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思想的继承与民族文化的振兴,儒家文化

发布: 2009-12-25 09:46 | 作者: admin | 来源: 网络 | 查看: 1106次

儒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主导的地位。战国时期，儒墨并称显学，而儒学的影响大于墨学。汉代以后，儒学处于独尊的地位。隋唐时期，儒道佛并称三教。到了宋代理学兴起，对佛老进行了理论的批判，从而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儒学对于中国两三千年来的政治、教育及文化等都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在十五世纪以前，无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居于世界的前列。十六世纪以后，西方突飞猛进，中国落后了，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的中国没能产生自己的近代实验科学。于是有人认为中国落后主要原因在于儒学，认为儒学是中国振兴发展的障碍。

但近几十年来，日本有些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上采用了一些儒家的思想观念，颇有成效。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迅速，同时也都重视儒学。这证明，儒学不仅不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反而可以成为动力。虽然儒学有陈旧过时的内容，但其积极因素是不容置疑的。深入研究和发扬儒学思想，去粗取精，革故鼎新，对社会发展、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

历史上，儒学具有宽容、融合与开放的精神，它凭此精神及其对其他各家思想的蕴涵，不断地改造、发展自己，使儒学能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

在先秦时期，自从孔子创立儒学，儒学得到继承和发展。特别是荀子，他打开了儒法合流的先河，主张儒学的王道与法学的霸道可以“王霸相杂”，提出了重王道兼霸道的思想，荀子把儒家的“礼”与法家的“法”发展成礼法的结合，倡导两者的兼备，要“隆礼重法”，以此打破了旧有的思想界限。

到了汉代，顺应秦汉以来儒家与阴阳家、神仙家趋于合流的趋势，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的思想，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体系，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的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依据，进而导致了儒学的独尊地位，成为汉代的官方哲学。董仲舒提出了最高哲学范畴“天”这一人格神和“三纲五常”的封建宗法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社会。

宋代，宋儒对儒学进行了第二次改造，以适应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宋儒的开山鼻祖周敦颐用道教的宇宙观为儒学的纲常论证，他在《太极图说》中保留有宇宙图式，并阐发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二程在宇宙观上吸收了佛教华严宗“法界无限”的理论，体贴出“天理”，作为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在认识论上主张“格物穷理”，这是吸收了佛教“渐悟”、“顿悟”的思想。

南宋朱熹是二程哲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的宇宙观、本体论等为儒学做论证，建立了博大精深的理学哲学体系。理学是儒学的哲学化、宗教化。

　　（二）

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随着西学东渐，也可以说是随着西方列强的炮声和中华民族的屈辱，儒学的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随着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变换，儒学在中国思想舞台上的调子时高时低，不断变化。

１８４０年，英国首先对中国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从此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开，屈辱的历史开始了。对此，李鸿章惊呼中国面对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正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为此，龚自珍、魏源急呼变法和“师夷长技以制夷”，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及沈宝桢等人大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这些只是对儒家思想的变通，而康有为则开启了近代儒家人文主义的先河。

康有为力图推倒古文经学，重新发现儒学的价值，并对孔子形象再塑造。他认为圣人之治理天下，因病而发药，病无穷则方亦无穷。他还认为在儒家思想中本来就有民主思想，以此为变法维新服务。康有为力主定孔教为国教，想借儒学去推展政治，将儒学直接改造成现代民主政治，但他受到了保守派和革命派的反对，于是戊戌变法在四面楚歌中失败了。相对来说洋务派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他们终究只是对儒学消极的续，失败也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仍然想推展儒学，但儒学与不得人心的政治的结合激起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弹，一场以批孔讨儒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兴起，传统儒学的穷途末路来临了。

陈独秀认为儒学是专制思想的理论基础，要想防止专制和推行民主就必须根除儒学，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截断了儒学与政治的联系。在思想上，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五四诸人彻底否定儒学，旨在以欧洲文化取代儒学，在中国实行彻底的西化，以西方的文明代替中国的野蛮。他们认为在东西方的思想间是不可调和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而这种偏激的想法是不科学的。

