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四治”思想与和谐社会（上篇）,儒家文化

发布: 2009-12-14 09:50 | 作者: admin | 来源: 网络 | 查看: 1271次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中国儒学的奠基人。孔子创立的“仁治”、“德治”、“礼治”、“人治”思想，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沿袭2500多年的历史上，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伦理道德、文化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其影响力也早已越出了国界，在东亚形成了儒学文化圈，并远播欧美、大洋洲，不少国家把孔子视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世界级重要代表人物。法国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因此，孔子“四治”思想，作为儒学的核心和精髓，不仅是中国宝贵的优秀文化，也是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孔子提出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和为贵”的人生哲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建立和谐世界有着息息相关的借鉴意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思想，已成为世界人类“友谊、和平、合作、发展”的共同夙愿；提倡的“德治爱民、为政在人、修身正已、讲信修睦、天下为公”思想，有利于提高国家以民为本，社会以人为本，为建立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有着不可或缺的现实作用；孔子主张“德治、礼治、人治”，从不反对“法治”，其“德主刑辅、出礼入刑、儒法合流”思想，有助于“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实现“民主法治、安定有序”的治国方针。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所处的社会，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春秋末期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暴动连绵不绝，战争日益频繁，“当国者，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百姓们，贫无立锥，民不聊生；社会上劫掠、抢夺、杀人越货，犯罪猖獗；各诸候分乱迭起，分崩离析，肆虐无辜，哀鸣遍野；家族内部，互相攻杀，子弑父、弟弑兄，违礼、作乱、寡耻之事，累累发生。奴隶制的崩溃瓦解和持续不断的社会动乱，已给人民带来沉重灾难，天下思治、思安已成为当时的普遍要求，在这种“礼崩乐坏”、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孔子提出用“四治”思想，治理动乱，稳定秩序，以寻求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提倡“仁治”。“仁治”是孔子“四治”思想的核心。在《论语》一书中讲到“仁”有104处，君子107处。人与仁的概念，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中心憯怛，爱人之仁也”《礼记.表记》。“仁者就是爱人、知人”《论语.颜渊》，即热爱人，理解人，以至于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他提出“修已以敬，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把“仁”作为修已的最高境界，德性的最高标准。他强调“人”与“仁”的核心是“仁德”，其目的是安抚百姓，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说“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故长民者章志、贞教、尊仁，以子爱百姓”，“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礼记.缁衣》。孔子还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礼之以和为贵”《礼记.儒行》。并将“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用以“教万民”《周礼.地官》，以上说明，孔子不仅将“仁”视为治国之道，并且也看作是寻求社会和谐和处理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把这个原则用于父子亲属关系，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用于处理上下关系，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使君以忠”《论语.八佾》；用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忠恕之道”，即，“夫仁者，已欲人而欲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孔子还说“仁者为仁成仁”“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即，“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在孔子看来，“仁”是德性的最高标准，能否达到这种标准，全在于“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能否有志于仁，关键在自己。“志士成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意谓有志之士不会贪生怕死，而损坏仁德，宁可牺牲性命，也要成全仁德。一旦立志于“仁”，就要坚持到底，做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孔子主张的道德人格意识论，强调的是人的主体精神，相信人具有超越外界的能力。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意指“人能把道发扬广大，不是用道来廓大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道德人格和理想人格。具备了“仁”和“德”的人格，才能配称为人。修养理想的人格，就能创立一个理想社会，使天下百姓得到安乐。“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究竟怎样追求理想的道德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无论遇到任何困难和阻力，都应该像运动不息的日月星辰一样不断地去追求、去奋斗不息。

