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雷欧奥特曼国语修复版1:老问题与新任务（话说新农村）//寒门学子对大学充满渴望 家中贴满一墙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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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问题与新任务（话说新农村）//对话·聚焦教育公平：为什么寒门学子难入名校门？
2011年08月28日05:38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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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几位从事农村报道的记者，老中青三代聚在了一起。话题落到“三农”上，大家谈兴甚浓。老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统筹城乡、强农惠农，能有今天这个认识，能有今天这样的力度，来之不易。
抚今追昔，“过来人”的感受是，农村发展总是在“矛盾——改革——争论”中前进的。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主要矛盾是温饱问题，可是“以粮为纲，全部砍光”，对农民生产经营限制很死。直到70年代末期，一篇写榆林划给农民荒地植树种草的小消息，就引起激烈争论。应当说，当时抓粮食生产的行政力度是相当大的，可很长一段时期，就是解决不了吃饭问题。
后来，农村改革在争论中突破。再后来，农副产品市场究竟放开好，还是不好？争论也很大。当时，鸡蛋从生下来到百姓菜篮子里，要转一两个月。因此，副食品商店都有一个照鸡蛋的小装置，对着光瞧好了，没散黄再往回买。后来水产品市场放开了，鸡蛋也放开了。电视台记者拿着还带着体温的鸡蛋对观众说，这个鸡蛋两个小时后就能进入市场，走上百姓餐桌。这条新闻引起了总理的关注和肯定。
实践反复证明，国家命运和“三农”命运紧密相连。而“三农”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积极性，千方百计缩小城乡差距。新时期已连续出台8个1号文件，支农惠农力度逐渐加大，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可以说，无论从经济、政治、社会的意义上讲，农民的地位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统筹城乡、反哺“三农”的大方向上没有争论，但实际工作中，一遇到具体矛盾，往往容易忽视农民群体的权益；各方面说的基本一致，可做的却步调不一。近来两个现象最为突出：
一是侵占耕地问题。如今，土地是最值钱、最让人兴奋的东西。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土地。可是，如果有人盯上了哪块地，经验证明，家庭经营的主体——农民经常说了不算，土地所有者——村集体也经常说了不算。相当多的时候，甚至国家说的“18亿亩红线”也不算。而且这已见怪不怪。
另一个是农产品价格问题。一出现波动，总是城里的声音大，农民的声音弱。几十年来，各方面价格都涨成这样了，城市工资也涨了这么多，农产品涨点价也是合理的。如果搞农业划算，为什么农村人还在往城里跑？多数人种地，少数人消费，这种格局不根本改变，农产品价格波动是难免的，这已不是什么“怪圈”。
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的思维定势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因此，宏观改革仍需推进，农村改革仍要深化。必须从政策上、制度上、执政理念上彻底清除挡在城乡之间的那道城墙。这是“三农”发展新阶段的新任务，其实也是个老问题。 联系本文记者（责任编辑：刘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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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学子对大学充满渴望 家中贴满一墙奖状
2011年08月01日08:51 来源：《钱江晚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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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走访的“中天·钱报”助学的寒门学子林俊就住在这条小河边，今年他以580分的成绩被浙工大广告系录取。
清澈的小河从山间缓缓流过，田野里玉米已经熟了，水灾后补种的豆子闪着绿油油的光，空气里飘着清新的味道。林俊的家虽然藏在七拐八拐的小路后，但其实很显眼，这是村里唯一一幢只有一层的房子。
1998年的水灾冲毁了林俊家的老房子，这个两室一厅的红砖房就是当时重建的。今年的洪水虽然只在林俊家的台阶下徘徊，没有进家门，但是林俊的爷爷奶奶还是被吓得不轻。
小房的天花板上，能看出漏雨的痕迹。林俊说：“今年大雨的时候都是外面下大雨，房里下小雨，接都来不及。”
我问这么漏的房子怎么住人？林俊嘿嘿一笑：“只有靠南的半间房子漏水，只要把床搬到房子另外一边就可以了。”