西方思想的大量输入和中华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面临着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在此种背景下，中国儒学又出现了新生的曙光，那就是新儒学的产生。作为新儒学的倡导者-新儒家，他们把复兴民族文化作为救治中国的首要任务。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贺麟曾于抗战时说：民族复兴，不仅是抗战胜利，不仅是争中华民族在国际政治上的自由独立平等，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学文化的复兴。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文化的危机，文化上的失调，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危机。

新儒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倡导儒家、研究儒家、信仰儒家，把儒家思想当作中国文化之魂、中国精神之魂。他们认为，中国哲学的传统就是儒家哲学的传统。如牟宗三所说，中国哲学的着重点是生命与德行，它的出发点是敬天爱民的道德实践，是践仁成圣的道德实践。贺麟指出：就生活修养而言，则新儒家思想的目的在使每个中国人都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气味，都能代表一点纯粹的中国文化。…..在此趋向于工业化的社会中，所最需要者尤为具有儒者气象的“儒工”、“儒商”，和有儒者风度之技术人员。若无多数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修养之儒商工出以树立公商的新人格规范……则社会秩序将无法安定，而中国亦殊难走上健康的工业化途径。

新儒家都按照儒家做人的原则要求自己。如新儒家的先驱人物梁漱溟本人即以圣贤自许，并被公认为具有刚正不阿的人格和廓然大公的儒者气象。新儒学的其他大师，如熊十力、唐君毅等，都把真切深威的人生体验与深厚强烈的文化意识相结合，以儒家之道为学做人，为儒学的复兴作出应有的努力。

在今天，仍有人大力提倡儒学的复兴，即儒学作为传统的思想文化接纳西方文化并与之融合以得新生，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他们认为现代中国，在思想上存在三种流派：西方的自由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传统的新儒学，前两种思想都是源于西方的，只有新儒学是我们民族的、本土的，这三者都是有可取之处的，如何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应用还是要经过长期探讨的问题。

（三）

二千多年来，儒学文化是比较复杂的，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儒学的许多思想包括它的践行哲学观、道德教化说、执中方法论以及民本主义等都是有着长期积极作用的。但是，象“三纲五常”这样落后于社会的思想还是要批判的。然而，就因儒学不那么十全十美就奉行历史虚无主义而对儒学全盘否定也是十分错误的。

从“五四”以来，直到建国后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几次大的灭孔运动，对传统的儒学不加取舍地全盘否定，在“文革”中更是发展到了“横扫一切”的极端。而近些年许多信奉西方自由化的人，又提出不要古代传统，更加助长了那种一切皆好或一切皆坏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滋长。

前些年曾出过轰动朝野的《河殇》，认为只有西方所谓“蔚蓝色”文化才有价值，他们极力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母体上抹黑，企图减弱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力。照这样，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民族自尊自信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当代著名科学家、美裔华人李政道说过：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五千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杨振宁也说过：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世界最悠久的文化传统之一。中国的文化传统是西方人非常羡慕的。

有着悠久历史的儒学文化，不但可以维持我们的民族尊严、民族团结，它在现实社会中也有着非凡的作用。

近几年，新加坡推行儒学教育，这是西化后物质文明带来了精神危机才乞灵于儒家思想。儒学重视社会和谐与社会道德，强调社会成员之间秩序的形成，所以，儒学在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中确立了集体主义伦理道德体系。而韩国也是儒学资本主义的一类，与日本、新加坡一样重视儒学的教化。儒学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精神财富。

对我们的国家来说，“中国特色”是全世界瞩目的字眼。张岱年提出：我们的历史任务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现在苏联垮台了。而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历史意义更大了。而所有这些都取决与儒学思想所作出的贡献。儒学使我们中华民族有了坚强的凝聚力和宽宏的同化力。

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忘记思想文化的建设，而思想文化的建设不解决民族文化传统的弘扬和创新的问题是不行的。而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可以说是离不开儒学的。

儒学的复兴对我们的民族是意义重大的，从小处讲，它可以让我们会做人-会作好一个中国人，往大处说，儒学可以使国家统一、国泰民安、世界和平。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忘记儒学，不仅是背叛，还是犯罪。(来源：http://www.rudaois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