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章鱼本周:文革记忆: 文革“大串联”（图）

文革记忆:
我所经历的文革“串联”
来源/天马独行
当今在中国，每年最大的人流迁徙便是春运了。在此期间，全国各地上亿的人们为了在春节前赶回家与亲人团聚，只为谋得一张返家的车票，绞尽脑汁，披星戴月，忍饥挨冻，彻夜等候，连续奋战，真可谓费尽心机，身心疲惫。
上了点年纪的人都不会忘记，在四十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在那个全国人民狂热发飙、走火入魔的“文革”年代，也曾演绎过如此这般的东西南北人潮涌动。那时人们走南闯北不为其他，而是抱定一个共同目的，为了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捍卫无产阶级的红色政权，造资产阶级的反而进行革命“大串联”。所谓的“串联”，就是到处煽风点火，蛊惑人心，或是“学习取经”，看看别人是如何揭竿而起，革命造反的。
“串联”最早发端于北京。1966年6月间，由北京大、中学校组成的“红卫兵”，成群结伙地北上南下。他们每到一地，到处涂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标语，散发“论《红色恐怖万岁》”的传单，号召人们破除“四旧”，起来造反，造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他们聚众演讲，大造舆论，呼吁成立造反组织，同时极力散布“血统论”的观点。

既然有了榜样效仿，必然会有好事者跟进。特别是在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后。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发展起来。毛泽东从8月18日开始直到11月26日在天安门前后五次接见了1300多万赴京串联的各地学生。在那个无限忠于的尊神年代里，伟大领袖的接见如同给人们注入了兴奋剂，各地的学生不再念及学业了，取而代之得便是奔向心目中的太阳所在地——北京，拜见朝夕暮想的毛主席。

那年我12岁小学毕业，“文革”的来临将以往的常规全部打乱了，本应积极复习迎接中考，却无所事事在家闲待着，从小不太安分的内心随着外界动荡的局势驿动起来，尤其得知“串联”学生可以免费乘车旅行和食宿后，心中便蠢蠢欲动地萌发出外闯荡的念头。小时调皮贪玩，但也不过是打闹嬉斗，爬墙上房，假期里摸黑起早去郊区乡下钓鱼之类的，仅有的一次惊人之举就是泅水横渡黄浦江了。儿时曾读过的《鲁滨逊漂流记》在我脑中不时地浮现，那种向往感知外界的冲动在血管里躁动，不停地造反，搅得人整日里心绪不宁，寝食不安。
从小一起玩耍的楼上邻居、李家老大永慈大我两岁，长得黝黑粗壮，老家山东，外号“狗熊”，念书一般，玩耍有方。我俩一次闲聊，居然不谋而合地想到了一块。“狗熊”的目标是北京，因为去北京有希望受到毛主席的接见，而我是漫无目标的，既然有了方向，那就跟着走吧。两人出行似乎少了一点，于是乎开始物色“同伙”。隔壁的“小胖”小我一岁，还是小学生，不太合适。楼下同学蒋明，性格内向温顺，寡言文雅，没有希望……，最后选中了弄内一位同年龄的韩刚和。
父亲由于文革开始，整日里在单位开会，早出晚归。母亲除了上班外似乎也参加了医院的某个组织，很少在家。他们对家里的无暇顾及才使我生出如此胆大妄为的非分之想并付诸实施。我让保姆替我准备出行的衣物和用具并求她保密。当年出行的装备实在是少的可怜，一个不大的旅行袋，冬季里要北上，除了上身的棉袄和一件毛衣，下身的绒裤外，没有帽子和大衣，翻箱倒柜找出了两件儿时穿过的小毛衣，尽管又小又短，但总比没有强，另外还有几件厚绒布的内衣。保姆又从平日的生活费里拿了五元钱给我做盘缠。一切准备停当，就等着出发了。

