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饮料经销商合同范本:新加坡集选区民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7 13:40:39
新加坡集选区民主（节转）
邱暐然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毕业、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媒体艺术与制作系硕士毕业；前新闻工作者与电视节目高级编导，目前投身社会服务领域。
独立新闻在线特约邱暐然撰述】新加坡第12届国会大选结束，人民行动党凭着总得票率60.14%蝉联执政，而六个在野党获得近四成总票数，但在87个国会议席里，却只赢得六个选区，仅占6.89%，这种议席与总得票不成比例现象，乃是实施“集选区制度”的结果，缔造了不公平的游戏规则。
集选区制既抑制在野党发展，也不利于执政党自我更新，因而不利于朝野政党竞争，更违反民主，因此其弊端已是昭然若揭。
约有40%新加坡选民，把手中神圣的一票投给了六个在野党。然而，换算成国会议席，在野党实际上只获得六个席位，这包括战情激烈的后港单选区一个议席，以及阿裕尼集选区五个议席。
六个国会议席都落入工人党候选人手里。其中，第一次领军竞选集选区的后港区原议员、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将原任外交部长杨荣文及其行动党团队拉下马；刘程强的接班人饶欣龙则守土成功，高票保住后港单选区。在上一届大选中，饶欣龙领导了一支由“后65世代”候选人所组成的“敢死队”，挑战总理李显龙的宏茂桥集选区，取得33.3%得票率的不俗表现。
至于过去27年，镇守波东巴西单选区的新加坡人民党秘书长詹时中则没有刘程强那么“幸运”，既无法夺下碧山-大巴窑集选区，他的太太罗文丽在波东巴西单选区以114微差票数败给三度出征的行动党候选人司徒宇斌，失守人民党的堡垒。
波东巴西单选区就在碧山-大巴窑集选区隔邻，舆论推测在下一届大选前，选委会重划选区时，可能将把这个人口仅有1万7000多人的单选区并入碧山-大巴窑集选区。果真如此的话，波东巴西选民27年来引以为荣的“波东巴西”精神，从此将走入历史。
除了因为没有对手，而在提名日当天“不劳而获”的五个国会议席以外，人民行动党在另外60%的新加坡选民 “拥护”下（包括至少40%“忠诚”合格选民，以及可能高达90%的合格新公民选民），成功摘下其余的76个国会议席，席位总数多达81个。
周六凌晨1时30分左右，选举官宣布，以原任总理李显龙为首的宏茂桥集选区夺得这一区的六个国会议席时，行动党在87个国会席位里已夺得44个席位，席位过半，确定蝉联执政。
人民行动党选情告急最后几天，主流媒体言论版，尤其是英文报章《海峡时报》就只刊登褒扬人民行动党的“读者”来函，加上总理、部长“默契十足”地先后“道歉”的新闻被主流媒体高调报道，这有可能左右了部分中间选民的决定。其实，观察多个选区可知，在野党候选人只以微差落败，可见中间选民的影响力。约40% 对执政党政策很有异议的选民虽然把选票投给了六个在野党，但并无法换算成34个国会议席。在野党在集选区战役里取得零突破，让不少支持者雀跃万分，残酷的事实是，87个国会议席里，在野党就只有6个，也就是只占了6.89%。换言之，在野党在国会里仍旧还是处于劣势。这种“独一无二新加坡”选举怪象，终究和集选区制度所造成的不公平游戏规则，有着密切的关系。
1988 年首次引进集选区制度后，新加坡的在野党一直都采取消极的“补选”策略，让人民行动党在提名日当天，因多个集选区没有对手而自动“当选”，即刻蝉联执政。提名日后，在野党就呼吁选民，即然执政党已经蝉联执政了，选民大可不需要担心政府会垮台，可以放心地把票投给有潜质的在野党候选人，让他们代表人民传达心声。
反观人民行动党的群众大会，即使有相关社区组织与居民委组织，包车并提供饭盒饮料，将一些年长选民和参与社区活动的中年妇女，直接载送到群众大会地点，出席人数还是远远落在在野党群众大会的人数之后，而且很多出席者不是不关心演讲内容，不然就是盲目地支持执政党。
虽然群众大会人潮汹涌，但是每次大选成绩公布后，人气指数高、提出的方案与政策获得认同的在野党候选人，最终仍旧以微差败北。当中，不少重量级的候选人（注二）在选后不久都一一面对“秋后算账”。
选举制度不利在野
这次大选，在野党在自我更新、培育接班人、招揽人才等方面，下足了功夫，不但派出历届大选以来最强的阵容，而且终于放弃“补选”策略，倾全力出征，让几乎所有的合格选民都能够行使投票权。
除了因为“迟到35秒”的“技术”问题，导致由独立人士的团队失去竞选资格，使到李光耀为首的五人行动党候选人团队在提名日当天“当选”以外，其他82的国会议席都掀起战火。这反映出在野党在累积了多年的经验以后已经做好准备，在民主进程、提升选民的公民意识，将扮演更即积极的角色。
新加坡选举局是在今年二月底公布了全岛的选区划分详情的。根据选区人口的分布情况，在2006年大选划分的阿裕尼集选区范围里，有大约1万9000居民，这一次却被变成了宏茂桥集选区的选民。
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在群众大会上发言时表示，当他知道选区重新划分出现这样的局面后，他就更加确定自己必须走出后港单选区，转战阿裕尼集选区。他向后港以及阿裕尼的选民解释，离开后港是他一生最艰难的决定，工人党决定挑战集选区制度，这并不是他和杨荣文之间的决战，而是向行动党霸权的宣战。
