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高达破坏者2素材掉落:罗荣桓同志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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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同志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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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评定1954年，我军准备实行军衔制。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按干部任免权限，授予上将至少将军衔名单由总干部部提出，报中央军委批准授予。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罗荣桓要求总干部部按中央规定的评定原则，首先定出各级人员的标杆，然后逐个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衡量比较。在这一过程中耐心倾听各个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然后提出评定军衔的方案。
对于上将和中将这两级的234人，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及时向军委请示汇报，然后由他逐一亲自拟定名单。
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评衔很重要的依据是干部当时的职务和级别。但由于干部情况各自不同，不能完全按照当时每个人的职级机械地套衔，因此在级、衔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伸缩性。例如同为少将，有正师级者、有军级者、亦有准兵团级者。
对级别高而评衔相对偏低的干部或资历较浅但有特殊贡献，军衔需高授者，罗荣桓同志都亲自谈话，做好解释工作，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顾全大局，正确对待荣誉。
有少数高级干部资格较老，有重大战功，但历史上屡犯错误，如何评定他们的军衔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有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历任重要职务，但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屡失当。进城以后，又犯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罗荣桓曾亲自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严重错误，严肃警告他，如果再不改，就开出他的党籍。后来在评定军衔时，多数同志都认为他最高只能授少将军衔。
罗荣桓同志在全面分析了这位干部的功过以后，还是主张授予他中将军衔。罗荣桓同志说：“这样才能服众，对他本人也是一个促进。如果过于严苛，不利于团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样做比较符合实际。视察东南1961年2月4日中午，罗荣桓同志和贺龙同志一道乘火车顺京沪线南下。
下午两点多钟，车到浦口，那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火车需要轮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肖望东、政治部主任鲍先志已经渡江，来到车上迎接，并利用火车轮渡的一个多小时向两位元帅汇报工作。
汇报中，许世友提到：“现在南京军区的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31斤粮食，没有肉吃，油水很少，特别是团以下干部，年纪比较轻，每天带着部队搞训练，爬山涉水，晚上还要搞夜间训练，体力普遍下降。。。。”
许世友讲到这里，停了下来，车厢里一片沉寂，似乎空气都增加了重量。
在罗荣桓手边的茶几上，罗荣桓同志在纸上记了“31斤”几个字。他见许世友不讲了，便问了一句：“干部战士们情绪如何？”
“大家情绪都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
罗荣桓非常了解许世友。在抗战后期，许世友是胶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同志是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罗荣桓同志知道，许世友是个不轻易在上级面前叫困难的硬汉子，他既讲了，就说明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了。
罗荣桓同志看看许世友，正准备讲话，贺龙站了起来，他将烟斗向前一伸，十分严肃地对许世友说：“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噢！军队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干部是我们军队的宝贵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
