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鞍山美嘉装饰电话:大学六记之五：讲座.

　　
　　在西南政法读书的时候，对我而言，听讲座是夜晚最好的消遣之一，足以与凌晨两点在学校后门看足球吃烧烤喝啤酒，或者与寝室的兄弟打双扣整个通宵并提——或许还应该加上寄居于歌乐山时的冬夜苦读。它们充斥着我的青春放荡史，知识的快乐与感官的快乐同样让我兴奋莫名。甚至当我逐步意识到知识的虚妄之后，讲座便生发出了弥散在这个时代的喜剧气质，对讲台上那些衣冠楚楚而又口若悬河的家伙们的谛听，一如观赏周星驰先生在《喜剧之王》里的精彩表演：重要的不是他们在说什么，而是他们如何说，如何引导听众的神情，如何让笑声盛放在春天或秋天的夜晚。当然，这个比方可有些不敬，尽管我会承认，周星星是我的偶像，他在我心目中的位次，不见得要低于马克斯·韦伯；尽管我一直认为，《国产零零柒》对专制政治的破坏力，肯定要大于贺卫方先生的宪政讲座。这些解释是没用的，我已经听见那个坚固的声音：战士就是战士，苍蝇就是苍蝇。
　　
　　所以我还是决定用正经的笔法追忆那些往事，并在最后发出义正词严的感慨。我晓得我将被一种深重的悖谬感围困，不仅仅是我的思考，我的书写，还有我的青春。甚至就连我所听到的第一场讲座也隐约沾染了这类味道。那是大一，初入门径的我们对讲座的感情还不如后来那么浓烈，以至首次进场，竟然是被强迫去的。系里一个领导的讲座，为了防止冷场，只得强制指定新生去滥竽充数，这在中国官场甚为平常，但之于非功利的学术活动，却是耐人寻思，于懵懂的我，更加大惑不解。那一场主讲的内容，现今我已经忘了，遗下的后果则难以抹消——那就是彻底败坏了我对讲座——以及对学术——的胃口。此后我几乎从来不看关于讲座的斑斓海报，甚至每次见着举办讲座的学术报告厅与小礼堂，也难免要望而却步。
　　
　　唤醒我对讲座的爱欲的，应是一年之后。那是在沙坪坝文化馆举行的，重庆文坛的领袖人物吕进先生讲文学与艺术的纠葛。他娓娓而谈的只是一些平朴的事理，并无出奇之处。我却沉迷于他演讲时的从容气度，与那行云流水般的话语风格——以后我所听过的所有讲座中，恐怕惟有王人博与贺卫方两位老师能与之媲美。吕先生的记忆力也是惊人，他能随口诵出艾青的诗歌和《红楼梦》的华彩段落，经旁人引证，而无丝毫落差。听者皆为他的古典文士风度所深切折服。我从那场讲座见识到了言说的美感，如晨风拂过心灵，以前郁积的厌恶与畏惧情绪开始被缓慢消解。
　　
　　2002年，用奥登的诗句表述，我身体上的各个省份都发生了叛乱：失恋，对公共生活的厌倦，对文学的绝望……我实现了精神转型，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也遇见了类似于启蒙者的老师。除了阅读他们推荐的经典著作之外，他们开的课或者讲座（这里需要说明，王人博老师开讲的选修课，即便用西南最大的教室，也会堂堂爆满，与讲座无异）更不容错过。至今我依然记得王人博老师关于中国民权观念的演讲，程燎原老师关于法治的演讲，卢云豹老师关于西方中世纪法律传统的演讲，赵明老师关于法律与语言的演讲——这项美妙的回忆，一如我们曾经经历与即将经历的那些销魂的良辰美景，还可以浩浩荡荡地开列下去，直到时光的神灵敲响毕业的钟声。
　　
　　我所听过的讲座，最火爆的一场，是贺卫方老师的“中国宪政起步”。容纳千余人的小礼堂，里外至少站满三千狂热的学子，盛况所至，遗留了三处永恒的印记：礼堂的厚实大门被挤得脱框，无辜地躺在人们的脚下；贺是我见过的演讲嘉宾中，唯一一个从侧门入场的，因为正门无法进入；此外，事前拟定的一个点评老师，也是因为进不了正厅，只得放弃出席——这也是极为罕见的。那场讲座，我提前三个小时去听，也只落得在讲台的地板上席地而坐，屁股下面垫着当天出版的《南方周末》，头版上赫然登载着贺关于宪政建构的言论。不过那些僵硬文字的魅力根本就没法与他的讲演相比。借用王人博的褒奖之辞，贺若是生长在一个自由国家，依他的演讲水平，没准可以竞选上总统。那个晚上，贺让我们见识了第一流的演说家应该是什么样子：潇洒、幽默、渊博中透着平易，最可贵的是他的真挚。当然，也有人认为他的表演色彩太浓，不是一个“在针尖上跳舞的天使”（我依照当时拥挤场景的总结），而是“法学布道者”——这是王学辉老师的评价，他说自己听贺的演讲，会萌生“一种宗教的感觉”。
