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神童莫扎特的故事: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三讲　３

编辑怡爽文/韩石山
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三讲　３ [图片]
碧水蓝天林徽因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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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
第三讲 京派文学的精神领袖(2)
柯露西：　　大家跟前一亮似的，都立刻欢呼了起来：“露西，你好呀，什么时候到的？”露西直奔了文学教授去，拉了他的手，笑说：“我是今午十一点五分的快车到的，行李一搁在饭店里，便到处的找你，最后才找到你家里。你太太说你吃过午饭就走的，没有说到哪儿去，我猜着你一定在这儿，你看把我累的！”一面又和政治学者拉手，笑了一笑。回头又对彬彬呼唤着，操着不很纯熟而很俏皮的中国话说：“哈罗，彬彬，你又长高了，你妈妈呢？”说着看了袁小姐一眼，不认识，又回头去同政治学者说话。
袁小姐走了进来，看见我们的太太两手支颐，坐在书桌前看着诗，便伏在太太耳边，问：“这个外国女人是谁？”我们的太太一面卷起诗稿，一面站了起来，伸了伸腰，懒懒的说：“这是柯露西，一个美国所谓之艺术家，一个风流寡妇。前年和她丈夫来到中国，舍不得走，便自己耽搁下来了。”
韩按：1932年费慰梅与费正清在北京结婚。费慰梅在《林徽因与梁思成》一书中说：“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中国艺术，他则喜欢从各个层面研究中国历史。”
诗人：
这一群人都挤了进来，越众上前的是一个“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他的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的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看一片光明的云彩……”
大家都纷纷的找个座儿坐下，屋里立刻静了下来。我们的太太仍半卧在大沙发上。诗人拉过一个垫子，便倚坐在沙发旁边地下，头发正擦着我们太太的鞋尖。从我们太太的手里，接过那一卷诗稿来，伸开了，抬头向着我们的太太笑了一笑，又向大家点头，笑着说：“我便献丑了，这一首长诗题目是《给——》”
韩按：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是徐志摩明显的相貌特征。梁实秋在《谈徐志摩》文中说：“我最初看见徐志摩是1927年……记得是一个秋天，水木清华的校园正好是个游玩的好去处，志摩飘然而至，白白的面孔，长长的脸，鼻子很大，而下巴特长，穿着一件绸夹袍，加上一件小背心，缀着几颗闪闪发光的纽扣，足登一双黑缎皂鞋，风神萧散，旁若无人。”这篇文章是梁实秋晚年写的，说徐志摩的鼻子很大，显然有调侃的意思。再看看徐志摩死后不久，他的好朋友陶孟和是怎么说的：“他的白皙的有神的面庞，他的特有的高凸的鼻子仿佛极清楚的映在我们的眼前。”可证徐确是白脸高鼻。
太太的丈夫：
我们的先生在太太客厅门口出现了。大异于我们的想象，他不是一个圆头大腹的商人，却是一个温蔼清癯的绅士，大衣敞开着，拿着帽子在手里，看见诗人，便点头说：“你在这里。美呢？她好了罢？我今早走的时候，她还没有起床。”说着放下帽子，脱下大衣挂在墙上，走了进来坐下。
韩提示：梁思成的相貌神态，绝对当得起“温蔼清癯”四字。他在营造学社任职，同时在以建筑设计师的身份，在北京挂牌营业，叫“梁思成林徽因建筑事务所”，从这一点上说，近似商人。
周大夫，来给太太看病：
周大夫说：“本来么，乍暖还寒时候，最易伤风。”大家都大笑起来。我们的太太笑说：“你还是安分守己当大夫罢，‘乍暖还寒时候’，一加上‘最易伤风’，成个什么话！”大夫对着太太深深的鞠了一躬，说：“这是这沙龙里的空气，庸俗的我，也沾上点诗气了。”
韩按：林正在养病期间，医生在这里的作用，就不必说了。
这都不算什么，即便是影射，还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可怕的是，小说中竟暗示林徽因是庶出，即是小老婆生养的。看看下面这三段不相连的文字，尤其要注意太太的表情变化与心理活动：