“中庸”也是孔子仁学中人生哲学方法论的重要部分。宋代大哲人朱熹对“中庸”的解释：“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当代学者匡亚明说“所谓中，即中和；所谓庸，即用也，常也，因此，用中为常德也”。孔子将“中庸”用人的生命形象的比喻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意指人的“喜怒哀乐”未出现的时候就是“中”，即人的“情志”处于平静和平衡状态之下；“中也者”，体现了宇宙（天）和事物（地）在平衡状态下存在和发展的本质规律；“和也者，致中和……”，是说天地具有“致大、广大、宏大、博大”，并能“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礼记.中庸》。相反，“喜怒哀乐”之已发，就是“不中、不和”。孔子说“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历；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礼记.乐记》。所以，在人际社会交往中，要保持心理平衡，要控制欲望，善解“七情”，因情绪急躁会导致“喜伤心、怒伤肝、悲伤肺、忧思伤脾、惊恐伤肾”，甚至会引起情绪失常、患病等不良后果。孔子又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这说明孔子把中庸看成是“至德”，是规范人们思想行为方法的最高准则，并认为常人难以做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意思是君子能坚持中庸，小人容易违背中庸，常常采取过火行为。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论语.子路》，所以“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即过分和不及都偏离“中”，只有“无过无不及”“允执其中”《论语.尧日》“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才符合“中庸”。正如列宁指出的“中庸”，是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

孔子之所以提倡“中庸”，其目的是让人们在不平衡的现实中保持心理的平衡，意欲通过“中”和人格的塑造，创造社会和谐与天下太平的局面。关于孔子提出的这一“中庸”观念，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147页》。

提倡“德治”。就是主张用“德治爱民”的思想治理国家。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卫灵公》。意指奉行德政者，人民就像群星环绕北极星那样，心悦诚服的接受统治。孔子崇尚“德治”，是因为“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礼记.大学》。认为兴“德礼”是实施“政刑”的保证，也是对专制暴政的匡正。孔子将“德礼”与“政刑”的关系加以比较“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指统治者用行政命令管理社会和齐之于刑法惩治过犯，这是“治标”的办法，虽可避免犯罪，但犯罪人并不懂得犯罪可耻。而“治本”的办法，是用道德礼教去感化老百姓，老百姓就会认识到犯罪可耻而自愿安份守已。从这种观点出发，孔子要求统治者“尊五美”“屏四恶”。“尊五美”，就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意指统治者在处理各种政务时要做到：让老百姓得到好处，而自己不耗费；使用老百姓，而不招致老百姓的怨恨；追求仁义，而不贪财利；性情安宁，而不骄傲；态度威严，而不凶猛。“屏四恶”，就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意指不事先教育百姓，当他们犯了罪就实行刑罚以致杀戮，这叫做虐；不事先告诫而要求立即成功，这叫做暴；下达可缓慢执行政令而又立即改为限期完成的做法，这叫做贼；该给人家的东西而舍不得拿出去，这就叫做“小家子气”的官。这方面，鲁迅在《嘲讽》一书中曾讥讽孔子的“德治”思想，为统治者制定了出色的治国方法。

从以上看出，孔子的“德治”思想：一是要求统治者必须减轻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削减苛捐杂税，使人民得到“宽、惠”。二是注重犯罪的经济原因，认为盗窃的发生在于统治者的贪得无厌，百姓得不到好处而为，主张富民、裕民，先富后教，反对“不教而杀”。孔子的这种对庶民也要“齐之以礼”的思想，实际上是对周礼“礼不下庶人”和“折民惟刑”旧传统的重大修改和突破。三是“宽猛相济、德主刑辅”。孔子虽主张“德治”但从不否定刑罚等暴力作用，每当教化无效时，他也主张诉诸刑罚强制力。如“郑国多盗”，统治者出兵镇压，孔子称赞说“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关于孔子推行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汉代大儒董仲舒将“德”与“刑”比作“阳”与“阴”，认为“法律”非“礼教”所能完全代替，必须有法律作为辅助手段，才能治理国家。他说“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后来的《唐律疏义》将“德”与“刑”的关系看作“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就是说“德礼”和“刑罚”对行政教化都不可少，犹如昏晓相须而成一昼夜，春阳秋阴相须而成一岁一样。

从封建帝王治国的历史看，崇尚儒家统治长，崇尚法家统治短，“以德为主”统治长，“以刑去刑”统治短，如秦始皇、隋炀帝搞刑罚专制，残酷镇压百姓，很快导致暴政亡隋。唐朝李世民既注重德治和礼治，又运用政治和法治手段，特别奉行孔子思想治国安民，他说“中国人得孔子，如鱼得水”，在位时，全国监狱罪犯只有50人，被处死刑的只有4人，实现了为后世长久称颂的“贞观之治”。