他指出，行动党靠集选区制度，封杀在野党获胜的机会，让在野党在集选区完全没有胜算。他也说：“没有什么比集选区制度更加有违民主精神……集选区是行动党用来控制选民和在野党的工具……只有有突破集选区，新加坡人才会有政治空间，才能让行动党政府重视你（选民）所面对的生活问题。”
工人党后起之秀、榜鹅东单选区候选人李丽莲也在群众大会强烈选举制度。她告诉选民，自己的一名友人在三届大选中，不需要移动一寸，就变成了三个不同集选区的选民。这番话引起群众的共鸣，与会者以热烈的掌声和笑声回应。可见，即使普罗大众，也认同集选区制度存在问题。
集选区制度是行动党自1988年大选以来所独创的一项选举制度。这项世界首创的制度，表面上说是为了确保少数族群候选人，能够在更公平的选举制度下顺利地进入国会，但引人诟病的是，它让完全没有经过大选洗礼的行动党年轻候选人，在部长级、党魁级人马的护航下，踏上了“顺风车”，进入国会。 【点击：过于轻敌竞选策略频出乱子 人民行动党忽视网络影响力】
不仅如此，一些政绩平平，甚至屡次犯错的部长，也占着集选区的优势，而被害怕失去部长，利益受损的选民“委托”，而继续留在内阁里。另一方面，政绩不俗，并且受到选民爱戴的部长，以及有潜能的朝野两党的新候选人，也会受到集选区制度的牵连，而失去进入国会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综观六个战火激烈的集选区选情，并观察选举结果后的网民舆论以及反应，集选区制度的弊病已经昭然若揭，其有碍民主制度发展，既不利于在野党，对执政党的自我更新与发展，也有负面的影响。
唯独政治缺乏竞争
人民行动党领袖虽然鼓励新加坡人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以便加强自己的竞争力，而且认为有竞争，才会有进步。然而，唯独政治这一块，人民行动党却不原意看到竞争。
人民行动党创党后，一直以白衣白裤为“制服”，借以象征廉洁，这次大选却遇上这么多不是白衣白裤的对手，原任总理公署部长林瑞生以及国家发展部以及教育部政务部长傅海燕曾以“杂牌军”（Rojak）来形容身穿不同颜色上衣的在野党候选人。林瑞生还告诉选民，将在野党投选入国会，将导致推行Rojak政策的Rojak政府。
政坛和任何领域没什么不同，必须百家争鸣，给选民有不同的选择。所谓Rojak，其实就是把不同的佐料放在一起，精心调配后自成一家，是“独一无二新加坡” 的品牌。Rojak包含了不同的色、香、味，标志着百花齐放，不再是某个人、某个团体说了就算。人民要的不是单调、无味、甚至已经走调的歌声，而是期望听到悦耳动听、符合不同人的偏好的不同旋律。
注释：
注一：非选区议员制度大概是新加坡拥有的独一无二制度。这项制度于1984年引进国会，执政党人民行动党声称，国会里必须要有“能干”的在野党党员发出“另一把声音”。宪法规定国会在不足九名在野党候选人当选的情况下，邀请得票率最高的落选在野党候选人，以非选区议员身份填满九席，而每支得票率最高的落选在野党集选区竞选团队，可由两人成为非选区议员。非选区议员没有权利对以下四个议题进行投票表决：修改宪法、公款、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撤换总统。由于非选区议员并不代表任何选区，其为居民争取福利时，也处处受到限制。
注二：1988年大选，前高级政府律师萧添寿（Francis Seow）在工人党旗帜下竞选友诺士集选区国会议席，工人党团队以微差落败。萧添寿被指责为美国人操控的傀儡，在大选后面对一系列商业罪案诉讼，他事后逃亡美国。友诺士集选区在来届大选并入了其他选区；1997年，曾和人民行动党领导关系密切的律师邓亮洪(Tang Liang Hong)在工人党旗帜下竞选静山集选区国会议席。这次，行动党团队获得比友诺士团队来得高的得票率。邓亮洪被指为反基督教、反回教的华文沙文主义者，在大选后面对一系列的毁谤诉讼。他事后逃亡澳洲。静山集选区在来届大选走入历史。 都是“集选区”惹的祸？最激情的选战、独立以来最扣人心弦的角逐、以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结果，让更多新加坡人对新加坡的民主更具信心了。
不过大选后，我也收到一些朋友的简讯。其中一条是说 “根据大选结果，执政党赢得60%的选票，反对党赢得40%的选票，可是反对党只占87个议席中的6席，连10%还不到。集选区制度绝对值得商榷。”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我当即回复给一位较熟悉的朋友，指出“这不是集选区的问题，而是选区制还是比例代表制的问题。只要是选区制，不管有没有集选区，都有可能出现同样的结果。”
但很快又读到台湾报纸的一篇文章，指杨荣文落选“突显出‘集选区’两面刃及不合理的特性。”文章指，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暗藏很大弊端，“造成了新加坡独一无二选票无法反应代表权的现象”。其依据，与上面的简讯内容基本相同。
“多数制”与“比例代表制”
