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五一路周围宾馆: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

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

沈志华：「唇齿相依」还是「政治联姻」？——中朝同盟的建立及其延续(1946-1961)

中朝关系在中国大陆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相关的档案文献也异常难寻。所以，在若干年前论及到这个问题时，除了老生常谈的官方宣传，真正的学术研究在中国几乎是看不到的。所幸的是，最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和俄国有关朝鲜战争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特别是有关中苏参与战争情况研究的深入发展，这一时期中朝关系的真相开始有所显露，于是人们就完全可以掀开铁幕，逐步地考察现代中朝关系的历史过程了。[1]

从法律上讲，中朝同盟条约是1961年签订的，但自1950年中国出兵朝鲜开始，双方的同盟关系实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从抗美援朝运动开展以来，谈到中朝关系，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就是“唇齿相依”，以此表明这两个国家休戚与共，命运相连。[2] 当年甲午海战，中国就是为了保护朝鲜，不惜以初建的海军与日本铁甲舰拼杀，结果一败涂地。如今，又是为了挽救朝鲜，刚刚建国的中共政权又不惜冒着引火烧身的危险，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对阵。仔细品味，中国这两次为援助朝鲜而出兵作战，确有“唇寒齿亡”的担忧。不过，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革命形势的出现，特别是冷战格局的形成，历史上影响中朝关系的传统的地缘因素和情感因素，已经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不断凸显出来的则是革命的和政治的因素。这无疑是观察现代中朝关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本文拟利用目前可以找到的中国和俄国档案文献及口述史料，详细考察中国与北朝鲜同盟关系建立和延续的历史过程，即1946年夏天中共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的建立、第一支中共军队中的朝鲜族部队开赴北朝鲜、中朝非正式“同志关系”建立的背景，1950年10月中国出兵援助朝鲜并与其结成同盟，特别是在战争期间中朝高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频频发生的情况，战后中朝关系的变化、朝鲜劳动党八月事件及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全部撤出朝鲜的原因和结果，试图说明在冷战背景下这种同盟关系的本质特征。

一、中朝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

近代以来，中国和朝鲜同时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威胁，共同的命运把它们联系起来。日俄战争，特别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以后，大量的朝鲜人移民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3]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分散在中国北方的各种朝鲜抗日力量逐步联合起来，归属到中共和八路军的领导下。1941年1月，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成立了以武亭（Mu Chong）为会长的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同年6月，成立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直接受八路军统辖。1942年7月，在中共的支持下，联合会改名朝鲜独立同盟，由金枓奉（Kim Tu-bong）、崔昌益（Choe Chang-ik）领导，同时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编为朝鲜义勇军，总司令为武亭，副司令为朴孝三（Pak Hyo-sam）、朴一禹（Pak Il-u）。战争结束前夕，朝鲜独立同盟主要领导干部全部集中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批年轻干部如徐辉（So Hwi）、尹公钦（Yun Kong-hum）等加入同盟的领导班子。[4]后来，这批人陆续回到朝鲜，被人称为“延安派”。

朝鲜光复后回国的还有一批干部，这就是以金日成（Kim Il-sung）为首的“游击队派”。根据俄国档案的记载，金日成于30年代初来到中国东北，并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吉林组织抗日游击活动，担任过团、师的政委，后来成为东南主要战线的指挥官。[5]在日本关东军的大规模围剿下，少数幸免于难的游击队员于1938-1942年陆续撤退至苏联远东地区，在那里接受军事训练，并补充弹药和装备。1942年7月苏联远东方面军受命在哈巴罗夫斯克市以东地区组建了第88独立步兵旅，旅长是中共党员周保中。金日成带领其残余部队于1942年加入88旅，被分配在基本上由朝鲜人组成的第一营。金日成表现出众，俄语学得快，多次受到表扬，很快成为这支朝鲜人队伍的核心人物。日本投降后，9月中旬金日成和他的战友金一（Kim Il）、姜健（Kang Gen）、崔庸健（Choe Yong-gon）等人被苏联人送回朝鲜，金日成成为苏联占领军在平壤代表的助手。[6]不久，由于美苏关系恶化，以三八线为界由美苏分区占领的朝鲜半岛的政治局势也紧张起来。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占领当局逐渐把以曹晚植（Cho Man-sik）为首的地方民族主义者排挤出政治舞台，而扶持金日成上台，并联合来自苏联的朝鲜族干部代表许哥而（Ho Ka-yi）以及来自南方的朝鲜共产党代表朴宪永（Pak Hon-yong）、朴正爱（Pak Chong-ae）等，建立起亲苏的北朝鲜政权。[7]

在战后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运动中，出现了一股由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洪流，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受到莫斯科的影响，在斗争实践中也努力寻求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在1947年冷战爆发和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便逐步趋向为同一目标和任务——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和北朝鲜走到了一起，为了各自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他们同心协力，互相支援。于是，由于地理原因形成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又注入了革命的因素。