从目前治国政策看，“德治”与“法治”都是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改革、开放、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德治”，是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用于劝善抑恶，而更多的又是依靠自省、自警和社会舆论监督，是内在的“自律”；“法治”，是以权威性和强制力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用于惩恶扬善，是外在的“他律”。“德治”属于思想建设、精神文明；“法治”属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单靠“(自律)德治”或单靠“(他律)法治”都是不行的，只有两者形成合力，德法并举，才能有效治理国家。

因此，借鉴孔子的“德刑并用，宽严相济”思想，对社会现实有着鲜明的指导意义。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方针，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同时，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目前，刑事司法制度改革已经着手进行，包括死刑的核准权上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以避免少杀错杀。这就充分说明了国家要实行“以德治国、德主刑辅”的治理措施。

提倡“礼治”。就是主张用“礼”的方式治理国家。孔子认为立身治国非有礼不可，在《论语》一书中有74处记载论礼。孔子说“为国以礼，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礼记.礼运》。“礼之于正国也，权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礼记.经解》。意思是礼是治理国家的法则，就像秤、绳墨、规矩一样的重要；不以“礼”治国就如没有耜（古代的农具，用于锄地）而要耕地一样。他又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人有礼则安，无礼则乱”《礼记.祭统》。因此，要求人们严格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无动”。孔子所说的“礼”，凡指周朝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内容极其广泛，大而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小而遍及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生活细节。《周礼》一书有吉、凶、宾、军、嘉五礼和立法、司法、行政、社会准则等内容。“五礼”的任务是掌管邦之礼仪的施行。《礼记.曲礼》上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礼起着“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和“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重大作用。孔子将“修身养德”看作立身处世治国之本。他说“民之所由生，礼为大，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正心”就是正其不正以归其正也，“修身”做好了，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知道怎样修身治已，才能治理别人。治人、治家、治国都是治已的外延和扩大。“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因此，提出“自天子以至庶人，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实际上也是对君主的要求和制约，这对于安定社会秩序，限止统治者为所欲为，无异有着积极因素。

孔子还提出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其志向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孔子表述这段话正是西周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当时尚未出现“私有”财产，更未进入私有制社会形态下，道出的后代哲人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直至2400年后，康有为的“大同书”史称“戊戌变法”和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提出，均源于孔子“礼治”思想的影响。

关于孔子提出的“尊老爱幼、讲信修睦”的思想，对当前开展的共建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有着鲜明而深刻地现实意义。

在“礼治”的学说中，还包括“礼”的“治本防乱”作用。孔子将“礼”比作“民坊”。坊，就是堤防，认为礼的防乱，正像堤防一样，没有堤防就要发生水患，没有了礼就要发生祸乱，礼起着“绝恶于未萌，塞乱之所从生”的作用。其次包括“正名”。孔子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要务，他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毛泽东对“正名”并不反对，他说“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只不过“正名”，首先要“实明”，“实明”才能“名正”，“名正”才能“事成”。《摘自毛泽东思想研究一书》。

孔子主张“礼治”，但不排斥“法治”，他认为“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治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尚书.大传》”。这就是说，礼则重于教化劝善，“防患于未然”，而法则惩戒于后，测重于罚恶，两者各有不同的作用。

从“礼”和“刑”的关系上，古代的“礼”本身就是法，违反了“礼”就是违反了法，后人陈宠说“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这就说明孔子把“礼”和“刑”的作用看的都很重要，凡是“礼”所不容的，就是“刑”所禁止的，凡是合于“礼”的，必然是“刑”所不禁止的。同样，凡是社会主义道德反对的，也是国家法律禁止的，凡是社会主义道德提倡的，也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因此，从现实出发，在强调法制和集中打击与专项治理的同时，不能只顾“惩治于已然之后”，应当“禁于将然之前”，运用政治、经济、道德、法律、制度、思想教育等综合治理手段，坚持打防结合，标本兼治，把犯罪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构建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