林俊家里没有橱柜。厅堂里安放了最普通的四方桌和四张长凳，最显眼的“装修”是一墙的奖状。奖状虽然已褪色，有些甚至残破了，依然可以看出林俊从小学到初中的学习轨迹，这些奖状几乎都是“三好学生”。
我仔细看了一下，怎么没看见高中的奖状？林俊有些不好意思地抓抓头发，说：“这是爸爸贴的，后来爸爸出去打工了，我就把奖状都放着，再没有贴过。”
84岁的爷爷为了补贴家用，去帮别人家的豆田杀虫
林俊家的三亩稻田和玉米，毁在了今年6月的水灾里。林俊带着记者来到他家的自留地，本应收获的稻田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玉米地里还残留着一米高的玉米秆，挂着初具雏形的玉米棒子，拨开玉米皮，里面的玉米粒都是瘪的，这样的玉米棒子只能喂喂猪。
林俊说：“往年只种1亩稻子，今年爷爷奶奶特地多种了1亩地，想着把明年的口粮也种出来，因为他们年纪大了，怕明年做不动。但一场大水，什么都没了，两个老人难受了很长时间。”
我在采访的时候，始终没有见到林俊84岁的爷爷，他一大早去了别人家的豆田帮忙捉虫。“家里只剩了半亩水稻，爷爷怕今年连口粮都不够吃，就帮别人干点农活补贴一下。”
我问林俊，为什么你们的田里不补种点豆子？他说：“田被毁得太厉害了，能种的地方都种上了，但总共也没几棵。”村支书范俊清说，像林俊家被毁成这样的农田要恢复，需要把现在田里的泥沙和石块全部挑出，再从别处挑来肥沃的泥土覆盖。别说靠两个耄耋老人，就是靠集体的力量也很难办到。
我问林俊，那明年你们家的口粮怎么办？他仰头，看着远处的大山很轻声地说：“我去读书了，爷爷奶奶两个人吃不了多少米。我总觉得他们年纪大了，田里的活太吃力了，少两亩地，还能少做点农活。”
妈妈因胃癌去世，他用奖学金给爷爷奶奶爸爸买了医疗保险
村支书范俊清告诉记者，林俊家是从他妈妈去世开始急转直下的。“他9岁的时候，他妈妈查出来胃癌，花了十多万，人还是没救回来。当时他们家连火化钱都没有，还是村里每家每户捐钱，凑了钱给他妈妈办的后事。”再后来，林俊的爸爸林升华因为受不了打击，神经紊乱，每夜都睡不着，在村里的小路上走到天亮。接着，爸爸也病倒了，一个不太成功的腰椎间盘突出手术让他在床上躺了6个月。
林俊接上话茬说：“当时家里真是一点钱都没了，奶奶把她最后的老本都拿出来了。那个钱还是她年轻的时候采药、采茶、收芦苇攒下的，不到2000元。”
我看林俊把头埋进了手臂，突然不知道说什么，心里冒出来一句话：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十分相似，而每个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种不幸，外人无法感同身受，甚至不可安慰。
因为失去过一个亲人，林俊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爸爸偶然会给他零花钱，除了买必要的学习用品都会省下来，省下来的钱他都拿来给了爷爷奶奶做生活费。可是爷爷奶奶也舍不得花，又省下来给林俊。
据说林俊在初一第一次拿了1300元的奖学金，一分都没舍得花，而是给爷爷奶奶和父亲支付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
省下排队买饭的时间读书，相信未来会慢慢好起来
“我是家人唯一值得骄傲的了。”这几个字高中时林俊刻在了书桌一角。他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读书，晚上11点半才关上被子里的手电筒。为了抢出更多的读书时间，他总是在食堂快关门的时候才去打菜，因为这时没人来食堂了，可以省下排队的时间。
虽然用功，但林俊不是个死读书的孩子。记者问他对未来的打算，他皱着眉头说：“走一步算一步吧。”可是再细细追问，他已经想得很远，他觉得入学的学费如果能得到资助，他准备去东阳父亲打工的地方做做小工，一边照顾父亲，一边赚点生活费。“我在网上问过工大读书的学长们，周末和假期都可以找家教或者其他工作，赚生活费和未来的学费。”
甚至他已经想到了未来找工作。“我这次没有发挥好，应该再考得好一些，就能进土木工程专业。我有表哥也是这个系毕业的，就业应该有保障。”林俊说，现在被浙工大的广告系录取，但他还是希望大学一年级能多点时间看书，有机会转到土木工程去。
林俊家虽然没有电视机，但有一台表哥淘汰下来的电脑，他在网上找年轻人爱看的书。记者看了他打开的网页，他正在看《蔡康永的说话之道》，还有《独唱团》。“高三没机会看课外书，我怕进了大学，同学讲什么我都落伍。”
对大学充满期望的他，甚至已经成立了一个浙工大2011广告系的QQ群，从网络上联系未来的校友。我问他，你设计的未来是什么样的，他想了想说：“应该会慢慢好起来。”
对话·聚焦教育公平：为什么寒门学子难入名校门？
2011年08月11日 09:15 来源：光明日报
改变“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态势，实现教育公平，对每一个学生成才、对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意义重大。
对话者：
储朝晖 中央教科所研究员
廉 思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越来越成为农村学子的奢望。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研究”表明，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清华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是什么阻碍了寒门学子的上升之路？难道出身竟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目前的高考内容设计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出身决定命运”。考试中含有明显的文化偏向，从而有利于一些群体而不利于另一些群体，其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降低了高考这一社会资源分配制度的公平性