1945年8月11日，朱德在延安发布第六号命令，要求朝鲜义勇军立即随同八路军向东北进兵，消灭日伪力量，同时准备解放朝鲜。[8]8月12日、15日和18日，朝鲜独立同盟总部先后发表了三个文告，号召日军中的朝鲜士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呼吁朝鲜侨民加入朝鲜义勇军，为建立一个新的朝鲜共和国而斗争。[9]10月27日，先期赶到东北负责接收工作的陈云报告，中共长春市委决定派出大批干部到长春以西地区，任务是“扩大部队，发动群众，接收政权”。 [10]与此同时，第一支到达安东的朝鲜义勇军先遣纵队遭到苏联占领军的阻拦，以盟国有关三八线的约定为由，不许他们进入朝鲜境内。于是，在11月初武亭率领3000余名义勇军战士到达沈阳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只派少数领导干部去朝鲜，大部分指战员留在东北，编为7个支队（实际组成的是第一、三、五、七支队），到各朝鲜族居住地发动群众，扩充军队，为中国革命和朝鲜革命积蓄力量。12月13日，武亭、金枓奉、崔昌益等仅率70余人乘坐苏联方面提供的火车到达平壤。[11]这批留下的部队迅速在朝鲜族中扩充，后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的前身），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在内战时期，吉林延边五个县朝鲜族参军者达34855名，此外还有约10余万朝鲜族人参加了公安部队、民兵等地方武装组织。[12]

由于中国内战（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复杂局面，以及朝鲜义勇军的主要干部已回朝鲜，其编制也已经撤销，中共高层便与朝鲜方面失去了直接的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9年。[13]不过，中朝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中断，通过中共东北局在朝鲜建立的办事处，两国革命者继续密切往来，互相帮助。

在东北内战初期，中共面临巨大困难，特别是在南满地区，由于与北满的联系被国民党切断，环境十分艰苦，不得不求助于朝鲜。南满与朝鲜一水相隔，两国边界长达800公里，水路交通紧密相连。1946年7月，中共东北局在平壤组建驻朝鲜办事处，朱理治担任全权代表。通过办事处，中共东北局干部与朝鲜领导人回复了联系。朱理治与金日成、崔庸健等朝鲜领导人来往密切，更经常与朴一禹、武亭、姜健等延安派干部豪饮忆旧。就连驻朝苏军将领，也喜欢到办事处来饮酒吃菜，联络感情。[14]

据1947年6月27日朱理治给东北局的报告，通过办事处，朝鲜方面向东北局提供了大量帮助：一、接收伤病员和家属。通化、安东失守后，中共有1.5万多伤兵和家属退到北朝鲜，分散安置在朝鲜居民家中；二、供应物资和武器装备。到1947年6月，供应（部分是通过交换）东北局的物资（以军用为主）共4批约800-1000个车皮。其中缴获后留存朝鲜的日本军用物资是金日成建议并主动帮助中共向苏军索要的；三、接待中共过境人员。9个月来，共安排东北局干部、一般人员和转运部队总计约2万人；四、帮助保存和转移物资。中共撤退后暂交朝鲜保存的物资2万多吨，往来都有朝鲜劳动党员帮助搬运。东北局通过朝鲜转运的物资，只收不足百分之一的税率，运价也较便宜，有的则免交运费。在紧急运输时，朝鲜甚至停止了自己的客运。总之，正如金日成在给林彪的信中所说，对于中共要求，“他总是尽力帮助的”。朱理治总结说，对于中国革命斗争来说，北朝鲜起了“大后方”和“桥梁”的作用，实现了东北局“以北朝鲜为变相的、隐蔽的后方来支援南满作战”的意图。[15]从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初，中共通过北朝鲜转运和交换的物资多达52万余吨，过境人员2万余人。1948年，仅通过图们－南阳口岸过境的就有8685人。东北局的很多重要干部，如陈云、李富春、朱瑞、刘亚楼、肖华、张爱萍等，都曾数次途经朝鲜，后来不少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党派和海外华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李济深、沈钧儒、张澜、马叙伦、蔡廷锴等，也是从香港取道朝鲜转入中国大陆的。[16]

