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和那英谁厉害:重庆：拒绝“被代表”

     与贺卫方老师同感，这座城市同样也令我魂牵梦绕。这儿有我们共同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它留存着让我此生难忘的记忆，传授给我受用不尽的知识。故地重游，有太多想见的老同学，有太多想去的老地方，但都因为时间所限，想见而难见，想到却未达。尽管如此，能有这等良机进入式观察重庆，还是积攒了一些东西，这些消息均来自民间，既是所见，也是所闻，适逢最近选网上又出现了讨论“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小浪潮，借这期网站看点的机会，以个人游记形式记录于此。希望能在对“重庆模式”的讨论演变成“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之争”的讨论背景下，为读者们提供一个有别于学者、官员和时评家等群体观察重庆的不同视角。一同听听重庆民众的心声，还重庆一个相对“真实”，他们拒绝“被代表”。

    寻找“红色”的味道

     8月1日 13：40  我乘坐K688次列车抵达重庆北龙头寺火车站。重庆是出了名的火炉，恰好又是八月，然天公作美，天气一反常态的凉快。上一次来到龙头寺大概已经是08年的事儿了，时隔3年，这里的变化翻天覆地。火车站完成了与长短途汽车站的结合，已然形成了重庆北部的交通枢纽中心，周围的写字楼、住宅区也是密集起来，显出一派欣欣向荣之气。

    自07年12月薄熙来走马上任重庆市委书记以来，这里似乎一夜之间变得全国瞩目，只可惜我在学校的那几年，虽然也目睹了早期打黑，但总体感觉并不明显。可能是当局者迷的原因，当我毕业离开后，才强烈地感受到大江南北都在热议“重庆模式”，在其包罗万象的政策行为中，“唱红打黑”不仅全国知晓，更是世界闻名。曾经，谈到重庆，人们会立刻想到“山城、火锅、美女”；而今，在受到近年外界质疑争闹的种种影响下，不夸张地说重庆已被贴上了“红歌、文强、薄书记”的标签。“唱红歌跳红舞”、“闪电式打黑”、“李庄案”等一系列大事件引来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在褒贬不一的公开争论中，几乎所有人都只把目光集中在了“唱红打黑”上，而忽视了“重庆模式”的其他元素，尤其是经济。

    当一个事件被盯着不放，眼里边自然也就没有别的事件进入的余地。于是乎，“红歌”成为了“左右”之争的舞台，“打黑”成为了法律界力争司法正义的战场，而重庆在经济民生所取得的成绩经验似乎少有人问津。吾等凡人，亦难逃世俗影响，一下火车，便四处找寻“红色”味道，想一尝究竟。然而，除了在火车进站前，看到市郊高速路旁的灯柱上平行悬挂着国旗党旗略显“红色”气息外，在市内并未见到被外界渲染的那般强烈的“红色运动”。我当时以为，可能是初到此地，还未有发现，决意多观察几天。谁知在往后的十天里，从主城区辗转到永川区，我都没有亲眼见到类“红”的运动，只是与人交谈中，耳闻了一些故事。

    在主城区活动的三天，我访谈了四类人群，一是在校研究生，二是出租车司机，三是广场上跳“坝坝舞”的民众，四是街道上随处可见的义工。

    初到重庆那天，即在江北约见了老同学，她就是重庆江北人，现为重庆某高校法学在读研究生。晚饭期间我便迫不及待地向她询问重庆的情况。大致说来，她向我传递了三则信息：

    一、据说前段时间有些外地人来重庆要住五星级宾馆，却发现全都爆满，他们感叹重庆现在发展的这么好，人们都富裕了，后来才得知原来是全国各地来重庆唱红的，政府都给他们安排了五星级宾馆；

    二、某高校组织本科生唱红歌比赛，恰好是学生们期末复习期间，比赛耽误了他们考试复习，于是全班在考试时统一穿戴了红歌比赛服，以示抗议；

    三、许多中老年人对唱红打黑表示赞同，他们认为现在年轻一代价值观缺失，没有信仰，没有追求，喜好低俗，十分不好，而唱“红歌”昭示着宽厚兼容、昂扬奋发，它巻舒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振兴中华需要这种精神。“打黑”则是真正打垮了一大批顽固数十年的恶霸，解救了许多老百姓，与此配套的强化治安也保障了民众的安全，比如重庆全城随处可见的“交巡警”网点。她的父母就持这种观点。

