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开：辛亥革命的百年随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国家”是通过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建立起来的，但建国的原理诸如主权、国民、阶级甚至革命等观念都来自西方，结果是出现了所谓“开明专制”或“开发独裁”的政体。在这样的政体下，非西方文明中的地域开始进入了全球化进程的新里程——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在“新国家”的建设过程中，“国民”把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了“国家”，掌管“国家”的政党使用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进行“国家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权势层与“国民”的对立构图，于是，有了民主化动议。

　　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压力与动力，也来自东亚周边的“新国家”。可以说，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初出现的全球规模的政治新动向，是对二战后起步的“新国家”之过激路线的纠正。从上世纪80年代起，西方学术界也开始使用全球化理论，来解释近代文明在全球扩张过程中所引发的文化现象。

　　与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的压力，也来自东亚周边国家，特别是近代日本的崛起。已故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先生在其遗著《中国的冲击》（北京三联书店，2011）第六章“辛亥革命的再思考”中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辛亥革命“虽然同样是一种新国家的建设的过程，但却是两个在进路与结构上完全相反的革命”。这是说，明治维新使日本实现了从封建割据幕藩体制向天皇制中央集权的转变，走的是“由分权转向中央集权”的道路，相比之下，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来中央集权主义的王朝体制，使中国转变为共和体制。他把民国初年的各省独立、军阀割据也看作是一种地方分权制，由此看来，中国走的是“由中央集权转向地方分权”的道路。

回应全球化的挑战

　　问题是，如何解释从辛亥革命到中共夺取政权这38年的历史进程。他进而提出：“如果我们不是以‘国家’为视角，而是以‘天下’为视角去俯瞰的话，那么，情况又将怎样呢？那样的话，在这38年之间，就应该会有几条基本的‘从旧秩序转向新国家’的脉络显现出来。其中的一条是由‘分权’再走向‘集权’，而另一条是欲把民众从‘天下之民’改造为‘国民’。”在他看来，“导致军阀形成的历史动向，绝不是历史的倒行逆施，而是击溃王朝形态中央集权体制的重要的历史动力作用之一。”很明显，他的立言前提是“新国家的建设”——西方式近代国家。这样，从结果来看，辛亥革命就成为中国打造“新国家”的第一步。

　　在序论中，沟口氏提出：“如果我们以一个世纪为时间单位、用一种较长的历史尺度去衡量的话，中华文明圈本身在是否已经欧化的问题上，其内部虽有浓淡之别，但作为一个整体它已经欧化了”。这里透露出来的仍然是以“欧化”——西方为标准的视角，他所说的也是历史事实，而我在这里视为问题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文明圈”，是如何通过内部的交流与互动来回应全球化挑战的？传统上中华文明圈等于儒家汉化文明，由中国大陆与周边王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组成。这个文明到近代发生了内部的合并、殖民、分裂及向外部的移动，琉球已成为现代日本的一个县，朝鲜分为南北两国、出现了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及流散在海外的华人等。如今，东亚文明作为一个文化主体，已经成为推动文化全球化的主体力量之一。那么，东亚文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全球化进程的？

　　江苏昆山人郑若曾（1503－1570）在《筹海图编》卷二下的《日本国论》中写道：“山城君（天皇）号令不行，徒寄空名于上，非若中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大一统之治也。”这实际上是对“天皇”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明嘉靖年间（1521-1566），中国大陆的土地私有化促进了地方宗族势力的抬头，从而带来了明朝政权的衰落，在郑若曾看来，“徒寄空名于上”的日本天皇已经无法解决所谓“倭寇”的问题。其实，“倭寇”正是全球化的早期现象之一。

　　东亚的思想课题，是要重建适应这一变化的上层建筑——有别于专制王权的礼治体制及其政治伦理。日本经历了战国时期（1467－1603），建立了德川幕藩体制，重新控制了土地，保留了天皇的存在价值。重建政治伦理成为明遗民朱舜水与德川日本共同关心的课题。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对东亚文明的存续提出的时代课题。而政治伦理的重建，是一种政教分离的诉求，具有了近代意义。明治维新“王政复古”，正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挑战而出现的天皇价值上升的归结。

明治维新处于东亚史与全球化史的交汇点上，同治中兴期间及以后的中国知识人，对日本德川幕府末期的“文化攘夷”抱有连带意识，如俞樾（1821－1907）、谭献（1832－1901）、傅云龙（1840－1901）等，对逐渐走上“脱亚入欧”之路的近代日本则持批判态度，如施补华（1835－1890）、劳乃宣（1843－1921）、马一浮（1883－1967）等。清朝体制与明朝一样，因为无法回应全球化挑战而走向衰亡，而日本在文化的层面，回应了东亚面临的全球化挑战，也为清末变法志士与革命党引为奥援。在这里，专制王权在大陆的式微，与东亚文明整体的民主复兴存在内在的互动关系。

　　宋恕在《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1902）中阐述了的他的清代学术史观，里面有一段被他自己删除，但保存下来的话：“盖自皇朝初，以故明定西侯张名振、兵部侍郎张煌言、招讨大将军郑成功等阻海逆命，父老多接济军需，又以日本国大兴学校，厚待明遗民，内地儒生多怀抱书东渡之志，于是严禁通海，而令辽、沈以南，琼、雷以北沿海万余里居民一律内移，以三十里为界，违者斩。于是士大夫遂不敢读海外书、问海外事，积习成性，禁虽弛而不移。乃至海外诸国虽已订约互市而仍不移。”

　　在他看来，清代在文化上的闭关自守政策才是自取灭亡之道。朱舜水事迹的回传，使清朝体制在东亚文明安全的连带意识中，开始失去了合法性光环。东亚专制王权的结构在日本得以突破，出现了民主的曙光，也意味东亚整体进入了全球化时代。

　　如果不是从西方中心的近代国家观作为衡量“先进”与“后进”判断标准，而是从文化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东亚的近代转型，可以说，虚拟天皇权威在日本的出现，是一个东亚文明的整体现象，标志东亚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姿势。辛亥革命的意义，不在于日本或中国开始打造“新国家”，而是东亚文明的不同载体，开始从个人的或地方的角度，作为一个全球行为者可以做出一种政治选择，从而塑造全球化价值，同时又接受全球化的行为准则。

　　沟口先生所说的“由中央集权转向地方分权”之辛亥革命的性格，反映了清朝体制下的各省对全球化压力的回应。当今中国之政治改革的方向，是要回到辛亥革命导向的全球化革命的议题上来，逐渐把权力下放给“地方”，使推动辛亥革命的“各省之力”，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