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简谱入门基础教程: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四讲

编辑怡爽文/韩石山
碧水蓝天林徽因 第四讲
碧水蓝天林徽因
——摘自刚出版新书《民国文人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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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石山
第四讲 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
林徽因是个少小有大志的人，出名很早，几乎可以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就出名了。
又没有什么成就，而能出名，是因为她很快就融入了美国社会，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那年代，后来也差不多，中国留学生要融入美国社会，得到彼邦人士的文化认同，是很难的。中国留美的学生，以清华学校为大宗，这些人高小毕业考入清华，上八年学，毕业时大都在二十出头。比如梁实秋，一步不落地上下来，到1923年放洋时，已二十岁了。闻一多也是清华的，在清华待了十年，1922年放洋时二十三岁，妻室儿女都有了。徐志摩北大出身，留美时二十二岁。这样的年纪，学业可能很优秀，但要融入美国社会，怕就难矣哉了。有人说徐志摩是个例外（赵毅衡说的），要叫我说，林徽因更是个例外。一是她的小学中学，在国内上的都是教会学校，二是她十六岁跟上父亲旅居英国，又游览欧陆，一待就是两年。少年时可塑性强，学下什么就是什么。林徽因后来说她是双重文化教育熏陶下长大的，主要不是说她曾在美国上过学，应当是说她从小受的就是西洋教育。在美国上学，不过是进一步的深造罢了，也可说是一次印证。
到美国不久，这个印证马上就来了。
在美国，她和梁思成上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术学院，梁思成进了建筑系，她也想进，建筑系不收女生，只好进了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系的课程。有人说，美国人怎么这么保守，建筑系竟然不收女生，这是对女性的歧视。实际上不会这么简单，那个年代，美国人怎么会比中国还要保守呢，应当说美国人的考虑更人性一点，或者说是过分人性了些。没有进入建筑系，林徽因当然要打听为什么不能进，打听到的原因是：“建筑系的学生常常要彻夜赶图，而无人陪伴的女生不太方便。”这解释不能说多么周全，也有它合理的成分，人性化的成分。因为志在学建筑，选了建筑系的课，跟上了建筑系也差不了多少。不管怎么说，她的学业是相当优秀的。1924年9月入学，1926年春季班开始，她已是建筑系建筑设计教授的助理，下学期又当上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这时候，她还完全是个学生。为什么要担任这样的兼职呢，恐怕与她的父亲林长民先生，前一年冬天突然死去有关。当然，也得是学业优秀才能得到这样的兼职。就在这一年，她的一个同学因为对她的敬佩，专门在《蒙大拿地方报》上写了一篇她的通讯。其中说：
她坐在临窗的一把高凳子上——这样一个娇小玲珑的人儿却正埋头解决着一个巨大的建筑问题。当她设计出来以后，和另外三四十个人的作品一起挂在裁判厅里，她的作品肯定获得最佳奖。这并非轻率的断言：她的作品一向总获得最高分，或者偶尔拿个亚军。娴静但是富有幽默感，毫无矫揉造作之态，在谈话过程中她始终不谈个人的成就。（杨立《林徽因留美生活片断》，收入《窗子内外忆徽因》）
对林徽因能这么快地融入西方社会，她的好朋友，美国人费慰梅是这样说的：
“她有着异乎寻常的美貌、活泼和机灵，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天生善于交际”。而当时因为义和团（拳）运动刚过去不久，美国人给中国来的留学生叫“拳匪学生”，中国学生的整体特点是刻板、死硬。宾大美术学院里，独有林徽因和另一个中国学生陈植是例外。陈植回国，也成了著名的建筑学家。
1927年2月林徽因大学毕业了，梁思成还要拿硕士学位，一时毕不了业，徽因就去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帕克教授的工作室学习，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舞台美术专业的学生。这样刻苦自励，这样广吸博纳，她是有高远的志向的，正如她在采访录里所说：
我随家父遍游欧洲，正是在这次游历的过程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了学建筑的想法。现代西方的经典艺术辉煌壮丽，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渴望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带回我的祖国。我们需要掌握西方的牢固建造理论，使我们的建筑物能够历时更久一些。