记者：教育，是公平的起点。教育，就是要让人们看到希望。寒门学子离名校越来越远，是否凸显出身决定命运？
储朝晖：近些年教育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边远农村或贫困家庭的孩子进大学的机会越来越多，进好大学却越来越难。这一结果是逐级累积造成的，经过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的多级分化，相同智力的学生，一直在优劣不同的学校中学习，在高考时差上数百分是完全可能的。这说明教育公平问题远比一些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一个涵盖全过程、全方位的概念，要实现教育公平这一目标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廉思：高考本来是一种标准化考试，考量的是学生通过“后天”努力所掌握的知识与逻辑思维能力，而应尽量排除“先天”因素的影响。以“现代性”为核心的高考内容改革，实际上损害了高考的公平性。现阶段中国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农村学生受教育的条件远不如城市学生，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教育差距也很大，在过去偏重考查知识面和记忆力的情形下，刻苦攻读、记诵不辍就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但是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能力”的时候，勤奋刻苦所能起到的作用下降了，考生的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等因素所起的作用则大大上升。高考内容的改革，并没有恰当地考虑中国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影响了农村及中小城市学生的利益。考试中含有明显的文化偏向，从而有利于一些群体而不利于另一些群体，其结果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降低了高考这一社会资源分配制度的公平性。
各级学校、各个教学环节未能将教育公平的保障作为一个重要因子设计进去，而仅仅将考试分数作为惟一的因子，这样偏差就不可避免
记者：“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可以有另一种解读：惟有进入重点大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而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普通地方院校与专科院校。当重点大学之门正一点点向寒门学子关闭，我们会产生疑问，我们的教育制度设计有了怎样的偏差？我们又该如何为每个个体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
储朝晖：“知识改变命运”可以体现在不同时候，一是在运用的时候;二是在选拔的时候。前一种情况贯穿人生的始终，正因为此，我认为无论贫富及其他条件如何，每个人都要终生不断地学习。至于后一种情况，我不能认同“惟有进入重点大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的说法，因为历史上不少人进了重点大学也未能改变命运;不少人未进重点大学倒成为发展不错的人才，但不能因此就否认现有的教育体系在保障公平方面依然存在较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各级学校、各个教学环节未能将教育公平的保障作为一个重要因子设计进去，而仅仅将考试分数作为惟一的因子，于是一些人可以花钱上各种班来提高分数，另一些人没钱上各种班，分数可能相对少些，但这两个人的智力也许并无差别，这样偏差就不可避免。
严格地说，为每个个体的发展营造平等的空间就是要依据每个个体成长发展的需要去设计教学，进行评价，进行管理，因而需要一套多元的评价体系，改变现有的仅仅依赖于一考定终身的单一评价体系。但是，在现有社会信任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又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导致整个社会更加不公平。因此这是一对矛盾，建议在全社会对此进行公开讨论的基础上确定改进的方向和步骤。
廉思：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不仅是具有相当独特性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也是一项出色的制度安排。自1999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扩招为数百万原本没有机会上大学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热切愿望。从绝对数量上讲，扩招使更多的工农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是，量变必然引起质变，对任何已经大众化甚至普及了的教育而言，竞争都将围绕着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出现，在越高的层次上，不平等越显著。