Daisy轻轻的进来，站在太太椅旁，低低的说：“小姐，柯太太来了一会了，在院子里说话呢。”太太抬头皱眉说：“知道了，她自己还不会进来！——你打电话到老姨太那边，问今天晚上第一舞台的包厢定好了没有？我也许一会儿就过去。” Daisy答应着，轻轻的又退了出去。
Daisy站在门边说：“小姐，电话打通了，老姨太请您说话。”太太皱着眉头说：“叫彬彬去接，我没有工夫。”
彬彬跳了进来，笑嘻嘻的走到太太面前，说：“妈妈，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今儿晚上又是杨小楼扮猴子。妈妈，我也去，可以么？”说着便爬登我们太太的膝上，抱住臂儿，笑着央求。我们的太太也笑着，一面推开彬彬：“你松手，那用得着这样儿！你好好的，妈妈就带你去。”彬彬松手下来要走，又站住笑说：“我忘记了，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站起推着彬彬说：“你该预备预备去了，你还是在家里用过晚饭再走，酒席上的东西你都是吃不得的。”
韩按：林徽因系庶出。林长民有妻叶氏，不生育，娶妾何氏，为浙江嘉兴一小作坊主的幼女，文盲。生林徽因，又生一女一子，均夭亡。徽因八岁时，因无后，林长民又娶妾程桂林，上海人，先后生有一女四子。大概在娶程氏后不久，妻叶氏即病故。至少在1921年林徽因从英国回来，与梁思订婚时，何氏仍没有妻的名分。陈石遗是林长民的老朋友，闻知林梁两家结亲有诗记其事：“七年不见林宗孟，划去长髯貌瘦劲。入都五旬仅两面，但觉心亲非面敬。小妻两人皆揖我，常服黑色无妆靓。长者有女年十八，游学欧洲高志行。君言新会梁氏子，已许为婚但未聘。”宗孟是林长民的字。小妻者，妾也。直到林长民去世前，林徽因的母亲仍未扶正。林长民是1925年冬天参与郭松龄的幕府，起兵反叛张作霖，乱军中被流弹打死的。后事由梁启超这个亲家，和朋友们商议处理后事。1926年1月5日，梁启超致信梁思成谈及处理方略，信中说：“这些事过几天我打算约齐各人，当着两位姨太太面前宣布，分担责任。”两位姨太太中的大姨太太就是林徽因的母亲何氏。
正妻已死，为什么不将大姨太太即林徽因的母亲扶正呢？扶正了，林的名分也就正了。这也是有原因的。林长民是个有文化的人，二姨太何氏有文化，又是上海人，且一连生了四个儿子，深得林长民的欢心。程氏名桂林，林长民曾为自己起别号曰“桂林一枝室主”，可见对程氏的偏爱。林长民居北京时，住在景山东街的雪池胡同，正院子住他与程氏及子女，林母何氏居偏院，备受冷落。正妻死后，如果扶正，按先来后到，应当扶林母为正室。只是这样一来，既非林长民的本意，又对程氏没法交待。在这一点上，林长民不愧是个政治家，采取的办法是美国对付大陆和台湾的办法，即维持现有格局不变，也就相安无事。不扶正，林母仍是大姨太，虽锺爱程氏，仍是二姨太。对林徽因也是一个交待。
再简略分析一下冰心小说中的春秋笔法。
第一处，跟前没有人，太太就正声正气地要丫鬟打电话给老姨太。
第二处，丫鬟将电话打通了，报告太太，跟前有人，太太不愿丢份，就让女儿去接。至此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老姨太是何人。
第三处，女儿打过电话回来，向太太报告：“老姨太说包厢定好了，那边还有人等你吃晚饭。”至此，太太仍是和颜悦色。但是不料童言无忌，冲口说出：：“老姨太还说叫我告诉妈妈，说长春有电报来，说外公在那里很……”女儿的外公必是母亲的父亲，则老姨太者，绝非他人的老姨太，必是太太的生母无疑。生母是姨太太，则此人必为庶出无疑。至此一切都大白于天下。跟前还有朋友，这样一说，让爱面子的太太脸上挂不住了，于是“我们的太太忽然脸上一红”。
有了以上的征引与分析，对有人说冰心写这篇小说只是借林家的事，嘲讽当时的归国留学生尚清谈，爱虚荣，生活奢侈，道德败坏，我都持怀疑态度了。若这样纯正的目的，那么就应当尽量地隐去一切可能让原型人物生疑的线索。比如，地点可以改变，人物身份也可以改变，不是诗人而是小说家，不是政治学者而是政坛人物，外国朋友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艺术家，而是一个英国人，一个海关职员，横竖当时英国人赫德还管着中国海关的事儿，一个风骚的英国女人在海关做事也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有这么多可以避免与林徽因结怨的办法，冰心全都舍之不用，偏偏要人人坐实，物物坐实，事事坐实，等于是指名道姓要给林徽因和那个小群体一个难堪，一个丢脸。不是铁了心要做这个事，实在没有别的解释。
