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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商业评论 >> 2010年10月号 >> 官商勾结:开放社会的死敌 官商勾结:开放社会的死敌 [2010年10月号总第30期] 苏小和
青年财经作家,著有《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等。

一个简单的常识在这里被忽略: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企业家似乎开始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官商勾结:开放社会的死敌

文·苏小和


企业家与开放社会,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一个健全的开放社会必然催生出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企业家反过来也必然促进开放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意义上,对开放社会的观察,可以用企业家的发展数据、企业和企业家的案例来作量化分析;对企业家的观察,也可以用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设定一些与开放有关的价值坐标,来作具体的考量。两种路径互为表里,促使我们找到社会发展、市场演进的内在原因。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概念一开始由哲学家亨利·博格森(Henri Bergson)提出。其主旨是指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政府容许并接受民间的批评;政府行为透明;它不是集权社会,个人自由和人权是开放社会的基石。


唯有开放社会才有企业家

对中国企业家的观察,当然也能沿用这样的分析方法。事实上,这些年,几乎重大的企业家新闻,都能在开放社会与企业家关系的维度找到内因。

我想到的第一个案例,是今年《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遂昌县公安局网上追逃的案件。在我看来,这个事情的主要性质就是上市公司与公权力结合,在公众知情权的层面,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演进。必须指出,这是企业管理层主导、公权力推动的行为,它使得开放社会形成一种醒目的倒退。

我想到的第二个案例,是一名身在北京的知名企业家。他找了一个革命家的后代做爱人,生了小孩,现在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这名企业家于1992年开始创业,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不错的企业形态。渐渐开放的社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限发展,让他的企业有了机会,有了发展的模式。但现在他的所言所行,让我们匪夷所思。他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从1949年开始的,1949~1978年是另外一种现代化,毛泽东是改革开放的领袖,是领导中国人走向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我问他,“如果你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或者60年代,会有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吗?你会赚这么多钱吗?”他没有回答我。

一个简单的常识在这里被忽略:企业家得益于开放社会、得益于改革开放,但到了今天,因为自身利益的变化,企业家开始变成开放社会的敌人。

历史的真相摆在这里:从1949年到1978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中国没有一个真正的企业家,或者我们干脆说,连企业家的形态都没有。少数生存能力稍微强一些的人,偷偷跑单帮,做生意,被政府用投机倒把的罪名严加惩处。

1978年,是一个中国企业家的启蒙之年。到今天为止,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企业家,年产值过亿元的企业家已经有10万人,年产超过50亿元的企业家有5000人。这是醒目的变化,可以说是前无古人,而这个变化背后最重要的因果关系就是开放社会催生了企业家。

横向的比较也能说明问题。一个醒目的见证,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开放国家,有特别多的优秀企业家,像比尔·盖茨、亨利·福特等;日本也同样如此,从二战以后出现了特别多的企业家。以至于说开放社会和企业家之间,甚至是一种唯一的因果关系;韩国的开放比我们早不了多少年,但是现在韩国已经拥有三星、现代等非常了不起的企业,在全球500强里,它们以私人企业的身份闪亮登场,成为全球开放社会和市场体系中不可忽略的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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