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环球移民怎么样:金文：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 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特征（上）—新闻中心—人民网·天津视窗

　　编者按：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金融改革与创新。金文撰写的《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一文，从历史的角度，全面阐述了金融业的起源发展，以及在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国际化的大趋势之下，金融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读后引人深思。人民网天津视窗将持续报道该文章。以下为在《新金融观察》第二十九期上刊载的“十七、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特征（上）”部分：

　　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地域和不同国家的诸多文明，既有相互交融发展的共性，更有世代传承养成的个性。人类生产方式由落后向先进发展，人类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世界统一性与民族多样性的多元融合，表现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普遍现象和一般规律。原生文明与衍生文明千姿百态，既有相同或相似的发展路径，也有差异或迥异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是原生文明，中国是原生文明国家中独特的文明主体，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发展变化特征，经历了古代的强盛和近代的衰败，经历了近代衰败再到现代强盛的发展变化，显示了世代延续和历久不衰的文明特质，是人类社会文明史中独特的文明。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思想政治社会制度

　　人类文明进步源于思想。思想决定了理论和实践。中华文明早期的思想已经形成体系，并且十分丰富和发达，逐步演化为政治社会制度的主旨。尽管当时深化的实践力和执行力不是很强，但当时演化的传承力和发展力已很强大，以至于两千多年前的思想固化为政治社会制度，对后世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思想体系。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变革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建立起来，促进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在短短几百年中产生了影响后世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形成了百家争鸣以及激烈斗争的局面。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约公元前571-前471年）创立道家，提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反对严刑峻法，主张顺其自然、无为而治，希望恢复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创立儒家，提倡仁政和以德治民的中庸思想，宣扬克己复礼和仁义礼智信，反对苛政和刑杀。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墨子（公元前468-前376年）创立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尚同、非命等政治思想，重视逻辑传统，反对阶级和战争。战国时期改革家韩非子（约公元前281-前233年）是法家的代表者，提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提倡改革，反对复古，以法为本，法不阿贵，严刑峻法，主张按照现实情况推行改革，实行法治和暴力统治。从春秋战国群雄并立到秦朝统一中国，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上述各种治国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践检验。秦始皇统一中国运用了法家的治国思想，以法治和暴力实现政治统一，以焚书坑儒实现思想文化统一，以改革创新实现语言文字和基本规制统一。秦代的思想文化体系，到汉武帝时被全盘推翻，不仅是独尊儒术，而且增加了三纲五常等基本道德规范，儒家思想体系占据统治地位。汉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归于一统，始终尊崇尧舜先秦之治、孔孟至圣之师、祖宗成法不可改、先朝制度不可变等思想观念，既是政治思想，又是道德观念，还是行为规范。道家思想或有诡异之嫌而被废黜，法家思想或有反祖之乱而被摒弃，墨家思想或不适应阶级社会发展需要而逐步没落，此后再也没有产生影响力可与春秋战国时期比拟的思想家和新思想。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印度教等宗教，对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希腊和罗马文明，以及印度文明和世界各地文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包括由于政教合一形成的教会教皇统治势力，社会性的宗教崇拜和狂热、运动和圣战、改革和革命等。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封闭性和儒家思想的排他性都很强，始终坚持政教分离和儒学正统，原生宗教和外来宗教从未对中国政治思想造成与世界其他地方相当的重大影响。儒家思想之强大，在上层社会是经邦济世的绝学，在知识阶层是趋炎附势的法器，在下层社会是持家治业的根本。