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歌坛地位排名:冯昭奎：“世界老二”不好当

冯昭奎：“世界老二”不好当

原文标题：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前因后果

　　内容提要：战后，日本紧紧抓住包括科技革命与石油文明兴起、人口年龄结构年轻、依靠美国军事保护得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等在内的发展机遇，在实行民主和法制的前提下，以重视教育的普及和强化为基础，以推动技术进步为中心，致力于自身发展，最终以一个实现国内相对公平的国家的形象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成为“世界老二”。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后，包括自寻的和外来的一系列苦恼随之而来，外有美国的牵制和打压，内有环境污染、经济泡沫膨胀及破灭、财政恶化、人口少子老龄化等一系列棘手的难题。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前后的经验教训，对刚刚成为“世界老二”的中国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二战后，日本在战争留下的废墟上，将一个国土面积不大、人口密度很高、发展条件极差的岛国建设成为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大国，在国际上甚至被称为“奇迹”。然而，2010年，日本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美元为5.4742万亿美元，比中国同期少大约4000亿美元，日本自1978年以来首次让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本文拟对日本这个前“世界老二”(尽管这一提法不够严谨)战后以来的成长过程，特别是其在成为“世界老二”之后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苦恼等进行讨论，并通过中日比较寻求对中国今后发展和对外战略决策有参考价值的启示。

　　一、日本成长为“世界老二”的过程

　　1945年日本战败，经过七年的被占领期于1952年实现了独立。在美国的扶植下，日本经济利用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至1955年其国民经济和工农业生产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已恢复甚至超过战前水平，出现经济繁荣的“神武景气”。1956年7月日本经济企划厅发表题为《日本经济增长与近代化》的经济白皮书，强调日本今后必须依靠技术革新带动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此后，日本经济进人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年底，池田勇人首相宣布启动为期十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在相继超过英国(1965年)和法国(1967年)后，于1968年超过联邦德国，日本成为西方世界GNF排名“老二”。70年代，日本成功地克服了两次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其GNP规模也于1978年超过苏联，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并保持“世界老二”的地位长达31年。

　　(一)日本依靠技术进步成为西方世界“老二”

　　1952年独立之后，日本迎来了一系列发展机遇。主要包括：战后科技革命和石油文明的兴起，人口年龄结构年轻且劳动者刻苦耐劳，有先进国家作为赶超目标，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给日本推行“贸易立国”提供了有利条件，冷战格局下日本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得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作为在亚洲“一枝独秀”的工业化国家在本地区没有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等等。

　　日本紧紧抓住这个发展机遇期，在实行民主和法制的前提下，以推动技术进步为中心，通过四对辩证关系的矛盾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1)技术进步与社会需要的关系。即社会需要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开拓和提升新的社会需要。(2)技术进步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即产业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发展和升级。(3)技术进步与企业间竞争的关系。即企业间的激烈竞争真正转化为推动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推动企业间竞争迈向更高层次。(4)技术进步与企业内问题的关系。即企业家通过处理好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矛盾、劳资矛盾、“白领”与“蓝领”的矛盾、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集体利益的矛盾，成为技术进步的领军人物。尤其是通过以科技为核心(即“第一生产力”)的生产力的落后状况与以美国生活方式为示范的广大国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运动(即第一对辩证关系)，经过战前和战后出生的一两代人的刻苦奋斗，日本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末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化。

　　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战后日本推行“强固山脚比强固山顶更重要”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普通国民的文明素质和教养水平，形成了全民关注教育、崇尚科学技术、倾全力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价值观，为日本的技术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本从学前教育开始就注意培养儿童热爱自然、向往科学、尊重劳动、喜欢动手的素质，并借鉴了美国教育制度的经验，重视“毕业后能够立即在企业派上用场的职业教育”，全面提高普及教育的质量和理工科大学的水平，培养出大量具有敬业精神和“一心一意地专注于一件事情的人是最优秀和最值得尊重的”工作信念、以扎根工业生产第一线并献身于生产技术和技能工作为荣的青年才俊，源源不断地向企业和研究机构输送了工业化发展迫切需要的人才，造就了充满集团意识和敬业精神的强有力的企业组织、产业大军和技术进步主力，成为战后日本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最大原因。