我只能说，女人的心不可测的，不管她怎样的出身名门，怎样的毕业于中美的名校，怎样一生都有着温柔贤惠的美名，女人毕竟还是女人。
退一不步，不必说什么品质问题，还是把它看成是两种文化性格的冲突更显得有文化些。
都留过学，林的文化性格更偏重西方，冰心呢，可说西方的东西，对她没有造成影响，基本上还是个东方的大家闺秀。就按普通人的性格说，林徽因属于开朗的那一种，什么地方有了她，什么地方就热闹，以她为中心的热闹。冰心则不同，冰心是个内向的人，有些像人们说的南方人的那种外慧内秀，腼腼腆腆，不爱张扬。梁实秋是个和冰心私交很好的人，两人之间，多少还有些超出友谊的感情，梁实秋写文章常用秋郎这个笔名，就是冰心给起的，当初是戏谑，后来就有别的意味了。中国大陆“文革”期间，梁实秋在美国，听说冰心和老舍一样，叫整死了，就写了篇怀念冰心的文章，这种文章说的话常是真话。文章里是这样说冰心的：“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是一个令人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当然后来又说，“她不是个恃才傲物有人，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不管怎么说，“矜持”总该是定论。一个矜持的女人，和一个开朗的女人，在性格上总是有差异的，合不到一起也是情理中的事。
这件事，我总觉得，还是冰心的不对。当然，要是像现在一些告作家的案子那样打起官司来，肯定是冰心赢，林徽因输。因为小说是虚构作品，人家又没有提你的名字呀。但是，我们在司法之外，总还得有点别的什么来约束我们的社会行为吧？比如人情，比如道德。
事情总会有个起因的，或者是冰心早就看不惯林的作派，或者是在跟林的交往中无意间曾受过林的伤害，比如某种冷落，言谈话语中的讥讽。即使什么也没有，公道地说，林徽因那种讨男人喜欢，不讨女人喜欢的性格，也会让冰心心里不舒服，写成这样一篇肆意嘲讽的小说。李健吾的文章里，对林徽因的评价是：“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仇敌”。具体到冰心与林徽因两人，李健吾的说辞是，“她们是朋友，又是仇敌”。从某种个意义上说，冰心的小说也可以说是，为当时北平社交界的全体妇女出了一口恶气。可以推想，当时肯定有不少女人为冰心叫好的。
虽然我不赞成冰心的做法，但我还想为冰心做点辩护。就是，这一时期，冰心小说创作的题材，已不是什么“致小读者”了，那是在美国时期写的。也不是什么“繁星”之类的短诗了，那是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写的。这一时期，冰心的创作，以小说为主，题材几乎全是新旧蜕变途中的家庭问题。有个研究女作家的学者，写过一本多位女作家的研究专著，冰心名下只有两节，第一节就叫《家庭问题与家庭情节》。书里说，冰心最初的一篇小说就叫《两个家庭》，此后还写过多篇关于家庭的小说，如《西风》、《相片》等。（刘思谦《“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冰心不是个多么有艺术想象力的作家，她的小说题材多来自生活中实有的人物与事件。眼前就放着一个绝好的性格，绝好的素材，怎肯轻易放过？
在我看过的冰心的小说中，数这篇《我们太太的客厅》，最为大气也最为娴熟。前后出场那么多人物，调动起来得心应手，每个人物都有鲜明的个性，和与之相应的语言动作，神情毕肖，活灵活现。行文自然有致，不疾不徐，明喻隐喻，自嘲反讽，俯拾皆是。其整体艺术价值，不在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之下，难度的把握上，还要超过些。无论从艺术性上说，还是从社会批判性上说，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有这样的作品，冰心才能说是个大作家，重要作家。我非常欣赏冰心这种捋虎须，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也非常欣赏她在这篇小说上表现的叙事技艺与语言风格，唯一不满意的是，既然敢写下这么优秀的作品，为什么不敢坦坦荡荡地承认呢？
当然，我们今天讲“太太客厅”，讲林徽因的性格，一点也不回避她性格中缺憾。人都有缺点。她的缺点，跟她的优点，一样的突出，一样的鲜明，可说是优点的另一面。比如她是自信的，也是自负的，尖酸，刻薄，都在常人之上。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中心人物，她说话的时候，滔滔不绝，别人插个嘴都难。你要是有这样一个朋友，没有相当的忍耐力，是应付不了的。