     听了她的描述，我向她表达了未能见“红”的疑惑以及担忧，她补充解释说，其实在她的日常学习生活中，唱红并没有产生实质的影响，就她个人而言，并不反对唱红，只是认为不要唱的太过了。为了避免受其一面之辞的影响，我在江北观音桥、渝北碧津公园、渝北工业园区等地还简单随机抽访了十二位跳“坝坝舞”的市民，六位相对年轻的，六位相对年长的，但基本是中年及以上，男女比例为1:1，主要向他们询问了以下问题：1、是否愿意唱红；2、唱红前后对生活有什么影响；3、这些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4、对这两年来重庆的动作有什么感受。受时间人力各方面限制，调查无法完善，但从访谈中还是了解到了一些与外界不同的声音。简要调查总结如下：

    一、受访的12位市民中，9位表示愿意唱红，6女3男，其余2位男性表示无所谓，1为男性认为没必要唱红；

    二、12位市民中有10位均表示唱红没有给生活带来太大影响，只是改变了坝坝舞的歌曲和形式而已，作为休闲娱乐没有太过在意。其中一对中年夫妇则表示，他们参加了单位唱红歌比赛，开始觉得挺有意思，后来看到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单位为了搞比赛花销太大，认为不值得，“唱红作为一种弘扬民族精神，唤起危机意识的手段可以采取，但是如果劳民伤财搞得太过则有失其本意”；

    三、谈到这些年生活的变化，12位市民共同表示物价涨得太快了，但是重庆的发展也很明显，人们越来越富裕了，当问及具体家庭情况时，他们选择了回避；还提到，自打黑以后治安确实好多了，街上警察多了，感觉安全了；

    四、最后，从他们对生活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重庆这两年的“动作”应该是基本满意的，他们说道“打黑打得好”；

    简要的随机访谈很难获取方方面面的信息，但是仅从之前罗列的这些耳闻之事，也能由此得出一些与“从外看”不同的感受。这两年的山城，“红”是确实唱了，动作也确实不小，薄书记把红唱到了北京，不然，外界也不会这么多争议，以至于“左右”之争已上升到是否要“再次发动文革”和是否要“颠覆红色政权”的“幻想高度”，我之所以称之为“幻想高度”，是因为，“左右”之争太过极端，近乎走入完全幻想的高地。重庆唱红不可谓没有高层的政治动机，也不可谓没有官员的政治策略，但是，民间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果如外界所认为的：“市民都被动员唱红，都着了魔”？我看不是，当然不仅仅从受访的小范围民众得出，还包括这十天在主城区和永川区的亲身体验。我得出的结论是：重庆市民的生活并没有充斥着“红色”。借当地市民的话说：“组织‘唱红’也就仅仅像其他地方过节办台晚会而已，只是有些单位太夸张，为了讨上面欢喜，劳民伤财，声势浩大”。唱红唱过了这是重庆上层需要反省的，唱红是否已演变成一种“运动”也是上层需要反省的，但我们不应该因此就简单把整个重庆看成全城红色运动，更不应该随意把市民唱红歌就当作已经被洗脑，要搞“文革”。我们应该在事情火热的时候保持远离，不急予置评，静观其变，然后进入式观察，了解民情，负责任地将上层行为与民间行为分开，这样才能分开上层动机和民众意识，否则会误导不知情的旁人，尤其是把持着话语影响的媒体和学者。

   从“打黑”到经济，再到“模式之争”

    对重庆“打黑”，外界把目光集中投射在了前段时间才结案的“李庄案”上，形成了影响力空前的法律界集体挑战政府的司法正义争夺战，关于这方面文章，选举网已经多如牛毛，也做了相对完整的综述，在此不再多言。在本次所有访谈中，市民对打黑普遍是拍手称快的，其实法界精英与市民草根是对于同一事件不同面向的讨论，却看似形成了精英与民众的内在紧张，其实大可不必，但也是值得深思的话题，在此亦不作为重点讨论。“打黑”能让普通市民直接有感觉的就是治安问题，在这点上没有什么不同见闻，到时乘坐出租车时，与司机的一点谈话，让我产生好奇。

