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傍大款到养小鱼 解读苏州模式创投背后力量

        从主导投资到扶持创业，苏州模式依然具有“强政府”的特征，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是按照市场化规则运作的。

        2009年，百奇生物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奇生物”）全公司从张江生物医药基地搬到苏州工业园区生物纳米科技园（以下简称“生物纳米园”）。在此之前，总经理吴纯“处心积虑”了一段时间，先是带高管层到苏州参观了一圈，顺便了解政策优惠机制，得到了全体高层的好评和认可；接着春暖花开时节组织全公司春游苏州，80%的同事愿意搬迁。吴纯雷厉风行，第二个月就落户苏州工业园。

        这是苏州引以为傲的案例。百奇生物的业务主要是生产单克隆抗体、多克隆抗体以及重组蛋白产品，是行业中几乎惟一一家每个月都会推出新产品的抗体公司，所在大市场容量为30亿美元。

        2000年前后，整个苏州范围都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所谓外向型便是外商投资型，以世界500强公司为主发展制造业，这使拥有小家碧玉般古城区的苏州与轰隆作响的大型机械相伴，成为继上海、深圳后，全国制造业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找500强大牌入驻，是全国各工业园区最早也最合理的招商套路，“就像建一个Shopping Mall，要有一些大的名牌商家作为主力店一样。”生物纳米园总经理刘毓文说。政府招商部门的重点并不在公司的多少，而是入驻公司的注册资本，这样的考核指标下，制造型企业动辄一两千万美元，相比之下，创业公司中注册资本能达到百万级别者寥寥，显得与环境很不匹配。

        短时间内，这些大公司对就业起到了显著的拉动作用，但之后资源受到制约，苏州工业园开始转型为科技型招商，创业公司变成抢手货。园区的打法面临一次彻底改变，在面积巨大、独栋形式的500强公司之外，小公司需要一个物理载体作为生存环境，国际科技园（SISPARK）在2000年诞生，目前已完成七期，累积注册过1000家企业，之后生物纳米园（bioBAY）成立。

        与此同时，需要跟上的是投资。苏州创投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林向红说，苏州创投集团投资板块的主要业务包括四大块，即种子期投资、VC投资、PE投资以及FOF投资。截至6月份，仅早期投资，苏州创投就投了180个企业，累计投入现金15亿元人民币，其中一半以上投于苏州当地园区的创业企业。

        从“傍大款”到“养小鱼”，推动苏州模式升级的背后力量是什么？

        做创投，从学徒开始

        2001年正值互联网、创业板两大泡沫破灭之时，一批投资公司倒下，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新创投”，后于2007年重组为苏州创投集团）却于此时诞生。当时中新创投的目标很明确：通过投资使更多创业者来苏州，同时实现市场化运作模式，对在园区投多少企业、是否都是高科技产业则没有要求。具体战术是：先投资后期成熟的项目，再往前期走做早期投资，即相当于从做PE开始。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照顾团队情绪，“早期投资挑战很大，一开始就做会很难，如果头一个项目就死掉，心里感觉很差，手里有余粮，心里才能不慌。”

        但他们急需的是提高投资功底，中新创投选择了两个地区：台湾和以色列，作为投资“导师”。

        与来自台湾的怡和创投采取“跟班制”合作，几位同事过去驻扎学习一年。台湾投资人对IC芯片、半导体、微机电等行业沉淀多年，上下游公司都很熟识。对现任苏州创投集团旗下凯风创投总经理赵贵宾来说，做投资初期敏感性几乎为零，从台湾学到最多的是如何在前期迅速判断出某个项目是否值得去看，然后是投资、调查的流程。

        向台湾同胞学艺后，是“偷师”外国人。以色列是个特殊的国家，周围的国家都产石油，唯有他们不光没有石油，甚至没有淡水，70%的国土面积全是沙漠。但上帝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由于国内市场小，海外交易关系不佳，以色列几乎完全没有制造业，全力发展高科技创新，与苏州未来的定位倒是有些相符。

        在这之后，中新创投投资过各种细分阶段、各种领域的各类公司，从2005年TMT的早期投资，到2007年涉足生物医药早期，集多重身份于一身：专注于VC阶段的中新创投；拥有成长期投资“凯风”基金、种子期投资“原点创投”；与国开行合作的母基金；同以色列共同管理基金进行并行投资；为了“保持好心态”还会投资机构PE项目；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就更不必提。

