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厂车间要求:(转载)经济观察报:土耳其的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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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经济观察报:土耳其的革命之路
2011-09-21 08: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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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凯末尔主义规约了土耳其共和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并在政治、思想与文化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民主与革命
土耳其共和国是经由革命缔造的现代国家。它是中东地区各方面发展最好的地区性大国。要认识和理解它的现状,就必须回归到历史深处,尤其是要揭示革命是如何塑造了一个现代的土耳其国家。
随着世界历史进入到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逐渐形成及其相对于东方的胜出,对多民族、多文化的奥斯曼帝国产生了极大影响。历史并没有因为土耳其人的努力而改变其方向——原本地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最终崩溃了。一战后,协约国及其支持的希腊人力图瓜分安纳托利亚,这直接威胁到了土耳其人的生存,正是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安纳托利亚的民族运动发展起来,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建国后,凯末尔党人领导土耳其人民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土耳其迅速建成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至今在中东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帝国斜阳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奥斯曼帝国。该帝国的建立者是一个从中亚西迁到小亚细亚的突厥部落。奥斯曼帝国绵延六百余年(1299-1922),辉煌一时,其最强盛是在16世纪,疆域地跨、欧、亚非三大陆。
关于奥斯曼土耳其兴起的背景,有学者总结为:突厥游牧民族的入侵削弱了拜占廷帝国在小亚细亚的统治;蒙古人对中东的入侵不仅带来了混乱局面,而且增加了边境的人口压力;奥斯曼人推行的实用主义和灵活变通的政策吸引了来自各个宗教和社会阶层的支持者;奥斯曼地处小亚细亚地区的西北角,控制了游牧民族进入巴尔干半岛的关隘口,因此团结了更多的支持者。
奥斯曼王朝的第一位统治者是奥斯曼(Osman,1299-1326),帝国的皇朝名称即从他的名字而来。从奥斯曼开始,整整十代,奥斯曼家族的首领个个都是能征惯战、勤政善治的君主。就在这么一个家族里,这种由父及子的延续,十代人中从未出现过中断,在最伟大的苏雷曼大帝时达致顶峰。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到第十任统治者“伟大的”、“立法者”苏丹苏雷曼时,奥斯曼公国最终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
从17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就已处于走向衰败的过程中,到18、19世纪更为明显:帝国统治阶层日益衰弱腐朽,君主一代不如一代;军队也腐朽堕落,战斗力大大减弱,不断败在北方的俄罗斯和西欧强国之手;内政日益腐败,地方割据严重,中央政府无力控制;经济上长期通货膨胀,工农业与欧洲相比日益落后,新航路的开辟也使奥斯曼帝国失去了欧洲贸易中间商的地位;文化上,道德风气日益腐化堕落,乌莱玛(伊斯兰教教士)阶层越来越狭隘,醉心于物质利益,学问上没有什么创新,成为保守势力的大本营。此外,奥斯曼土耳其人长于战争,但不擅治国;战争导致了男性人口的大量丧失;人民大众文化水平太低,大多是文盲,而政府实行的是严格的思想管制和愚民政策。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的传统帝国,奥斯曼政权的维持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着其成功的军事扩张,只有当那些属于不同种族和宗教的群体意识到奥斯曼国家的强大时,他们才会臣服,才会有一种归附中央集权的向心力。因此,不断的军事战败以及丧权失地极大地刺激了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精英。奥斯曼人不断地被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基督教强国所击败,这诱使帝国中的基督教少数群体进行反抗。
长期以来,奥斯曼帝国允许基督教群体享有较高的自治权,从而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了帝国这种多元的、碎片化的内部结构。相对宽容的统治模式有时利于团结不同的群体,而同样是这种体制,随着内外局势的转变,也会使那些异质因素轻易地就转变为分裂的力量。
到19世纪末,大规模的连续丧权失地、经济崩溃、列强入侵,已使奥斯曼帝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辖下欧洲各省份大部分已经丧失或正在闹独立,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宗教,而且欧洲列强也利用宗教作为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工具。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是该地区基督教徒民族主义运动发展的顶峰。奥斯曼政府被巴尔干同盟国击败。战争中巴尔干地区的穆斯林群众被大量屠杀,很多的清真寺被毁掉,奥斯曼的文武官员大量逃亡,广大穆斯林也被迫逃亡至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1913年巴尔干战争结束。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年10月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一方参战。正是这场大战彻底改变了奥斯曼帝国的一切。1918年10月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战败,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关于1918年底奥斯曼帝国的情势,刘易斯曾生动地说:“这个欧洲病夫看来终于变得奄奄一息了。”
走向共和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统治奥斯曼帝国的青年土耳其党已经名声扫地,将帝国拖入战争的高层领导人逃亡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军人出身的凯末尔将军登上了历史舞台。他开始与一些有民族主义理想的青年军官密切接触,同时也看到,在首都和其他地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抵抗组织。这样,一面是让自己感到失望的、投降了协约国的现政府,另一面是民族主义者的抵抗运动,凯末尔在后者身上看到了希望。
恰在此时,苏丹任命凯末尔为第九军巡阅使,前往安纳托利亚恢复地方秩序,并负责解除残余军队武装和复员的工作。
1919年底,在民族主义派的游说和压力下,奥斯曼帝国议会选举得以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