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族服饰图片大全:苏联与匈牙利事件：新的档案资料

苏联与匈牙利事件：新的档案资料
作者：ВЛ穆萨托夫   
　　在东欧“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改变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体制、使之实行人道主义的尝试。在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和“冷战”的条件下，这两次尝试都以身为共产党人的改革者的失败和借助军事力量镇压人民的行动而告终。1956年的匈牙利，是由苏联军队对人民行动进行镇压的；1968年的捷克斯洛代克，在“国际主义行为”的幌子下 ，同苏军一道采取行动的还有华沙条约的四个成员国的军队。这两次入侵的特点是极其相似的。
　　90年代末东欧国家政权制度的剧变和我国八月事件以后，曾经有机会更深入、更多方面地、 不带以往意识形态狭隘性　地分析1968年“布拉格之春”所特有的那些有重大意义的社会积极性和社会主义过程。但是，为了全面地、客观地分析，这里还要做许多工作。
　　随着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研究的步步深入，困难也明显地越来越多，尽管苏联及其领导人与1953-1956年匈牙利危机的产生和强制性解决都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匈牙利后来的发展在 许多方面也都取决于苏联政策的影响。
　　在近来发表的一系列作品和文章中，尤其是本文作者的文章中， 都对苏联在匈牙利事件中的立场作了分析研究。本文采用了原来苏共中央档案中的一些材料 ，俄罗斯外交部和一系列其他主管部门不久以前解密的文件，以及匈牙利和西方报刊发表的材料，还有笔者与当年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的谈话。所有这些材料、文件和谈话都可以使人们有可能按新的方式评价1956年的许多事件，并使当时的一些情况真相大白。
　　长期以来，无论在我国还是在匈牙利本国，匈牙利事件都被众口一词地定性为西方煽动的企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件。尽管事实上所谈的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矛盾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时期又是由不同的政治势力起主导作用的。除了赫鲁晓夫回忆录中有些片断之外，匈牙利事件的主要当事人，都没有留下笔记和回忆录。关于匈牙利悲剧事件发生的原因，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确定了其官方观点之后，苏联的研究文献也跟着归结为四个相互作用的因素：拉科西•马加什-格罗•埃诺统治集团的错误和犯罪行为；党内纳吉•伊姆雷-洛松奇•格佐集团的修正主义阴谋活动(并且依政治-思想形势的变化，时而教条主义的斯大林份子的错误和犯罪行为占主要地位，时而右派的“修正主义”背叛行为占主要地 位)；反革命的霍尔蒂法西斯势力、国内外的地主资本家的反革命势力的破坏活动；国际帝 国主义的决定性作用。
　　应当说，这个公式是相当简单的。对于那些在苏共二十大的旗帜下活动、拥护社会主义、拥 护人民民主制度的人们的革新倾向，对于企图提出“本民族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尝试和对建立与苏联的平等关系的渴望，都谈得极少。并且，当时苏联的研究工作者被剥夺了使用党和国家上层机关档案中的本国文件的权利，而所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和匈牙利官方的资料。现在情况正在好转，但是，“未解之谜”依然不少。
　　我们注意到，不久前在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会议上公布了以往不公开的有关苏联1956年入侵匈牙利的材料，叶利钦总统在1992年11月访问布达佩斯时把一系列这样的文件转交给了匈牙利方面。
　　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张消除以前政治方针的极有害的后果并调整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1953年夏天，根据莫斯科的倡议，同一系列国家的领导人谈了话，其中包括匈牙利领导人。作为党的首脑的赫鲁晓夫，他的影响还是不充分的，但就是过去的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不能不看到，在人民民主国家中，不满的情绪在日益加强，变化日益临近。他们曾经紧急研究过各国的形势，并请苏联驻各国大使对各国形势作出估计 ，于是就在 此时，1953年6月中旬，在莫斯科举行了同匈牙利人的会见。 
　　当时，匈牙利的局势是紧张的，“斯大林得意门徒”拉科西的政权摇摇欲坠。莫斯科认为 ，他害了“领袖至上主义”的毛病，在自己手中集中了过度的权力，忽视本国的历史特点， 陷入了破坏法制的泥潭……。虽然莫斯科尚未开始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距苏共二十大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但当匈牙利领导人来到克里姆林宫谈话的时候，他们受到了严肃的对待。垄断着权力的拉科西和匈牙利执政集团的其他成员——格罗、法尔考什、雷瓦伊等人遭到了猛烈的批评。苏联领导人要求匈牙利改变经济政策的先后顺序，更充分地考虑本国的特点，尤其是要考虑民族因素，给无辜被判有罪的人平反，以及要求改变人事安排。从匈牙利参加谈话的人的笔记来看(苏联的速记记录暂时尚未发现)，奇怪的是，批评匈牙利“停滞”的主要人物竟是两个“斯大林主义份子”——贝利亚和莫洛托夫。
　　马林科夫以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名义提出了把党的总书记和政府首脑两个职务分开的建议。曾建议由纳吉•伊姆雷任总理，拉科西留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使人感到，苏联领导人承认在造成匈牙利的复杂局势、在包办匈牙利事务方面本身曾有过一定的过失，却根本不想充分地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分担责任，并把批判的火力指向了拉科西及其领导班子的教条主义错误和个人统治。谈话是铁面无私的，甚至还对匈牙利领导人说：如不改变，那他们就等着人民用草杈子把他们赶走吧!……
　　拉科西说他已经听从了克里姆林宫的劝告，他想以此为借口进行拖延。但赫鲁晓夫和贝利亚立即就让他表示出自知之明。当时建议把法尔考什和雷瓦伊开除出政治局并把年轻的、三十几岁的希达什、萨拉伊和费奥里德瓦利补充进来。
那时纳吉•伊姆雷是政府副首脑。在莫斯科会晤时，他的发言内容丰富，拥护苏联的批评，况且他早先就曾警告要反冒进，比如，要反对强行建立农业合作社，虽说纳吉加入了在莫斯科的匈牙利流亡者集团，但他并不属最接近拉科西的那个圈子里的人。
　　苏联领导集团的某些成员，尤其是贝利亚、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都很了解纳吉在莫斯科时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情况，以及战后年代作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治委员和匈牙利的部长同苏联合作的情况。