        但当2007年在中新创投基础上设立苏州创投集团后，大家对早期投资的想法又达成一致，承担早期投资的主体就是现在的中新创投。这个想法在2009年继续被夯实。“晚期投资是帮我们赚钱，但是在创投市场扬名立万一定要靠早期投资，这才真正体现你的能力。”中新创投总经理费建江说。

        “创业企业为什么招聘难？核心原因是人才流动成本高，如园区内有很多的公司，这个公司倒了，他马上可以去一个类似的公司，否则还得跑回上海、北京，而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在苏州形成一个企业群。做早期投资是一样的，我们是国有背景，有责任感，6年的时间已经投资160余家，70%是早期项目，投资速度远远超过我计划的速度。很多东西都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费建江说。

        而中新创投的投资策略也就延伸为：不研究公司，先研究行业，内部团队分为四组，每组的四五个人选择两三个细分行业作为适合自己切入的点一头扎进去。“原点”投资驻扎在生物纳米园，主要的两个关注领域就是TMT和生物医药类；成长期的“凯风”投资了齐家网、同程网、贝多、沪江英语网，重点领域还包括软件和集成电路。

  圈养和精养

        北上广深有一些实力极强的企业，和历史元素有关，例如深圳能出华为和中兴，因为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先头区域，创新活力强；而苏州这些年没有太强的公司出来，则是因为在2005年之前没有什么高科技产业。“把这个土壤养好，总要花个几年的时间吧？”费建江说。

        从整个中国创投发展来说，每个地区的产业园区、投资机构都在相互协作，随着创新工场等创业载体的出现，这些模式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圈养”。“散养”能够出些集大成者，而苏州的“圈养”氛围究竟带来了什么？

        原点创业投资总经理余钢基本上不太出差，最经常跑的莫过于苏、锡、常地区，如果出远门看到好项目，他会把一个问题最先抛出，“能不能到苏州发展？如果不能，要合作就很难。”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余钢的回答是：“种子期项目就像婴儿，在身边就可以随时照顾，远了就照顾不好了”。目前他们在生物纳米园旁边的一栋楼办公，采用“持股孵化”模式，那些投资过的早期项目就在他的楼上“孵化”，有些规模长大后就搬出去，新项目接替进入。有时大家都去跑项目，只有自己在底楼“坐镇”，楼上的创业者有个需求，他便马上跑上去帮忙。

        “散养”的道理是，如果前期缺乏政府关照，创业公司野蛮成长，很可能成为一个顽强的大公司。不过费建江觉得，“圈养”公司未必有劣势，“政府来圈养，我们投资一部分到‘圈’里面，等于帮着政府来‘精养’。其实‘圈’的帮助无非是政府层面的一些资金补贴、房租优惠、机构服务，企业在业务上还是要靠自己。”

        苏州工业园与中新创投一直在动脑筋做“精养”。苏州创投本身有投资基金，同时也是LP，“投资的早期公司需要不断地融资，不可能是原点创投或者中新创投一个投资机构把它包到底。这时我们的母基金就开始派上用场。”

        以此形成了有趣的现象：中新创投投资第一轮，而苏州创投作为LP注资的其他基金公司紧接第二轮、第三轮投资，例如康众医疗的第二轮是联想投资接手，苏州纳通被软银中国投资，汉朗光电得到北极光创投的支持。通过母基金，中新创投形成了一个巨大网络，针对这些子基金，中新创投专门搭建了服务体系，时不时得办些活动，当北极光合伙人邓锋等大佬提到“最近有啥项目可以看看”，费建江首推的就是中新创投力捧的项目。“我们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创投的聚居地了。”

        实际上，苏州从2005年就开始试水“圈养”。那年中新创投看中以色列一家做半导体芯片的公司，对方在当地遇到瓶颈，花掉三四千万美元产品还一直出不来，中新创投联合以色列合作伙伴用1500万美元收购，打算做个技术引入，挪到苏州重新发展。除了资金、场地，中新创投还负责空运设备、组建团队，团队还都要送到以色列去培训，保持原汁原味的技术风格，但这对市场能力不强的创业者来说还远远不够。

