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第6交响曲:广州经济商业的发展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广东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广东地处丘陵地区，非山则水，有“三山六水分田”之说，生产条件并不是很好，山区高田难以灌溉，平原地区则因地势低而经常遭水灾，沿海地区还有台风海潮的袭击。人们一方面迫于生存的压力，另一方面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不断地改造环境，改善生产条件。明清以来，人们大力兴修水利，山区修建陂塘，使用水库，平原地区和沿海地区则在江河沿岸及海边修建堤围，较好地解决了山区高田的灌溉问题和水边洼地“水潦频仍”的问题，使生产条件得到了改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是这样评述的：“凡粤之田，近海者虞潦，则有基围；近山者虞旱，则有水车，故凶荒之患甚少”。[7]水利的必修为广东经济的发展提 供了重要条件，不但解决了原有土地的灌溉问题和有效地抵御水旱灾害问题，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而且使得大规模的开垦成为可能，很多原来不可耕之高地及河、海沿岸低洼之地也成了良田。明清两朝通过开垦荒地和围垦沙坦，使耕地面税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据《广东通志》记载，北宋元丰年间，广南东路田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五顷一十八亩。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广东官民田为二十三万七千三百四十顷五十六亩，到万历二十八年(1600)增至三十三万四千一百七十顷七十一亩。明末清初因战争的影响，耕地有所减少，但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乾隆时逐步接近万历时的土地数，道光时达到三十三万八千六百七十八顷九十八亩。[8]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生产发展所提供的生存条件，使人口得到较快的繁衍。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广南东路登记在册的有七十八四千七百七十四口，明万历六年(1578年)广东登记在册的有五百零四万零六五十五口，清朝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登记在册的丁口增加到一千二百三十二万三千六百一十六口。[9]人口大幅增加，使原来人烟稀少的地方也成了人口密布之地。而人口的增加，又为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人们可以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围垦沙坦、升荒造地，必修水利，进一步改造生产环境。人们也可以投入更多的劳动力精耕细作，提高作物产量。明清时期的垦辟奠定了广东近代经济发展的基础。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广东农业经济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并逐步瓦解着封建的自然经济。明清时期，广东各地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因地制宜发展桑基鱼塘，种植水果、甘蔗等各种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并引起农业经济结构发生显著的变化。因为，人们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必须到市场购买，而人们种植的各种经济作物也要拿到市场出售。一方面是社会需求的增多，刺激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趋向；另一方面是商品生产所获得的巨大经济敛益，又吸引着人们更大规模地种植经济作物，进一步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农民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逐渐转向依赖市场的商品生产。一些地方出现了“富者以稻田利薄，每以花果取饶”，[10]有些地方的农民则是弃稻植桑植果，从而形成了专业化的种植区。如顺德县的陈村，“周回四十余里，居人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荔枝、柑、橙诸果，居其三四，比屋皆焙取荔枝、龙眼为货，以致末富”。[11]番禺县人大石乡的农民多种龙眼、荔枝，“称曰龙荔之民”。[12]南海县与顺德县人多以桑鱼为业，成为广东主要的蚕丝生产地。东莞县篁村、河田两地农民种植的“白紫二蔗，动连千顷，随其土宜以为货，多致末富”。[13]新会县的柑桔，“种植者千百株成围。每岁，大贾收，其皮售于他省。”[14]专业化种植区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的自给自足的然经济在这些地方逐步瓦解。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乡商品市场的形成，并促进了乡村墟市及城镇的发展和繁荣。到清代，广东的商品市场已初具规模，在各地分别形成了商品流通网，如：以广州和佛山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商品流通网、以潮州为中心的粤东商品流通网、以韶州为中心的粤北商品咄流通网、以肇庆为中心的粤西西江流域商品流通网、以雷州为中心的粤西南路商品流通网。

一些沿江重镇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如江门、梅菉、都城等，佛山还成为全国有名的四大名镇之一。据记载，佛山在清朝前期工商业繁荣，人口密集，“屋宇森复，弥望莫极，其中若纵若横，为衢为hang[音注]，几以千数，阛阓层列，百货山积，凡希觏之物，会城所未备者，无不取给于此。往来驿络，骈踵摩肩，廛肆居民，楹踰十万。”[15]作为省会城市和历代对外通商港口城市的广州，经济更加繁荣，广州成为岭南繁华的商业城市。明末清初人屈大均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广州城南濠畔街繁华的景象：“朱楼画榭，连属不断”，“天下商贾聚焉”，“香珠犀象如山，花鸟如海，番夷辐辏，日费数千万金。饮食之盛，歌舞之多，过于秦淮数倍”。[16]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封建的自然经济逐步瓦解的基础上，一些手工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虽然目前学术界对有关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有争议，但是，明清时期广东社会生产关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商人的商业资本转向投资于手工业，并雇工进行生产。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一些手工业者沦为雇佣劳动者，靠出卖劳功力为生，各地农村破产的农民也纷纷涌入城镇充当雇佣劳动者。如佛山乡志记载：“四方之商贾萃于斯，四方之贫民亦萃于斯，挟资以贾者什一，徒手而求食者，则什九也”。[17]《四会县志》也记载：“道光初，俗渐奢华，富者日贫，贫者益不给，遂相率往佛山、省城以图生计”。[18]虽然广东近代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不是在原有的手工作坊或手工工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资本主义萌芽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经出现，不仅会冲击封建的经济基础，而且会对社会具有导向性。其影响在于：

    第一，继昌隆缫丝厂的创办者陈启沅是出生于鸦片战争前的道光年间，早年生活在商品经济发达，自然经济开始瓦解，资本主义萌芽已出现的珠江三角洲，而且是蚕桑业发达的南海县，这不能不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到南洋经商后，看到国外采用机器缫丝，产品精良，产量高，受其启发而回乡创办缫丝厂。

    第二，鸦片战争前广东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使人们的商品意识较强，对土地的眷恋没那么重，因而对创办工厂，雇工经营容易接受。妇女们也敢于冲破封建道德传统的束缚，走出家门去工作，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样，珠江三角洲大批原已熟习手工缫丝技术的劳动力成了机器缫丝厂工人的来源。

    第三，明清时期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造成了一批拥有较多货币财富的商人及大量破产的农民，他们为近代企业的生产准备了货币资本及劳动力资源。明清时期，广东已出现部分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一部分商人直接投资于手工业生产。虽然数量并不是很多，但还是呈缓慢发展的趋势。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和佛山等地已出现不少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商业资本的发展，为手工业生产及近代机器生产准备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当近代机器生产技术传入后，一部分富裕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从而形成了纯粹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特别是珠江三角洲一些富裕的商人，看到机器缫丝效率高，赚钱多，纷纷投资于机器缫丝业，从而促进了乡村机器缫丝业的发展。而同时，外国洋货的输入，冲击了国内市场，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不少小商品生产者和农民破产，沦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随着市场竞争的发展和封建剥削的加强，破产者必然会增多，雇佣劳动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这就为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劳动力的来源。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是与明清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珠江三角洲蚕桑业的发展是有直接联系的。从明中叶以后，南海县和顺德县等地的桑基鱼塘发展很快，很多农民以桑鱼为业，种桑养蚕，蚕丝大量的运销国外。鸦片战争以后，虽然洋货充斥市场，围内不少手工业遭受严重的冲击，但是，由于中国丝绸的特殊作用及产品的不可替代。陆，蚕桑业得以保存，并由于国际市场对丝绸需求的激增而有更大的发展。蚕桑业的发展茬为民营机器缫丝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来源。所以，广东近代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工--  机器缫丝业是深深根植于广东经济发展这块土壤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