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梓bdd007种子:岳健勇：中国模式的神话

岳健勇：中国模式的神话

——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

　　（刊于《领导者》总第40期（2011年6月））

　　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模式的成功。当前，国际上对中国模式普遍认同，理由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经济增长。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大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经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也大多将中国崛起视为既成事实，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是不是第二个德国或日本？会不会通过对现存国际秩序的颠覆，建立中国治下的霸权？

　　针对日益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的一些国际政治学者近年来则致力于构建所谓的“中国学派”，该学派以官方一度对外宣传的“和平崛起”之说，作为将中国外交政策理论化的起点，试图以此论证中国通过加入全球体系取得经济成功的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在合理性。

　　“中国崛起”实际上涉及两大关键问题：中国是否已经崛起，以及崛起的中国将如何行事？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印证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全球大国正在崛起的趋势，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等就是对此观感的确认。笔者对于此类有关“中国崛起”过于简单化的断言提出质疑。的确，经济增长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但是，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而且经济增长本身也是问题重重。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的“中国模式”既谈不上是成功的，更谈不上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楷模。

　　笔者将从发展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论证，说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虽然造就了增长意义上的“经济成功”，却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而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真实基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虽然带来了一定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以牺牲中国的自主发展为代价的，支撑“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

　　中国当局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之说，恰恰暴露出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难以摆脱的依赖，以及希望继续维持既定的依赖全球化的“和平发展”路线和利益分配格局的真实意图。但吊诡的是，尽管中国并无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基本秩序的愿望和能力，而努力寻求在国际体系的框架内实现和平崛起，全球化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中国市场和资源的瓶颈，导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将令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这是全球化对中国发展造成的逻辑后果。

　　“和平崛起”：不同的解读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居世界之首；同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规模也急剧扩大，这不仅增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而且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国防开支也在快速增加，“中国崛起”因而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

　　中国真的崛起了吗？这一点似乎已无太多疑问[1]，那么“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美国和日本国内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不会满足于现状，很可能会像一次大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军备扩张，向国际体系发起挑战[2]。

　　欧盟与中国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欧盟的核心国家，如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对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推行的单边政策强烈不满，希望出现多个权力中心以制约美国。欧盟外交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多极世界比纯粹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或单一霸权治下的国际秩序更有利于世界和平[3]。因而，欧盟欢迎中国崛起，并希望中日和解。但是，欧盟对中国崛起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后，须严格遵守全球规则，同时逐步改革国内的政治法律制度，增加透明度和对官员的问责，以促进人权进步和法治的建立。

　　然而2005年以来，欧盟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感到失望，与中国的关系屡屡出现紧张，欧盟不但与美国一道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始终不同意解除对华武器出售禁令。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放弃了布什时期的单边政策，大西洋关系明显改善。美欧双方（包括北约在内）在讨论全球安全战略时，已明确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并以阻止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联合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与上述趋势相反，中国国内的多数观点则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保持与美国的合作性伙伴关系（cooperative partnership）、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05年年末，隶属于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影响巨大的权威刊物——《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不同寻常地刊载了中国两位官方理论家的文章。在文章里，作者竭力向美国说明，中国深受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以及国内社会冲突的困扰，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内政问题；中国尊重美国为东亚秩序的保障者，无意于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中国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在此基础上实现“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4]。

　　事实上，“和平崛起”一说最早见于2003年中国领导人在博鳌论坛的讲话，是上述两位作者一的郑必坚为新上任的领导人谋划的外交新思想，后因内部有人反对使用“崛起”一词，担心公开谈论“中国崛起”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而改用“和平发展”。尽管如此，“和平崛起”之说仍不时见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以及国内的讨论会。《外交事务》的文章是“和平崛起”的始作俑者在高层授意下做出的最权威的理论解释，同时也是代表官方向美国正式表达中国对被其视为对外关系“重中之重”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

　　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提法相当重视，并迅速做出了反应，指出，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没有哪个国家会因此拿自己的未来做赌注；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利益攸关，但中国不要把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开放看作理所当然；中国为了获取能源而与一些流氓国家合作有损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美国敦促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并呼吁中国开放政治[5]。这些表明，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崛起看成是和平的。相反，美国接受中国和平崛起所暗含的条件，与中国内外政策的底线存在难以弥和的距离。

　　美国对外政策深受民主和平理论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前者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只有在政治上建立起民主制度，中国的崛起才可能是和平的，才不会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大多以此为由，对中国崛起表示不信任。然而，新现实主义理论则不区分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异[6]，而是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引起国家间权力的消长，在国际社会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正在衰落的美国与新崛起的中国之间爆发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这两大看似矛盾、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的政治理论，在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却殊途同归：尽管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其国际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规则的引导和约束，但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任何新兴国家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7]。因此，中国崛起不论是否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都将被美国视作威胁。