        2006年，产品开始实现量产，第二年中新创投找到了一家做手机摄像头的公司，这种芯片最好的应用就是在手机摄像头上，把那家美国公司的老板拉来入股，结果初期80%的订单迎刃而解。2008年底，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订单在流失，但是芯片公司旺盛的增长势头使其扛过了黑暗时光。后来由于关联交易问题之嫌，那家美国摄像头公司已经不再是芯片公司的客户，但芯片公司发展相当顺利，在今年已经提交了上市材料。

        在“圈养”摸索中，这是第一个也是最为极端的例子，但中新创投却琢磨出一招——“傍大款”。一边做正常的投资，另一边为创业企业寻找类似于产业整合的战略投资。最近的一桩是由中新创投牵头，某国内互联网大鳄入股一家中新创投投资的企业，虽然公司本身现金流状况不错，但希望以此得到更深层面的合作，而这是政府、投资人都无法给予的。在谈判前，费建江与创业者联合声明，入股不是持股，公司的控制权还是在创业者手中。“大家原来一直讲，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现在只需要巨人拉着我的手，站得高一点，跑得快一点。”

        中新创投甚至决定不再拘泥于创业者、大公司的角度，而是自主做产业整合。2009年他们投资了神州数码，后来又涉足方正国际，开始在IT领域做布局，而目前则希望在半导体产业、生物医药领域培育一两个公司，通过这样的龙头公司进行收购兼并。

        “我们不是一个基金，而是一个投资公司，可以长期地持有一些公司的股权，没有退出的压力；另一方面，投资在昆山的沪电股份回报率在15倍左右，几家投资PE的公司上市，我们未来二十年用于投资的钱都不用愁。”

        费建江说这是“苏州模式”的特点和优势：依托强大的政府资源，但完全按照市场化规则行事。“十年前国内有一批与中新创投同时成立的政府投资基金，如今不少都销声匿迹了，原因很简单，你究竟是按照行政的逻辑做投资，还是按照市场的逻辑做投资。”

押宝

        搬到苏州的百奇生物创始人吴纯经常和同入选“千人计划”的一帮朋友提到，“良禽择木而栖”。到苏州之前，他的团队中骨干流失，并非被挖走，而是因为上海房价太高，无法安身而离开。搬离上海对他的公司多少有些影响，但由于市场主要在海外，生意照常。况且公司多是25岁上下的男孩，“光棍率”较高，这次及时的搬迁让他很得意。

        不过在苏州落户后，他发现这里竟然是个海归聚集地，有很多之前在国外遇到的中国创业者选择在这里栖息。在生物纳米园中几家餐饮的聚集处“鲜橙广场”，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经常是和这位老总聊一会，又被那个老总拉走聊几句。“我们的行业很需要碰撞，如果落伍就危险了。”苏州美诺医药科技公司创始人王亚农在到生物纳米园之前，在苏州一个朋友都没有，后来却碰见很多在美国同行业的旧相识。“人都是很奇怪的，往往有共同的经历才能走到一块。”

        欧普图斯（苏州）光学纳米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春伟的公司注册在北京中关村，曾考察过天津泰达、上海张江和漕河泾开发区，2008年的一场大雪把他困在苏州，和生物纳米园总经理刘毓文聊得投机，被对方一派热忱打动而留在生物纳米园。现在他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劝说上下游企业来这里落户，游说有合作项目的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在这里建立工作站，对方提到要检测淡水质量，他首推工业区的金鸡湖和独墅湖，“打算把他们都拉来，我比较怕孤独。”

        这个城市的老城区清秀古朴，市区内楼宇不能高过七层，工业区却高楼林立，反差极大，凯风投资的赵贵宾对苏州工业园区的评论是：有点像硅谷，车和人都更少，去吃饭不用排队，但丝毫不觉得冷清。但实际上，种种条件之外，这些人曾经在医药企业聚居地圣地亚哥、硅谷、被称为“药谷”的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发展，他们真正在乎的是机会。而园区首要提供的，就是并不小于其他地区的机会。