对不同阶层的子弟而言，大学的门槛并非是“同一条起跑线”。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资本，必然深刻影响未来的大学生活，也将改变未来的社会生态
记者：学校的学生群体应是多元丰富的。当学校生态趋于单一，或者说更关注所谓的优质学生时，这个教育生态会发生某种失衡。现在，有这种情况吗？我们意识到了吗？
储朝晖：无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必然带来教学资源的丰富性。我曾经向某个重点大学招生负责人建议：从统计上看，每千人中智力较高的人数比例是相当的，某一个区域内的前几名肯定都是优秀人才，与其在北京招收600分的考生，还不如在边远地区招收在当地名列前茅的考生。他的回答是：这样进校后由于考分差别大将无法上课。这里又涉及到我们的大学教学如何进行的问题，从保证高质量角度看，大学不宜上大课，应尽可能进行个性化教学。但现今我们大多数大学采取的依然是“一堂课”教所有学生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仅会降低质量，也会产生新的公平问题。对那些对这种大课不感兴趣的学生是不公平的，也就是教育生态失衡，但这种失衡事实上在小学阶段就出现了，也会带到高考和大学后的教育，长期积累对学生的伤害是巨大的，目前关注这方面的人还太少。
廉思：不同阶层的家庭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精力投入差别很大，精英阶层对子女学习习惯的培养、学习计划的统筹安排以及对子女人格潜移默化的影响，都或显或隐地实现了精英阶层的代际生产。如果一个家庭在经济上有优势，那么这种资本往往可以在教育过程中转化为优势，这种叠加效应在当前的自主招生考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当然，这也必然会延伸到大学校园内部，对不同阶层的子弟而言，大学的门槛并非是“同一条起跑线”，他们所拥有的不同的资本，必然深刻影响未来的大学生活，也将改变未来的社会生态。当最终的结果呈现为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可以上名牌大学，而大多数寒门学子无法依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时候，我们又该用什么来保证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阶层能够和睦相处？
高等教育制度，应该对不公平的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
记者：黄全愈《高考在美国》的书中介绍，哈佛大学曾录取过一个叫Liz Murray的纽约流浪女。几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一名48岁的流浪汉、退役军人迪威特。毕业时，他代表全体毕业生上台致辞，而我们的名校常常以招录各地状元为荣。我们该怎样变革，来营造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
储朝晖：公平作为一种理念，应当体现在全过程和多方位。从社会角度看，贫富差距过大和权力层级过多是导致教育不公平问题加剧的基础，必须在这方面不断改进;同时，我们现在的教学、评价等各方面都有谋求教育公平的较大空间。短期内改变乡村考生不公平状况，可以将教学条件的不均等性作为一个因子，比如依据教学条件的差异状况，以1万考生作为一个单位考区，在单位考区内依据考生成绩分为若干等次，招生学校对不同分数但等次相同的考生录取时同等对待。这一措施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源和师资的均衡分布，操作得当则有利于整体教育均衡发展。
廉思：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入学制度尽管设计非常繁复，也特别强调大学的自主权与考生的选择权，但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表现不佳，而且近年来入学公平性的问题还有恶化趋势。不过，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发达国家早已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救济政策，试图对弱势阶层有所补偿。
对农家子弟而言，高考是进入城市的重要渠道;对平民百姓，它意味着“干部”身份的获得;对于弱势阶层而言，高考是向上流动的机会。高考中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我们一方面应确认中国高考制度的特点及对中国政治与社会的重要意义。同时也要提出，高等教育制度，应该对不公平的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记者 靳晓燕 通讯员 汪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