　　但是，就目前阶段而言，把中国与一次大战前的德国相提并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两者的经济地位不同，德国在一战前已经完成工业化，经济实力远超英国而仅次于美国，具有很强的资本和技术输出能力。德国模式，亦即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不但被日本明治政府所成功效仿，还对周边的中欧、中近东，乃至大洋彼岸的拉美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中均产生了强大的的亲德势力。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二位，可是离工业化的目标依然遥远，在工业技术和现代化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8]。作为低技术产品制造大国，中国无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中国与东亚其他新兴国家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结构相似，均依靠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中国依靠低工资优势与后者为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和跨国公司的投资展开零和竞争，这种建立在低人权和低环保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无法构成中国的经济优势，也难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

　　其次，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一战前的德国处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世界，作为单独一极的德国具有打破欧洲均势，征服整个欧洲的愿望和能力。当今的中国则处在一个由美国占据全面优势地位的一极体系内，中国没有一个战略盟友，周边布满核国家，中国自身的军事力量仅能自保，根本无法与美国以及邻近的俄罗斯和日本等国相抗衡；周边的其他亚洲邻国则普遍对中国心存疑惧，争相与美国缔结外交和军事同盟。因此，中国既无愿望、也不具备与美国及其在东亚的同盟体系全面对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

　　上述显而易见的差别不可能不为西方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所洞察。不过，强调“中国威胁”在任何意义上都有利于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遏制态势，从而迫使中国除了在国际体系内接受美国的领导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换言之，中国谋求和平崛起的空间是有限度的，将受到国际体系越来越严厉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再强调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把中国完全纳入国际体系的原因所在[9]。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也反复强调融入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将之视为“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奇怪的国际政治现象？答案显然只能从“中国崛起”本身去寻找。

　　“中国崛起”的基础：经济增长

　　“中国崛起”之说最早见于1990年代中后期。当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不断跃前。有西方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仅仅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当，在国际政治中无足轻重[10]。然而，在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很大，但在大规模政府投资的作用下，中国经济迅速恢复高速增长。2009年和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赶超美国似乎也指日可待[11]。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政策主张开始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相比之下，金融危机则令美国陷入严重经济衰退，而且，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继“9·11”之后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正当性。

　　其次，由于国内资源缺口不断扩大，中国从海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的急剧上升对全球资源供求结构、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战略性资源上的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为确保能源供应，中国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中亚、拉美以及非洲等富产资源的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也随之上升。

　　第三，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产生的“溢出”效应，在地缘经济上拉近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经济自由化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自由化逻辑的延伸，中国较日本更加积极地推动与东盟的贸易一体化。中国接受东盟多边框架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盟对中国的敌意，从而相应扩大了中国在东盟的政治影响，中国基于多边主义原则的“睦邻、安邻、富邻”的新亚洲政策在东南亚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些动向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是中国崛起为国际社会所共同认知的根本原因。

　　问题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以贸易和投资方式获取世界资源能否确保无虞？鉴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刚性特征[12]，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资源利益上的矛盾无法调和，“和平崛起”的进程必将中断，届时，通过搭乘国际体系的便车、享受了三十年的“和平发展”，如今却受到国际体系重重束缚的中国将如何应付？！

　　退一步讲，即便西方国家顾及在华商业利益而与中国谈判、就全球资源分配达成某种默契，但如果美国为纠正全球失衡而采取抑制过度消费和振兴出口的战略产业政策，中国又将如何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再者，就东亚地缘政治形势而言，“中国崛起”并没有导致美中之间发生所谓的“权力转移”（power shift），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及其同盟体系丝毫未受影响；相反，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态势却有增无减，中国在东亚地缘战略上反而处于更大的劣势。有鉴于此，对全球化如此热衷的中国还能享有多长时间的“和平发展”？！

　　为什么造就了中国经济“成功”的国际体系最终反而可能摧毁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增长的内涵究竟是什么？！

　　发展的条件：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

　　中国虽然保持了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迄今依然是个相对贫穷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13]。发展涉及多方面经济和人文社会指标，国际学术界在发展的定义上一直存有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发达国家不存在发展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全部是高度工业化的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发展问题之所以为发展中国家所特有，是因为发展涉及两大根本性问题：消除贫困和工业化。