直至清末民初革命思想浩浩荡荡席卷全国的时候，仍有相当的顽固势力企图以纳入宪法等方式，维护儒家思想在政治体制和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国自秦以后的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权的复合型政治制度。第一，皇权与政权并立的中央集权制度。皇帝尊为天子，统揽国务政务，任命宰相主理国事，秦汉实行三公九卿制，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等，分别主理各项事务，由此展开政治布局和政权构架，实现中央高度集权。第二，层级体制与垂直体制相结合的统治制度。秦汉时期开始实行郡县两级制，形成了早期中央集权体制中的层级制。东汉时改为州郡县三级制，负责处理地方事务。秦设御史大夫一职，直接听命于皇帝，监控连同丞相在内的百官，汉武帝设刺史和司隶校尉，后来又出现了钦差大臣等，都属于垂直体制中的机构和职务设置。后世历代实行了地方自治和藩属统治制度，层级体制与垂直体制同时强化社会统治和中央集权，适应了国土面积广袤和各地差异较大的治国要求。第三，以世袭制为基础的任命制、分封制、考试制等吏治制度。中国历代封建社会的君王和皇室实行世袭制，以此构成了国家政权的核心和基础，一些边疆地区的土官也实行世袭制，有力地保证了政权代际延续。皇帝任命宰相作为心腹，皇帝分封诸侯体现赏赐，诸侯分封百官以明事主，任命制加分封制各得其所，组成了层级体制与垂直体制的嫡系架构。中国的唐代建立了科举考试制度，政府低级官吏均以考试选任，成为封建社会政权的底层成员，以及分封制不断更替和扩展的选任对象，组成了层级体制和垂直体制的旁系架构。第四，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系。除了皇权掌控之下的官僚体系以外，还有遍布各地为皇权服务的乡绅系统，如汉代的豪强、魏晋隋唐的庶族、两宋的主户和明清的缙绅等，官僚体系与乡绅系统相结合，构成严密完整的政治统治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社会制度。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社会制度是与思想体系、政治体制和经济政策相适应的子民制度。封建社会实行“士、农、工、商”四民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一制度基础上的士大夫官僚体系，人民群众不具有国家公民的主体地位。“士”阶层代表着以地主阶级为主体的富贵、权贵以及知识阶层，是掌握知识的上层社会阶层，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形成了由儒生与文吏合流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农”阶层是封建社会的主体，尽管长期实行农业立国和重农抑商政策，但由于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与地主阶级形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农民并不具备与社会第二阶层相适应的较高社会地位。“工”和“商”阶层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但由于他们享有经济自立和人身自由等特殊条件，因而是游离于地主与农民阶级之外的特殊群体，其中一部分人掌握手工技艺或商业关系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秦汉以后历代不断改进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分封制强化官僚管理体制，四民制强化子民管制体系。同时通过强化“士”与“农”这两级社会主体，弱化“工”与“商”这两个社会群体，形成了以土地制度维系的阶级统治；通过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将知识牢牢把握在以儒家学者为主体的精英阶层之中，形成了以儒家思想维系的思想统治。由此产生了四民在政治、思想和经济、文化等方面同时排斥思想理论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的社会体制。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的社会成果，集中反映为盛世甚至是乱世浮华、因循和滞缓。官宦之家和社会名流，以及有钱有闲有才的风雅之士，自唐朝起爱诗，讲求阴阳平仄对仗工整；自宋朝起爱词，讲求直抒胸臆悲欢感怀；自元朝起爱曲，讲求唱白曲调舞蹈情节；自明清起爱剧，讲求唱念做打名角定式。诗词的共同特点是，制式工整，规制严明，赋诗作词，不出窠臼。曲剧的共同特点是，忠奸善恶，是非分明，唱念做打，名角制定。诗词曲剧的共同特点是，有官宦之家的浮华，有文人雅士的潇洒，有一成不变的因循，有万世悠悠的滞缓，社会在战乱中麻痹，人们在平和中消沉，突出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延续甚久的生活方式，乱中有治的社会形态，以及一成不变的思维定式。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制度

　　早期的思想政治社会制度，是当时经济制度的规范。经济之于思想政治社会的影响之深，始终维系着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经济的繁荣发展和路径模式，始终难以摆脱思想政治社会制度的窠臼。特别是，如果自觉地把经济限定在社会秩序范畴的时候，经济不仅成为社会的基础，而且必定成为政治的工具。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经济政策。中国自战国开始推行农业立国政策；秦朝基本实现了土地私有，开始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汉代调整赋税徭役制度，实行价格平准和盐铁官营等政策，建立了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体系，以及自然经济管理制度体系。以农为本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自然经济体系，自战国初始至汉朝确立，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第一，农业立国政策与土地私有化制度。封建社会以农业立国的经济基础是土地所有制。