　　纳吉的履历中还有一个方面，直到1989年才广为人知。在国内战争年代里，他曾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在西伯利亚的工作人员，后来，把他从匈牙利从事地下党的工作中召了回来，1933年 他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员。由于他在国际农业研究所和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他没有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内部的派别斗争，但在匈牙利的流亡者中间，却有关于他告密的传闻。 然而在那个可怕的时代，“告密”也告到了他头上，于是，1938年3月，他被苏联内务人民 委员部莫斯科管理局逮捕，但过了四天，根据经常与之联系的国家安全总局的要求，他被释 放了。有一个纳吉提供的人数众多的名单，其中一部分人被镇压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只能假定，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回避同办务人民委员部的“友谊” 。此外，这种关系，当然是不被大肆宣扬的，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外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义务 ；在匈牙利人中间，不单是纳吉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联系。随着伟大卫国战争的爆发，纳吉就一直是工农红军谍报局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建立的国际团的成员。后来拉科西借助于季米特洛夫将他召回，去匈牙利电台工作。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了解纳吉活动的不公开的一面。1953年由于贝利亚案件被处决的国家安全副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曾于1941年将一份纳吉的人事卷宗的摘录转交给中央委员会，从积极方面介绍了他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做的工作。匈牙利有些人也知道纳吉在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中有庇护者。至于卡达尔•亚诺什，早在1985年他就说纳吉曾是“贝利亚的人”。
    1989年，在酝酿给纳吉平反并重新审查对1956年事件的评价的前夕，当时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请求莫斯科提供有关纳吉在苏联生活的补充材料，经戈尔巴乔夫许可，曾将苏联克格勃档案馆的一些资料转交给匈牙利方面。当时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在秘密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宣读了这些材料，但是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未曾决定公布这些材料，因为这样做会被看作是党明显地试图给恢复纳吉的名声设置障 碍，只是在晚些时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瓦解以后，这些关于“沃洛佳”(纳吉做侦探 时的称呼)的克格勃文件的一部分才在1989年秋由《人民自由报》予以发表。 
　　这样的事情往往不是在东欧各国被发现，就是在独联体国家被发现。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某个政治活动家投上阴影，尽管每一次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但这在一个政治家或普通人的活动和整个一生的平衡表中却是主要的。例如，如今在匈牙利，有人写文章说卡达尔与40年代的违法行为有关，说他参与了拉伊克•拉斯洛的审讯，很显然，就不是空穴来风。无论是 卡达尔还是纳吉，无论是拉科西还是是赫鲁晓夫，他们都是那个令人苦恼的、矛盾时代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斯大林去世以后，纳吉作为一位总理，提出了恢复匈牙利独立、社会民主化、改善人民福利的纲领。他是一位主张改革的政治家，“本民族的共 产党人”。他在1953-1955年制订的方针在匈牙利知识份子和广大群众中是很受欢迎的。
　　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六月(1953年)中央全会上，拉科西及其走狗的政策遭到了猛烈的批判。纳吉成了实际上的领袖。但在贝利亚被揭露以后，拉科西开始为恢复自己的权力而斗争。19 53年六月全会的决议因此也就未曾发表。到了1955年，拉科西使赫鲁晓夫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相信，纳吉推行了“修正主义方针”，姑息民族主义份子。显然，马林科夫地位的削弱也对 纳吉的辞职起了促进作用。前总理赫格居斯•安德拉什在自己的书中写道：纳吉低估了敌人的阴险狡猾，他的疏忽大意和在一定程度上的萎靡不振也起了作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集团的内部斗争以1955年末将纳吉免职并将其开除出党而结束。
　　但苏联和他的联系还在继续。莫斯科认为将其开除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是一个错误。1056年 夏天，苏斯洛夫和米高扬同他谈了话。80年代末在英国发表的英国大使馆发自布达佩斯的报告指出，从这种关系看，很显然，克里姆林宫并没有抛弃纳吉。
　　匈牙利的局势非常紧张，但1956年夏天波兰发生的变化引起了克里姆林宫极大的恐慌。莫斯科也分析了匈牙利的形势，莫斯科看到对拉科西及其走狗、军队和安全机关的监护人法尔考什的不满情绪在不断高涨，苏共二十大的路线在党内和全国都唤起了民主力量的希望，拉科西试图破坏这条路线。舆论要求惩处对政策的失败，对镇压负有罪责的人，而拉科西却阻碍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6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征求苏联领导人对“法尔考什案件”的建议，并寻求帮助。当时很明显，拉科西要给法尔考什指定一个“替罪羊”的角色。国家安全局局长彼得早在1953年就已被捕。匈牙利劳动人民常政治局希望让苏斯洛夫来，因 为他在1955年参加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三月全会并且也了解这个问题。
　　苏斯洛夫于1956年6月初到来，并同拉科西和政治局成员们举行了一系列会见。在他从布达佩斯发来的报告中谈到，拉科西本人承认，一部分党的积极份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知识份子代表，以及党内的反对派份子都反对政治局的路线和反对他拉科西本人。当时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耽心，解除法尔考什一切职务的决定千万别诱发公开审判他的要求，公开审判他不是执政集团所情愿的。
　　苏斯洛夫大体上支持中央委员会对法尔考什采取的措施，但建议不要把事实搞到极端，那样会使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及其领导集团受到损害。他就给拉伊克平反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关于给1949年被处决的党的著名活动家拉伊克恢复名誉的问题，应当从这样一个视解去研究，即对拉伊克的审讯是与南斯拉夫断绝关系的结果。这次断绝关系错在贝利亚和斯大林，而 不是匈牙利人的过错。
总而言之，苏斯洛夫主张处理法尔考什的问题要客观，不要歇斯底里，以免破坏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团结一致。他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换班，尤其是取代拉科西，或是中央委员会分裂，那是“送给敌对势力的他们所盼望的再好不过的礼物了”。 
　　在同匈牙利领导成员谈话时，苏斯洛夫还触及了诸如匈牙利领导集团的民族构成这样的非同寻常的问题(匈牙利领导人中曾有许多犹太人)。他特意指出，其中包括与赫格居斯谈话时也特别指出的，犹太出身的同志不能不考虑，近些年来匈牙利有大量的当地民族的年轻干部成长起来了，必须给他们开辟走上领导岗位的道路。苏斯洛夫认为，不这样做，匈牙利人民就不能理解。
