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怡承认服用兴奋剂:传奇一生农民总理永贵大叔最后的日子

         一提到“永贵大叔”，我想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都不很清楚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永贵大叔”真名陈永贵（1914—1986）他42岁扫了盲，小学文凭，就这认识不多的几个中国文字的大叔曾带领大寨人在新中国成立最艰难的岁月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大寨精神。他是一位极具传奇特征的政坛风云人物。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后，大寨成为红极全国乃至世界的农业典型。陈永贵一生俭朴，助人为乐。作为中国最低层的农民，我们都应该知道他的一切，把他的光辉品德、崇高精神、无私奉献和高尚风格记下来，告诉我们的儿孙后代继承下去，这是一份无价之宝，这是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永远为这块无声的土地上曾经有这样一位杰出的农民代表而骄傲自豪。从农民到副总理因为他最朴素的形象：黑挂子，白毛巾，淳朴的笑脸让中国人民亲切的称呼为“永贵大叔”； 陈永贵从一个劳动模范成为国家政要。他的官职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从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到后来同时兼任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这在中国政坛上是罕见的。他是一位高官，位高权重，高层会晤和外事活动不断，却坚持在地里劳动，不拿国家工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布衣宰相”，他既是高官，又是农民，具有双重身份，成为历史上最有特色和最为传奇的人物之一。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的时候请客吃饭，被邀请吃饭的人里有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刑燕子（小燕子），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大寨村支部书记陈永贵。毛主席为钱学森不要稿费，办私事不叫配发的公车的事情说好；毛主席曾这样评价“永贵大叔”：“我知道永贵虽识字不多，但干的事情不少，穷山沟里出好文章，战天斗地，人民的榜样；”
        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０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原来副总理级别的地方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２２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１２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搬到２２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５０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１２层扫下去。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车站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１９８３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１９８５年７月，陈永贵被确诊为晚期肺癌。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２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陈永贵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也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 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在这里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阿的娘，还是埋土里好；”后来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实在回不去了，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0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性格顽强从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和所有的人听得鼻子直酸；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上午１１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２００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玲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２时５５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４月４日清晨４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永贵大叔没有什么文化，但说的句句是实话，句句是真理：“条件困难难不倒，成绩大喜不倒，自然灾害重吓不倒，荣誉再高夸不倒；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出一点成绩不要翘尾巴，做出俩点不要翘，做三点四点更不要翘；为人民做点事情翘尾巴不好，不对；”农民总理“永贵大叔”是新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代表；他的光辉品德、崇高精神、无私奉献和高尚风格是一份无价之宝，这是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永远为这块无声的土地上曾经有这样一位杰出的最低层出来的淳朴农民代表而骄傲自豪。人民给予“永贵大叔”的称号就是对他一生为民最高的褒奖，他也从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个官，当副总理的时候也没有说过自己是首都的高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