罗荣桓说：“贺老总讲得很对，你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这可是全军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快解决。。。。我们的干部很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领导越要关心他们。各级党委和领导机关要把部队的生产和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如果一下子解决有困难，宁可机关干部少吃一点，把粮食省出来，也要让下面的干部吃饱。”
车到东岸，下车前，罗荣桓同志又对许世友等人叮嘱：“关于部队营养不足和体力下降的情况，你们要派人下去调查，专门写一个报告，内容要具体，有典型材料，能说明问题。报告写好后送给总政，然后通报全军，让大家都来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在南京，罗荣桓同志和贺龙一同去了一个警卫连队，了解战士的生活，看了伙房和食堂。当他了解到连队通过生产，养猪种菜，伙食得到改善，心里才稍感宽慰。
在上海，驻上海地区陆海空三军的负责同志介绍情况会议上，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方中驿都谈到，有些战士因为家里遭了灾，对乡亲们挨了饿，社队干部工作作风不好等问题有议论，说怪话，有的连队干部因此就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将这些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汇报后，罗荣桓同志十分明确地说：“在战士中不许划类。把若干战士划为落后分子，不仅没有好处，而且副作用很大。”
2月13日，罗荣桓和贺龙又风尘仆仆赶到福州。第二天是除夕，一上班，他们就将福州军区的领导干部请来汇报海防工作和民兵工作情况。汇报后，他们讲了话，一致认为：针对当时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情况，福建沿海地区的民兵对敌斗争的任务特别重大，省军区、军分区要用主要精力抓民兵工作，福州军区要用一半以上的力量抓民兵工作。
春节期间，他们经泉州来到厦门前线。正月初三，罗荣桓同志在一次冒着敌人炮击的危险，攀登陡峭的山岩，来到前沿阵地看望慰问战士们。随后他又在一个师里召开了指导员座谈会，听取汇报，并就如何搞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教育、抓好生活等工作同指导员们交换意见，罗荣桓同志还把自己几十年丰富的连队带兵经验和连队工作的切身体会，向新一代的指导员们娓娓而谈，亲自传授。
当他从前沿阵地回到厦门鼓浪屿时，天已经黑了。他回到宾馆，吃了点东西，就让秘书把从前沿带回来的几张国民党军队从金门发射过来的反动传单拿来，一张张仔细观看。夜已深了，周围的钢琴声都止息了，罗荣桓同志没有休息，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思凝想着。
夜里一点多钟，他请来了《解放军报》记者和谷岩同志，罗荣桓同志交代他们：“马上给北京打电话，让家里很好的研究一下对敌宣传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落后了。我们的宣传品尽是大块文章，来得慢、不及时，战斗性、针对性都不强。”
他用手指敲一敲那几张纸条，“你们看他们的传单，文字简明，一张传单就百八十个字，只讲一件事，针对性强。敌人岛上的广播功率也比我们的大，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从前沿回来以后，罗荣桓同志已经是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和谷岩刚要走，罗荣桓同志又说：“搞宣传，争取瓦解敌军是我军的拿手好戏，是我军的传统。因为真理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打仗时，我们能把敌人的团长、师长、军长争取过来、放下武器，能叫蒋介石的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土崩瓦解。敌人有什么政治资本？我们决不能把主动权丢给敌人。”
在罗荣桓同志的亲自干预下，对台宣传工作迅速得到改善。大功率的广播喇叭安装上了，宣传文字注意了短小精干，发射宣传弹和气球、风筝、空飘、海漂等宣传手段都开始创新发展起来。
2月下旬，罗荣桓同志和贺龙到达南昌，听取了江西省军区负责人的汇报，视察了南昌步兵学校。3月初，抵达长沙。关心下一代政治学院开学以来，罗荣桓同志来学院指导工作非常频繁，主要是抓干部、学员的思想教育，抓办院方针和教学工作。他对教职员工的生活也十分关心。他的足迹遍及于食堂、幼儿园、服务社等不太被人注意的角落。
学院幼儿园刚刚落成时，他就去了一次。他一进门，活泼可爱的小朋友们就围拢过来，仰着笑脸不停呼喊：“罗伯伯好！”罗荣桓开心的弯下腰摸摸这个小脑袋，拉拉那个的小手，一面答应着，一面向孩子们的宿舍走去。
他边走边问幼儿园的领导，收了多少孩子？学校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孩子能不能都收进来？幼儿园有多少保育员，收入如何？幼儿园还缺什么设备？问得相当仔细。当他了解到小孩子还没有便盆，小床上还没装上栏杆时，便将院务部长伍瑞卿找来。