        2007年，生物纳米园开园，刘毓文签约几家公司时，园区周边交通并不方便，打电话叫外卖总是到一点多才到。“先天不足有时很难弥补，跨国公司我们招不进来，但是他们过来其实我们的生态也就变了；靠近上海其实也有好处，你看旧金山是一个金融中心，硅谷是在它的周边成长起来的；而且我们这离高教区比较近，有很多研究生院，中科院纳米所也在园区里，慢慢会发现，工业区很多规划上的安排都是有逻辑可以支撑的。”

        如今生物纳米园注册的209家公司中，近80%由海归创办，而刘毓文把很大精力放在园区的品牌建设上。建园之初，她花了70万元请一家有名的公司设计园区“bioBAY”的Logo，为的是与国际大药厂Logo有相同的风格和气质；2008年参加全球最大的生物展会演讲，作为惟一全英文自述的代表，和北京、上海、天津、泰州等拥有更大政策优惠的园区同台，在此之后，很多海外活动都愿意邀请这位“土鳖”出身、英文不次于海归的女掌门。听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泰斗级人物詹姆斯·沃顿（James Watson）要将医药领域最权威性的生物学科研中心——冷泉港的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在亚洲设立分支机构，她请对方到苏州古城参观，最后冷泉港在亚洲区落户生物纳米园，仅在2010年就办了11场会议，4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做过演讲，而且这些大腕会在这里住上近一周，进行各种交流。积累权威性就是为创业者争取机会，“我在外企呆过很久，外企可以把市场研究得很透，跑市场要勤快而且有效，这是我的专长。”

        刘毓文也曾经对她认为绝对重要的产业链建设有些发愁，原本想要在新药研发这块领域深耕细作，结果园区企业研发周期太长不适合发展，最后引入体外诊断试剂、植入式医疗器械企业，已经逐渐有产业集聚效应。生物纳米园还和企业联手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上面打广告，每期费用一万美元，每印一次，园区出大部分，企业出一小部分。

        “我们这个行业有句话，小公司出大业务，销售上10亿美元的药几乎全都是小公司做出来的，然后被大公司收购。圣地亚哥这样的医药胜地也是由近600家同他们类似规模的公司自然集聚而成。其实多数行业都是这样。在苏州，对我们未来的发展，我并不担心。”吴纯说。

叶檀个人简历：最红的财经女评论员

　　叶檀博士，知名财经评论家、财经专栏作家。《每日经济新闻》首席评论员、主笔，《解放日报》经济评论员，央视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在《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财经国家周刊》、FT中文网等多家媒体开辟财评论专栏。她是著名的财经评论员，被网友称为最炙手可热的女评论员。

　　曾获《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度青年领袖、中国证券市场20年回顾与展望论坛20年最具影响力财经传媒人奖等奖项。主要从事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金融等领域写作。著有《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中国房地产战争》。现居上海。

　　中文名：叶檀

　　国籍：中国

　　出生地：上海

　　职业：《环球财经连线》财经评论员

　　毕业院校：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代表作品：《中国房地产战争》，《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

　　故乡：浙江宁波

　　现居住地：上海市黄浦区

　　最炙手可热的财经女评论员

　　如果您留意财经报刊的话，您会经常发现叶檀这个名字，她几乎以每天一篇的速度对股市、楼市、油价、人民币升值等等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进行犀利的评论。

　　叶檀一向以文风犀利，眼光精准独到而闻名，擅长用简洁、浅显的文字，把一些相当复杂的问题言简意赅地点出来，金融学者周洛华对她有这样的评价：“叶檀是一个思维极其敏捷的人，能够迅速捕捉到整个问题中的逻辑关键，并一语中的。”而著名财经作家陆新之也对她高度评价道：“叶檀的文字纵横捭阖，有鬼斧神工之感。”

　　她的专业是研究历史的，却擅长对当代经济的深入观察，叶檀说自己是“经济领域的市场派，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她认为“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期间并无轩轾，常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相信具体案例与历史观与经济理论的结合，才不会得出与常识偏差远得离谱的结论。”

　　在《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这本书中，叶檀以她细腻而罕见的分析能力，全面解读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从宏观走势及决策逻辑，到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金融市场的种种病兆。她留存了过去十来年中，中国宏观及产业经济曲折前行的种种矛盾与冲突，勾勒出了“中国式成长”的线条，同时也给出了富有勇气和穿透力的解读。