　　与此同时，在“企业本位”的社会体系中，日本企业内的税后收入差距从战前的大约100倍缩小到1973年的19倍、1980年的8倍，整，个日本社会实现了所谓“一亿总中流”。日本以一个相对公平的国家的形象，于1968年超过除美国以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在经济规模(GNP)上成为西方世界“老二”。基于本国企业乃至全民的自主努力的技术进步及其与社会需要、产业升级、企业内外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战后日本迅速成长为“世界老二”的根本性作用机制。

　　(二)日本经受住石油危机的考验，巩固“世界老二”的地位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泉。作为“资源小国”，日本之所以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化工业化，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借助从国外特别是从中东地区进口廉价而优质的石油，抓住了20世纪石油文明崛起的大好机遇。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小国”，其发展速度反而大大超过某些“资源大国”，展现了日本特有的活力。这个活力的来源就是执著地追求自主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浸泡在石油中的日本经济”也使日本成为一个“能源依赖大国”。

　　20世纪70年代，日本成为西方世界“老二”后不久，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这意味着日本依靠每桶价格只有一两美元的廉价石油为其经济引擎添注燃料的时代一去不返了。作为受石油危机冲击最大的“资源小国”，日本政府和企业以技术进步为动力，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经济转型，通过非凡努力和艰苦奋斗，最终得以比资源禀赋好于日本的大部分发达国家更顺利地渡过了危机。结果是日本不仅在西方世界“一枝独秀”，也超过苏联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老二”。

　　石油危机所引起的社会需要的突变和飞跃，给日本的技术进步注入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强大动力。在一旦发生“油断”，东京乃至日本所有的城市将陷入一片黑暗的强烈危机意识的激励之下，日本的整个技术体系被动员起来，进入一种高度紧张、兴奋和积极的状态，并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应对危机的新商品、新技术、新工艺及新的生产组织方式。这说明危机所造成的冲击和压力越大，危机推动技术进步的力量也就越大。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资源小国”日本所遭遇的冲击和压力要大得多，从而必然产生较其他工业化国家更加强烈的促进相关技术进步的动机。而且，这种技术进步更多地依靠自主技术创新而不是引进和模仿，因为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危机，而且它们为应对危机而推动技术进步的动机也不像日本那样强烈。恰恰是这一点，赋予了日本的技术进步以更多的创新色彩。依靠自主的技术创新化“危”(危机)为“机”(机遇)，日本不仅保证了其“世界老二”的地位没有发生动摇，而且在民生技术的重要领域超过了美欧。1980年日本的汽车年产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1983年日本的机械工业产品出口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日本制造的船舶(按“总吨”计)也达到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以上。1983年美国军方要求日本提供“军事技术”，就是因为日本拥有的民用创新技术具有转用于军事领域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第一”声名鹊起，“日本制造”誉满全球，日本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长期占据“世界老二”的席位。

　　二、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以后遇到的苦恼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日本成长为“世界老二”后，有赶超目标、在亚洲没有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享受人口红利、利用廉价石油等昔日的发展机遇一个接一个“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制约其继续发展的、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问题，其中既有日本自寻的烦恼，也有外来的压力。解读这些问题和苦恼，对于中国成为“世界老二”之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美国在经济上对日本的打压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在经济上挑战美国，甚至狂妄地声称要把美国买下来，让21世纪成为“日本的世纪”。这让战后曾大力扶持日本的美国感到需要狠狠地敲打一下这个“得志便猖狂”的昔日战败国。