土地对于所有者和使用者而言具有不同属性，既是封建王侯地主的资产，又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条件，共同构成了封建社会政权的物质基础。帝王和地主阶级除了剥削和压迫之外，在治理经济方面都积极推行土地私有制度，以此为基础推行以农为本和农业立国的方针。封建社会的大部分土地控制在王公贵族和地主手里，但历代君王注重调整或改革土地制度，使农民有少量土地，使佃农有耕作条件。第二，赋税徭役政策和价格平准制度。战时依靠横征暴敛保证军事需要，以巩固江山社稷；战后减轻赋税徭役负担安抚农民，以促进生产发展，是封建社会基本的经济统治手段。为了调节农业丰歉带来的问题，政府实行平准制度，丰年时以较高价格收购粮食，以增加政府储备，避免谷贱伤农；灾年时以较低价格抛售粮食，以赈济灾民，稳定社会秩序。平准制度是政府调节市场和稳定社会的重要经济制度，后来发展为以社会自治方式推行的“社仓”制度。第三，重农抑商政策与盐铁官营制度。重农抑商政策从属于农业立国政策，汉代创始的盐铁官营制度，唐代发展的铸币等手工业官营制度，成为重农抑商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政策的主旨是，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防止地主发展成为地方豪强，严格制约商人发展成为富商巨贾，将地主和商人的经济力量限定在可控制的范围，防止地方割据势力和社会破坏势力分化皇权。官营制度是与“私营”体制对应的体制，国家掌握稀缺资源并统一调配，使之处于官僚专制统治的控制之下，断绝垄断经营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渠道，进一步完善了重农抑商政策。使农民与地主阶级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使地主阶级与土地形成资产依附关系，使“士”和“农”始终构成社会的主体，使“工”和“商”始终构成社会的补充，防止产生足以为乱的阶级和阶层。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抑商政策。战国时代开始实施的农业立国政策，在秦统一后转化为重农抑商政策，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禁止商人经营粮食，控制商业经营范围，以“入粟拜爵”方式抬高地主地位。汉代商贾的子孙不得为官，商贾不得穿着丝绸衣服，不得乘用车辆和携带兵器，政府统一铸币并实行盐铁酒专营，设“算緡告缗”制度贬抑商人地位，以“均输平准”制度抑制商业发展。西晋要求商人一足白履、一足黑履，以“奸”、“贱”恶名困辱商人。唐朝要求五品以上官员不得进入市场，将商人归为四民的末等，将商业归为各业的末业，断绝商人垄断经营囤积居奇牟取利益的渠道，使之处于官僚专制统治之下。宋代航海业和国际贸易已经发达，出现了主张废弃抑商政策的社会要求，但重商主义思想终究没有占据上风，没有能力扭转以农为本实为无本的局面，北宋继续实行“入粟拜爵”制度。明朝郑和出使西洋只为政治和外交，向世人展示了中华的威名和实力，没有商业活动，没有商业利益，徒使国库空虚，被朝野指为“弊政”，泱泱航海大国的航海业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发掘海洋文明之利。清朝“重订四民之序”，1655年至1684年闭关禁海，1717年至1727年在南洋禁海，将违反海禁的商人以“海盗”论处，堂堂海洋文明大国退守陆地文明，视海洋开放为引致蛮夷祸国乱政的根源。在封建社会前期，突出农业的重要性，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封建统治秩序，是积极进步的经济政策，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基石。但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商业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制了土地兼并和集中，阻碍了农工商贸各业发展，导致社会生产力无以循环，清末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几乎阻断了进出口贸易以及工商业生产经营，严重阻碍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应当支持商业发展，但长期实行抑商政策；国家应予商人社会地位，但长期困辱贬损商人。商业与各业联系紧密，实为求生求利的路径，贬抑政策不仅促进了官商勾结，而且强化了官僚买办势力发展，商人始终为封建社会的异己力量，社会结构由此走入畸形。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义利思想。封建社会的义利思想是社会制度的内生物，具体表现就是功名利禄。儒家文化重视君子风范和思想教化，而轻视利益引导和经济发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生动地体现了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实际上，君子是义利皆有，而不屑于言利；小人是义利皆无，而无资格言义。封建社会的义利思想，表现在君王阶层是江山社稷。历代君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把修身作为首要任务和齐家治国的资本，而又以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四书五经等作为修身的法则；注重研究江山社稷和权术治术，以谋求社稷永固和万世传承；注重研究阴阳八卦和凶吉祸福，以求得逢凶化吉和魂灵在世；而不注重研究民情和民意，不注重发展民生与民力，甚至不顾及民怨和民恨，由此导致难以缓和的阶级矛盾和持续不断的政权交替。封建社会的义利思想，表现在上层社会是功名利禄。在君子风范和思想教化的框架下，有钱有闲有才的士大夫阶级与上流社会，热衷于册封官爵和奴婢财产，沉溺于博取功名和流芳百世，沉醉于诗词歌赋和琴棋书画，唐诗宋词元曲历代流传，明清京剧和小说风靡社会，而有志的穷苦人则以苦读诗书和科举应试，希望跳过龙门而求取功名利禄。封建社会的义利思想，表现在下层社会则是义利皆空。封建社会以封建伦理道德教化小人，以愚民政策愚弄小人，以轻义重利鄙夷小人，以封建专制治于小人，小人以无志为有德，社会底层人士没有义利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