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编码器gotron:孙武之孙孙吉森：那颗炸弹是祖父心中的结

　　孙武之孙孙吉森：“那颗炸弹是祖父心中的结”

　　“如果没有那颗炸弹，辛亥革命一样会爆发”。临别，孙吉森还在和记者探讨着祖父的故事。

　　孙吉森的祖父孙武，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元勋。一百年前，那颗引爆革命的炸弹，其时就在他的手中。

　　“你看，祖父的这张照片从未在外间流传过。”70岁的孙吉森打开电脑，敲击着鼠标。照片上的孙武三四十开外，穿着一身海军制服、蓄美髯，英姿飒爽。也就是在这个年龄，他和伙伴们发动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革命。

　　1911年10月9日，武汉的天气已经很凉了。俄租借宝善里14号 ，一群年轻人正在忙碌着：孙武靠着窗户，仔细地用洗脸盆检验着炸药；丁立中、李作栋在一个圆桌上加盖钞票印章；王伯雨则正在清理文件；邓玉麟出去了，买表没有回来。

　　引起爆炸的那个“冒失鬼”并不是革命党，而是武昌革命党人推举的总理刘公之弟刘同。在这个机关要地，刘同常来常往。那一天，刘同漫不经心，站在旁边看孙武检验炸药。结果，他吸的香烟烟灰，落在了炸药上。

　　顿时，一声巨响。孙武的头部和脸部都受了伤，王伯雨的右眼也被飞溅的炸药灼到。李作栋连忙取下长衫，蒙住孙武的头，与丁立中一起将他扶往同仁医院。

　　危急中，人们准备将文件和名册带走。但钥匙不在，无法打开柜锁。很快，俄国巡捕从四面八方赶来，刘同被抓。刘同被捕后，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各革命机关的地址。随后，湖北地区三位革命党领袖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先后被捕，英勇就义。

　　此时，同仁医院里的孙武捶胸顿足、矢志复仇。15天前，由孙武在武昌胭脂巷主持的秘密会议上，制定起义总行动计划的人正是刘复基。

　　意外爆炸使起义的准备再也无法从容进行。孙武对邓玉麟说：“宝善里失事，机密全泄，名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

　　此后，一声枪响。武昌起义，推翻了腐朽的清廷。

　　那一颗意外爆炸的炸弹成了“祖父心里的结”。孙武家族里，从没人听到他再谈爆炸一事。

　　甚至武昌首义本身，孙武也很少提及。孙吉森从来没有见过祖父，但对孙武传下来的一句话，印象深刻——“革命已经过去，不多讲了。要记住，武昌起义死了多少将士。”

　　按照祖父的说法，武昌首义至少牺牲了 1万人。这个数据是可信的，因为在起义后的一个月，孙武就登报征集了各路的革命史料。

　　而孙武家族的宿命，还是和弹药军品脱不了关联。60年后，孙武的孙子孙吉珩，就在四川专门研制军品。这一次，孙吉珩填补的全是国家空白项目。

　　“再过几日，家里会有5个人一起去武汉参加辛亥百年庆典。”孙吉森说，“不过，对于我们而言，最主要的还是去拜祭祖坟。”

　　宏大的历史，在孙武后人的记忆里，有时候就是一块一块关乎家族的记忆碎片——比如战乱中祖父虽然仙逝，依旧能庇护后人。他生前的的挚友，用道奇车把孙家的孩子们都运送到安全的地方。

　　还有，孙武临终终于肯提笔写就《武昌起义真相》。如此重要的文稿，竟是从“儿子孙季平小时练字的格子本上开始的”。

　　史料之外的滠口之战

　　孙吉森的家里，到处是祖父孙武的影子。老式的玻璃柜下，是将军和家人的合影。书柜里，则是辛亥革命的各类史书、梅华章、武昌首义纪念章等。

　　初打孙吉森电话，无人回应。几分钟，他发来短信，“抱歉，我耳朵不好，无法接听电话。”作为一个古稀老人，他发短消息、用电脑的娴熟度都很令人吃惊。

　　孙吉森的父亲孙季平和伯伯孙叔良是双胞胎。在孙武的教导下，他的子女(四男三女)全部受过大学教育。

　　上个世纪30年代，孙季平和孙叔良是上海东华大学的学生。当年孙武的这一对公子，在上海滩很有名，因为他们不仅外形英俊，就读名校，成绩优异，而且足球也踢得好，“一个踢前锋、一个是守门员，连老外都知道。”孙吉森说。

