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寒咳嗽中药方:08年中国最震撼人心的大事件(二)

　　9月12日，由中国卫生部、公安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和专家组成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污染事件联合调查组，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听取了有关方面事件处置情况的工作汇报，到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鹿集团)和检验机构等相关机构收集资料、采集样本，并到医院查看患儿病情，指导医疗救治。

　　经调查，今年8月，三鹿集团在对其产品自检时发现，婴幼儿配方奶粉样品中检出了三聚氰胺成分，表明该产品已受到污染。

　　联合调查组正在会同当地政府进一步调查核实此次事件发生的原因，督促查清具体责任，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并研究相关善后处理措施。

甘肃质监局声明从未接受过三鹿集团委托检验
新华网兰州9月12日电（记者朱国亮、王艳明）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声明该局从未接受过三鹿集团的委托检验。

　　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三鹿牌婴幼儿奶粉疑受到聚氰胺污染的消息前，有媒体报道说：“三鹿集团委托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对三鹿奶粉的蛋白质含量等多项指标进行逐一检验，结果显示各项指标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因此三鹿奶粉质量是合格的。”

　　对此，甘肃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新闻发言人魏光华说：“我局郑重声明，我局技术机构至今未曾接受过三鹿集团的委托检验。正在检验中的样品，是我们在调查中从流通领域抽取的。因此，这个报道是不真实的和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

三鹿集团董事长：奶粉事件前已检测出相关问题
9月12日，石家庄和平西路539号注定不会平静——这是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三鹿集团”)所在地。

　　据新华社报道，国家卫生部9月11日晚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目前被称为“肾结石事件”。

　　经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调查，奶粉受到一种叫做“三聚氰胺”——在业界被称为“假蛋白”的化学品的污染。

　　傍晚6点，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终于回到了这里——正处于“肾结石事件”风暴眼的中心。她对本报记者做出了事件爆发后的独家回应。

　　在记者的追问下，田承认：“我们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已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过汇报。”但是，对于在内部检测之后为什么没有采取紧急的补救召回措施，田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

　　“这次的事情，是原料奶的收购过程中有人在谋取非法利益，我们检测非常严格。”她再三声称，自己与企业是清白的。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则告诉本报记者，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讲，包装是否导致污染，工厂作业环境是否污染，或者在奶源环节甚至饲料就已添加违禁物，都还需要认真调查。

　　目前，由卫生部、公安部、农业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和专家组成的事件联合调查组，已到三鹿集团和检验机构等相关机构收集资料、采集样本，并到医院查看患儿病情，指导医疗救治。

　　据石家庄市政府发布的消息，“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至截稿时已传唤78人进行调查。

　　而事件背后真正凸显出的，是极速发展的中国乳制品行业在急功近利中，整个产业链利益的畸形分配：跑马圈地的粗放扩张，不计成本的奶源争夺，企业对奶农利益的挤占……

　　三鹿7月已知情？

　　9月12日，三鹿集团总部来“讨说法”的受害婴儿家长，前后有上百人。在厂区的另外一侧，工作人员一直在对购买三鹿产品的消费者进行退货登记工作。

　　董力军是河北保定的一位农民，他的儿子现在已经10个月了，喝三鹿奶粉已经有8个月了，他说：“图的就是个信赖，这是自己家周围的大品牌。”今年7月30日，他的儿子住进了北京儿童医院，医生的诊断是“肾结石”、“急性肾功能衰竭”，为此，他们家花费了1万多块钱了，在儿童医院住了6天院医药费5千多，因为奥运期间，其他车辆不能进京，他孩子从保定搭乘120救护车进京也花了两千多块钱。

　　“其实他们(指三鹿)早就知道这个事情，有一个三鹿的业务员在7月初就到我们村去过，但是问完情况后就走了，再也没有什么回信。”他说。

　　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对本报记者说：“我刚跟卫生部、省里的、市里的领导汇报了相关的情况。今天领导决定，关于这个事情的最新情况，先不由我向外界通报，在适当的时刻一定会给大家进行解释。”

　　在记者的追问下，田承认：“我们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前，也在内部检测出了相关的问题，我们也就检测结果跟有关部门进行了汇报。”但是，对于在内部检测之后为什么采取紧急的补救召回措施，田不愿意做进一步的解释。 

    金融危机

    全球性经济危机又称次贷危机或次级房贷危机(subprime lending crisis) ，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2008年9月份全面爆发。

    中国政府近日宣布推出四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最终效果怎样，还要看具体的落实情况。现在看来，有几点值得警惕。

　　第一、刺激经济的计划必须以民生为核心，才能真正有效地拉动内需。应该认识到，我国经济的根本症结在于内需不振，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三点：1.公共产品缺位或低劣，财政投入过少，如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那部分教育、医疗等负担，通过市场化改革转嫁给了民众，民众负担沉重。再如，原本应有财政投资的公路很多都变成了收费公路，加大了民众的负担，也严重抑制了物流的效率，加大了资源配置成本。2.由于权力、腐败等资源不公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区别于勤劳与懒惰导致的自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贫富差距扼杀效率，扼杀拼搏和奋斗精神（因为无论如何拼搏由于起跑线不同，近权力者凭借资源优势就可以占先）。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低收入者无钱消费，而中等收入者又因房价涨（一套房消灭一个中产阶级）和股市暴跌（中产阶级消灭七成左右）而大面积消失——这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隐患之一。3.老百姓手中缺钱。民众收入增长跟不上物价涨速，更跟不上学费、医疗等公共产品投入不足导致的暴涨。