伍瑞卿听了罗荣桓的询问，立即检讨自己的工作：“这件事是我疏忽了。”罗荣桓知道学院初建，院务工作千头万绪，便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我知道你事情忙，但要忙得有条理，要让下级干部各负其责。孩子上幼儿园看来事小，但做不好就会分了孩子父母的心，做好了就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集中精力搞好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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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衔评定1954年，我军准备实行军衔制。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按干部任免权限，授予上将至少将军衔名单由总干部部提出，报中央军委批准授予。
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罗荣桓要求总干部部按中央规定的评定原则，首先定出各级人员的标杆，然后逐个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衡量比较。在这一过程中耐心倾听各个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研究讨论，然后提出评定军衔的方案。
对于上将和中将这两级的234人，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及时向军委请示汇报，然后由他逐一亲自拟定名单。
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评衔很重要的依据是干部当时的职务和级别。但由于干部情况各自不同，不能完全按照当时每个人的职级机械地套衔，因此在级、衔之间存在着很大的伸缩性。例如同为少将，有正师级者、有军级者、亦有准兵团级者。
对级别高而评衔相对偏低的干部或资历较浅但有特殊贡献，军衔需高授者，罗荣桓同志都亲自谈话，做好解释工作，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顾全大局，正确对待荣誉。
有少数高级干部资格较老，有重大战功，但历史上屡犯错误，如何评定他们的军衔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有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历任重要职务，但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屡失当。进城以后，又犯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罗荣桓曾亲自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严重错误，严肃警告他，如果再不改，就开出他的党籍。后来在评定军衔时，多数同志都认为他最高只能授少将军衔。
罗荣桓同志在全面分析了这位干部的功过以后，还是主张授予他中将军衔。罗荣桓同志说：“这样才能服众，对他本人也是一个促进。如果过于严苛，不利于团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样做比较符合实际。视察东南1961年2月4日中午，罗荣桓同志和贺龙同志一道乘火车顺京沪线南下。
下午两点多钟，车到浦口，那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火车需要轮渡。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肖望东、政治部主任鲍先志已经渡江，来到车上迎接，并利用火车轮渡的一个多小时向两位元帅汇报工作。
汇报中，许世友提到：“现在南京军区的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31斤粮食，没有肉吃，油水很少，特别是团以下干部，年纪比较轻，每天带着部队搞训练，爬山涉水，晚上还要搞夜间训练，体力普遍下降。。。。”
许世友讲到这里，停了下来，车厢里一片沉寂，似乎空气都增加了重量。
在罗荣桓手边的茶几上，罗荣桓同志在纸上记了“31斤”几个字。他见许世友不讲了，便问了一句：“干部战士们情绪如何？”
“大家情绪都很好，没有听到什么怨言。”
罗荣桓非常了解许世友。在抗战后期，许世友是胶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同志是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共同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罗荣桓同志知道，许世友是个不轻易在上级面前叫困难的硬汉子，他既讲了，就说明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了。
罗荣桓同志看看许世友，正准备讲话，贺龙站了起来，他将烟斗向前一伸，十分严肃地对许世友说：“这个问题可要注意噢！军队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干部是我们军队的宝贵财富，可不能把他们的身体搞垮了！”