　　传至第三代，到了孙吉森这一辈，则都无缘大学，这也让他颇为遗憾。中专毕业后，孙吉森一辈子都在工厂里度过。

　　“没有办法，你赶上的是一个时代。”那个年代，整个孙家被扣的帽子是“官僚、军阀和地主”。

　　还是6岁的时候，孙吉森心里就模模糊糊有了祖父的影子。“我记得祖父在北平的家，是史家胡同22号。”北平解放前，战火纷飞中，孙吉森和妈妈、堂哥倚仗傅作义的安排，才得以出城转道天津、来到上海。

　　史家胡同是孙武人生栖息的最终之地，那里常常有高官显达进出，“北洋政府的冯国璋、沈传芳，就经常来”，但被封为“义威大将军”的孙武，看淡钱财，这一住处居然是租借来的。

　　事实上，“祖父原本是有几处老宅和地产的。”孙吉森说。但北伐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派人到武汉筹款，孙武便变卖了地产，将钱悉数交于廖仲恺，支持了北伐军。

　　作为军人，孙武最知道革命经费的重要。当初，武昌首义之前，孙武在武汉最大的困扰就是经费不足。孙武、邓玉麟和焦达峰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常饿着肚子，甚至把衣服都典当出去了。当时三人共用一件长衫，等睡觉的时候，由孙武的夫人李云卿为大家浆洗晾好。以至于，每天都要等到太阳把衣服晒干后，他们才能起床出门。

　　多年后孙武竟肯变卖房产支持孙中山，颇令外界飞短流长的人诧异。因为武昌起义后，孙武就和孙中山、黄兴主导的南京政府失和。

　　素来直言的孙武曾经告诉过家人：“我对南京政府有意见，不代表我对孙文有意见”。

　　事情源于武昌首义后，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规定都督府之下只设军务、军令、参谋和政事四个部，其中只有军务部长孙武是革命党人。政事部下设七个局，没有一位局长是革命党人。

　　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受命组阁(孙中山在海外)，但湖北革命党人连政府副职都没有，孙武对南京临时政府极度不满，特别是黄兴担任军务部长。

　　“祖父认为黄兴不会带兵打仗。”孙吉森说。武昌起义后不久，汉阳失守。此后，黄兴进而要放弃武昌，遭到许多革命党人的反对和指责。张振武甚至当众拿枪，要以汉奸之名杀黄兴，“他拿枪抵着黄兴的头，祖父当场进行了阻止。但黄兴还是感到受辱，愤而离开武汉”。

　　“南京临时政府组建时，湖北革命党人没受重用，我们认为与此不无关系。”孙吉森说。

　　孙吉森是家族里对祖父历史最有兴趣研究的一位。自从退休以后，他就潜心向学。所以，常常能讲出历史学家也不知道的一些史事。

　　孙武对于武昌首义，在家中也常常三缄其口。但去世前几年，他对儿子孙季平、女儿孙筥芹都亲口讲述了滠口之战，“这是辛亥革命中最激烈、最关键的一役”。

　　“我姑姑和父亲，都分别按照祖父的讲述写过滠口之战。”后来，孙吉森发现，由于小姑孙筥芹长居武汉，对于地名的描述比父亲要精确很多。

　　“1911年11月，汉阳、汉口失守。黄兴已去南京，黎元洪亦逃出城外，各部门已无人，动摇了军心。”孙吉森讲述了教科书中并未弄墨重彩的一幕，“刘公急找孙武寻求对策。孙武表示情况紧急，只有乘敌不防，挑选三千敢死队，反去进攻敌军驻扎的汉口“三道桥”阵地。前后夹击敌人，武昌才有活路。”

　　当天，孙武亲自挑选了这只敢死队。他把自己、刘公还有邓玉麟，也都算在其中。三人各自带队，并留下遗言。经过一夜激战，终于击退敌人，夺回了汉口、汉阳。

　　意兴萧索，晚年信佛

　　孙武家族非常简单，如今大部分成员居住在上海。孙季平和孙叔良都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审计处工作，后来分别到上棉九厂、国营一纺机上班。“当初上海解放后，大学生很少。陈毅号召改造再用，他们就一起去了华东纺织局学习。”

　　“我的三个姑姑都没有结婚，所以我也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亲戚。二姑孙筥平才是个虔诚的佛家徒，是坐化而去的。”孙吉森说。孙武的几个女儿，尤以孙筥芹出众，她和傅作义长女傅冬菊交好。解放后，担任文史馆馆员，整理出了父亲的书作《武昌起义真相》。“孙家的人，后来都远离政治。”孙吉森说。