　　在另一部《中国房地产战争》中，她别开生面地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当前经济问题，剖析中国房地产行业，以锯解秤砣之功力，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的政府、开发商和消费者三方利益与困局，敲骨剥髓深入解析，尤其解读了如物业税能不能降房价、小产权房合法化是迟早的事、发改委的房地产紧缩政策建议是为房价推波助澜等诸多与消费者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拨开云雾，为读者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和切实的参考。

　　自述学术旨趣

　　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专攻政治史与经济史。偏爱社会转型期的历史，因为这样的时代能使制度性优势与劣势水落石出。思考的结果是历史的转型植根于经济的转折，而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政治的折射，为此，在对经济的评判时希望有长时段的历史观作为观照，而这，只不过是诺思、杨小凯等先贤的老路，希望在当下能走出新意。

　　从2000年左右走出书斋，到报社撰写经济类评论，迄今为止已在《每日经济新闻》、《中国青年报》、《中国经济时报》、《上海证券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企业家》、等报刊杂志发表大量文章，偶尔在电视台财经频道客串点评经济新闻，也出版过历史方面的书籍。

　　尽量挑选对社会变动有影响的经济变局，看出华丽面纱背后的真实面目。相信具体案例与历史观与经济理论的结合，才不会得出与常识偏差远得离谱的结论。为此，曾经与企业高管、员工聊天，也曾深入到乡镇追踪过具体事件。从历史和现实中来看，资本如水，既能集聚社会的资源、智慧与美德，也能成为藏污纳垢的游戏场，无论十六世纪的尼德兰，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有相似之处——对任何一件事物得出结论殊为不易。

　　身处转型社会，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可以与清末以来的改革家呼吸相通，不幸的是，转型社会的人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

　　比较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有“经济女侠”之称。自认为是经济领域的市场派，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期间并无轩轾，常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因此谴责任何以牺牲个人充当某种崇高理想祭品的行为，以及脱离生活常识的高深理论。赞赏尊重常识的理论，同情任何凭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叶檀尽量挑选对社会变动有影响的经济变局，看出华丽面纱背后的真实面目。相信具体案例与历史观与经济理论的结合，才不会得出与常识偏差远得离谱的结论。为此，曾经与企业高管、员工聊天，也曾深入到乡镇追踪过具体事件。从历史和现实中来看，资本如水，既能集聚社会的资源、智慧与美德，也能成为藏污纳垢的游戏场，无论十六世纪的尼德兰，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都有相似之处——对任何一件事物得出结论殊为不易。身处转型社会，是幸运也是不幸。幸运的是可以与清末以来的改革家呼吸相通，不幸的是，转型社会的人面对的是不可知的未来。

　　采访手记：双面叶檀

　　从叶檀的书、文章、博客看，其刚劲、犀利，恨不能一针见血的文风，以及时时流露的忧国忧民情怀，叶檀的确配得上“女侠”的名号。

　　请看这样一段如滔滔江水般、特别能代表她风格的文字：“这是大资本、国家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是全民资本发轫的时代;这是居民资产性收入受到政府鼓励登堂入室的时代，也是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泛滥、财富不公平分配的时代;这既是让人无奈的垄断时代，也是令人欣慰的经济大发展时代。”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钟伟称，“在充满雄性和野心的财经领域，叶檀博士以女性的感性和悯恤记录着她对中国股市、房市和经济大变局的思考、愤怒和鞭挞。”

　　与其男子气概十足的文风相比，我惊讶地发现，真实的叶檀和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叶檀，是一个谦和、柔顺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叶檀是一个非常平和、通达的人，好商量到几乎没有原则(吴晓波语)。从本报记者短信发出采访邀请后，她迅速而愉快地答应了这件事，也印证了这一点。

　　叶檀还有其神秘的一面，各种公开的简历中，她的籍贯不详，出生地不详，年龄不详(出于礼貌，记者在采访中也有意回避了这些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叶檀，现居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专攻政治史与经济史， 2000 年左右走出书斋，开始为各大报刊撰写经济类评论，并出版过历史方面的书籍。曾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08年中国青年领袖”，“信奉市场，强调本土;改良为上，尊重利益;历史眼光，经济视角。”