　　随着日美、日欧之间的贸易摩擦日趋激烈，从欧洲到美国“日本经济威胁论”盛行一时，诸如有关“日美半导体战争”等日美贸易战的书籍充斥美国各大书店，有的美国学者还称“日本人将吃掉我们的午餐”，警告日本“别动他人的饭盒”!美国国会议员甚至在国会门前用榔头狠狠地砸碎日本制造的电器。除了在20世纪70、80年代越演越烈的美日贸易摩擦中严厉打压日本，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还在1985年和1988年通过迫使日本接受“广场协议”(即在两年半的时间内使美元对日元汇率由当时1美元兑237日元大幅升值至1美元兑120日元)、“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等措施，把因为有些经济成就而变得趾高气扬的日本狠狠整了一把。

　　美国在经济上整日本最厉害的一手就是通过威逼、打压、诱导、渗透等手段，逼着日本政府在金融政策等方面犯错误，甚至让日本政府在制定很多重大经济政策时把美国所要求的“国际协调”置于本国利益之上，以致其很多政策令人感到“弄不清是为了日本的政策还是为了美国的政策”(如1987～1989年的金融宽松政策、1990年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等)。特别是在金融方面，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的政策当局根本就没有过金融战略的想法”。

　　(二)美国在政治上对日本的牵制

　　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追求所谓“全方位外交”，并逐渐要求在对美同盟关系中取得对等地位。中国学者刘世龙指出：“二次大战后的美日关系以1989年冷战结束为界，经历了一个从不平等到准平等的转变。”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发展与美国的平等关系是历史的必然”。“日本要取得对美平等地位，就得与美国斗争。”日美“经济关系率先进入成熟的平等竞争关系；政治一军事关系仍处于从属性合作阶段。经济关系与政治一军事关系发展失衡，加剧了美日关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政治一军事合作在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冲突又在加剧”。

　　美国对追求“全方位外交”、进而要求在日美同盟关系中取得对等地位的日本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打击。1972年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敢在驻日美军基地问题上向美国叫板的鸠山由纪夫，这两位对美国不够听话的日本首相可以说都是美国凭借高超的软实力和对日本国内的长期政治渗透，通过用计、诱导、施压等手段，推动日本人自己将其拉下马的。美国这样做，就是要迫使日本接受在日美军事同盟中的附属国地位，彻底甘心地做美国全球战略的一名卒子。美国还利用日本国民对中国崛起不适应乃至担忧的心理，诱导其支持政府继续加强日美同盟的政策。应该看到，确实有一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崛起之后也会像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那样走上军事扩张道路。为此，中国的外交战略应该是统筹外交与军事，努力使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意志、决心与战略，不要将日本进一步推向美国。

　　(三)日本国内出现的新矛盾和新课题

　　日本成为“世界老二”以后，其国内也出现了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而且日本遇到的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因为“继续发展被‘已发展的成果或后果’所拖累”。

　　首先，日本成为西方世界“老二”的过程，让日本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的公害问题日益严重，工业废弃物和汽车排放尾气等将美丽的日本搞得脏兮兮的，一些地方的居民还由于饮用水及空气被污染而患上了“水俣病”、“痛痛病”等，当时的日本流行一句名言，叫做“该死的GNP”!当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努力，日本在环境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其次，经济泡沫的膨胀与破灭，使日本经济“失去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其后也无法恢复昔日的锋芒。1993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居第一位，一时实现了“GNP第二、人均GNP第一”的局面(1968年日本的GNP据西方世界第2位，但人均GNP仅占第20位)。但是其后随着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其人均收入在2002年下降至第7位，2008年更下降至第19位，与第1位的卢森堡相差3倍以上。这不仅是由于汇率变化等技术性原因，还表明整个日本经济社会体制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如今，日本经济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如果说战后很长一段时期日本经济在整个西方世界可谓“一枝独秀”的话，那么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趋恶化的日本财政状况则堪称“一枝独朽”，甚至被日本自民党政治家加藤纮一称为“国难”。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上升的基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趋缓甚至走向停滞，而经济发展减速甚至出现停滞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作为经济发展的成果之一，随着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但日本又不肯通过大规模移民来缓解人口年龄结构既老龄化又少子化的问题，致使日本成为“超老龄化”国家和世界第一“少子化国家”。一个在经济学中从未认真讨论过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带来国民平均福利的提高应该是指“一生总福利”的提高，但是随着“一生”的时间不断拉长，必然导致“年均福利水平”下降，这个矛盾必然从税收、社会保障等方面体现出来。要在老龄化社会解决财政困境，增加税收是最有效的政策选择，而增税又是最会引起广大国民反感的事情，其结果就是财政和税收问题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在日本各届政府之间抛来抛去，谁也不肯真正地接过来。总之，人口年龄结构的少子化和老龄化，意味着最有生产能力和消费需求的年龄段人口日趋萎缩，致使日本的经济体质、社会活力和政治生态日趋脆弱，政治家只能在一种“不行就换个首相试试”的、缺乏耐心和宽容的日本政治土壤上如同走马灯似的轮番上阵，听任被日本学者称为“第一权力”的媒体和舆论翻云覆雨。