    当然，援助都是互相的。中共对朝鲜的帮助主要是提供粮食和军队。1946年夏秋之交，金日成找到从延安返回朝鲜的丁雪松，请她与东北局负责人联系，支援朝鲜一些粮食。据朱理治报告，到1947年夏，经刘亚楼送去1万吨，东北局又送了2000吨，连同物资交换，总计向朝鲜提供粮食3万吨左右。[17]中共提供的最大帮助应是以原朝鲜义勇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中的朝鲜族官兵为主体，协助北朝鲜建立了一支军队。1946年8月以后，金光侠（Kim Kwang-hyob）、姜健、崔光（Choe Kwang）等分批带领在东北境内的部分朝鲜族部队回国，并接受了苏联顾问的指导。1947年2月8日朝鲜人民军成立大会召开时，这批回国的战士组成了人民军第一师团，金雄（Kim Ku）任师团长，姜键任参谋长。这是第一支从中国回到朝鲜的军队。此外，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至1949年3月，从东北解放区陆续回到朝鲜的军事干部和军校学员近800名，这些经历过战斗洗礼的军官构成了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18]

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金日成和毛泽东都认识到相互帮助的重要性。金日成曾说：“协助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和人民崇高的国际主义任务”，“中国革命的胜利对我们祖国的发展和安全也是有益的”。[19]毛泽东也坚持认为，东方各国一切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应当团结起来，“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 [20]正是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双方互相援助，金日成为中共提供了庇护所，而中共帮助北朝鲜建立了军队。当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时候，人们甚至考虑要成立亚洲共产党联盟。[21]显然，此时中朝之间仿照中苏条约建立一种正式同盟关系的基础已经成熟，但这一进程却被朝鲜进一步的革命举动所中断。

（欲览全文，请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三期，2009年3月出版）

[1] 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和中国档案的英文本，主要发表在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的不定期刊物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上，俄国档案的中文本见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三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以下简称《朝鲜战争解密文件》）。关于中国发表的有关档案文献，除以前人们熟知的外，最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提供许多新的材料。涉及到中朝关系的重要研究成果有：Sergei N. Goncharov，John W. Lewis，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Andrei 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The Formation of North Korea 1945-1960，London：Hurst & Company，2002，以及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本），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不过，坦率地讲，这些研究都只是涉及而没有专门讨论中朝关系问题。

[2] 经笔者粗略统计，从1950年11月至1952年12月两年期间，仅《人民日报》刊登的报道和文章，就有66篇以“唇齿相依”一词来形容中朝之间的紧密关系。

[3] 参见朴宣泠：《东北抗日义勇军》，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135-160。

[4]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69-273、299页；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727、801页。

[5]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840，л.16，转引自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с.140。

[6] Ц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ф.1896，оп.1，д.1，л.1；д.4，л.29，转引自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c.140-143.

[7] 详见Lankov，From Stalin to Kim Il Sung，pp.1-48；康仁德编：《北韩全书》上卷，首尔：极东问题研究所，1974年，第254-255页；徐大肃：《北韩的领导人——金日成》，徐柱锡译，首尔：清溪研究所出版局，1989年，第112-113页；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9-44页。

[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五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23页。

[9]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第389-390页。

[10]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文集》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47-452页。

[11] 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第394页；李香淑：《关于武亭的抗日革命活动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11月，未刊；T7695，第56页。

[1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编：《延边地委专署重要文件汇编》第一集，1986年12月，未刊，转引自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即将刊载于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七辑。关于朝鲜族部队的编制及参加作战的详细情况，还见中国朝鲜族历史足迹编辑委员会：《胜利》，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57-83页。

[13] 在1946-1948年中共的《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和《人民日报》在报道朝鲜情况时，将劳动党译为劳工党，金日成译为盖弥生或金贻荪，金枓奉（Kim Tu-bong）译为金托本和金枓凤，朴宪永译为柏亨宁。中共高层对朝鲜情况不熟悉，由此可见一斑。详见刘金质等编：《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第1217、1249、1403-1575页。

[14] 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68-470页。

[15] 朱理治给李富春转东北局的报告（1947年6月27日），朱理治给东北局的政治报告（1948年8月24日），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纪念朱理治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39-241、242-244页。

[16] 吴殿尧、宋霖：《朱理治传》，第461页；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党史资料》第十七辑，第197-200、202-204页。

[17] 《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39-241页；丁雪松口述、杨德华整理：《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回忆录》，2001年3月14日《天津日报》专副刊第11版。

[18] 《纪念朱理治文集》，第241页；金景一：《关于中国军队中朝鲜官兵返回朝鲜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第58页；徐龙男：《延边籍朝鲜人民军退伍军人采访录》。

[19] 《金日成全集》第8卷，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3年，第284-389页。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6、94页.

[21] 1949年2月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时表示，苏联支持建立以中共为首的亚洲共产党局。（АПРФ，ф.39，оп.1，д.39，л.47-53，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Книга 2：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с.62-66。）不久，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也给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泽东认为内战尚未结束，时机还不成熟。（沈志华编：《朝鲜战争解密文件》，第188、189页。）是年7月刘少奇访苏期间，斯大林又建议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pp.71-73、232-233；师哲口述：《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修订本，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13-4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