提倡人治。在治国的问题上，孔子很重视统治者个人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提出“为政在人”，这是从“德治、礼治”的结合中得出的必然逻辑。孔子认为，在“礼治”下，各级贵族都有相对独立的统治权，个人的作用比较突出；而要实行“德治”，又必须以有德者能居高位为前提，否则便不能发挥道德感化的效果。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统治者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正”的本意就是劝导统治者要行为端正，如果“身不正，言不信，则义不壹，行无类也”《礼记.缁衣》，所以，他对当时一些行为不端正的当权者曾进行过抨击。其中痛斥了鲁国一位排斥贤者，奢侈无度，名声显赫的大夫臧文仲，他说“臧文仲安知礼？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礼记》，批评他是“不仁”、“不知”的“窃位者”，《论语.公冶长》，并对当权者贪污受贿，腐化堕落，深恶痛绝，他说“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卫灵公》，严肃指出当权者尽是些“好色”而不“好德”之徒，这还有什么希望呢？与此相反，孔子对有德之士倍加赞扬，并认为有德之人当权，政治上就会好起来，无德之人当权，政治上就没有希望，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意指把正直的人选拔上来，放到邪曲人的上面，百姓就会信服；把邪曲的人提拔上来，放到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会信服。

推行“举贤才”。孔子认为，统治者能否以身作则关系到国家“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礼记.中庸》的兴衰问题，因而他不惜修正周礼的“亲亲”原则，要求“举贤才”，主张让非贵族出身的“贤才”也能参与国政。因此，提出了“为政在人”和“先有司，郝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的主张。后人把这种主张叫做“人治”或“贤人政治”。

关于“人治”和“法治”问题

孔子虽主张“人治”，但他并不否定“法治”作用。一是对社会犯罪，他主张“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凡万民之有罪，以五刑纠万民；凡害人者，以明刑耻之”。“凡杀人者，踣诸市，肄之三日”。“毁者为贼，掩贼为藏，窃器为奸，有常无赦！”《周礼.秋官》。周礼特别规定了“不孝有友”是“元恶大憝、罪大恶极”的犯罪，都要处死刑。如，“凡杀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周礼.秋官》，不仅如此。《礼记.王制》中还规定了“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二是对贵族以上的人犯罪，也要适用刑罚，“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对于“惟官（畏权势）、惟反（报恩怨）、惟内（裙带关系）、惟货（贪贿赂）、惟来（受请托）”的典狱官吏有一于此，便与犯人同罪”《周礼.秋官》。关于对诸侯、卿、大夫等官吏犯罪也主张适用刑罚，是孔子对“刑不上大夫”的重大突破和修正。

“人治”和“法治”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如果强调“人”的能力是“人治”，如果强调“法”的作用就是“法治”。在治理国家的问题上，究竟哪个起决定作用？是“人治”还是“法治”？是“权大”还是“法大”？根据孔子的“人治”主张，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法”，法对于治理好国家虽然很重要，孔子自己也说，“凡作刑罚，轻无赦”，“法者，治之端也”《礼记》，但“法”毕竟是作为统治者的“人”制定的，因此，法的好坏完全取决于作为统治者的“人”好坏。所以，他的后继弟子荀况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君道》的命题，意思是治理好国家的关键是人而不是法。只有好的统治者才能治理好国家。以此得出结论“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王制》。以上的话说的很明白，孔子之所以重“人治”，不是说不要法，而是说法不能离人而立，离人而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人。

反思历史，笔者认为，“人治”与“法治”，是两个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只有“人治”无有法治，国家的统治秩序就没有保障；只有“法治”无有“人治”，“法治”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与自行”《孟轲.离娄上》，意谓单有善法不足以治理好国家，还必须有好的执法官吏保证“善法”得以贯彻执行，否则便成一纸具文。列宁精辟指出“如果没有一个能使人遵守法律规范的机构，法律也就等于零”。所以，正确的“人治”是奠定“法治”的政治基础，“法治”是“人治”的具体体现，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依存。这就是说要想通过法治实现统治，必须有一个严格的守法、执法队伍即“人治”。而真正的法治是与政治的民主相联系的，没有民主政治，法治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建设“民主法治”，实行“依法治国”，防止社会不正常情况下的“人治”即“以人定法、以权压法”的历史悲剧重演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什么滋生腐败现象，并且愈演愈烈？贪污贿赂数额越来越大？奢侈犯罪越来越多？从中纪委查处暴光的“高官厚禄”看，几乎全部是“满口里仁义道德，一肚子钱道色肠”，究其原因是一些当权者，人治标准不高，组织部门选人用人失察。江泽民说“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危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代来的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在纪念中国共产党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执法人员本身有问题，何以治人？所以我们再三讲“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已不正焉能正人”的道理《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胡锦涛说“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就从反腐败开始，严肃查处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案件……”最近以来，中共中央已对官场腐败重拳出击，严惩不贷。包括对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外电披露内定十七大政治局常委）的查处。因此，借鉴孔子的“人治”思想，有助于提高执政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保持廉洁从政，以身作则和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度。