　　叶檀称自己为“经济领域的市场派，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

　　对于自己的评论范围与尺度，叶檀自述，“从历史到现实，从经济到政治，其间并无轩轾，常有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因此谴责任何以牺牲个人充当某种崇高理想祭品的行为，以及脱离生活常识的高深理论。赞赏尊重常识的理论，同情任何凭辛苦工作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

　　尽管有人称，叶檀的一些观点，比如“中国的金融机构被贱卖”的论调，是以“事后诸葛亮”的心态来看事物，是典型的历史学思维。但对自己的文字，叶檀称，“以我手写我心，用事实与逻辑说话，对事不无小补，对己无愧于心，且文章不遭斧钺之害，与愿足矣。”

　　吴晓波说，“有‘北胡南叶’在那里，中国财经评论界的性别力量就平衡了。”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则称，叶檀对中国问题的观察非常细致到位，文笔通俗易懂，自然流畅。对正处于快速转型、变迁的中国社会来说，挑战当然很多。在这种时期，叶檀的多方位视角尤其珍贵。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复兴与崛起道路上激动人心的变革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纵观全局的战略思考，也需要贴近现实的密切跟踪与记录。历史藏于细节之中，在宏大的叙事与细节的结合方面，叶檀以她的勤奋、 敏感和独立思考，作出了富有影响力的探索。也许读者并不一定都赞成她的结论，但是，这些长期跟踪形成的思考成果，有着特有的参考价值。”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先生，对叶檀如是评价。

　　近期言论：高铁监管：独立独立再独立！

　　恢复人性光辉，尊重科学常识，以及理性的思考避免重蹈覆辙，723动车追尾灾难中的三大思想基石，由公民在救难的第一时间亲手奠定。

　　激情稍退，对灾难的反省登台。

　　围绕此次事故，铁路“独立王国”体制成为众矢之的。但结论大相径庭，多数意见认为目前行政与市场边界不清造成了悲剧，而另一些则认为，悲剧的产生正是因为行政权力不够强大公正，市场过度膨胀所致。

　　每一次理论都能找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只能到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是睁眼的思想残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艰难的铁路体制改革历史可以提供借鉴。这些经验显示了独立监管的重要性，怎么重视都不过份。

　　法国1982后实行彻底的铁路国有政策，政府给予巨额补贴，目标是把铁路尤其是低票价的普通列车当成公共产品，他们成功地达到了目标。与法国相反，德国的铁路市场化同样获得了成功。1994年，德国联邦铁路和德国国营铁路合二而一，成为德国铁路股份公司，实现了私有化。政府给予短途客运服务补贴，路网这样的公共设施由联邦政府投资，当1998年铁路事故发生后，德国政府在加强监管、落实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迄今效果良好。

　　最纠结的是英国，在国有化与私有化之间左右徘徊，至今未入正途。1994年之前，英国实行铁路市场化改革，此前铁路的巨亏与低效让政府不胜负荷，但私有化的后遗症是票价高涨、亏损依旧(虽然数量下降)、铁路管理不善、误点成为家常便饭，短短的数年时间居然发生了十三起事故。2009年7月1日，当私营铁路公司要求政府对盈利前景较好的东岸干线减税时，时任交通大臣阿多尼斯男爵(LordAdonis)立刻声明政府不会把经营权重新开放竞标，而是把经营权收回，成立国营公司经营东岸干线。

　　国有，还是私有，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问题是制度落实到位。

　　像法国一样实行私有化，就必须把铁路当作公共产品，发展倾向于普通民众的票价低廉的铁路，将铁路通往城市中心，以高速铁路的奢侈票价来弥补廉价列车的不足。政府此时必须进行预决算，财力是否足以支撑，发展铁路增加社会经济效率从而间接增加税收，是否足以弥补政府开支的不足。像德国一样实行市场化，就必须把铁路当成自负盈亏的公司，政府所需要做的是监管，而不是运营。

　　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确保铁路安全，政府需要做到两点：建立完整的法律体制保障铁路的独立与安全，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保障铁路乘客获得公平权益。