对这件事的评价，七十多年来，分歧甚多，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拥林婆的说林婆有理，拥谢婆的说谢婆有理，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现在网上的争论也不少，可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福建的一个研究冰心的学者王炳根，还跟林徽因研究专家陈学勇，为这件事起了一场笔战，说冰心的小说写的不是林，说冰与林从来都是好朋友，还举了个例子，说，林徽因的叔叔林觉民，参加黄花岗起义死了，福州城里的房子，就是冰心的爷爷买下的。这不是瞎扯吗？你要是说，林觉民死了，讨债的太多，家里人生活不下去要卖房子了，冰心的爷爷觉得怎能让革命志士的遗属落到这般境地，于是出钱把林家的房子保住了，还能算个理由。现在这么说，不如说林家是地主，解放后把房子分给冰心爷爷这样的贫下农，让人觉得还有些道理。毕竟是公家给分的，不是自个出钱买的嘛。
深入研究，弄清这篇小说写作的前因后果，并由此扩展开来，对我们了解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派系状况，中国高层知识分子间的人际关系，进而了解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都会大有益处。从看过的资料上，我愿意提供两个契入点，一是冰心1932年给《冰心全集》写的自序。这是冰心创作生涯中的一篇重要文章，其中说：“1926年，回国以后直到1929年，简直没有写出一个字。”实际上直到写这篇自序的1932年，都没有写什么正经东西。可说是沉寂的五六年，而到了1933年，一出手就是这样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弄清了何以长期沉寂，也就会找到何以突然爆发的线索。二是要好好研究一下刘放园这个人。他是冰心的表兄，长期任《晨报副刊》编辑，与冰心情谊深长，对冰心的生活写作都关怀备至，可以说，是他把冰心送上文坛，让冰心的文学才能在各种文体上都大放光华。此人的发达与偃蹇，直接关系着冰心写作上的前行与停止。至少在她还未成为大名家之前，是这样的。将这一人一事厘清了，冰心为什么写《我们太太的客厅》这一历史谜案也就澄清了。
不管真相是什么，都要尊敬。只有两个高手过招，才能显出彼此的品质与才情。现代文学史上，许多这样的事件都被遮蔽了，比如巴金曾跟朱光潜相互争辩谩骂，现在就很少有人提及。常提及弄到耳熟能详，甚至令人反感地步的，是左派人士对右派人士批评，比如鲁迅对陈西滢的批评，对梁实秋的批评。右派对左派的批评，左派之间的批评，就不提了。似乎一部文学史，只有左派在战斗，此外便是各自埋头写作，一派莺歌燕舞的升平景象。不会是这样的。你争我斗，你仇我恨，才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坛。
对这个问题，我不做什么结论，只把这些事实，还有我的分析说出来就行了。
写过太太客厅，或者说写过京派文人这种文艺沙龙式聚会的，还有钱锺书，也是短篇小说，叫《猫》。刻薄不及冰心，幽默聪明则过之。小说里，对京派文人有直接的挖苦，说：“因此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归化的国家，不住的挂在口头上。”小说中的人物，如果细细寻按，也能跟当时的京派文人对上号。为什么没有引起风波呢？我认为，一是这篇小说写于1945年抗战刚胜利，离那个年代远了，当年聚集在太太客厅里的人，风流云散，各自东西，也就没人深究了。二是，钱锺书跟太太客厅里的主要人物，没有什么交情，写就写了，谁也不会见怪。世事就是这样，有交情的写了，那叫背叛，叫挑衅，就要结怨，就要送一坛子山西醋去。没交情的写了，无可奈何，也就不痛不痒，装个不知道就行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关注点，跟冰心相比，钱锺书写《猫》，只能说是拾人牙慧，无论品相与魄力，都不能与冰心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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