关于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问题

孔子根据春秋时期“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礼记.乐记》的“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将其划分为五仪。“夫天下重器，王者大统，莫不劳聪明与品才，获安逸于任使。故“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圣，有贤。审此五者，则治道毕矣”《新编小五经四书》。意指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就是国家一统天下基业资本，而王位的稳定和延续，莫不决定于对人材的鉴识和正确使用。如果能这样做，那么作帝王的就能使自己既显得耳聪目明，又能驾御自如。故人分五者：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详察这五种人并妥善加以用之，就算完全掌握了治国安邦的策略了。

庸人，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孔子家语五仪》。意指庸人胸无大志，无严肃慎重的信念，为人处事不善始善终，谈吐中缺乏有教养的语言，既不能选择贤明之主赖以托身，又不能以自己的努力安身立命，目光短浅，不识大局，见小利，忘大义，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随波逐流，毫无主见。这样的人就是庸人。

庸人和庶人不同。庶人泛指春秋时期的农业劳动者和无官爵的平民百姓。官府的吏役也称庶人，“君子之车，既庶且多”《论语.子路》，“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庶人一般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孔子对待庶民的态度是“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礼记.缁衣》。

庸人和小人也有本质区别。小人，一般是指人格卑鄙的人，“小人得势，必排于君子”《元史。刘秉安列传》，孔子认为 “小人务力，小人怀土，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意指小恩小惠和做事苛求于人。同时又说 “小人喻于利”《论语.宪问》，“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意思是指小人计较个人小利，心胸狭窄，经常忧愁满腹，或与人相处互相勾结而不讲团结。所以，孔子主张做人要讲仁义、讲道德人格，做道德高尚的“君子”，不要做损人利己的卑鄙“小人”。人格是什么？就是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品格，是人在社会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总和。因此，人的尊严要与人自身的道德人格来衡量，用“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加以证明。

江泽民说“道德情操和人格力量，对全社会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必须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要做事，先做人，人做不好，再大的本事也没有用”《摘自江泽民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讲话》。

士人，是封建时代追求向善的读书人。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阶层，《周礼》王制分“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孔子说“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道术之本，必有率犹述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也；言不务多，必审其言之要也；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也；智既知之，言既得之要也；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孔子家语五仪》。意思是士人胸有目标，行有计划，虽然不能穷尽道术的本义，但也能言有所据；虽不能遍行百善之美，但总有可称道的善行美德。因此，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务在精通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务在抓住要领；做事也不必贪多，贵在明白做事的方法和途径。道理既明，行而有方，这样就如同性命与形体的关系一样不可动摇。身处富贵不觉得增加了什么，身处贫贱也不觉得损失了什么。这样的人就是士人。孔子还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因此，他根据“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提出了“有教无类”培养士君子的教育思想，不分出身条件限制，都可以受教育，并且说“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意指一个人，行动知廉耻，出使他国，不辜负君命，便可称为士了。如弟子颜回家境贫寒，但他孜孜不倦的学习仁德学说，孔子称赞他是安贫乐道的“仁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意思是颜回这个学生真好呀！用竹筒子吃饭，用水瓢喝水，住在一条陋巷里。别人早就忧愁得过不下去了，而颜回却不改变他学习的乐趣。颜回多么有修养呀！。受孔学影响，后世涌现出无数的“仁人志士”，“朝是田中郎，暮登天子堂，茅屋出公卿”皆出于士族之家。同时，士人还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言有物而行有格，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士可杀而不可辱”《礼记.缁衣》。