　　我国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畸形的，过于倚重投资和出口，这4万亿的救市计划，仍然是以政府投资（必然抑制民间投资）为核心的，而大规模的出口退税，又是以出口为核心的，内需仍然居次。如果内需问题不能有效解决，这一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致命问题将继续存在。解决内需问题，必须真正站在民生的角度去考虑，而不能以应急的心态来解决。民生既是涉及民众福祉的问题，也是事关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大问题。对民生的定位必须修正，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实际上，现在的公共产品投入本身就是在偿还此前多年的欠账。这种偿还应该是虔诚的，而不应该是缝缝补补式的。

　　如果将导致内需不振的三个因素逐渐给消除掉，就解决了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致命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将更稳健。而不围绕着这一点走，继续走扩大投资与出口的路线，可能步入恶性循环。因为，政府投资扩大将使得效率更高的社会投资的空间进一步被压缩，民间投资者亏损的几率加大，更不愿意投资，同时，也使得那些亟需资金的企业由于资源向政府项目的倾斜而陷入更深的困境。而以出口退税方式鼓励的出口，很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低附加值、耗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产品。这些初级产品以接近资源的价格卖到国外，他们精加工后加价几倍后再卖给我们，我们靠卖资源和苦力赚的一点血汗钱，转一圈后又回到外国人手里了，我们一无所获，还污染了环境，浪费了资源，牺牲了健康。前期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极力纠正这一点，千万要防止一救市就又全回去了。

　　第二，防止地方政府与有关部门，借救经济之名，上马此前被否决的建设项目、重污染项目及形象工程项目，这将是对宝贵资金的浪费，这种浪费对亟需流动性资金的企业而言将是致命伤害。对所有的建设项目都应该经过详细、科学的论证，不能凭借官员一句话就上。只有对项目进行充分论证，才能避免投资失误。有报道称，据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我国决策失误造成的资金浪费大约在4000亿到5000亿元。不少决策严重脱离现实，如目前中国的600多个城市，竟有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化大都市。GDP上去了，但并没有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富裕。据国资委有关资料，全国国有资产三分之一属于闲置浪费。”

　　现在，一些地方及有关部门有借助救经济搞大跃进的倾向，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比如，民航基建投资未来两年达4500亿元，这种投资是否有必要？在民众无钱消费、内需不振的情况下，这4500亿元投入到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效果是否更好？事实上，中国的机场已经非常豪华，非常密集，连不少县级市都要建飞机场，在高速公路网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这种建设必要吗？

　　第三，必须对建设项目进行严格的监督和审计，同时，必须防止伴随着投资加快上马而滋生的腐败行为，吞噬国民财产。据报道， 11月9日国务院公布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后，记者观察发现，从早上8点到11点半，进出发改委的人起码有200位以上，而小王则称，一天下来肯定超过300人。这些人大多风尘仆仆，不少人还拖着大号的旅行箱，很明显是从外地过来的……除了少数能够进入发改委的申请者，更多的人仍拎着箱子在发改委门前徘徊。对于这一现象，司法、纪检部门应该引起重视。

　　第四，救市的钱如何出？如何使用？必须有详细的规划和严格的审计。

　　瑞信亚洲经济学家陶冬最近撰文指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不经论证，不通过立法机构，不列明资金来源，便抛出如此庞大财政开支的国家。”对于资金来源，通常，一般是中央出一部分，地方出一部分。问题是，地方那一部分资金从哪里来？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卖地，而房地产业正步入下跌周期，地产商手中囤积的土地够开发至少5年（这是最最保守的估计）以上，不需要再买地了，事实上现在他们开发现有的土地资金还不足，哪里还有钱再去买地？于是问题来了。如果地方政府缺了卖地收入这一块，它连最基本的财政支出都不能保障，哪里有钱搞基本建设？这会不会使救市计划变成“画饼”游戏。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会不会增加税费的征收，一旦这样做，反而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使企业倒闭得更快，个人更拮据，消费进一步萎缩。

　　另一个问题是，中央的资金从哪里出？如果靠政府节约开支、降低工资、杜绝浪费来解决，是最有效的。如果庞大救市资金是靠发行钞票，就容易加大通胀压力，削弱民众的购买力；如果庞大救市资金是靠发行国债，就会使民间资金进一步向政府集中，使民间的投资和消费受到抑制；如果靠增加税费筹资，就会增加民众的负担，削弱其购买力，抑制内需。这尤其是需要警惕的。那么，救市资金到底从何而来？

　　第五，防止一些刺激经济的计划变味，或被篡改。

　　比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齐骥12日透露，今后3年，全国将新建200万套廉租房和400万套经济适用房，同时完成约220万户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改造。总投资将超过9000亿元，平均每年3000亿元。放下这点保障性住房，根本无法满足目前的实际需求不说，单说篡改：以往一些城市建设的保障性住房等建成后却被篡改成了商品房，这一点不能不令人担忧。目前，开发商手中大量存量住房需要销售，如果政府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无疑是要开发商的命，中国的房价本来就强烈要求进入下跌轨道，保障性住房加大将使开发商的压力更大，倘若他们在保障性住房方面玩花样，这一计划可能被架空。

　　因此，建议中央严令有关部门公开计划的实行情况，具体到单个项目，让全社会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