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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慈善出

最近一段时间，慈善成了热门。据说——听说而已，我没有证据——已经“裸捐”却仍奇怪地当着世界“首富”、“二富”的盖茨、巴菲特连年造访中国，劳心劳力地培训中国的在职富豪兼候补慈善家；民政部前高官（名字这刻记不起来了）高调辞去本来在政府内担任的救灾之职，加入慈善团体搞救灾，似乎慈善的大舞台更能上演伟大的爱心秀；大富豪陈光标在海峡两岸频繁当街发钱，一时引人侧目；中国红十字会因为一个无厘头的郭美美事件，被媒体打得焦头烂额；本来形象不错的“希望工程”，也卷进了世界华商协会、卢美美和“中非希望工程”等一堆烂事。这景象，慈善真是火了，火烧连营三百里，丢盔卸甲的不只三两个。

但透过表象看实质，一言以蔽之，则可谓大道废、慈善出。这一点，不自今日中国始。刘仰先生早就在博客里讲过，西方现代的慈善事业红红火火，黑社会起了很大作用；黑社会通过各种不法勾当积累了巨额财富，于是拿出一部分钱来做慈善，借此收买人心、改善形象，效果很好。与黑社会类似，一些超级富豪，为了妥善解决遗产问题（西方的遗产税很高），也为了自己的社会形象和宗教原因，也纷纷加入了慈善的行列，如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盖茨等人，都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成立基金会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在慈善的名目下，可以让富豪们干原来的公司不便干的很多事情，如帮助中情局资助对第三世界的冷战。这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了巨额财富的超级富豪，一旦进入慈善领域（其实是玩政治、玩文化了），干的也如他们在商业领域一样得心应手——捍卫曾给他们带来巨额财富的好制度，当然责无旁贷。

中国社会本来是一个很平等的社会，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条件相差不大。在那种“最小财富最大化分享”的环境下，做慈善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多少社会需求。真遇上不可克服的困难，人们多半找单位解决，找同事、同乡、亲友帮忙。即使是在乡下，也多半靠“五保户”、“合作医疗”等办法，来解决医疗、养老等问题。至于说底层群众之间相互的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则古今同义。不言而喻，这种照顾和帮忙，不可能如何完善，但它的长处在于单位会管、集体会管，不会把人逼上绝路，陷入“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的境地。

近年来，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据说基尼系数已高居世界前列，中国最富有的5%恐怕拥有了大多数的社会财富；而普通百姓虽说生活已有改善，但倘若遇上不测之祸，则往往陷入非常困难、可怕的境地。近年来，把住房、医疗、教育称为“新三座大山”，正反映了当前中下层群众的呼声，表明维持基本生活已极不易，更无力应付生活中的非常之变。城市群众，眼下大约没有人觉得自己可以找“单位”帮助解决问题（也许政府机关、人民军队还有此余风流绪？）；乡下百姓，早已找不着生产队之类的组织来帮助应对困难了（村委会现在还管这些事吗？）。在这种情况下，慈善被大小媒体忽悠成了万应灵丹。

汶川大地震之后，明明是人民政府、解放军官兵、公安干警、国有企业在救灾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媒体却把志愿者、慈善家的爱心吹上了天。记得震后第二天，我曾赶赴灾区。此后在灾区度过的十天里，每当看到飘扬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井冈山第一连”的旗帜，屡屡忍不住热泪盈眶。在那种场合下，不怀偏见的人都知道，究竟谁在舍生忘死为人民。看《唐山大地震》的电影，让人生出一个很大的疑问，在唐山遭此灭顶之灾之际，唐山的力量从何而来？电影对此虚晃了一枪。之后，就开始讲自己的小故事了。但是，人们需要质疑的是，在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面临如此巨灾的情况下（死亡人数就达24万），难道是仅靠唐山自已解决的困难吗？人民军队、八方支援，在电影里被淡化到了无聊的程度。

慈善事业当然有积极意义，我没有彻底否定它的意思。特别是群众之间的互帮互助，雷锋、郭明义式的英雄永远是社会所需要、所敬仰的（不过他们从事的是“慈善”事业吗？）。但是，慈善的积极意义十分有限，拾遗补缺也许可行，不过把它夸大到不恰当的程度，其实是另有用意的。一个共同富裕并且社会保障事业比较完善的社会，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完全可以靠劳动过日子；即使遇上了不测之祸，也可以靠社会保障来解决突然之需。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并不需要过多地依赖慈善事业；反过来，慈善事业的市场也很有限，张大善人、李大善人、王大善人、比尔大善人的作用当然也大不到哪里去。

当下的困境在于，第一，共同富裕尚是画饼，不能充饥；一边有主张分好蛋糕也是生产力的；另一边马上高叫主要任务还是做蛋糕。过去30年，中国人民付出了世界各国人民少有的艰苦努力，把中国的蛋糕做成了世界第二。这蛋糕是大还是小？如果说小，但今日中国GDP已高居世界前列，中国亿万富豪花天酒地、穷奢极欲在世界上也有些后来居上之意；如果说大，那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群众还数以千万计，更不用说无数蜗居于大城小市的打工一族、以及被迫留守乡间的儿童少年了。如果始终拒绝把分蛋糕提上议程，那么，难道人民永远只能做蛋糕、富豪永远吃蛋糕？直到富豪吃得腻了，拿出一点蛋糕末末打发老百姓，美其名曰“做慈善”？可见，蛋糕做多大才算大，判断的标准是主观的，关键看一个人的立场；站在暴富一族来看，大概永无止境；站在百姓立场上，今日中国的蛋糕已很大了，该是研究合理分配蛋糕的时候了。老百姓的意见能否被重视、被采纳？目前看不出答案。但靠假模假样的“慈善事业”、趾高气扬的幸福颂歌，大概是解决不了人民面临的痛苦，也无法消解人民心中的愤怒的。

困境之二，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义务教育喊了二三十年，但今天“小升初”之难，尽人皆知。有权、有钱之辈，解决此类问题当然比较简单；但无权、无钱的老百姓呢？靠“希望工程”、“春蕾计划”能够解决问题吗？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参与实施“希望工程”工作时，听到的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叫“到本世纪末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然而，时至今日，此言已成笑谈。其他诸如看病之难，足以让人倾家荡产；房价之贵，几乎劳动一生也难买下一套住房。有病无钱治、有学无钱上，这是忙碌时间最长的慈善领域吧？然而，谁又看出了解决问题的希望呢？

故曰：大道废、慈善出。今天中国慈善业所试图解决的问题，很多都是民生大端，寄希望于少数富豪的良心发现，无异于缘木求鱼，不但事不能成，反倒会使困难积重难返、祸由此生。为此，必须重打锣鼓另开张，那就是走共同富裕之路，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而完成好这两项工作，党和政府义不容辞，完全不能寄希望于所谓的张善人、李善人、王善人以及比尔善人的良心发现,外加CCTV声嘶力竭的忽悠。

说来说去，无非是回到共产党的老办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话虽至此，但疑问依旧：做得到吗？满眼望去，在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半心半意的有、三心二意的有、无心无意的有。要找出一个全心全意的，还真不容易。也许杨善洲、郭明义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