　　总起来说，苏斯洛夫的建议就是要加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集团的团结，必须维护拉科西的威信，目前党需要他，当然，也不排除要批评他的缺点。苏共“首席思想家”总结了自己的考察结果，强调说：“工人、农民，尤其是实行了合作化的农民，情绪是健康的。……工 人和农民中，以及在基层生产组织中，没有什么关于党的领导‘危机’、不信任党的领导的议论。”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苏斯洛夫当时会见了卡达尔。1951年，卡达尔由于不实的指控被逮捕，1954年出狱，被恢复名誉，在党内的影响与日俱增，并客观上领导着中派党员集团。鉴于以前曾担心卡达尔的观点，苏斯洛夫确认，在坐牢之后，卡达尔没有抱怨人民民主制度，他给世人留下了不坏的印象，是一位有前途的工作人员(看来，有关莫斯科对他的某些看法的消 息已经传达给卡达尔，而且也是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的意见)。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 央国际部副部长、1956-1957年曾任卡达尔私人秘书和翻译的埃尔德伊•卡罗伊说，1956年1 1月4日以后，赫鲁晓夫私人消除了卡达尔对安德罗波夫的猜疑，并指示把1956年一年中苏联 大使历次发自布达佩斯的电报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了介绍。对卡达尔的信任又恢复了。
　　1953年以后，苏联领导人开始定期地举行盟国领袖的集体会见。1956年6月2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与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会见。苏联驻匈牙利大使报告说，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关于必须对进行明显的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敌对活动的人采取强硬措施的建议是正确的。而在匈牙利全国，来自“敌对势力”的压力明显地增加了。6月30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讨论了拉科西苏联之行的报告。但是莫斯科所期望的那种情况的好转却并未出现。安德罗波夫大使与格罗会见之后报告说：“我们的朋友 们”至今仍在软弱无力地实施给他们提出的关于加强中央委员会一班人的团结以及对敌对份子和煽风点火的人采取强硬路线等项建议。6月30日中央全会的决议没有向劳动人民说明，报刊上也没有刊登这些决议。 
　　匈牙利的行政指挥系统还在继续腐烂。拉科西的名字引起了普遍的憎恨。苏联使馆报告说，不单知识份子，就连劳动人民都心怀不满。局势已处于爆炸的边缘。
　　1956年7月13日，米高扬在赴南斯拉夫途中顺路去了匈牙利。当时，拉科西的命运问题曾是主要的问题。党和国家的整个形势都有赖于此。了解形势之后，米高扬起先试图强调采取严厉措施的必要性。米高扬问为什么不逮捕敌对份子，就连拉科西也回答说：捕人无济于事，“抓了这些人，那些人又出来了”。
　　米高扬得出结论：全国都陷入了危机，匈牙利的同志们将要一点一点地丢掉政权。“正在由 敌对份子组成一个平行中心，敌对份子正在积极地、坚定地、充满自信地活动”。
　　在匈牙利领导集团中，凡事都遇到了拉科西问题：他一个人的权力体系危机，他的无法无天和机械地模仿苏联的方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中谁都没有公开地提出将拉科西免职的问题，因为从前苏斯洛夫对他们说过，不希望将其解职。匈牙利人是想假莫斯科之手干这件事。
　　在同小范围的人协商时，米高扬问：在目前条件下，为了党的利益，让拉科西本人辞职是不是更好一点儿，以便缓和局势，制止反对派的影响。匈牙利人对此感到高兴。
　　米高扬私下就拉科西去职问题同他谈了话，参加了党的领袖一职的候选人的讨论。他主张启用年轻的总理赫格居斯•安德拉什，但匈牙利领导人却赞成遴选格罗•埃诺。这种选择埋下了后来发生冲突的种子，因为这位候选人是以前政策的忠实的继承人。米高扬向莫斯科报告说：拉科西的态度是端正的，他表示，要维护党的利益，他认为辞职是必要的。
　　在1956年7月18日开幕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上，米高扬发了言。他发言的要点是：不允许党性崩溃；要恢复纪律，无论是中央委员必须遵守的纪律，还是一般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均应恢复；在思想战线上要出击；要拥护拉科西辞职和充实领导班子；法尔考什的案子在党内解决。
　　全会接受了总书记的辞职，全会以后，拉科西偕妻(苏联公民科尔尼洛娃)赴苏“治疗”。米高扬在全会上对匈牙利人说，莫斯科认为把纳吉开除出党是个错误，虽然凭他的行为他理 应被开除。如果纳吉想回到党内来，他就应当同党和解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他留在党的 队伍中，他就必须服从党的纪律。米高扬建议向纳吉宣布：“同党作斗争的道路是一条不可 避免地要把他送进监狱的道路”。 此后，卡达尔和格罗又同纳吉谈了话。他被恢复了党籍，但未作任何自我批评。
可见，苏共中央特使参与了解决匈牙利领导问题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的筹备和举行。这种做法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准则，尽管从实质上说这样做近似对主权党内部事务的干涉。但时代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0月份，当赫鲁晓夫前往华沙的时候，人家已经不让他出席波兰统一工人党解决干部问题的中央全会了。
　　10月20日赫鲁晓夫从华沙返回时，苏共领导人讨论了正在邻近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各种问题，并第一次谈到平等的必要性和不许干涉朋友的事务。苏联领导人在四次会议上都讨论了人民民主国家的局势，提出了重新考虑人民民主国家的相互关系原则问题，关于从这些国家撤出部分苏联军队，减少在国家机关中的顾问人数，尤其是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顾问人数的问题。
　　例如，10月24日举行了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其他主席团成员外，还有乌布利希、格罗提渥、日夫科夫和诺沃提尼。稍后，刘少奇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会议讨论了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 和其他一些问题。曾经决定要制订有关的文件。
　　至于匈牙利，9月也好，10月也好，苏联使馆都向莫斯科报告说，形势在不断恶化，“我们 的朋友”在七月全会后未能采取严厉的措施，尤其是未能采取改善农村生活的措施。格罗•埃诺在苏联度了一个半月的假，10月12日回到家里以后对我们的大使说，国内政治状况急剧 恶化了，所说的严重形势不单是指党内的，而且也是指全国的。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苏共领导担心。然而，人们还是用过去的态度对待二十大的健全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匈牙利各种事件的急速变化和严峻事态如此汹涌地向苏联领导人袭来，以至善良的激情、用政治方法解决问题的尝试转瞬间都消逝了。结果，斯大林帝国的传统胜利了。拉科西制度的敌人坚决要实行变革，还有所谓的反苏表现，都引起了莫斯科的报复性的冲动反应。在国际形势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一个华沙条约成员国要退出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这就迫使苏联领导人采取了极端措施。此外，战后欧洲势力范围的划分也起了作用。
　　尽管说莫洛托夫和朱可夫立场强硬，但当时的改革者赫鲁晓夫本来也是坚持必须“整顿秩序”的，并且要迅速整顿，要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能忘记，还有一点，就是世界政治的其他因素也施加了影响。