看到这段评论，我不敢相信这竟是来自“民主模范生”台湾的观点。对民主制度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通过选举分配国会议席有两种办法：“多数制（即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多数制的原则是“胜者全取”。实行这种制度的有英国和美国。多数制又分为“相对多数”和“绝对多数”。通常在议会选举中采用都是“相对多数”。
新加坡的选举制度就是“相对多数”制。在这种制度下，如果出现多角战，获得低于50%的简单多数票也是可以当选的。所以在历史上，行动党曾以少过五成的选票夺下超过七成的国会议席。而当时并没有集选区制度。可见，用议席不能反应得票比例来指责集选区制度，是没有道理的。
每种制度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要强调合乎比例，那就应该选择“比例代表制”。这种最早出现于瑞士的选举制度，是以总得票的比例来分配议席，更能公平反映各政党实力，尤其对小政党较为有利。但这种制度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实践中，出现了容易滋生激进情绪，造成政党众多、政局不稳定的局面，因此德法等国后来均采取额外措施，比如实施政党得票最低门槛和双首长制等，以克服比例制的问题。
笔者在此无意判定“多数制”和“比例制”孰优孰劣。重点是要指出，议席数无法反应得票率，是“多数制”本身的一个“弊端”，与有没有集选区并无关系。
集选区制度倍受抨击
集选区制度在这次大选中倍受抨击。有不少人相信，这个制度是行动党发明用来打压反对党，以谋求一党独大的工具。也有人在网上攻击集选区制度，说它在骨子里是种族主义——执政党强调维护少数种族的利益，其实永远分化了新加坡民族。
对于网上种种言论，或许不必太在意。可是反对党也几乎口径一致反对集选区。比如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在4月29日群众大会上花了近十分钟时间来谈集选区造成的不公。针对杨荣文评论他不接受非选区议员是“逼选民做出两难选择，有违民主精神”，刘程强回应说“没有什么比集选区制度更有违民主精神！”他同时也把阿裕尼选民的“两难”归咎于集选区制度。
可我仔细聆听他的演讲后发现，他提到的那些“不公”，并不在集选区制度本身，而是选区划分的问题。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刘程强先生应该直接指责选举局偏袒执政党，而不是去指责集选区制度。因为选区划分不公的问题，在单选区制度下也同样会出现。
另外，即便没有集选区，当一位受欢迎的部长和一位受欢迎的反对党议员爆发选战时，选民难道不会面对“两难”吗？可见，把阿裕尼选民的“两难”归咎于集选区制度，也是过于牵强了。而集选区制度是否真的有违民主精神？我认为，也不宜如此轻率地加以断言。
保护少数，符合民主精神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保护少数族裔代表权是符合民主精神的。因为民主并非只是简单的“数人头”和“少数服从多数”，同时多数也要注意尊重和保护少数，这两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有人说，新加坡以前没有集选区制度，并没有影响少数族裔进入国会。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以前在新加坡有按种族聚居的情况，那是有利于少数族裔代表参选的。但后来大部分新加坡人住进了了政府组屋，为促进种族和谐，政府在1989年实施组屋种族配额制。这就完全打破了种族聚居的可能性。
在这一全新条件下，如何保护少数族裔代表权？我想，集选区制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制度层面的保障。这种制度保障是必要的，它符合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现实。笔者并不反对任何人就选举制度做出批评。但我认为，反对集选区制度的人，有责任提出保护少数族裔代表权的替代方案，不应该把种族和谐的局面视为理所当然。
笔者明白，选区制（多数制）不如比例制对小政党有利，而集选区制度更会加剧这种不利局面。但通过缩小集选区规模，增加单选区数目，这种担忧还是可以寻求到某种妥协的。
而欧美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选区制有利于造成两党制。集选区制度，也很可能会放大这种效应。尤其在工人党已经创造历史，攻下第一个集选区，夺下有史以来最多国会议席后，这一政治格局似乎已初露端倪。工人党的胜利，也证明了集选区制度是可以做到相对公平、公正的。
在这种制度下，所有政党都必须派出多元种族的团队，所有集选区的群众大会上都能看到少数族裔的发言者和参与者，听到多种不同的语言，这一局面不但有助于消除不良政客挑起种族议题的可能性，还能通过竞选活动，促进不同种族间的融合。这难道不是集选区的好处吗？在抨击和丑化这一制度时，新加坡人是否应该三思呢？
2011-05-18，刊于《联合早报》言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