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用工九号令:陈毅带头作检查

摘自《周恩来在1967》

1967年的1月，夜幕下的人民大会堂，周恩来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端起工作人员送来的一碗鸡蛋炒米饭。一旁坐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这是周恩来的晚饭，时间是晚上9点半。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这样简单的便饭，对周恩来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周恩来抓住吃饭时间的空隙，找陈毅谈话，谈话主题是要陈毅在国务院带头向造反派作个检讨，以早日摆脱被动的局面，协助他抓好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

对于出生入死的广大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是一座炼狱。在这座炼狱中，每一个干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

周恩来也多次意味深长地对老干部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要经得住这个考验。

为什么说这种考验是前所未有的？

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领袖毛泽东，认定“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混进”了大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是决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揪出和批判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

而恰恰是广大的老干部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点难以理解和想通，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都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击迫害老干部所要找的借口。

因此，无论从斗争环境还是从斗争对象来看，都注定了这是一场老一辈革命家们过去所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斗争。

从斗争对象看，斗争对象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在你死我活的敌我冲杀中练就出来的一身是胆、视死如归的革命素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显得是那么地无所适从。

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已经有许多老干部纷纷落马。进入1967年以来，打击老干部之风更是来势汹汹。元旦刚过，一些造反派就围堵在中南海的几个门前，闹着要揪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荣辱安危，还在于如果一旦老干部都被打倒失去了发言权，党和国家的权力将更多地落入阴谋家和野心家的手中，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令人堪忧。

周恩来之所以先找陈毅谈，要他带头作检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在一系列公众场合的讲话中公开批评了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处境危险。

当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逐渐显露出其危害性和灾难性后，周恩来和陈毅在不理解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斗争方法。周恩来是忧心忡忡地考虑如何把这场“洪水”纳入河道，正像一位外国作家所描述的：“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的马背上并最终制服它。”因而，他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更多的是韧性的阴柔、迂回。而生性刚烈豪爽的陈毅却难以抑制住感情的闸门，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的做法直言不讳，打出了排排“重炮”。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陈毅针对林彪、江青乱党乱军的阴谋“开炮”了：

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次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的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又响起了陈老总的隆隆“炮声”：

自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要坚持讲下去。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陈毅继续“放”了个痛快淋漓：

我上次的讲话（指11月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

陈毅的这一排排“重炮”，把中央文革一伙给打懵了。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挥舞着拳头朝张春桥、王力等人歇斯底里：“反击！反击！”

于是，陈毅的讲话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老帅的类似讲话被诬为“十一月黑风”。很快，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狂潮席卷而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指点下，造反派叫喊着“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等，向陈毅发起了冲击。

周恩来挺身而出，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

1966年12月3日晚7时，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讲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

周恩来对红卫兵进行了耐心的劝导，说：你们说陈毅“和稀泥”，其实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但红卫兵不听劝告，一味纠缠。周恩来生气了，他严正地告诫说：你们对陈毅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讲他说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你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

然而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警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武工队”竟冲进了外交部，要揪陈毅。12月13日晚8时，周恩来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责令冲入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立即撤出外交部，否则，就要派卫戍部队去把他们拉出来。

红卫兵不服，咄咄逼人地与周恩来辩论起来：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不想在陈毅问题上同他们纠缠，说：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指造反派送来的关于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没等周恩来说完，红卫兵就打断说：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说：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总不能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

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对不住了！说完，周恩来愤然退场。

1967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又连续3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指名要陈毅到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虽然周恩来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但从1967年元旦过后的形势看，局势将会更加严酷。陈毅不作一个检查表态，这个关不好过。再说，老是被造反派这样纠缠着，工作也不好开展。与其这样硬挡，还不如因势利导。

周恩来多次说过，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只能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当然，周恩来找陈毅，直截了当地动员他带头作个应景式的检查，以便过关，这也还有周恩来与陈毅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的情感私交因素在内。

周恩来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斗争方略，包括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说一些违心话，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能理解的。明明是自己没有错，还要作检讨，这就意味着要说一些违心的话。要劝别人作检查，如果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很可能被误解为软骨头、两面派。但周恩来相信陈毅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陈毅开始一听要他在造反派面前作检查，内心也想不通。

1月24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和精心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外事口各群众组织参加的万人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伯达、江青也不情愿地来了。

