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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中国“少年们的一天”

作者：戴问天

妞是我们厂里的封烟女工，“约摸十六岁了，每天老是天还不十分亮就来上工，手脚灵敏轻快……”听到这个消息，作者赶忙到顾大妞家去看个究竟。只见她“默默坐在床沿上，左臂包扎着，用带子系在头颈下，垂着头，两眼噙着泪。她妈一边哭，一边向人诉说”。原来，她母亲害了多年痨病，顾大妞所得工钱大都花在医药上。前几天，她听人说古时候有个孝子，把自己的肉割给娘吃，娘的病就好了，她便学那孝子，在左臂上割了一块肉，和鸡蛋拌在一起炒了给她妈吃。还忍住疼痛，没让她妈发觉。后来见她举止不便，再三盘问，她才说出实情。
　　写稿应征的读者许多是中学生，说到学校教育的自然不少。南京读者余庆贻的文章《国文课》描述颇为生动，他们的老师说：“国家的命脉在于国粹，国粹保存不了，国家便要亡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把国学弄好才成。”讲到墨子，这位老师说：“墨子提倡兼爱，……耶稣提倡博爱满爱也就是兼爱，他所提倡的，我们墨子老早就提倡过了。可见得我们中国的文化真是伟大!现在的人都喜欢模仿西洋，喊民主啰，喊自由啰……”那位老师不得不心忧起来：“不得了啦!告诉你们，天下要大乱了……”
　　那样的国文老师，显然不是个别的。成都读者陈晴波的文章《作文》，称他的国文老师为“老夫子”，由此似乎可以察觉他对那位老师的看法。五月十日那天“老夫子”在黑板上写下的作文题是“皮球”，“同学们起了一阵怨言。大家请求他另外再出一个。”老夫子没答应，解释说：“这个题目是很好作的。先来一个冒头，说明皮球的构造，用什么东西作的，是什么形状。第二段说它的种类。第三段说它的好处，如像强身健体啦，发达肌肉啦。第四段就说它的坏处。不小心就会弄得头破血流，或者耽误了正课。最后来一个总结，说明我们玩球，应当求其好处，避免其坏处。向这样做法，就是一篇好文章了。”
　　南京在全国也算文化发达的地方，成都则至少在西南地区应算先进，不过早在二十多年以前，经济、文化落后的贵州已经有不那么老夫子气的国文老师了。我父亲就读过“改良私塾”。开馆的先生名吴永章，开有“算数”课。又讲授“论说文”。后来父亲进了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当时算贵州最高学府)，国文老师龙汝钧(仲衡)先生曾经到北京进国语讲习所，受到五四运动新思潮的熏陶，思想比较开明，课内课外常指导学生读一些充满新思想的白话文作品。经他推荐，父亲买了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存》。《文学改良刍议》—文他本已在杂志上读过，有了书后又反复阅读。和当时许多有志改革的青年一样，那篇文章在他思想里激起很大波澜。胡适说：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字改革，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须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龙仲衡先生指导学生写作文，可以用文言，也可以用白话(当时称“语体文”)。父亲在私塾学作文，是在背诵《声律启蒙》的基础上从“对对子”开始的，写的都是文言；这时却和另外几个求新的同学一起，喜欢改用白话来写。常常得到龙先生的赞许。那时候的读书人，读惯了之乎也者，白话虽然天天听，但范文很少，所以觉得文言易写而白话难为。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上引的一小段看，今天读起来也觉得不全像白话文。
　　附带说说，前几年我给小外孙女买过南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学大教室》(一套五册)，其中《中国·现当代卷》第一页引了胡适这段话，但把“务去烂调套语”误作“勿去烂调套语”，一字之差，意思全反了。该书标明是2002年12月“插图升级版”，我买的书又是2003年3月第2次印刷的，印刷颇精美，竟没把这样重大的错误校正过来，真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
　　重读《少年们的一天》，还让我想起为该书画了15幅插图的沈同衡先生。他是江苏省宝山县(现上海市宝山区)人，我父亲的老朋友。沈先生做过小学教师，因受陶行知先生影响，曾在家乡创办农民夜校，开展平民教育。解放初期，沈先生担任上海市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秘书长，1951年“三反运动”中被当成了“大老虎”。说来也荒唐，他任秘书长不到一年，被迫交代的贪污金额却超过美协一年经费的总和。好在“三反运动”还讲究查证落实，不像“反右”、“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只要有人揭发就定罪，所以最终没给他定成贪污分子。运动结束以后，沈先生调到《人民日报》工作。不幸的是1957年再遭劫难，被划成“右派”。那年我父亲在教育部也被划为“右派”，下放山西稷山。t979年初父亲平反回到北京，见到许多多年没见的老朋友，但沈同衡先生却过了一段时间才见到。原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新疆，挨当地“造反派”批斗，吊打、跪玻璃渣等肉刑都挨过。平反以后，一些遗留问题的解决也不大顺利，费了很大力气才回到北京。
　　《少年们的一天》不是历史书，但它能让我们真实而具体地感受历史。从叶老给我的回信看，他对我那个建议是很赞同的，有关单位也表示有兴趣。然而不知为什么征文之事终无下文，这样就留下一点遗憾。现在我们对1947年中国“少年们的一天”仍然能够有所感受，但对1960年前后中国“少年们的一天”什么样，就难免茫然了。
　　(本文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