颖儿的电视剧有哪些:“清”、“慎”、“勤”的解读

就中国古代政治而言，由于老百姓的生存能力很差，只要父母官们“清、慎、勤”，对老百姓的生活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骚扰，产生太剧烈的动荡，因而它确实是一条比较稳健的“牧民之道”。“今人不见昔时月”，想想古人“清、慎、勤”的官箴，拿它来照照今人，也许不无益处。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是孔孟开创的儒家文化。儒家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以德化民，强调要施仁政、行德治。但真要做到这一步，其实并不容易。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求为政者必须首先有“德”，有了“德”才可能以“德”施政；否则，把“德”挂在口头上，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哪有什么“德政”可言？因而，提倡“德治”的儒家最讲究修身养性，认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政治伦理，在顺序上是依次递进的，显然不能躐等。在用人标准上，儒家也是主张“德才兼备”，而不是“才德兼备”，“德”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养成了良好的德行，才能有益于社会；否则，一个人即使再有才，再能干，而德行有亏，也是会受人非议、招来白眼的。譬如，在重视乡里评论的汉末社会，具有雄才大略的曹操被贬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是一个例证。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提出的这一套政治伦理对士大夫们就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对普通公民也都有潜移默化之效。因为士子们深受儒家这一套政治伦理的熏陶，所以，在中国古代官场，尽管也有不少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残民以逞、敲骨吸髓的事情发生，但那些从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多少还是想着点自己的脸面名节，甚至胸中充溢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为名山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便是在私欲冒头时，在作奸犯科时，也多半能扪心自问，中夜徬徨，甚至悬崖勒马，洗心革面。也正因为为官作宰的士大夫们对自己提出了相对较高的政治道德要求，因而清官廉吏也就代不乏人，薪火相传，从而为标榜“德治”的儒学撑住了门面，为读书人保住了一线斯文。
邑有流亡愧俸钱
唐代诗人韦应物在一首《寄李儋元锡》的诗中这样写道：“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闻道欲来相问讯，西楼望月几回圆。”需要指出的是，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欠发达，即便是文景之治、孝武盛世、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也不管是首善之区还是财富江南，“邑有流亡”恐怕都是事实，要做到“邑无流亡”，事实上有很多不可克服的困难。但诗人在这里至少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明确的信息：在入仕的读书人中，确有一些人是把辖区的老百姓生活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心中惦记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把个人的“十万雪花银”放在第一位。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跟王任重等人谈起这首诗时，还以十分钦敬的心情赞扬古代知识分子的这种崇高情操、清官胸怀。毛泽东等当时是在讨论诗文，提起这首诗是否有感而发就不得而知了，或许也是对清廉的政风有所感怀吧。
在古代社会，为政以德的“德”和以德化民的“德”，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是很有几分“干货”的。
这份“干货”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清”，二为“慎”，三曰“勤”。在我国古代社会，为官行政，只有做到了清、慎、勤，才能算是施德政、行德治，拿了“俸钱”而心中泰然。
兹请分别论之。
“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先说“清”。至晚在三国时，就有人提出：“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而后来的地方官员甚至把“清慎勤”三字匾额高高地悬挂在官衙大堂之上。这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要那些父母官们时时提醒自己、警戒自己、检视自己、照照自己。由此可见，古人为官，对“清、慎、勤”三字确是非常看重的。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晏婴就提出：“廉者，政之本也。”唐太宗李世民也说过：“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旧时民间几乎是妇孺皆知的宋代名相包拯包青天则说过：“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这些话语，虽然只是片言只语，没有形成庞大、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传出的信息非常明确，为官作宰，要廉而不贪，洁己爱民，作老百姓的道德表率，才能正本清源，使政治上轨道，使国家日臻强大，使百姓安居乐业。我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那少有的几个盛世中，统治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高橥廉政的旗帜，如汉文帝、唐太宗、清世祖等就是典型。他们不但对臣僚提出廉政的要求，自己也是廉政的表率，因而对当时清廉政风、淳朴世风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譬如汉文帝弃修百金之露台，影响何止于当时；又如唐太宗与魏征君臣认识到“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一生都保持“衣无锦绣”的俭朴之风，其影响也及于后世。即便是那些性喜豪奢的帝王，从政权的稳定考虑，惩起贪来也决不手软，倡起廉来也一样卖劲。因为廉政最符合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人民对那些两袖清风、洁己奉公的“青天大老爷”也总是特别地拥戴