那么，事件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1956年10月23日，在社会爆炸行将发生的气氛中，在波兰事件(哥穆尔卡上台)的影响下，布达佩斯举行了盛大的大学生示威游行，渐渐地，几乎各个居民阶层的代表都加入了游行行列。游行人数达20万之众。人民对执政党的政策不满成了示威游行的主要原因。当局陷入了六神无主的状态，而且主要的领导人只是当天才从南斯拉夫回来。内务部长起先禁止游行，后来允许了。游行是在民族独立、民主、彻底纠正拉科西领导集团的错误、追究对镇压负有罪责者的责任的口号下开始的。在种种要求中，提到要立即召开党代会，任命纳吉为总理，让苏军撤出匈牙利，拆除斯大林纪念碑。在开始与维护法律秩序的势力交锋的过程中，示威游行的性质变了，出现了反政府口号。连纳吉也抑制不住热情，应示威者的要求出席了议会前的集会。傍晚，起义开始了。 示威者武装起来了，占领了广播电台，占领了一系列军事和工业设施。
　　当天夜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决定组成以纳吉•伊姆雷为首的新政府。可是格罗却匆忙在电台讲话，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当时宣布了紧急状态。白天，格罗就用电话请求莫斯科把根据华沙条约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军队进开布达佩斯。接到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的命令后，特别军的部队于10月23日0时紧急集合并向布达佩斯挺进。意图是要显示力量，但苏军的出现却引起了抵抗。
　　纳吉•伊姆雷出席了中央委员会会议，而且不反对邀请苏军，尽管次日以拒绝回答了苏联大使提出的签署有关信件的请求。代替纳吉签署的是前政府首脑赫格居斯。呼吁书称：“我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向布达佩斯派遣苏联军队，以帮助我们消除布达佩斯出现的混乱，迅速恢复秩序并为和平的创造性劳动创造条件。” 信上所署的日期是10月24日，10月28日莫斯科收到此信。10月24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抵达布达佩斯。匈牙利首都的形势一时一变。
由于天气不好，飞机不能在布达佩斯降落，于是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先到了塞克什白堡市的特别军司令部，又从那里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将军和第一副总参谋长马利宁大将一道，由坦克和装甲运输车护送去了匈牙利首都。
　　按全部情形看来，克里姆林宫特使是带着成见去的，认为匈牙利当局以及我们的军队都过高估计了局势的复杂程度。在同格罗谈话之后，在同苏维埃代表和军队代表会见之后，以及在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谈(参加会谈的有纳吉、卡达尔和其他领导人)之后，他们仍然向莫斯科报告说，匈牙利领导人过高估计了对方的力量，而低估了自己的力量。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根据军人的报告认为，到10月24日17时，“所有叛乱者的策源地都已被荡平，正在消灭集结了近4000人的在广播电台的最主要的策源地”。预计夜里苏军将占领广播大厦。
　　报告指出，匈牙利军队表现不好，顽强坚守的只有国家安全部队和江河区舰队的几个分队。但终究还是有了转机，莫斯科的使者指出了这一点，因此，现在匈牙利军队将会被吸收来更勇敢地参加街道巡逻。于是报告说，匈牙利领导人，尤其是纳吉，赞成更积极地动用匈牙利军人和警察，以便减轻苏联军队的负担并强调匈牙利人本身在平定叛乱中的作用。
    顺便说一句，到10月24日19时，苏军已经遭受如下损失：20名官兵被击毙，48人受伤。两辆坦克和两辆汽车被烧 ，4辆装甲运输车被打坏。
　　苏共中央代表给匈牙利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他们强调说，他们来的目的是要提供帮助，特别是考虑到要让苏军毫无摩擦地、为共同的利益去参与消除无序状态。他们认为没有给匈牙利军队下达开火命令是匈牙利当局的一个错误。
在莫斯科“来客”的最初报告中充满了一些乐观的话：形势正促使匈牙利政治局团结起来。的确，格罗并不讳言许多人都要求他辞职。纳吉说，这种呼声只是在下面能听到，而在中央委员会这一级没有。但总体上匈牙利领导人保证说，他们控制着局势。
　　第二天，10月25日，一切都变得复杂了，因为起义规模扩大了。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认为，有两个事件使匈牙利首都骚动起来：一件是议会前的集会，集会时，苏联士兵被人从附近的屋顶上射击，并且有一辆坦克被烧毁，苏军分队予以还击，结果60名匈牙利人被打死， 再有就是中央委员会大厦前的对射——掩护大楼的苏联坦克兵把走近的匈牙利警卫连误认为是叛乱队伍而开了火，结果有10个匈牙利人被打死。市内互相射击声一直不断。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作为目击者说：苏联军队用坦克炮火和机枪火力对从房屋内和房顶上的射击予以还击。同时，米什科尔茨、塞格德和佩奇的形势也紧张起来，总罢工开始了。要求撤出苏联军队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城市都有私刑考打国家安全委员会军人的情况。
　　纳吉请求增加苏军人数，尤其是步兵人数。当时曾签应他这样做。
其已复杂化的形势要求旧的党的领导班子要有所变动。10月25日格罗提出辞职。卡达尔成为党的第一书记，扩充了中央政治局的构成，尤其是起用了一些纳吉的拥护者。在党的领导集团内部进行了一场争论：纳吉的拥护者——多纳特和洛松奇要求与起义者达成协议并建议不要认为事件是叛乱，而是正义的人民民主运动，而党的军事委员会则建议借助苏联的坦克和航空兵镇压布达佩斯的主要抵抗基地。总理动摇了，他既拒绝采纳前一种建议，也拒绝采纳后一种建议。很明显，纳吉不想把自己的名字同残酷的镇压措施联系起来，还在考虑以1953-1954年的纲领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尽管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了。政权系统已经瓦 解。公众的要求，各种革命组织的要求提到了首位。人们所谈论的已经不是“改善社会主义”，而是自由选举，联合政府。
　　有关苏联军队的问题发生得越来越多。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克贝尔建议向市民宣布，在恢复平静和秩序之后，匈牙利政府就请苏联把军队从匈牙利领土上撤走。出席会议的米高扬和苏斯洛夫立即宣称：“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从匈牙利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因 为这将意味着美国军队的到来”。他们建议向人民宣布，在恢复秩序之后苏军将返回自己的驻地。
　　会上，关于撤出苏军的建议未被采纳。但在晚间，当纳吉在电台讲话时宣布：他的政府将提出就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关系，尤其是从匈牙利领土撤出所有苏联军队的问题举行谈判的倡议。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为这个声明而感到惊讶。“明天早晨我们将就这个问题进行谈 话”，他们向莫斯科报告说。在匈牙利一种见解，认为匈牙利的命运是在两条路线——强制方案和与纳吉政府寻求“暂时 解决办法”——的角逐中在莫斯科决定的。 
　　不言而喻，在立场上是有分歧的。分歧存在于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之间，存在于米高扬和大使之间，存在于政治家和军人之间。例如，朱可夫元帅在事件刚一发生时就建议独立行事，别 指望匈牙利军队。
卡达尔最亲密的战友、不久前去世的阿策尔•捷尔吉写道：1956年11月11日卡达尔到了莫斯科以后，看到苏联领导人时表达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写了有关争论和困惑的情况。然而，在决定性的时刻所有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在苏斯洛夫和米高扬从布达佩斯发出的报告中，也表现出某些动摇成份。起初他们谈了一个办法：拒绝匈牙利反对派和各革命委员会的一切要求，不改变政府构成，依靠苏联军队继续斗下去。但他们马上又断言，说在这种情况下匈牙利当局会尽失居民的信任，造成新的牺牲，而这会导致垮台。当时也有别的建议，让著名的民主派、原来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人物加入政府班子。但同时又强调，这是一条危险的路，要小心谨慎，因为会跌落下去。这个问题他们也同纳吉•伊姆雷讨论过。纳吉认为，这种办法只有在极端必要时，为了不让大权旁落，才可以使用。