会上，陈毅照着经周恩来再三推敲定稿的检查稿，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大意是：

我的检查

陈毅

(1967年1月24日)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

在文化大革命五十多天里，我在领导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表现在贯彻执行了一些条条框框。束缚了、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了国民党“训政”的办法。结果，把外事口初步发展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外事口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严重的表现是，派出了大大小小的十五个工作队或工作组。其中有外办，外事政治部派往对外文委，中侨委，有关局和学校共八个，由外交部派往所属单位和学校的共七个。这批工作队中，以张彦和刘新泉两个工作队的问题最为严重。张彦工作队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坏典型。张彦逼供信的办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对对外文委和第二外国语学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群众问题中，最早发现张彦的错误，张彦就怀恨在心，不择手段的挑拨我们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企图借我们的名义，对抗陈伯达同志。特别恶毒的是收集材料，企图陷害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的杰出理论家。我从认识他以来，一贯尊重他，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他们有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敏感，他们能很快的发现张彦的阴谋诡计。我却远远落后，在事实证明之后，才识别出真象。张彦企图挑拨我和伯达同志的关系，这无损于我们之间的团结，却暴露了他们自己的反革命政治扒手的真面目。刘新泉工作队也用逼、供、信，整黑材料等等办法，在外语学院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其他一些工作队和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工作组所犯错误，我都应负很大的责任。

我为什么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主要是自己思想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很猛，我没有正确的思想准备，相信我部有很多错误，旧思想，在这关键时刻，对于如何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我站错了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害怕群众运动来势过猛，打乱正常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我口头上虽然也说要放手发动群众，实际上是多方限制，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在我所想像的轨道上进行。因此对那些条条框框，派工作组等等做法，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口味。当时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接受和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下了大错误。

由于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在总的方面犯了错误，不言而喻，在运动中，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自然也是错误百出。外事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果，是使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地、程度不同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很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折磨，这是我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犯下的错误，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悔恨交加。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路线，我开始觉悟到，运动初期我不自觉地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中央的两次会议上，都沉痛的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来。

但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我纠正错误很不彻底，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还继续发生了一些错误，表现在：对革命群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对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的不够，过多的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队的错误，站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调解的立场，强调避免冲突。对左派支持的很不够。没有抓住运动的主流，过分的重视了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从纠偏的角度出发，列举偏激的事例大讲政策。说了很多的错话。

在说话问题上，尽管当时主观愿望还是出于好意，希望革命群众掌握政策，把运动搞得更好。实际上却是批评指责了革命群众，压制了左派的锐气，长了保守派的威风，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我在各单位的讲话，特别是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的讲话，错误很严重，打击了左派，压制了革命路线，讲话稿流传各地，影响很大，对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起了阻碍的作用。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集中表现在群众观点上，运动初期，由于自己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就滑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还自以为那样做是革命的。

十一中全会以后，在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有所觉悟，有所提高。但是，还没有能够彻底转变，仍然把群众的觉悟水平估计过低，自称高明，继续站在群众之上，指导运动。因此就常常以教训人的口吻来对待革命群众。说错话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态度的问题。运动初期的错误，是站在群众的对面反对群众，十一中全会后，本应迅速转变，站到群众之中，与群众一道前进，我没有很快这样做，只是从群众的对面转到了群众的后头，而且站在群众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我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得很迟缓，主要是由于我长期处于领导岗位上，很少深入群众，没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观点越来越浅薄。因此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和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所具有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首创精神。而且习惯站在群众之上，好为人师、自以为是的发号施令。这样严重的脱离群众，违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不犯错误。

这次犯错误，还集中暴露了我思想上、作风上的很多问题，都因过于自信，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工作作风粗线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等等。这些方面对于我犯错误，加重错误有关系。

为了彻底清理思想，纠正错误，回想到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曾讲过不少的错话，大中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二年广州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那次讲话的主要错误是对知识分子无原则的捧场，评价过高，而没有强调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以至被一部分拒绝改造的知识分子所利用。还有一九六一年，对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和以后几次关于学习外语的讲话，在又红又专关系上，都没有强调突出政治，而过分强调了业务，助长了一些人的不问政治倾向。这些讲话有的曾公开发表，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这是我值得深刻检讨的。

几个月来，同志们给我写了很多大字报，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同志们要把我很好烧一烧，烧掉我所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脏东西，这是对我的极大的帮助，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志们希望我改正错误，我也有决心，有信心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思想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给了我彻底改正错误的力量。今后，我必须坚决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学习他那样活学活用，运用自如。同时还要向周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及中央其他同志学习，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都学得很好。我必须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带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彻底改造世界观。

彻底改造世界观，对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要端正对群众的态度，真正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高价征求批评，诚恳接受监督。以满腔热情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过去靠老本过日子，现在不够了，必须重新向群众学习，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作出一些新的贡献。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决心投入这个伟大群众运动的大熔炉，彻底烧毁自己的错误，坚决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并且同你们在一起，共同来批判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一起来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外事口的影响。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坚决支持你们革命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向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致敬！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虚心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让我们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努力，把外事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的更好。(口号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