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韵魅rime:“家族政治”与“县政特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8 17:53:50
“家族政治”与“县政特色”
何三畏
南方人物周刊
2011-09-13
如果人民能方便地参与县政，“家族政治”就不是问题了
一位社会学博士在中国中部某县“挂职”后，写出一篇讨论“县政”的论文。9月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中国政治权力机构非常神秘，但“县政”是公众的目光勉强够得着的政治基层，特别是因为在互联网，县政正在解脱神秘。因此，这篇文章所提供的内容，很多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去对照。
县以下有村、乡，但村不算一级政权，至少理论上有自治组织的标签，而乡政权可以称为县政权的派出机构，议事决策的功能都很弱，只有县级政治，开始初具中国特色，这使它成为观察的窗口。
该文提到县政的“家族”性，例如，一个家族可能有5位成员成为县政的公务员。但我要说的是，这并不是县政裙带关系的鼎盛状态。且不说帝制时代的裙带关系可能远超于此，即便从60年来的情况看，鼎盛时期也过去了。吴稼祥先生有一本书，记述他上世纪80年代在中南海做文官的见闻。其中写到，当时的一位中组部副部长口中的段子：有一个市开常委会，一位常委发言说，“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见。”
在新中国，1949年以前的红色根据地，县委书记可能是本地人，但根据地以外的，新政权建立得比较晚的地方，则是由随革命军队进来的干部充任。后一种情况，形成了实际上的“回避制”。这种“回避制”还有比较稳定的延续性。某些地方，直到文革结束，县委书记还是来自革命老区，虽然其中已经经历过好几任。这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势力，特别是县政以上的势力。
这种天然的回避制，仍然不妨碍裙带政治的生成。出现“我同意我二舅的意见”的说法时，已经过了三十多年，“二舅”的籍贯，可能是外省，也可能是本县。三十多年间，第一代被植入的县级政权首脑已经渐入老境，但他们的下一代又开始进入政治。那时的社会主要是政治，经济和其他社会机构微不足道，他们的下一代自然以进入政治为首选。
新中国头30年的社会还相当封闭，官员的任期没有形成制度，官家往往就地联姻，无论是“原籍”家属之间，还是本地“望族”。这样，到了文革后期，一个县城的“政治家族”有十来户成员的，一点不稀奇。而那时的县城，大约只有今天的县城人口的十分之一，政治家族非常显眼，往往是全县人民的神话。所以，上面这篇论文中提到的县城“政治大家族”居然由5户成员组成也算，其实是非常式微的了。当他们被编织在今天的动辄十来万人口的县城里，已经难以形成话题了。
但无论如何，到了文革结束，特别是80年代中期，县政的裙带关系已经稳定地形成了。老百姓开始咒骂，党报大张旗鼓地批评“任人唯亲”，连中组部副部长都讲“二舅”的段子，可见形成了共识。笔者记得，那时有人非常神往地说过，在漫长的清朝，县令几乎都来自外省。
9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推行“回避制”。有目共睹的是，在整个新时期，党的干部制度中执行得最严格的就是干部年龄限制和地域限制。到21世纪头几年，县级政权基本上实现了“主要领导异地任职”，所谓主要领导，除了书记县长，还包括组织部长、公安局长等七八个重要部门的一把手。很显然，这比清代的回避制度更深入彻底了。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县政官员更不容易滥权，更不容易腐败。这同样是一个有无数事实支持的事实。当每隔几年（原则上5年，实际上经常中场撤换），一组主要领导突然降临，如同电脑上的棋盘，一眨眼就占定了，对于本县公众来说，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未知，新的惶恐，因为他们不仅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品行，也不知道他们将如何行政。从情理上讲，公众应该希望街坊王五娃来管理身边的事务，因为他可能更认同本土，更有所忌惮等等。
从县政来看，传统的“家族政治”和官场裙带已经过去了。何况如《家族政治》一文所说，“计划生育”使政治大家族的后裔减员，县政主要领导的独生子女要不在国外，也在县外念书，回来做官的可能性很小。其实，县政真正的希望在于，它是最方便让属地人民参与的一级政权。做到了这一点，“家族政治”就不是问题了。
来源：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18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