也就是说，早在游历欧洲时，看到那些高大辉煌的建筑，让她的视觉，也让她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立志要改变中国传统建筑那种低平而不耐久的缺憾。1928年春夏间，是新婚旅行，也可以说是为了更好地，理性地考察欧洲的近代建筑，夫妻俩遍游欧陆，然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可以说，在国外数年间，这对年轻人，一个心眼，就是要开辟中国建筑的新纪元。林徽因更是雄心勃勃，她自认为，她的才分远在丈夫之上，至少也是不分高下。
但是，历史和这个漂亮的女人，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它造就了她，又毁灭了她，就像我们前边说过的捋瓦盆的笑话一样，只留下了飞速而过的闪光的影子。更像一个摔碎了的名贵的瓷器，只留下了一块块精美的瓷片，深埋在土中，多少年后一一挖掘拼接，才能复元它那让人惊叹的优异的品相。曾经有过的，真正美丽的，总不会完全毁灭，历史老人有他冷酷的一面，也有他忠厚的一面。该深长思之的，倒是我们这些后世之人，中国历史的不肖子孙。
能说明她，也包括她的丈夫一生形态的，该是这样一个故事。1938年他们历尽艰辛来到昆明，这时中央政府决定在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就是把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合成一个大学。此前已合在一起，组成临时联合大学，是在长沙。这次算是正式命名。这可是中国的一流大学，当然要设计校园，设计楼房，地方批下来了，谁来设计呢，当然得是中国一流的建筑设计师，于是便聘请了梁思成来做这个事。是梁思成的事，也是两口子的事。结果怎样呢？在《西南联大纪实》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夫妇俩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第一流的现代化的大学赫然纸上。然而设计方案很快否定了，理由是西南联大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建造这所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几乎每改一稿，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
我细细地翻看了林徽因的《年谱》，想看一下，夫妇俩这一生到底设计了什么建筑。大略说来有这些：
1、1929年2月，梁启超去世后，梁林二人为父亲设计了墓碑和小亭。此为梁林设计的第一个作品。
2、1929年，东北大学梁思成、陈植、童寯、蔡方荫四人组成“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接受建筑设计业务，设计了吉林大学校舍总体规划和三层的一个教学楼，还设计了交通大学计划在锦州开办的锦州分校校舍。林均参与其事。
3、同年，梁林二人共同设计了沈阳郊区的“肖园”，一幢私人住宅。
4、1932年，林为北京大学设计地质馆。又与梁思成共同设计北大女生宿舍楼。
5、1938年8月，林梁被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校舍顾问，为联大设计校舍。又为云南大学设计女生宿舍。
6、1940年5月，林梁二人在昆明郊区龙泉镇龙头村为自己设计并监工修建了一所住宅。
在昆明期间，他们还为一些朋友做过房屋的设计。用林徽因抗战期间给沈从文信里的话说，就是：“现在所忙的仅是一些零碎的私人委托的杂务，如果他们肯给我们一点实际的报酬，我们生活可以稍稍安定，挪点做些其他有价值的事也好，偏又不然……”也就是说，这些设计，都是白做的，顶多请次客、送点礼就行了。
以上列出的几项，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有的踪影全无，有的即便还有，也面目难识，唯二（不是唯一）还在的，一是为梁启超设计的墓和小亭子，二是他们在龙头村住过的一排土坯墙的房子，据说昆明市要将之作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两个建筑物中，有建筑艺术价值的，只有梁启超的墓和墓前的小亭子。梁启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首倡者，当初他送儿子和准儿媳去美国学习建筑，是要他们回国之后，建筑标志着新时代新纪元的高楼大厦，绝不会想到一对这么杰出的儿女，学成归来也努力了也奋斗了，几十年后存留下来的建筑竟是他自己的坟墓！
林徽因毕竟是学美术的，与建筑的结合，当是建筑装饰艺术，纯粹的建筑不是她的本业，那就看看她在这方面有什么建树吧。
1、1928年秋天刚回国，回福州省亲，帮助叔父林天民设计了福州东街文艺剧场。属装饰设计。
2、1929年，东北大学征集校徽有奖设计，林作中奖，获四百元奖金。