　　德国政府为铁路私有化制订了八部以上的法律，详尽到了联邦与地方政府对短途客运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独立的监管机构，德国联邦铁路局是监管铁路及其相关基础设施的权威机构。一旦有证据显示铁路公司未能尽责防范危机、保证安全，联邦铁路局作为监管机构将介入调查;在重重法律保障下，法律成为监督高铁安全的最后堡垒，德国列车事故发生四年后，2002年2月，2名德铁高官和1名工程师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邻国日本同样如此，发生事故由独立的铁道事故调查委员会调查，保证其调查评估结果的公正性。铁路公司职员只能协助提供相关数据，不介入评估。评估报告对全社会公开，在网上都可以下载。

　　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最糟糕的是在国有的名义下进行市场化，在市场化的名义下进行权贵垄断。在此情况下，必然导致的结果是，监管部门形同虚设，铁路法规滞后不前，加上罔顾人命的挖掘与拆卸，将非人性、非理性一面彻底暴露于世人面前。

　　我国的高铁规划、建设由铁道路主导，工程建设招标在市场与权力之间左右逢源，曝光的高铁上市公司与铁道部官员的谱系图，显示高铁在部分利益、个人利益之间很难区隔。这是印尼等国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的通病，裙带羽翼之下，市场化成为获利的遮羞布，工程质量难以保障，责任边界难以划清。动车灾难发生后，人们在赔偿过程中不得不与将近二十年前的法律打交道，而事故处理过程，显示缺乏独立的监管部门。中国的高铁体系既非法国的，也非德国的，既非市场之罪，也非国有之过，而是在灰色地带、在转型时期的怪物。

　　在短短十年内要建立全球最大规模的高铁网络，只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深陷行政力量迷信之中的人，不知道是否能够用39条人命警醒自己。面对全球最长的高铁，我们必须呼吁建立独立的监管部门，开展工作的首要条件是，独立、独立，再独立。

　　观点：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过

　　“负利率时代一定是理财的时代，不理财的人会被惩罚。”

　　“预计全年GDP在9%左右，CPI保持在5%左右。”

　　“到2010年，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白银时代依然存在，是属于专业投资者的时代。”

　　“如果你不留学，不移民，那么人民币升值跟你没有关系，你篮子里的大白菜依然在涨。”

　　“一半纸币，一半黄金，可保证未来生活质量不下降。”

　　“今年，房地产理财产品若收益率少于9%，就不是好产品。”

　　“如果你只看郎咸平的文章，我建议你做空，最好是做股指期货。”

　　“再低迷的市场，一年也能收割两三次，年末一次，夏天一次。”

　　“资金、人才、制造业、高新技术都在向中西部转移，看好中西部上市公司的投资机会。”

　　“经济侠女”叶檀2011年7月中旬现身成都，出席了由深圳华融展业投资集团与新财智共同举办的《布局2011下半年金融投资市场》高峰论坛。在近2个小时的演讲中，叶檀犀利的言语和独特的叶式观点，不时迎得满堂喝彩。叶檀与现场投资者一同分享了关于黄金，房地产，股市等热点话题。对于房地产行业，她的建议是：

　　投资建议：买房关注高铁沿线

　　过去10年，闭着眼买房都能赚钱，叶檀认为，到2010年，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但白银时代依然存在。“而今是属于专业投资者的时代，买房需要参考规划，交通，地段等因素。”

　　叶檀认为，楼市是否出现拐点，可以观察两点，其一，成交量，若出现大幅下滑，不可能上涨;其二，房地产上市公司现金流，“有些上市公司的负现金流是一千多亿元，缺钱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下半年楼市走向，我认为没有大幅下降的可能性，同时，也没有上升的势头。房地产在价格稳定的情况下，成交量将进一步缓慢回落。”

　　会上，叶檀表示自己看好商业地产，且房地产将迎来“高铁时代”，称高铁将重新设定房地产的格局。“湖南岳阳的房价大幅上涨，是因为长沙人把它当作“后花园”，通过高铁的联动，将形成城市群概念，投资者买房可关注高铁沿线。”

“原来在国内我上的不是大学”