罗荣桓说：“贺老总讲得很对，你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这可是全军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快解决。。。。我们的干部很体谅国家的困难。越是这样，我们领导越要关心他们。各级党委和领导机关要把部队的生产和生活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如果一下子解决有困难，宁可机关干部少吃一点，把粮食省出来，也要让下面的干部吃饱。”
车到东岸，下车前，罗荣桓同志又对许世友等人叮嘱：“关于部队营养不足和体力下降的情况，你们要派人下去调查，专门写一个报告，内容要具体，有典型材料，能说明问题。报告写好后送给总政，然后通报全军，让大家都来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在南京，罗荣桓同志和贺龙一同去了一个警卫连队，了解战士的生活，看了伙房和食堂。当他了解到连队通过生产，养猪种菜，伙食得到改善，心里才稍感宽慰。
在上海，驻上海地区陆海空三军的负责同志介绍情况会议上，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方中驿都谈到，有些战士因为家里遭了灾，对乡亲们挨了饿，社队干部工作作风不好等问题有议论，说怪话，有的连队干部因此就说这是“反对三面红旗”，将这些战士划为落后分子。汇报后，罗荣桓同志十分明确地说：“在战士中不许划类。把若干战士划为落后分子，不仅没有好处，而且副作用很大。”
2月13日，罗荣桓和贺龙又风尘仆仆赶到福州。第二天是除夕，一上班，他们就将福州军区的领导干部请来汇报海防工作和民兵工作情况。汇报后，他们讲了话，一致认为：针对当时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的情况，福建沿海地区的民兵对敌斗争的任务特别重大，省军区、军分区要用主要精力抓民兵工作，福州军区要用一半以上的力量抓民兵工作。
春节期间，他们经泉州来到厦门前线。正月初三，罗荣桓同志在一次冒着敌人炮击的危险，攀登陡峭的山岩，来到前沿阵地看望慰问战士们。随后他又在一个师里召开了指导员座谈会，听取汇报，并就如何搞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教育、抓好生活等工作同指导员们交换意见，罗荣桓同志还把自己几十年丰富的连队带兵经验和连队工作的切身体会，向新一代的指导员们娓娓而谈，亲自传授。
当他从前沿阵地回到厦门鼓浪屿时，天已经黑了。他回到宾馆，吃了点东西，就让秘书把从前沿带回来的几张国民党军队从金门发射过来的反动传单拿来，一张张仔细观看。夜已深了，周围的钢琴声都止息了，罗荣桓同志没有休息，他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沉思凝想着。
夜里一点多钟，他请来了《解放军报》记者和谷岩同志，罗荣桓同志交代他们：“马上给北京打电话，让家里很好的研究一下对敌宣传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落后了。我们的宣传品尽是大块文章，来得慢、不及时，战斗性、针对性都不强。”
他用手指敲一敲那几张纸条，“你们看他们的传单，文字简明，一张传单就百八十个字，只讲一件事，针对性强。敌人岛上的广播功率也比我们的大，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从前沿回来以后，罗荣桓同志已经是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和谷岩刚要走，罗荣桓同志又说：“搞宣传，争取瓦解敌军是我军的拿手好戏，是我军的传统。因为真理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打仗时，我们能把敌人的团长、师长、军长争取过来、放下武器，能叫蒋介石的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土崩瓦解。敌人有什么政治资本？我们决不能把主动权丢给敌人。”
在罗荣桓同志的亲自干预下，对台宣传工作迅速得到改善。大功率的广播喇叭安装上了，宣传文字注意了短小精干，发射宣传弹和气球、风筝、空飘、海漂等宣传手段都开始创新发展起来。
2月下旬，罗荣桓同志和贺龙到达南昌，听取了江西省军区负责人的汇报，视察了南昌步兵学校。3月初，抵达长沙。关心下一代政治学院开学以来，罗荣桓同志来学院指导工作非常频繁，主要是抓干部、学员的思想教育，抓办院方针和教学工作。他对教职员工的生活也十分关心。他的足迹遍及于食堂、幼儿园、服务社等不太被人注意的角落。
学院幼儿园刚刚落成时，他就去了一次。他一进门，活泼可爱的小朋友们就围拢过来，仰着笑脸不停呼喊：“罗伯伯好！”罗荣桓开心的弯下腰摸摸这个小脑袋，拉拉那个的小手，一面答应着，一面向孩子们的宿舍走去。
他边走边问幼儿园的领导，收了多少孩子？学校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孩子能不能都收进来？幼儿园有多少保育员，收入如何？幼儿园还缺什么设备？问得相当仔细。当他了解到小孩子还没有便盆，小床上还没装上栏杆时，便将院务部长伍瑞卿找来。
伍瑞卿听了罗荣桓的询问，立即检讨自己的工作：“这件事是我疏忽了。”罗荣桓知道学院初建，院务工作千头万绪，便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我知道你事情忙，但要忙得有条理，要让下级干部各负其责。孩子上幼儿园看来事小，但做不好就会分了孩子父母的心，做好了就可以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集中精力搞好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