　　当时，纳吉的政治路线又怎样的呢?他开始极端小心谨慎。莫斯科方面起先对他表示信任， 同他商量事情，虽然在10月25日以前形式上是格罗居首位。后来，操纵权转向了纳吉，确切地说，是转向了他的亲信。局势又复杂化了，没有平静下来。纳吉也开始遭到批评，同时， 说他是斯大林份子的教条主义势力的人质的传言也流传开来。
　　政治局和政府成员的重新调整没有结果。主要问题之一是对所发生的情况的评价问题：是反革命叛乱还是人民起义。苏军介入战斗加重了社会上的反苏、反俄情绪。整个民族团结起来了，民主反对派、各个起义团体的要求越来越高涨：遣散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按多党制原则组织新政府、惩办前领导人、俄国人走开、国家中立、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等等。党的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不再起作用，“自由欧洲”电台的教唆性广播使许多人神经过敏。形势发展到了危机的程度。
　　10月29日，纳吉在电台发表讲话时改变了对国内事件的评价，称其为强大的人民民主运动，而不是反革命叛乱。宣布遣散军队和国家安全机关。宣布要停火、大赦并开始同起义者谈判。国内开始在军队和起义队伍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武装力量。宪法规定的制度的捍卫者显得士气低落。
匈牙利的历史文献鉴于这些步骤断言：纳吉在他的拥护者，首先是洛松奇、多纳特、哈拉斯吉和科帕奇，以及一批又一批代表团的影响下，“豁然省悟”，他们使他看清了真实的形势 和居民、知识分子的情绪。当这位总理弄清楚了采取非常措施和恐怖手段会走进死胡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已成为没有活力的党，而他自己正在失去威信的时候，便走上了与起义者和解，承认各种革命组织并满足他们的基本要求，其中包括实行多党制和建立联合政府的道路。
至于实行奥地利式的中立的主张，在匈牙利的拥护者不在少数。早在1955年纳吉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成匈牙利在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中立。
　　许多匈牙利作者都指出，匈牙利总理只是在党的领导集团当中(据说，纳吉是一个“老布尔 什维克”)，以及在苏联使馆内协商之后(在协商的过程中，包括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在内的各方都取得了仿佛完全一致的意见)，才果断地改弦更张，指望通过这一途径稳定局势并拯救 人民民主制度的。
　　其实，一切都要复杂得多。第一，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就其权力来说，不可能替莫斯科做出决定。第二，他们面前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总的看来，米高扬赞成采取一些灵活措施，他对有些事情忧心忡忡。比如，他认为，由于苏联方面害怕采取某些步骤而将面对一些既成事实。他越来越厌烦的是，纳吉不履行自己的诺言，总是事后才向苏联代表通报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同时，他了解了纳吉及其政府所陷入的困境。　　10月29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转告莫斯科，通过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些谈话，情况趋于明朗：匈牙利的同志们不仅没有掌握群众，并且，更有甚者，反共分子正在变得蛮横无礼。例如，卡达尔向他们通报说，布达佩斯有两个区党委被占领了，而一批大学生和作家占领了党的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印刷厂并打算出版自己的报纸。自然，苏联代表答应说，苏联军队将帮助夺回这些机关。
　　这一天，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就纳吉及其拥护者的所作所为做了这样一个结论：“最危险的是 ，他们用自己的宣言从精神上瓦解了国家安全干部——最坚强的战士，眼下他们什么也不能 做，而反动派却利用了这种情况。” 苏共中央代表试图制订一项保留忠于这个制度的干部的措施。他们计划10月30日再同匈牙利政治局委员们会见一次。而就在这时候，党的领导集团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改组。匈牙利劳动 人民党被解散了，代之以10月31日宣布建立的新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进入该党执委会的人有卡达尔•亚诺什(任第一书记)、纳吉•伊姆雷、桑托•佐尔坦、洛松奇•格佐、 多纳特•费伦茨、卢卡奇•捷尔吉、科帕奇•山多尔。其他政党和组织，其中包括匈牙利知 识界革命委员会，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10月30日，苏斯洛夫和米高扬报告说，匈牙利全国和布达佩斯的政治形势正在恶化：在党的领导机关出现了束手无策的状态，党组织正在逐步瓦解。流氓、无赖分子变得蛮横无礼，他 们正在占领各个区的党委会，杀害共产党员，党的义勇队的组织工作进展缓慢。工厂停工。老百姓都呆在家里。铁路停运。而违法乱纪的叛乱的大学生和其他叛乱分子却改变了策略，表现得特别活跃。
　　两位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对局势以及局势恶化到了什么程度尚无最后的看法。他们答应报告自己的结论，而在报告的末尾提出了一条建议：科涅夫元帅必须赶快到匈牙利来。未能查明，是把写有结论的文件寄到莫斯科去了呢?还是通过电话作了交谈。大概当时已经 顾不得发送电报了。10月31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返抵莫斯科。
　　另一项计划发生作用了。此时，科涅夫元帅已被任命为“旋风”行动(入侵匈牙利的代号)的 总指挥，并于11月1日开始重新部署军队和调动增援部队，包围机场等等。
　　关于苏联对1956年匈牙利起义事件所持的立场，其中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10月30日在莫斯科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巩固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与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在10月中旬已经拟就的这个宣言中，对战后建立苏联与这些国家的关系的经验做出了含有自我批评的评价，对苏联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各种扭曲现象作了批判，表示准备建立平等关系，扫除合作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讨论一些困难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一系列国家领土上、首先是 匈牙利领土上驻扎苏联军队的问题。
　　宣言引起了国际上的积极反响
　　但过了3天就发生了对匈牙利的武装干涉，这是对国际法准则的明显的破坏。应当如何评价这种行为?是背信弃义?是狡猾行为?还是苏联领导人的一只手不知道另一只手在干什么?这件事的原因也许要简单得多：对外政策机关准备了自己的建议(指望政治协调)，军事机关也准备了自己的建议。后来，由于匈牙利事件趋于紧张，宣言和采取措施的计划在一次主席团会议上都得到了赞同。但所署的日期不同，一个是10月30日，一个是10月31日。仔细阅读起来，可以从宣言中看出有让事件继续发展的含意。口头给军人下达命令还要早一些——国防部和总参谋部早已从10月27日起就命令处于准备应付事件的紧急状态——集结部队和加强通讯系统等等。　　当10月28日纳吉要求从布达佩斯撤出苏联军队的时候，这个要求被接受了，但只是在10月30日才开始满足这个要求，也仅仅是不慌不忙地撤军而已。军队撤走了，但立即又占领了匈牙 利首都周围的阵地。同时，以要确保苏联军队和军人家属的撤出为借口又开始增调苏联军队。