作者 熊丙奇   发表于2011-04-27 03:35

　　熊丙奇 

　　在哈佛做讲座之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文章，说哈佛的学习氛围很浓。文章发表后，一位哈佛学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说哈佛校园中，学生们的讨论很热烈，是事实，但这可不是学生们都爱讨论，他们也是没办法，因为老师有这样的要求，不参加讨论会，可能很快就跟不上课程。

　　他想告诉我的是，大学的学习氛围，是由学校对人才培养严格要求、重视教学所带来的，不是靠学生们的自觉。这与国内大学近年来反复强调“学风建设”，很是不同。在“学风建设”中，学校、老师反复教育学生们，要主动学习、要爱学习。可似乎学生就是主动不起来，该逃的课还是逃。

　　其实，我在几所美国大学参观时，陪同的学生，都谈到了这一点。一位在MIT（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二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是世界奥林匹克物理竞赛金奖获得者，高中毕业时保送进了北大，进了北大之后，一个学期选10门课，甚至更多，都没问题，因为只要学期结束，考试通过，就可以了。他觉得大学的日子基本上是在混中度过。

　　一个同样和他保送进北大的同学，混到大二，因为长期缺课去打游戏，最终多门考试不及格被退学。他觉得这样混下去，实在对不起自己，因此申请MIT，到这里继续读大二。到了MIT，虽然只选了五门课，但他感到异常的繁忙，因为每门课，老师都要求要阅读大量的书，有的课，还必须做大量的实验，稍微掉以轻心，就跟不上，在他们的同学中，晚上在图书馆熬夜看书到深夜的情形，十分普遍。

　　这位同学告诉我，他曾经对大学十分失望，而到了MIT，才发现自己以前上的哪是大学啊。他说，他对此的感受最有说服力，因为其他的本科生，大多是直接高中毕业后来留学；而研究生们，感受不到本科生教育。听了他的话，我在想，这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会出现中国留学生捐巨资给自己的美国母校却不捐给中国母校。

　　我国大学，也反复在谈提高本科教育的质量，要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可是，这只是说说而已。重视本科教育，意味着必须要求教授们把大量的时间用到课程设计、课程教学中，可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在高校强调论文、课题、经费的现实中，是不愿意在这方面花“无谓”的精力的。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可摧毁学生们对大学的美好期望。我国很多高中毕业生，怀着美丽的大学梦进入校园，上完第一节课之后，就从梦想回到“现实”——原来梦想中的大学竟是这个样子。而对于学生们在大学里的“不认真”，大学将其原因归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不端正，进入大学没有进入角色。

　　我也曾对大学新生分析过，大学的教学环境与中学不同，要求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但这次观察哈佛学生的学习，才明白，学生自主管理、自我规划没有错，可老师教育教学的高度投入、负责，对课程的严格要求，是学生进行有效自我管理、规划的基本前提。哈佛本科生的课，安排得并不多，但学生们忙，就忙在到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准备讨论会，以及撰写课程论文。

　　最近，数所世界名校的网上公开课受到国内大学生、白领的追捧，很多人的感慨是，看了这些课，才知道自己以前上的不是大学。这和那位来自北大的留学生的感受很相近。但一位哈佛学生告诉我，这些网上公开课并不是最精彩的，精彩的是讨论课。哈佛的讨论课，一般只有八九人（学校规定，课程参加人数不得超过八九人，人数太多，有的学生无法参与，这与我们课程强调规模，以数量来论课程欢迎程度完全不同）。在讨论课上，教师只是引导者，学生自由发言讨论，大家在讨论中，能相互学到很多知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培养和锻炼。

　　我在卫斯理女子学院参观时，一位同学说，她们有很多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比如在上一周，就讨论利比亚的局势，我想，这些讨论，是属于学生自发的。而他们的“自发”，不正是源自于已经养成的学习与讨论习惯，以及鼓励学生所有话题均可自由发表意见的整体氛围吗？

　　有什么样的学校定位，有怎样的学校风格，就有怎样的学生。美国的大学，可以让学生在忙碌中热爱学校，融入大学，而我国的大学，却让一个个好学生把“混”字挂在嘴边。如果要说差距，这是我国大学与国外名校最大的差距。如何赶上这些名校，国外学生们的感受最深处，也就是我国大学最应该做的。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录入编辑：张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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