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跟踪了

你可能被跟踪了——无论你身处何方，手机定位系统都能如影随形。Petar Kujundzic/Reuters

　　你可能被跟踪了——无论你身处何方，手机定位系统都能如影随形。只要你的手机处于开机状态，然后输入你的手机号码，几秒钟之后，你的行踪就变成电子地图上一个移动的小红点，精确度达到5米-50米。

　　电脑屏幕前的窥视者，可能是某个“私人侦探”调查公司，或者与你有情感、财产和利益纠葛的人。“1000元定位一个月”，这是行情；通过QQ聊天，就能匿名完成交易。

　　这不是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而是北京的真实案例。一起导致23人走向被告席的案件，被称为北京最大的非法出售、提供、获取个人信息案。目前，此案正在二审中，终审判决即将做出。

　　此前的8月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对这起非法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案子作出有罪判决。23名被告中，部分是江湖上的“私家侦探”，1名是中国移动授权单位的职员，5名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客服人员和电信营业厅的服务员。

　　法院认定，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将手机用户的定位信息、电话清单、姓名和家庭地址等个人信息非法出卖给私家侦探，以作调查婚外情和讨债用。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这起案件由一名“嫉妒的官太太”无意中揭开。一名退休副部长的妻子，因怀疑丈夫有外遇，委托私家侦探调查追踪丈夫，最终导致前副部长的隐私被泄露。

　　这揭开的不过是一个隐秘市场的冰山一角。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此类案件早已不新鲜。

　　2008年，北京市公安局等机构颁发《关于办理侦探公司讨债公司违法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称，侦探公司和讨债公司从事法律禁止的调查个人隐私、代人追讨债务活动，通常非法使用窃听、窃照、跟踪、定位等专用设备，实施监视、恐吓等违法行为。这两类公司共享资源，正向着产业化、网络化、联盟化的方向蔓延。

　　 针对日益泛滥的犯罪，法律对于个人隐私和利益的保护明显滞后。2009年的刑法修正案（七）明确规定了新罪名，即“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在此项罪名之下，每年都有零星的私家侦探和电信公司的基层工作人员被定罪入狱。

　　 但是，“光打虾米，不打老虎”，迄今还没有一个电信运营商作为单位犯罪被告走上法庭，为客户隐私被外泄而负责。由于利益毫发无损，电信运营商的神经并没有真正被触动，其内控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面对不设防的个人信息体系和失控的电信业，部长和庶民同忧。

阳光下的犯罪链

　　“帮你追踪老公、发现‘小三’、为离婚取证、逮住‘老赖’，请联系杨总。”无论是报纸还是网络，均可见类似广告。在腾讯QQ的虚拟空间上，也有类似“全国侦探调查群”的交易平台。私家侦探和电信公司职员的关系人就活跃在上面，寻找客户，开拓信息来源。

　　谢新冲是这个交易链条上游的卖家。他是北京京驰无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运维部经理，其公司获中国移动北京授权，从事手机定位业务。他本人可以出售手机定位软件，也可以根据手机号码进行定位。

　　据法院认定，从2009年3月至12月，谢新冲先后对90余个手机号码进行定位，获利9万元。所有的交易，都是私家侦探通过各种关系自动找上门来。

　　尽管中国移动对京驰无限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有明确要求，如果对某个手机定位，机主必须知情。但在实际操作中，这样的要求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同案犯刘海亮是北京雷霆九州商务调查中心的负责人。当他招揽到生意后，就会找谢新冲购买定位软件。刘海亮只要瞎编机主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然后把手机号码告诉谢新冲，就可以买到定位软件。激活后的软件，瞬间成为精准的监控中心。所有能上网的计算机，都能成为运行的平台。

　　刚开始时，谢新冲会让对方提供被定位人的身份证和书面的同意书。交往多了后，这些手续都在默契中被伪造，而中国移动对此环节缺乏有效监管。

　　刘海亮不仅仅是买家，同时还是“贩子”。程春郊是刘的同行，北京市安信达信息咨询中心负责人。最初，程通过刘海亮从谢新冲处购得定位软件，价格是1200元，一个月可以对一个手机号码做50次定位。事后，谢返回介绍费200元给刘海亮。

　　熟络之后，程春郊又成为“二道贩子”，为北京龙江君威信息咨询中心的刘红波提供定位信息。刘红波主要利用腾讯QQ，注册了“骑驴裸奔”“别理我烦”等昵称，通过QQ群发布信息，在网上寻找客户和获取个人信息的渠道。法院认定，2009年3月至12月期间，程春郊一共提供了29个手机定位给刘红波。

　　同时，刘红波又向程春郊出售座机通话水单（业内行话，即清单）、座机名址、车辆档案信息、手机通话水单等。至于交易行情，250元购买三个月的固定电话水单，500元购买两个月的移动手机通话水单。

　　刘红波提供的信息，来源于中国移动10086客服、中国电信客服部投诉处理中心的职员，以及中国联通营业厅的工作人员。这些职员在上班期间，把办公系统上的手机用户信息，以短信的方式直接发给男朋友或者亲戚等关系人。

　　在本案中，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电信运营商工作人员，均是劳务派遣人员。其劳动关系在劳务派遣公司，和电信公司只是用工关系，无论薪水还是待遇，都处于公司的最底层。

　　一位曾任职于中国移动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公司大量使用劳务派遣的员工，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他们的薪水比合同制员工低很多，随时有被退回的风险，所以积怨甚多，流动性很大。

　　这部分群体及其亲戚朋友，成为众多“私家侦探”盯上的消息源。其中一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派遣劳工，在中国移动担任营业厅职员，从2009年3月至12月，共出售200多条机主信息，每条50元，获利1万余元。他供述，出售客户信息是因为“工资少，想赚外快”，尽管他和中国移动签署了保密承诺书。

　　另一个是来自中国联通门头沟区营业厅的引导员。他使用营业厅空着的电脑查询信息，然后出售座机、手机的机主名址和通话记录。

　　这样的交易网络，在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这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均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