    出租车司机表示，打黑之后的生意还不如打黑之前了，但是仅此一说，没有过多解释为什么。这点值得追访，留给读者们探讨。关于打黑就没有更多的见闻了，接下来想谈谈重庆的民生经济，这一块在我看来为外界相对不太“感冒”的部分，恰恰我认为这是“重庆模式”最为精华的一部分，也是最能称之为经验的一部分。

    我们从民生说起，同样也从所见说起。所见自然是最细微的变化，就发生在市民生活的身边。如今公交车售票员都运用标准的普通话服务；公交车站，公交信息以大字体大贴画形式展现在市民面前，大大方便了市民查看公交线路，这种小而精的惠民措施在北京、深圳都没有；除此之外全城各街道增加了许多城市义工，通过简单的交流，这些义工告诉我，他们主要为市民提供信息指导和生活协助服务，他们运用标准普通话，态度很好。这些小变化在一年前都未曾出现，可见重庆在这些细小民生上的努力。

    大的方面，从户籍政策到住房政策都让人幸喜。重庆推出的“十大民生工程”的第七条“以解决农民工户口为突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是针对户籍改革的措施。重庆的户籍改革，目标是帮助农民工转成城镇户口，享受城镇各种基本公共服务。重庆的基本计划是，到明年年底，要为已经在重庆主城九区工作五年以上、40个区县工作3年以上，以及在中心镇工作2年以上的农民工，大概338万人，全部转为城市户口。户籍改革自2010年8月15日启动至今，已经有77万农民工获得了城镇户口。而在公租房方面，重庆的研究认为，30%-40%的城市居民由政府保障房供应居所，60%-70%的居民则由商品房供应这样的“双规制”更为合理，可将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人群全面覆盖。用地全部采用划拨方式供应，土地成本不计价，作为政府注入公租房系统的国有资产。其中主城的储备地拿出3万亩作为划拨地投入，至少相当于投入150亿元。同时每年商品房土地出让收益的5%用于支持公共租赁住房建设，3年共计约30亿—40亿元。重庆公租房建设保证了200亿元的先期投入。后续的发展我们都有目共睹。虽然这些政策也引来了多方争议，但是如公租房这样的建设，以及重庆对于房屋买卖的规定，试问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哪一个城市做到了？

    民生要以财政作为支撑，很多人质疑重庆直辖这十来年积攒的财富支撑不了多久。因此，重庆的“盘子”能有多大，还需要自身的经济发展。惠普、宏基的进入势必会带来一批加工厂商的进入，这里的前景未能估量。只是，重庆的经济发展经验要么不被重视，要么一热议就被拿来跟“广东模式”对比，甚而有人还非要将二者比个高低出来，抑或是非要完全看作领导人政治前途竞争的大戏来看待，甚是迂腐可笑。模式之争本没有意义，发展经验的产生在于独立探索，重庆与广东都有自己的探索，同时都有自己的成绩，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其怎么样去探索的，是其背后有怎样的助力促使他们探索，而非硬是要总结出个框框来，然后比比谁的框框硬。

    在近期举办的“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上，王占阳谈到：“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在这次会上，还有茅于轼、扬帆等的精彩发言，读者可参阅选网受权发布《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

    重庆归来，虽然想说的还是那些事儿那些人，但是“走了看了听了”就是跟看看文章不一样。这篇游记没有学理的争论，没有官员的文件，没有时评的干脆，但有在重庆这座城市游走的真实感受，有听到老百姓的真实声音，哪怕不全，但能窥得一斑。最后借一句重庆市民的话，同时也表达我此文最想传递的信息。他说：“我们是重庆人，我们的有没有模式自己都没说话，你们先下什么结论？我们没说跟什么广东争高低，你们瞎起啥子哄？我们唱红唱着玩，你们干嘛说我们要文革？那些都是当官的事儿，别把政治放到生活上说……”这哥们儿的话不全然正确，但我们也应该清楚，不要让话语掩盖了一座城市的真实，虽然如波普尔说我们无法获取真正的真实，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证伪，如今，重庆说话了：“我们还是我们，我们拒绝‘被代表’！”

    那里，还是其实还是“山城、火锅、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