与称颂，如北宋的包拯既清正廉明，又不避权贵，严格执法，被时人称为“包青天”；明代的海瑞卵翼穷民，摧折豪强，被百姓誉为“南包公”；清代的于成龙官居两江总督，仍每日坚持粗茶淡饭，青菜一把，反对奢侈浪费，所以有“于青菜”之称，康熙帝还褒奖他为“天下清官第一”。
“慎独”，心性修养的试金石
次论“慎”。在儒家政治伦理中，“慎”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过去的统治者对这一点是非常强调的，只不过今人很少能领悟其重要性罢了。儒家讲个人的修身养性，最重视“慎独”。《礼记·中庸》
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理学家甚至把能否养成“慎独”的工夫当作心性修养的试金石。一个人“慎独”的工夫到了家，就能养成真道德，否则就是假道学。在政治上，儒家则重视“慎微”、“慎言”、“慎终”、“慎刑”。“慎微”就
是要重视细节，警惕起始。《后汉书·陈忠传》有言：“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堤溃蚁孔，气泄针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识几。”“慎言”就是说话要慎重，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俗语说的“祸从口出”可以作为它的一个消极意义的注解，揭示了“不慎言”的严重后果。明末的袁崇焕，论军事才能、抗敌意志、个人品德，都无可挑剔，但他在廷对时一时头脑发热，出言不慎，就为后来的弃市悲剧种下一个祸因。孔子在《论语》中就教导其弟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事实上，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人真正喜欢一个说假话、大话、空话的人。“慎终”就是要求一个人在做任何事情之时，“慎终于始”，一开始就要计虑长远，而不要只顾眼前，不计后果。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慎始”易，而“慎终”难，《诗经》就有“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话，旧时文人之间也多以“慎终如初”相勉。催缴钱粮与听讼理案是古之为民父母者的两大政务，只有公平、郑重地处理讼案，不偏私、不草率，才能使民无怨言，野无饿殍，讼无冤狱，政清人和，才能树立官威，也才能博得一个好官声，所以为官要“慎刑”。汉宣帝对这一点似深有感触，他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怨恨心者，政平讼理也。”而元代的张懋为官“恶衣粝食，率之以俭；慎刑平政，处之以公”，抑豪强，诛“十虎”（指依附豪强为非作歹的黑恶势力），使“民大悦”，自己也就搏得一个好名声。为官从政之所以要“慎微”、“慎言”、“慎终”、“慎刑”，是因为不慎，就可能为各种恶政、劣政敞开一条口子，轻则使自己身败名裂，重则给国家民族带来厄运，真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而在法制不健全的古代社会，这种局面的比较容易形成也应该是想象得到的。所以，有识之士就把“慎”作为重要的官德之一提出来，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即使到了现代社会，由于决策不慎、执行不慎，而致好心办坏事，造成没有惠民反而害民祸民的严重后果，违背“执政为民”的初衷，也并非绝无仅有，而是偶有所闻的。所以，为官要“慎”，不要乱点“火”，即使到了今天，也不失其价值。
“业精于勤，荒于嬉”
复述“勤”。“勤政”作为最基本的三项官德之一，即使不作任何理论的分析，也应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韩愈有一句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为学如此，为政也是同样的道理。古之贤哲早就认识到“勤政”的重要性，也早就认识到荒政的严重危害。《荀子》中讲：“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韩非子》中也说：“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因此，“勤政”大约最早被公认为是一种政治美德。为政当勤，不仅容易为众人所认同，而且从实践角度来看，似也最容易做到，不像“清”、“慎”那样难。但任何人都是有惰性的，“勤”于一时易，而要一生都“勤”、从不懈怠，又很难，譬如唐玄宗，执政前期何其兢兢业业，到了后期就贪图安逸了，以至开创开元盛世的他，把大唐带入深渊。所以，人们才把“勤”也列为三大官德之一。大禹治水，十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被奉为敬业勤政的典范；诸葛亮为辅佐刘备父子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历代儒生奉为楷模。为突出或警示为政当勤，历代王朝在名目繁多的皇宫建筑中都要有一处名为“勤政楼”、“勤政殿”之类的殿宇。在考核官员时，历代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勤”之一字，往往要分出勤、平、怠等不同等级，而且三年一小考、五年一大考。而古之正途出身的官员，在“清、慎、勤”三字中，大致也是在“勤”字上表现最好。翻检史书，尽忠职守、“罄心奉国”、勤劳王家、“忧勤亲躬”、“劳心焦思，不遑夙夜”的官员出现频率是最高的。为官做宰“清、慎、勤”，也许出不了政绩，实现不了百分之几的经济增长率，但就中国古代政治而言，由于老百姓的生存能力很差，只要父母官们“清、慎、勤”，对老百姓的生活就不会造成太大的骚扰，产生太剧烈的动荡，因而它确实是一条比较稳健的“牧民之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会祸民害民，因而也就无愧于那份“俸钱”。而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用人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保境安民”，而不是经济的快速增长。西汉的政论家贾谊在总结秦之兴亡时，就说：“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可见这是一条总原则。而要安民，就要招抚流亡、殖产兴业、轻徭薄赋、开源节流、慎用刑罚、惩治恶霸、少苛敛、少搜刮，这样才能培植民力、巩固国基、强化国本。明太祖朱元璋对此就有深刻认识，他说庶民的日子过得不易，犹如雏鸟不可拔羽，新树不可摇根，因而明令地方官员要善待庶民，废止苛政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