　　接着，纳吉•伊姆雷和匈牙利外交部提出了抗议，把这种做法视为对华沙条约的破坏。　纳吉•伊姆雷认为苏联大使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要求做出新的解释，并威胁说要请联合国帮助。他宣称匈牙利要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国家实行中立。而在莫斯科，一切皆已定。苏联方面只是在拖延时间，同意就撤军和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的条件举行会谈。
这里还有那些日子里发生的一些细节。
　　11月1日，安德罗波夫大使曾应召出席范围很小的内阁成员会议(这在当时是一个实际上的管理机构，因为全员政府已经不起作用)，会上，纳吉再次要求解释苏联军队越过边界的问题 。总理表现很冲动，并且总是盯着匈牙利前总统、代表小农党的国务部长蒂尔迪•佐尔坦。蒂尔迪•佐尔坦平静地解释说，如果苏联军队向布达佩斯挺进，那就糟了，政府就不得不辞职。他说，他个人极力防止工人们对苏联的愤恨，但他坚持，所开来的超过华沙条约规定的那部分苏联军队应当撤离匈牙利。
　　纳吉重申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和中立的意向。其他人，包括卡达尔，都支持纳吉。缄默不言的只有道比。
　　11月2日，安德罗波夫大使为这些问题再次会见纳吉。正如安德罗波夫所报告的，谈话结束时纳吉总理用气愤的口吻要求就自己的两位部长——卡达尔和明尼赫失踪的问题作出解释。纳吉对大使说，前一天明尼赫曾要车去苏联使馆。在离使馆不远的地方他换乘苏联装甲运输车的时候有人看见了他。纳吉指出，苏联使馆干着“不光彩的事”。这会造成对使馆的坏印象。总理要求告知，卡达尔和明尼赫现在何处。安德罗波夫拒绝了纳吉的所有要求。 
　　因此，10月底莫斯科决定恢复匈牙利的秩序，不让匈牙利投奔西方，因为这会打破战后的格局，加强北约的地位。西德重新武装起来是一个现实的危险。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的陷落将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良影响。这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应当换掉纳吉政府。为了支持新政府，需要军队密集地、迅速地入侵。入侵的思想基础是正统的——无产阶级的团结，国际主义思想。正如稍后一些时候赫鲁晓夫在访问匈牙利时(1958年)所说的，我们在1919年没能帮助你们，可在1956年帮助了你们。
　　当然，对共产党员、国家安全工作人员的迫害、许多党和国家积极分子的代表人物逃往邻国以及10月30日布达佩斯市党委被完全破坏和残酷迫害保卫市党委的人都在感情上影响了克里姆林宫的最终立场。来自一批匈牙利前领导人(格罗•雷瓦伊、巴塔、彼罗什等，出于安全 考虑他们在10月28日后被送到莫斯科)方面的某种压力也起了作用。
　　很明显，推行帝国政策、热衷于“冷战”的苏联领导人，凭借波茨坦协定，认为自己有权进行武装干涉。预计只会付出最小的牺牲。当然，也有一个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会作出反应的问题。但在10月28日爆发苏伊士运河危机，“三国侵略”埃及的情况下，莫斯科可能感觉比较放心。当时，近东的形势束缚住了西方强国的手脚。华盛顿陷入不得不反对自己的盟友的境地。并且，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正忙于竞选活动。据估计，除了宣传上的喧嚣和谴责之外，联合国不会有任何重大的举措。一些西方作者和匈牙利作者都认为，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就这个问题达成了默契。
　　美国总统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的强烈抗议是11月7日以后发来的。美国总统在11月11日因就苏伊士运河危机交换信件而写给布尔加宁的信件中特意写道：“很难把您所表达的 对联合国的道德原则和目标的关心与苏联军队所采取的反对匈牙利人民的行动调和起来。您11月7日写给我的关于这一悲惨形势的信使我深感失望”。
南斯拉夫综合症也影响了苏联领导人的行为。苏南两国和两党的关系曾于1955年恢复，但围绕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南斯拉夫特殊道路的争论却一直在进行着。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从不掩饰对纳吉•伊姆雷的好感。但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领导人因为匈牙利的局势不断恶化而感到不安，并曾准备在继续流血的情况下采取独立自主的行动，其中还包括军事行动。
    1956年11月2-3日，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匿名住在布里俄尼岛上的铁托住处，讨论匈牙利局势。前一天，11月1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在布列斯特会见了波兰人，后来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领导人，而早先在莫斯科，还有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领导人，都赞成苏联领导人的主意。波兰人有与众不同的意见，但他们承认，匈牙利事件带有反革命性质，认为 苏联没有别的出路。赫鲁晓夫没有采纳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使用他们的军队的建议。
南斯拉夫驻苏联大使武•米丘诺维奇说，赫鲁晓夫在同铁托谈话时宣称：匈牙利事件正在通向反革命。赫鲁晓夫激动地解释说，在匈牙利，有人正在杀害、吊死共产党员，同时还援引纳吉寻求联合国帮助的呼吁书和致四大国的呼吁书，援引了他关于退出华约组织的决定。目 前还很难回答纳吉是否真是反革命手中的工具或者他是自觉地充当了帝国主义走狗的问题，但另一点是重要的——大有燎原之势的事件旨在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赫鲁晓夫问道。
　　如果我们屈服的话，他继续说，西方就会认为我们是白痴和懦夫。无论是作为共产党人和国际主义者还是作为苏联这样一个伟大的强国，我们都不能同意事件的如此转变。赫鲁晓夫告诉说，莫斯科已经调集了相当数量的军队并作出了结束匈牙利目前这种局势的决定。他还透露，布尔加宁已经给他往布里俄尼这儿打来了电话并告诉他一个好消息——明尼赫和卡达尔已顺利离开布达佩斯并坐飞机飞往莫斯科。苏联代表宣称，他们不可能让资本主义在匈牙利复辟，至少是因为对苏联来说，这会在内政上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有不少人对所有这一切大致都是这样理解的：在斯大林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听话的，没有任何混乱现象。而这些人……(赫鲁晓夫在这里用了一个对苏联领导 人而言很强烈的说法)一掌权，就开始乱了，匈牙利要退出……而一切都恰恰是发生在苏联 领导人掀起谴责斯大林的运动的时候。用赫鲁晓夫的话说，首先开始讲这类话的是苏联军队里的人。南斯拉夫大使写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隐瞒了莫斯科为什么不得不干涉匈牙利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
　　马林科夫也扬言，说苏联方面已经做好了立即进攻纳吉政府的一切准备。米丘诺维奇认为，苏联领导人要在匈牙利为所欲为，而不顾铁托赞同与否。按他的说法，南 斯拉夫领导人声称，布达佩斯的叛乱和后来的匈牙利人民起义都是拉科西政策，以及不久前的错误和失策直接造成的结果。但南斯拉夫人怀着极大的担心注视着匈牙利的形势是如何向右转并开始带有反革命色彩的。对一个容许处死共产党员的政府难道还能够有另一种意见吗?果真如此，就应当干涉。但不能把一切都简化为只是让苏军采取行动。这样做将会导致流 血冲突，整个匈牙利人民将奋起同苏联士兵厮杀，因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由于事件的发生已经停止存在并完全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寻找政治解决办法以换救尚可挽救的东西。