“君子”，是孔子认为最理想的人格。他说“所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怨咎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无伐善之色也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可越而终不可及者，此则君子也”《孔子家语五仪》。意指：君子说话诚实守信，不避忌讳，仁义在身而无夸耀之色，思路清晰，通情达理，语言谦和，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赶上他，却很难做到。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之道有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意思是说“有四种行为合乎君子之道：他的容颜端庄，行为恭谨；他对待君上负责、尊敬；他教人民讲究恩惠，他役使人民合乎道理”。“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坚持“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意谓道德高尚的人不与人争执，合群而不搞小宗派《论语.卫灵公》。“君子动而世（视）为天下道，行而世（视）为天下法，言而世（视）为天下则”《礼记.中庸》。意指君子的举止往往被世人当作天下共行的道理，君子的行为往往被世人看作天下遵循的法度，君子的言论往往被世人当作必守的准则。可见，君子是道德纯粹、人格完美的化身。进则兼济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退则坚守人格的自性完满，严守操行，独善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因此，“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礼记.表记》。清代王夫之说“君子之所贵于智者，自知也，知人也，知天也”，是因为能正确认识自己，客观地认识别人和了解客观世界的规律。现实生活中应该多塑造这样的君子，对构建和谐社会是大有益处的。

圣人，指人格品德和智能最高的人。孔子说：“所谓圣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敷其大道而遂成情性；明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谓圣人也”《孔子家语五仪》。意指圣人是具备了自身的品德与天地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变通无穷，洞悉宇宙万事万物运行的起源和终结之规律，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奉行符合道德方法，使万民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性情和才能，圣明的智德可与日月同辉，教化的推行有如神明，百姓身在其中而感觉不到他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便感同身受，见到一点，也看不透其仁德的涯际在哪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儒学典籍中多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圣人，自定儒家为一尊之后，特指孔子为圣人。所谓圣人，就是他的善行和思想境界达到了极高的境界。圣人对百姓的态度是“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49章》。孔子是一个虚怀若谷又非常谦逊的圣人，孔子在世时，不少人称孔子为“圣人”，但孔子本人不接受“圣人”的称号。他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去尔已矣”《论语.述而》意指如果说圣与仁，我怎么敢当！不过我要向圣与仁的方面努力，从不感到厌烦，教诲别人从不感觉疲倦，倒是可以这样做的。孔子之后，孟子称孔子“大而化之谓之圣”，荀子称孔子是足以与三王和周公比德齐名的“圣人”。即使儒家的反对派韩非也称“仲尼，天下圣人也”。继而，中国的佛教、道教皆推尊孔子为“孔圣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称孔子为“素王”，意即有帝王之德而不居帝王之位的人。之后的2000多年里，历代皇帝就将孔子尊为“大成至圣、万世师表、经学开山鼻祖”。并亲率大臣到山东曲阜进行朝圣、祭拜、修庙或立牌、塑像等活动。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将自己的公主嫁给孔子72代嫡孙孔宪培。1920年，北洋政府为孔府排序家谱。1935年，蒋介石将孔子77代嫡孙孔德成的“衍圣公”爵号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甚至将孔德成拉居台湾，至今未归。

贤人，就是有德有才之人，孔子说：“所谓贤人者，德不逾闲，闲法行中规绳，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伤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伤于本；富则天下无宛财，施则天下不病贫．此则贤者也．”《孔子家语五仪解》意指贤人德性不越法度，行为合乎规范，语言足以令天下人效法而不伤于身；道德足可用来教化百姓而不伤于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富；乐善好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意思是看到贤人就应该向他们学习，看见不贤的人，就应该反省，自己有过失要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所以，孔子主张“尊贤使能”、“举贤才”《论语.子路》，

孔子是一个布衣知识分子。出生不久丧父，17岁丧母，家境贫苦。为谋求生计，“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年轻时做过“委吏”（看管仓库）、计算帐目和“乘田”（管理放牧牛羊），22岁才走上办私学生涯，创立儒家学派。由于十分了解人民的疾苦，后又两次周游列国走访“考察”长达17年，每到一国或聚徒讲学，就播扬对百姓施以仁政德治，省刑罚，薄赋税，念念不忘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小康社会。由于孔子的“中庸之为德”，对上也奉行“忠君尊王”主张。51岁任鲁国地方官中都宰，后升司寇。这就给历代君主心目中留下了“布衣孔子”为统治者晋献治国之策的“王者之师”。因此，称“孔子布衣，传十余世，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徐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