　　三、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经历对中国的启示

　　在日本成为“世界老二”31年后，中国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通过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终于使其经济规模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虽然中国的崛起是包括“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群体崛起的其中一个案例，但显然是最突出的案例。最近十年间(2000～2009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0.0％，超过印度(6.9％)、巴西(3.3％)和俄罗斯(5.4％)。特别是在世界经济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中国仍然实现了9.1％的高增长，远远高于“金砖四国”的其他国家，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高达50％。

　　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外汇储备持有国，也是铁矿石、石油、天然气、原煤等大宗商品最主要的进口国和消费国。根据高盛集团(GoldmanSachs)的研究，2000～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超过20％，高于美国。另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15年，中国在全球GDP中所占的比重将上升到16.9％，与美国的差距将缩小到1.4个百分点。

　　有人认为，中国是拥有13.4亿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又成为“世界老二”，再过十几年或几十年成为“世界老大”也并非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成长过程以及之后所遇到的问题和苦恼，给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一)中国还需要扎扎实实地依靠自身力量大力推进工业化，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

　　中日成为“世界老二”的过程实质上都是工业化进程，但是两国的工业化道路有着很大的不同。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并逐个超过西欧各国和苏联成为“世界老二”。其本质是日本通过各个产业部门之间“投资唤起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形成了可称为“金字塔形”的工业结构，主要依靠国家内部经济增长要素(企业家才能、自主技术和自由资金积累等)，成功地、扎扎实实地实现了“内源性工业化”。

　　反观中国，当今中国工业发展的特点是：(1)中国的工业发展在“量的方面”突飞猛进，已经有220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然而在“质的方面”依然进步不大。中国虽然在航天、超级计算机、高铁等尖端技术和大型技术等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在整个工业发展的关键性、基础性技术领域，例如高性能材料、核心零部件、数控机床和高技术建筑设备等领域，却严重依赖进口。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基础技术十分薄弱，质量水平亟须提高，熟练技工人才匮乏，“中国制造”总体水平仍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2)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国际行为”和“内源性与外源性兼具”的特点。来自日、美、欧等地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形成强大制造能力，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的高新技术产品，使中国的出口规模持续膨胀。2009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达6722.3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值的56％，另有专家估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比国民生产总值(GNP)大约少四分之一。(3)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过度消耗资源和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2007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为0.82吨标准油／千美元(按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相当于日本0.10吨标准油／千美元的8倍多，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0.30吨标准油／千美元的2.7倍。长期延续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进程，使中国面临资源制约严峻、环境不堪重负的困境，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为此，能否尽快实现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工业化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工业化的转型，成为今后中国能否取得工业化成功的关键。总之，目前中国还处在工业化中期，作为工业化主体部分的中小企业的相当大部分甚至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中国的工业化依然任重道远。

　　综上所述，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的时候，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其产业结构继续升级，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世界上工业化最成功的国家。所谓“发达国家”主要就是指“工业发达国家”，因此日本在成为“世界老”的同时，也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虽然成为了“世界老”，但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的中期，依然是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仅仅在经济规模上成为“世界老二”的。今后，中国依然需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通过扎扎实实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努力实现工业化并成为真正的经济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