　　赫鲁晓夫回答说，打算成立在明尼赫•费伦茨领导下的匈牙利新政府。但卡达尔也将参加政府。赫鲁晓夫当即问道，对于这样一个政府，南斯拉夫人有何意见?参加会谈的南斯拉夫人 建议在卡达尔领导下建立新的革命政府，这要比在明尼赫领导下建立好。曾就卡达尔问题达成协议。南斯拉夫人建议纳吉实际上对此保持中立，进而又邀请他去自己的使馆。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指出，与人们的担心相反，在布里俄尼很快就得以同铁托达成协议。出现同南斯拉夫人的麻烦是在后来。莫斯科坚定他认为，贝尔格莱德指挥了纳吉集团的行动。
　　11月4日拂晓，在宣布政府就职后，只有少数匈牙利人开始抵抗入侵的苏联军队，纳吉及其亲信担心被逮捕，就一起前往南斯拉夫使馆，在那里获得了政治避难权。11月4日以后，兰科维奇致电纳吉，建议他辞职并支持新政府的政策。纳吉拒绝了。阿策尔在1991年写道：纳吉在与南斯拉夫人长谈之后，似乎起草了辞职声明，但同他一道呆在使馆的党的执委会成员们没有支持这个打算。在从南斯拉夫回国途中，赫鲁晓夫在乌日戈罗德同卡达尔作了和短暂的会见。11月3日曾组建了以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临时工农革命政府。索尔诺克电台以及苏联电台都报导了建立该政府的情况。
　　如果说，在事件发生的最初阶段(从10月23日到10月30日)苏军在匈牙利动用了5个师的兵力的话，那么，参加“旋风”行动的已有两个集团军(由9个师组成)和部署在匈牙利的特别军(由3个师组成)。还空投了空降部队。
　　11月4日拂晓，苏军根据科涅夫元帅的命令，开始执行所下达的任务：“帮助粉碎布达佩斯叛乱者的抵抗，在全国恢复合法政权和秩序”。拉先科中将的特别军开始行动大概还要早一 些。这些行动是应卡达尔政府的请求采取的。在苏共中央发给各州委和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的电报中也谈到了这一点。11月份在匈牙利国土上总共动用了约6万名苏军官兵。军队是在匆忙之中从奥德萨军区和喀尔巴阡山军区调集的，往往都是无准备的，因为当时正在干农活儿。曾动用了部署在罗马尼亚的戈特曼将军指挥的集团军部队。
　　考虑到匈牙利军队不可靠，曾决定要解除其战斗力，解除部队的武装。匈牙利部队，除极少数例外，均未作有组织的抵抗。但同布达佩斯起义者(其人数达15万之众)的战斗却异常激烈。据苏联军事文件所引用的匈牙利卫生部的资料，战斗期间，阵亡的匈牙利公民达4000人。 在7—9天中起义者的反抗被粉碎。当然，力量对比本来就很悬殊。对于苏联方面来说，胜利的“代价”是巨大的——战斗中牺牲了669名苏联战士和军官，145 0人受伤，51人下落不明。这就是当时所推行的政策的血腥的结果。
　　逮捕开始了。国防部长马勒特尔及官方代表团在11月5日凌晨1时30分在杰科里机场与马利宁大将就苏军撤出问题举行会谈的时候被捕。据谢罗夫将军报告，到11月15日，苏联国家安全机关逮捕了1372人并随后转解到匈牙利内务部。缴获的大量武装，看来不仅是起义者的武器，还有匈牙利军队的技术装备和弹药。
　　现在匈牙利有人写文章说，仿佛有大量的苏联士兵转到了起义者一边。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已经知道的是，大概有5个人跑到奥地利去了。我们的士兵，没有任何人由于同情起义而被枪毙，在苏联大使馆的院里子就更没有这样的事了。指出这样一点是重要的，即苏联军队履行了军事职能，他们的行动不是恢复拉科西政权的保障。赫鲁晓夫是清楚这一点的。卡 达尔也坚持这一点。对卡达尔来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应卡达尔的坚决要求，“拉科西- 格罗集团”一同出现在各种文件中。　　另一方面，认为拉科西份子是罪孽深重的罪人，但他们并非“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这个角色却给了纳吉•伊姆雷。
　　11月7日，卡达尔及其政府成员从索尔诺克市迁移到布达佩斯，并立即向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主席团主席道比宣了誓。这样，合法性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卡达尔及其追随者在国内得到了极少数人的支持。一个恢复正常生活、争取民众支持的艰难过程开始了。
　　局势曾经是复杂的——一个政府在南斯拉夫使馆，另一个政府又是临时的，面临的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政治、经济形势，再加上国际上的孤立。镇压、挟嫌报复、破坏罢工和取缔工人革命委员会是当时的现实情况的一个残酷方面。随着自己地位的巩固，新政权组织了审讯。1985年，卡达尔•亚诺什在向戈尔巴乔夫讲述当年匈牙利事件的时候指出，当被判处死刑的人数(约300人)达到了拥护人民民主制度的牺牲者的人数时，他就请司法机关和内务部机关停止了宣判。事实是不是这样，这件事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事件的进程，现在还难以断定。例如，大家都知道，卡达尔曾向1956年11月正在匈牙利的苏共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和苏斯洛夫发出呼吁，请他们劝说谢罗夫将军和军人们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人，特别是在首都以外的地区，要搜寻真正的带头闹事的人，而不要抓偶然失足的人。 的确苏联也曾发出过这类呼吁，以制约镇压行动的范围。
　　起初也未曾说起过要组织对纳吉•伊姆雷及其追随者的审讯。纳吉集团所有的人直到11月22日都在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里。在得到卡达尔政府的保障人身安全和可以回家的书面 保证之后，纳吉和他的同志们才离开了大使馆，但立即遭到了苏联军人的拘捕，经罗马尼亚政府同意，一天之后被送到罗马尼亚。
　　整个行动预先都已经同莫斯科和布加勒斯特协商一致。卡达尔断言，南斯拉夫人对协商的结果是了解的，尽管后来他们曾提出抗议，为什么要把纳吉送到罗马尼亚去。在国际局势尖锐化和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意识形态争论，其中包括同南共联盟的争论的条件下，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谁对(匈牙利的)悲剧事件负有责任?起初人们指责纳吉丧失 了对局势的控制，随后又开始说他是为反革命开辟道路，背叛祖国的人。卡达尔本人说他不认为纳吉是反革命份子，但卡达尔说，事件的逻辑导致了纳吉犯罪。
不仅感到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势力的压力，而且也感到了外部势力，即来自“兄弟 国家”领导人方面的压力。1956年底，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开始调查的决议，但同时又本着“在两条战线上”斗争的精神，请求莫斯科把拉科西及其追随者较长时间地扣押在苏联。1962年在进行党内审查时，拉科西及其亲密战友被开除出党。苏共中央同意布达佩斯提出的让拉科西住在苏联的请求。他一直居住到1971年。他肯定是莫斯科的一个累赘，但卡达尔就是坚持不同意他回国。拉科西死于他度过最后岁月的高尔基市，被葬在布达佩斯。
　纳吉•伊姆雷的命运是悲惨的。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中央委员们经过培养，也渐渐地树立起了要审判纳吉及其集团的思想。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执委会领导核心内达成了关于这一点的协议。匈牙利当局定期地同莫斯科磋商。1957年3月在布达佩斯举行了苏联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三党会晤。当时只是拟定审讯。罗马尼亚人建议让克格勃专家们辅导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内务部。1957年3月底，卡达尔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达成协议，认为纳吉及其集团不能逃避责任。1957年4月在他们享有“临时避难”权的罗马尼亚将他们逮捕。并秘密地押回匈牙利人民共和国。调查持续到1957年秋。带着侦查材料的信使到了苏联首都。众所周知，应莫斯科的请求，审讯曾两度延期，而赫鲁晓夫考虑到国际社会可能会作出反应，建议判决要宽容些。