　　
　　较之贺卫方老师的洒脱，王人博老师的风格，可以形容为“流畅”，卢云豹老师对我说，“行云流水”四字，可以将王描绘得惟妙惟肖。其实这个词语用在卢身上也相当恰切。在程燎原老师远赴湘潭大学，王人博老师北上中国政法之后，被学子们亲近地称之为“豹哥”的卢，隐然已是西南的又一精神领袖。他的讲座也是场场爆满。可他的“行云流水”与王不同，王更接近于公共演说家，更善于哗众取宠；卢则偏向古朴与沉静。在我心目中，我的这位启蒙老师应该是一位古典学园里的夫子，以一种精神漫游式的风姿，将二三从者导入胸间的博大宇宙。
　　
　　说到卢云豹老师，似乎不得不说说那场名动一时的“讲座事件”。2002年春夏之交，西南政法迎来了新校长龙宗智先生。龙先生尽管高官出身，但骨子里依然是个学人。他甫一回校，便要求遵循传统，以讲座的形式与学生们见面。所开的题目，便是出自他的刑事诉讼法专业的“相对合理主义及其缺陷”。讲座由尚未远行的王人博老师主持，卢云豹等老师作为点评嘉宾出场。法学坊间的人士可能都有耳闻，龙先生是刑事审判中“相对合理主义”的提倡者和捍卫者——所谓“相对合理”，类似于苏力先生的“语境论”，即认为一切法律活动，必须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境，如果绝对合理无法抵达，那么“相对合理”也是可以发扬的，这一实用主义立场可能会对中国司法进步有所助益，但同时也有可能沦为替专制罪恶辩护的依据。尽管标题中点明了“缺陷”，可在那场讲座上，龙先生对“相对合理主义”的赞赏充荡着一如既往的热情。进入点评程序的时候，卢云豹老师发言，他事先轻声问了王人博老师一句：可以讲真话吗？王一怔，随即便释然顿首。于是卢接过话筒，用低沉的声音发出了我以为足以写入中国学术精神史的狮子吼。他历数相对主义的弊病，最后一再强调，请那些学人们，“不要在相对主义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批评之直接尖锐，并不因龙先生的身份而有变更。我记得当时他发言完毕，全场一片沉寂，半分钟后才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而回到座位的卢依旧侧着身子，微低着脑袋，神态如往常一样平和。
　　
　　后来在一次闲谈中，卢云豹老师说，他明明知道当时的那番话有些冒失，很可能让新来的校长下不了台，可热血上涌，也顾不得许多。他要阐发的道理是简明的，在我看来，就是“让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但是在那种理应一团和气的场合，在我们这个犬儒主义的时代，说出一个小人不乐君子不喜的事理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常识，可常识在我们的生存之中已经严重缺位。卢扮演着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却意外地成了让同行自惭形秽的英雄。难怪他一直“深邃的悲观”。这也正是我们的悖谬。而那场让西南学子为之自豪并无限怀念的讲座，将以一种童话的影子终结我的忧伤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