　　文革十年，祖父孙武自然是一个禁忌话题。

　　但不提起，并不代表忘记。孙筥芹记录父亲口述的文稿，都放在孙吉森处。他的电脑里，也完好保存着孙武50多篇政论影印件。

　　孙吉森对于这些政论，烂熟于心。“我的祖父虽是军人，但一直喜欢工业强国。现在人们都在说龙象之争，关注中国和印度的区别。但孙武早在1932年，就写出了一篇《印度和中国的差异比较》。”

　　能有此灼见，是因为1912年孙武就辞去了军务部部长一职，离开了政坛。他发布的宣告是养病。但这次的心结，远不止于一颗“意外爆炸”的炸弹。

　　宁汉政府失和，引起原同盟会成员颇多不满，孙武革命党老战友黄申芗率先发难。1912年2月27日夜，黄纠集了群英会、文学社等数千人起事，向孙武家奔袭。黄申芗甚至明言“只取孙武一人性命”。

　　孙武虽然前往汉口，幸免于难，但家中被洗劫一空。后来他表示“心寒齿冷”、“谢绝人事”，终日呆在武汉寓中不出。黎元洪则乘机出来冒充好人，用和平方式平息了这场兵变，并借此大换血，完全掌控了湖北军政府。历史如此诡异，最初被革命党人逼着造反的黎元洪，反倒“修成正果”。

　　自此，孙武意兴萧索，几近隐居。

　　不过信佛之后，孙武并非放弃反抗。1935年，殷汝耕在通州拚凑“防共自治政府”，企图拉孙武下水，但遭到坚决反对。“祖父与吴佩孚关系至深，抗战时期日寇侵入北京，他们彼此互相勉励，均以不附日寇为志，故日寇当时在北京对祖父和吴佩孚的威逼利诱，他们两人均不为动”。

　　“日本人恼羞成怒将祖父软禁家中，使他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盛年英勇过人的孙武将军，晚年皈依佛教。1939年孙武在北京拈花寺(原名千佛寺)去世，年近60岁，当时寺庙外就是威逼他就范的日本人。

　　孙家后人眼中的孙武

　　虽然年届七十，但谈起祖父孙武一生的境遇，孙吉森还是颇为激动。他最难接受的是历史对祖父“仍旧时有不公允的评价”。有观点认为，孙武自称是孙文的弟弟，以加强号召力。“孙文是广东人，孙武是太平天国孙永忠的后人，这怎么可能扯到一起呢？”

　　至于长久以来，孙武“因不满南京政府，而和孙文不合”的传言，在孙吉森眼里也很无稽。

　　他拿出一张来自台湾的照片，“你看，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4月9日去慰问武汉首义的同志。接连四天，都是孙武亲自陪同。”在他看来，持有这些谬论的历史学家，是因为无缘看到足够的史料。

　　最重要的是，武汉兵变之后，孙中山对暴动的组织者给以严厉的批评，他在给黎元洪的电报中说：“孙武奔走光复之事累年，此次武昌起义，厥功甚著。”孙吉森认为这是历史对祖父最中肯的评价。

　　不过，孙吉森认为更为重要的是，现实里孙武家族的第四代，“已经重新读到大学了”。冥冥中，孙武年轻时几度到国外游学的闯劲和勇气，几乎全部被后辈传承下来。

　　当年，孙吉森的弟弟孙吉珩因看到祖父那张海军帅服照，心神往之，决心要从事军工行业。在上海船校船舶专业学习后，他放弃了留沪户口，毅然去三线支援，在重庆一呆就是数十年。后来，他研制的军品设备，两次获得科技进步奖。

　　历史就此转了一个圈，划上了一个颇为圆满的句号。孙武去东京学习后，一直痴迷研制炸弹。“武昌起义的弹药，全部由他负责配制”。

　　孙吉珩的儿子孙凌云，幼时在重庆、小学时回到上海、高中时又去重庆。到今天为止的40年里，“只有两三年是和父母一起过年的”。高中时回到重庆农村学校的孙凌云，当年并没能考上大学。落第后去了深圳，“和所有安徽、四川来的打工仔一起在流水线上拼，年轻并不觉得苦。”

　　1991年，他来到重庆阿里斯顿冰箱厂工作，开始做销售，“拿着3000元在全国狠跑，一个月就卖了1000台冰箱，成了全厂第一。”

　　后来，孙凌云来到上海，扎根了下来。如今，他负责分众大东华区的一个事业部，每年要完成一亿元的销售。孙凌云笃信个人奋斗，在为生计奔波期间，他也不忘学习，最终通过函授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

　　“祖父没有留下家训，但我们都知道要靠自己。”孙吉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