下面就是卡达尔在1957年11月苏联大使格罗莫夫受苏斯洛夫的委托向卡达尔陈述莫斯科关于延期审讯的理由时对大使说的话：“何时、以何种形式进行这次审讯，完全取决于政治形势 和进行这次审讯将给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带来的政治好处”。卡达尔说，不希望进行这次审讯的不仅仅是南斯拉夫人。他通报说，开庭时将不出示有关被告与南斯拉夫有密切联系的材料，绝不让与贝尔格莱德的关系复杂化。例如，在反对审讯的波兰人中，就有不少纳吉式的人物。意大利共产党内也有一些人认为反革命的发生不是由于纳吉的背叛行为，而是原来的领导集团的错误造成的。按卡达尔的说法，匈牙利有许多共产党员、大量的工人和农民要求惩办纳吉及其同谋者。他 认为，党在知识份子中将得不到必要的政治上的支持，但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份子为纳吉惋惜，这个圈子里的许多人只不过是为自己担心，担心人民会因为他们在反革命的日子里所干的那些事而进行报复”。卡达尔是否有个人动机?阿策尔认为是有的，尤其是在纳吉拒绝以自己的辞职帮助新政权之 后。
1957年12月，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上，卡达尔和内务部长比斯库报告了侦查结果。这次全会的材料长期处于绝密状态，只是在卡达尔死后才在他的保险拒里找到了一份会议记录。然而，无论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这次全会，还是1958年6月召开的另一次全会，都没有作出有关刑事处分措施的决定。只谈到了“应当确保合法程序自由进行”，亦即不束缚法庭的手脚。看来，似乎是任何证据确凿的线索都没有留下来。纳吉、马 勒特尔、西拉吉和基迈什被处以极刑。纳吉集团的二号人物洛松奇1957年12月在狱中病死。他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在狱中心理失调更加重了。但他的真正死因没有搞清。纳吉•伊姆雷不承认自己有罪。他也拒绝请求赦免，并且指出：历史和国际工人运动自有公论。纳吉于6月16日晨5时被处决。有纳吉在狱中的日记在，现在保存在他的女儿埃尔热贝特手里。她认为暂时不宜发表这份文件。对纳吉及其同志一案的残酷判决在世界上激起了广泛的抗议。尤其是南斯拉夫大使的话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曾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言：对拉伊克•拉斯洛判决的那种下场也必将降临在对纳吉•伊姆雷的判决上。
　　在我们国内，在漫长的岁月中，苏联在1956年作出对匈牙利的起义进行军事镇压的决定的根据和卡达尔及其追随者的行为的合法性都没有引起疑问。早在1986年，匈牙利就在“保卫和 恢复社会主义”的口号下庆祝了这一事件的纪念日。戈尔巴乔夫祝贺卡达尔身居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的岗位30周年。卡达尔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说：对1956年事件作出评价是学者们的事，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匈牙利人民的悲剧。在私下谈话时他不愿意讲述这 段时间的事。在1989年4月12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全会上所做的最后一次完全是杂乱无章的、几乎神志不清的发言中，他也没有放弃自己对1956年事件的评价，并拒绝接受他是作为苏联的代理人违背民族利益进行活动的指责。
　  在苏联，直到1989年，对匈牙利事件的评价都是毫无二致的。东欧民主革命的波涛突然间把许多东西都改变了，其中也包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现在称1956年的事件是人民起义，是革命，是解放运动。但也有从前的观点。尽管号召民族和解，尽管匈牙利宪法法院采取了明智的立场，不接受有关迫害1945—1990年间参加过护法机关活动的人的法律，意识形态背景依然要显示出来。自由和独立，摧毁斯大林制度和极权统治，这是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目标。各种不同的反动份子、亲法西斯份子也混进了起义队伍，但并不是他们决定了事件的性质。不言而喻，要评价某一种历史现象，必须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去看待它，不能把它同当时的具体情况分离开来，更不能让它去适合较晚时期的尺度。
　　现在很难推测，如果当初苏军未曾干涉1956年的事件，会是个什么样子。纳吉政府能否站得住脚呢?能否保持全国的统一呢?……那就听天由命了。当然，用强力排除匈牙利的危机防止了全国的内战和可能会出现的欧洲局势复杂化。但此举的代价对各方来说都太大了。1991年 12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接见匈牙利总理安塔尔时发表的讲话中谴责了1956年的入侵。在 当时复杂而又矛盾的情况下，苏联领导人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没有看清或不愿看清社会主义的行政命令体制业已发生危机的征兆。
　　卡达尔政府在采取镇压手段的同时又作了让步，接受了反对派的许多建议，能够较快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终于取得了人民的支持。到1963年，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就摆脱了国际上的孤立。起初卡达尔并不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莫斯科对他不吝赐教。但他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一个具有超凡能力的人，他甚至能在后斯大林主义和以往的盟邦体系的框架中的推行自己的方针。1956年以后，在一个短期内，他就换了三位试图插手匈牙利事务的苏联大使。赫鲁晓夫支持年轻的卡达尔。卡达尔是一位和稀泥的能手，他同所有苏联领袖都找到了共同语言，同时又维护了尊严和独立。
　　他1956年11月做出要领导工农临时革命政府的决定的基础又是什么呢?我想，不仅是贪图功名，不仅是想领导国家，就像人们现在想肯定的那样，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和实事求是的人，因此他认识到纳吉输了。西方不了解这位匈牙利总理，美国没有拟就的行动方案。力量在苏联一方。无论如何，卡达尔掌权比拉科西之流复位还是一种更为进步的选择。否 则就真的会进行血腥镇压了。卡达尔在答应挑起这副重担时曾有言在先，不当苏联的傀儡， 这是事实。在卡达尔掌权的32年中，可以历数他的不少错误，但主要的是，匈牙利博得了享有自由主义和锐意改革的国家的盛名。但是，尽管已经现代化却依然是自身基础的斯大林制度的弊端不允许实现匈牙利社会的真正复兴。问题日复一日地积累起来。非常重要的是，1989-1990年 ，“现实社会主义”时代在匈牙利以和平的方式结束了。“卡达尔主义”的垮台成了苏联体 制瓦解的先兆。 
　　至于我们国家，1956年的武装干涉对苏联国内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解冻天气再度变冷，使非斯大林化暂停了。帝国思维的逻辑在1968年几乎被苏联领导人百分之百地重复了一遍。捷克斯洛伐克“远征”再次给苏联的改革断了氧。以往的政策已经把我们的社会弄到了危机的地步，1985-1990年的“美容式的”改革却再也不能让我们的社会摆脱危机了。                             原载《近现代史》1993年第1期，李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