地所有权。有农村户口的人都拥有土地使用权，但是他们在社会保险方面并不是特别有保障。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中国有2亿流动人口，未来可能还有1亿人要流动出来，10年以后，1960年代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要面临退休，如果他们回到乡村，那么，用什么来保障他们的生活？这是中国面临的非常重要的挑战。
    
    文汇报：还有一个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中央和地方在诸如财政关系上的相互博弈，在您看来，它会不会带来某种道德风险，最终影响国家能力的建设？
    
    青木：1990年代中期，中国有过一场财政体系的变革。1980年以前，中央政府不能自己直接收税，而是由省级政府来完成，牵涉到如何通过协商在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之间分配税收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导致了1980年代的公共财政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到1990年代，税基从省级政府上移到中央政府，包括增值税、收入税，都更加“中央化”。这是非常好的变革，可以使全国市场更加一体化。但它同时也带来了问题，省级政府或者说地方政府被要求承担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但是钱却被收到中央政府层面了，尽管中央政府也会把相当部分返还给地方政府。问题在于，这种转移应该更加透明地加以操作。这是中国政府正在试图改进的问题，也是非常核心的问题。
    
    文汇报：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要。您曾提出，在市场从人格化到非人格化演变过程中，政府必须是有效的、具有执行力的，政府应该起到“利益协调人”的角色。在当下中国，分配公正、道德诚信的讨论备受关注，人们期望政府在其中起到更大的作用。那么，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究竟应该如何界定？
    
    青木：如果从非常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的话，日本、韩国和中国其实有很大的共性。大约在150年前，这些国家有超过80%的就业人口分布在农村地区；之后，从这种状态转变成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格局，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使农村地区的过剩物资转变成工业化资本的过程中，需要政府扮演一定的角色。就中国的案例而言，1950-1970年代，政府在将农业剩余转化成工业积累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经济起飞因此才成为可能。但是，一旦经济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即人们可以通过自由流动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了（这一阶段在中国大致发生在1980-1990年代），我觉得，政府就应该越来越多地从市场上退出，转而确保市场能够高效、均衡、透明地运作，这个时候，政府相当于扮演着一个市场守护者的角色。
    
    文汇报：也就是说，关于政府角色的讨论，是基于不同时代和发展阶段而言的？
    
    青木：是的。我们必须先经历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阶段，然后才是人口开始流动的阶段，这时，在工业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市场完全建立起来了，市场更加透明、市场的发展更加基于人力资本。中国过去20年在教育均等化方面有了很大改善，人力资本也有了显著提高，有更多的人进入到高端产业中。在1950-1960年代，中国的人口增长非常快，新增人口几乎全部进入生产领域，这就是中国的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原因。从1980-1990年代直到21世纪的头10年，中国的人口从农业部门进入工业部门，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要素。现在，这个过程慢慢进入停滞，因为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我们不可能指望人口还能够大规模增长；同时，大部分人已经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仍旧住在农村的人可能已经五六十岁了，不可能流动到城市来。中国的劳动力增长可能出现了转折点。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增长必须更多地寄希望于人力资本的提高，通过人力资本的投资、改善组织运作方式等来提高个人生产率。这才是中国需要努力的方向。对政府而言，更重要的任务是通过教育、保证劳动力市场更加高效地运作，以此来保证人力资本的改善。
    
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要求不断调整制度，适应不同阶段的需要
    
    文汇报：您提出，中、日、韩的现代化进程是被高度压缩的；与用了较长时间慢慢地自发完成现代化的国家相比，这类经济奇迹还需要格外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危机因素？
    
    青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被高度压缩了，所以，它们的老龄化进程会非常快，像日本、韩国和中国，都面临着这个阶段，就是人口的很大一部分都是老年人，比发达国家的老龄化进程要更快。要考虑如何支撑这种局面，必须让就业人口的生产率得到更大提高，这样才能支撑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这些都是非常核心的议题，包括如何设计社会保障体系，如何使劳动力市场更具有竞争力、更加透明，如何更多地通过教育、培训去投资于人力资本。
    
    文汇报：日本“失落的十年”广为人们所关注。为什么人们对它做出的解释会存在很大分歧？在您看来，最接近真相的解释应该是什么？中国能否避免这条弯路？
    
    青木：我的解释非常简单。我刚才也提到了，这是经济发展必须经历的连续阶段。日本经济发展出现过人力资本投资非常多的时期，通过组织人力资本，包括改革企业架构来适应人力资本的变化，1970-1980年代，日本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但是现在，经济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和韩国都后来居上，与日本相比更加具有竞争优势。日本必须通过自我改革来适应新的阶段；面对就业人口的萎缩，要提供更多机会给女性和年轻人。日本的组织架构是依据工龄来提升职位的，工作时间越长，职位越高，所以公司高层都非常年长。现在这种状况正在改变。老年人不一定知道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日本企业需要做出变革，更多地提拔年轻人，让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到公司的管理事务中来，女性也应当更加积极地参与社会。这样一来，就业人口萎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缓解。问题在于，日本的政治家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中国迟早也会碰到老龄化问题。韩国也是。一开始，韩国的劳动人口比例非常高，但老龄化进程非常快，未来10到20年，韩国的劳动力人口萎缩速度以及老龄化人口的增长速度可能比日本还要快，所以，也需要年轻人在组织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女性更多、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日本过去的生育率一度下降得非常快，但是2年前开始有所变化，三十八九岁的女性也开始生育，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我认为这也标志着社会更加成熟。
    
    文汇报：也就是说，您认为日本的问题出在老龄化，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汇率、银行问题？
    
    青木：日本这一时期的汇率、银行只是产生了一些问题，但都不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考察根本性的问题，我一直强调要从非常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从长的历史时段来看，你就会发现日本现在其实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韩国和中国也会很快进入这个阶段。
    
    文汇报：制度经济学为中国学界所看重，但是长期以来它仍旧未能处于主流经济学的位置，您认为其中的原因何在？
    
    青木：我觉得制度经济学应该进入主流经济学。中国的发展非常快，在非常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断调整制度来适应不同阶段发展的需要，中国人对制度经济学更加感兴趣就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美国，他们的体系以市场为导向，他们很少看到在不同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非洲国家仍旧面临不同的问题，比如人口和老龄化，而欧洲则面临社会保障体系的调整，以及社会公共财政可持续的挑战等问题。
    
    我希望，相关组织能够像国际经济学会的年会那样，推动人们形成更广泛的视野。这次国际经济学会年会，我们有人口、社会规范、宏观经济、农业等等讨论专场，这些话题都是互相关联的。来自全球不同国家的人，不仅是美国，而且还有印度、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学者共同参与，显得非常重要。
    
    文汇报：您在书中引述心理分析学家卡尔·荣格的话说，身处不同社会文化之间做跨境理解，存在着精神分裂的巨大风险。作为从事比较制度分析的著名经济学家，您长期在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往来观察，是否也感受到这种压力？
    
    青木：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像我以及斯蒂格利茨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要想深入了解不同社会的运作的话，观察来自不同文化、不同体制的人，同他们谈话和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跨境理解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