3、1935年，林徽因赴天津为南开新剧团演出的《财狂》（莫里哀《悭吝人》）作舞台设计。
7、1947年，林徽因倡议并带头，组织起清华大学建筑系师生的工艺美术组，接受校外业务。其中可能就有梁从诫文章中说到的王府井大街上一家商店门面的设计。
4、1949年，林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部分教师参与了国徽的设计。
6、1951年，林参与了北京特种工艺品景泰蓝的改革与设计。
7、1952年，梁林为清华大学同方部设计学生活动场所。
8、同年，梁林负责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
9、1953年，梁林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林主要负责基座花纹浮雕的设计。
存留下来的，真正属于她自己的作品，只有那个得了四百元奖金的东北大学校徽。只怕中国的收藏界，偶尔见到这么个实物，也不会想到此物的设计乃出自林徽因先生之手。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的花纹雕饰，也会永久留存，应当说是一种集体的创造。
但是，在别的方面，她和她的丈夫，却立下了盖世奇勋，那就是中国的古建筑调查，与中国建筑史的写作。中国第一个唐代建筑——五台山佛光寺，就是他们发现的，在此之前，日本人曾宣称中国没有唐代建筑。在梁思成写成《中国建筑史》之前，日本和欧洲，都出过类似的著作，都不是中国人写的，梁的《中国建筑史》虽后出而高出一筹，填补了中国学术史在这方面的空白，给中国人长了志气争了脸面。只是这两项，古建筑的调查和建筑史的写作，其功绩都要归在梁思成的名下。林徽因只能说协助丈夫做了许多工作，比如说某些图是她绘的，某些章节是她写的。
对自己的壮志难酬，林徽因是深有感触的。抗战期间，林写给她的好友沈从文的信中，备述自己人生的困顿与无奈。时间是在她一家经过三十九天的长途跋涉，来到昆明之后，信中说：
现在的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以前更有分量了。我问自己三十（岁）底下都剩些什么，假使机会好点我有什么样的一句话说出来，或是什么样的事好做，这种问题在这时候问，似乎更没有回答——我相信我已是一整个的失败，再用不着自己过分的操心。（梁从诫编《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接着，她用在黔滇公路上看到的情景，比喻了自己的身体，也是比喻了自己的大半生，实际只有三十四五岁，因为她只活了五十一岁，可说是大半生了。她是这样说的：
我看黔滇公路上所用的车辆颇感到一点同情，在中国做人同在中国坐车子一样都要随时承受那种待遇，磨到焦头烂额，照样有人把你拉过来推过去爬着长长的山坡，你若是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就不见得不会喘着气爬山过岭，到了你最后的一个时候。
一辆破烂的汽车，仍要爬那长长的坡，可说是她一生的写照。懂事多了，挣扎一下，也不见得就不能爬过那道坡，翻过那道岭。此情此景，想着都让她寒心，让她气馁。这样一架破机器，总有一天要爬不动的，要熄火的。
抗战期间，他们一家的日子，是很艰苦的。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比如到长沙刚住下来，就逢上日本飞机轰炸，一颗炸弹落在他们住的房子旁边，气浪将房子的玻璃全震碎了，林徽因正抱着孩子从房间出来，被气浪冲倒在楼梯跟前。
但是，我们也别把他们的艰苦，想象成中国农民三年灾害时期的艰苦，更别想象成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就在上面提到的那封给沈从文的信中，林说，到如今她还不太明白，她们来到昆明是做生意，是“走江湖”，还是“社会性骗子”——因为梁老太爷的名分，人家常抬举他们夫妇，所以常常有些阔绰的应酬需要他们笑脸应付——这样说来，好像是牢骚，其实也不尽然，事实上此中情感良心均不得平衡！这话的意思，是说比起前线的将士来，他们的生活太好了，而却不能做些直接有助于抗战的工作。
就说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住的是云南省主席的别墅，不管是租的，还是借的，都要绝大的面子才能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这也由不得他们。须知三十年代的中国，提起梁启超的名字，可说无人不知晓，无人不敬重，有的高官大员，说不定还是梁启超的门生故旧呢。梁启超的大公子，那是许多人都想见一见的。能招待梁大公子夫妇吃顿好饭，对这些人来说也是很给面子的事体。
说到这儿，顺便说一下抗战爆发后，林徽因一家逃亡的路线。有了这些事实，说起他们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就有了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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