　　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往往用1980年代以来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来证明全球化在促进发展上的功效[14]。然而，全球减贫主要来自中国的贡献，撇除中国这一特殊变量后，全球贫困人数则高于以往，这说明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从全球化中获益，全球化使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了。那么，中国何以能成为例外？在工业化方面，当今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大国，无一在其经济起飞阶段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无一不是通过产业、贸易和技术政策等保护主义措施推动本国幼稚工业的发展、实现赶超的[15]。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之前大规模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并无先例，中国难道是个成功的例外吗？

　　就消除贫困而言，作为整体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证明了自由主义全球化（liberal globalization）的功效，数亿人口在短短30年时间里脱离了极端贫困的状态，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确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然而，这一成就却无法掩盖中国内部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发展失衡，特别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据为己有的事实。中国迄今依然有多达1.5亿人处于赤贫状态[16]，一些地区农民工工资近十年没有增加，甚至有不少已脱贫的农户又开始“返贫”[17]。

　　盛行于1950-60年代拉美国家的著名左翼理论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用“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来描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中国的“不发展”则体现在内部而不是外部，中国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加入世贸以后，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到2010年时，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突破0.5，社会关系极度紧张[18]。就这一点而言，中国通过经济增长对外展示的发展成就，恰恰是建立在内部不发展（internal underdevelopment）的基础上。

　　从发展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工业化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伴随工业化的快速进步，中国不但严重依赖技术引进，而且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还在扩大，这与仅仅用了一代人时间就实现赶超和工业化的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现代化绕不开工业化的阶段；而且，消除贫困所依赖的经济增长也离不开工业化的快速进步，这是发展的内涵所决定的。然而，与早期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快速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之间呈现某种脱节，经济增长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是仰仗经济自由化——即全球化之功。自由主义全球化，或曰外部整合，是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罗伯特·魏德（Robert Wade）区别了两类导致全然不同发展模式的整合方式：内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和外部整合（external integration）。魏德认为，发展从本质上讲就是内部整合。内部整合不单单指国内市场的统一，还包括建立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关联，以及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连结后两者的纽带是对劳动者境遇的关怀。在高度内部整合的经济体中，工人的工资不仅仅是生产成本，也是消费的来源。工资水平的确立是劳资双方谈判的结果，为发展之目的，国家须要为劳动者的权利提供制度保障。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内部整合有助于劳资之间建立“阶级联盟”（class alliance），而建立在内部整合基础上的经济体也必然是内需主导的（经济规模过小的国家除外）。

　　对于高度外部整合的经济体来说，情况则刚好相反，工人工资仅仅是生产成本，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向全球市场出口，这种纯粹外向型的经济结构不但难以形成国内产业部门之间的密切关联，还会因对劳工的过度压榨造成尖锐的阶级冲突。魏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外部整合不会自动推动内部整合，甚至会令内部整合趋向恶化。因此，恰当的发展战略是在内部整合和外部整合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即实行比较优势和进口替代的结合[19]。

　　魏德对这两类不同整合方式的区分，对于研究后发国家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有赖国家在推动经济和产业成长的同时兼顾社会公正。大量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政治结构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发展则不同，工业化首先需要内部整合，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必须依靠强大的国家（strong state）来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推动产业振兴和工业化的发展[20]。社会公正则为本国工业化发展提供着相对充足的内需。社会公正不是来自强大国家的恩赐，而是来自能够对国家权力的扩张形成有力制约的政治法律制度。处在赶超阶段的国家不一定必须是民主政体，但国家权力必须受到节制，国家不能随意侵犯私人领域，必须保护私有产权、容纳公民社会，允许一定程度的媒体自由，保障司法独立、建立法治，甚至一定程度上建立福利国家。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德国有组织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还是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权威资本主义（authoritarian capitalism），都是专制型后发国家实现工业化以及随后的民主转型的典范。由此可见，发展本身即蕴含着对现存体制适时进行开明政治改革的内在要求。问题在于，从发展的路径依赖可知，后发国家发展模式的选择受到现存政治制度的极大制约，坚持对权力绝对垄断的列宁主义党国体制从根本上对发展构成了制度性排斥。

　　地方自足：内部整合的制度障碍

　　进口替代是发展中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基础，为此首先需要实现国内市场的统一。与这一目标相适应，比较优势更多地不应体现在贸易政策上，而应成为国家促进国内市场统一的首要政策工具。国家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区域比较优势在一国之内得到充分发挥，是实现本国产业振兴所必需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实现充分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前提。中国的问题在于，比较优势政策在国内难以贯彻，这是毛泽东时代在政治结构和经济体制上留下的制度遗产。地方自足（regional autarky）是毛时代为应对设想中的大规模战争而做出的制度安排，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内部均建立了基本相似的完整的产业结构，其结果是造成资源的极大分散和浪费，并附带削弱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