记得那是11月中下旬之间的入冬季节，中央已发出停止乘车串联，改为步行串联的通知，毛泽东也在北京完成了他那史无前例的第四次红卫兵接见。我们约定了出行的日子，可就在此刻，“狗熊”出了状况，不知怎么他母亲知道了他的计划，怕他闯祸，对他严加看管。
出行的那天傍晚，我在家中的窗户前焦急地等着“狗熊”的消息，楼下的花园里刚和已早早地等着，他怕家里知道，甚至什么准备都没有，光身走人。
我正在窗前发愣，只见窗户前有东西从楼上缓缓地下来，定睛一看，是一只用布带悬挂着的旅行袋。我伸出头向上望去，看到“狗熊”用眼色指示我接住袋子，随后用手罩住嘴，低声地说道，火车站大门见。原来他带着旅行袋不能动弹，只好用他爸爸早年在部队的绑腿把行装吊下来，以便抽身逃出来。
不一会，我听到屋外的楼梯上一阵急促地脚步声和“狗熊”母亲的大喊声，原来“狗熊”借上厕所的机会连滚带爬地逃了下来，他母亲边喊边追，紧跟在后撵了下来。不到一顿饭的时光，他母亲沮丧地上楼了，看到我在家，问我知道她儿子会去哪里，我故作镇静，口上说不知道，心里却怦怦作跳，生怕被她看出点破绽。
怀着紧张而忐忑的心情，告别了保姆，带上行装，在黄昏的暮色中，我蹑手蹑脚地溜出了大门，会合了等在楼下的刚和，撒丫子般向开往火车站的电车站奔去。
坐在响着“铛铛”铃声开往火车站的有轨电车上，手里抱着提包，心里七上八下似的没有着落，毕竟长这么大还从未出过远门，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个啥样，往下的日子里会遇到啥，一切均不得而知，此刻我甚至有点后悔了。一路上我俩谁都没说一句话，也许心中所想不分彼此。
经过火车站正门前，我向窗外望去，在昏黄的灯光下，火车站的正门广场上，只见人山人海，人头攒动，聚集着数不清的人们。黑压压的人群甚至把大门外的马路都占满了。我开始担忧，在这人海茫茫中如何能找到“狗熊”，又如何能挤进车站去。
电车到站停下了，我们下了车。正在犹豫彷徨，不知所措时，忽然肩上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回头望去，是“狗熊。这家伙边摘下嘴上戴着的大口罩，边呲牙得意地笑着。想起他那逃出家门时的熊样，心里忍不住想笑。想必他已经知道广场上的乱象，怕我们找不到他，干脆在电车站等着我们。
我们来到车站的大门外，夹杂在人流里，试图往里挤进去，可人群没有半点移动。大约半小时后，突然一大群人顺着大门外的马路向西跑去了，我们毫不知情地跟在后面。不一会，人们停下来了，原来离正门半里路有扇边门。只见人们奋力地推搡黑色的两扇大铁门，嘴里发出阵阵的喊声，就好似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人们涌入冬宫时的情景一般。两扇大门在众人的努力下被撞开了，在一片欢呼声中，我们随着人流向里冲去。我的个头不高，被拥挤的人流夹在其中，两脚悬空着被带进了大门。身后大批的人们紧随其后，不一会功夫到处都是人了。
此时的乘车“大串联”已被中央文革的叫停，号召“发扬红军长征精神”，改为步行了。各地的接待站也陆续开始凭步行串联介绍信接待造反小将而不再使用乘车证。于是在各地的大批红卫兵便开始集中返乡，就如同现代版的“春运”。
车站里挤满了全国各地的青年，除了军装外，身上的着装很容易分辨出南北方人们的身份，北方来的大多从头到脚穿着黑色的列宁装棉衣裤。南方的则少有棉装在身，衣服样式也大相径庭，但城乡的差别还是一目了然。
站内的铁轨上停着不少的列车，每节车厢里都挤满了人，但没有一辆机车有点火启动的迹象。我们不断地打听着去北京的车辆，可总以失望告终。最后总算得知开往北方的列车都集中在离上海近三十公里处的安亭发车。时间已近深夜了，气温的下降令人有些哆嗦。车站里已不再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了。人们在各自歇息的位置上渐渐地进入梦乡。而我们则像几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到处找寻可以过夜的地方。
附近还有几个和我们一样在找寻宿营地的小伙。我们来到了一节停在偏远地方的车厢，车厢停在高高的路基上，车门紧锁，车内一片漆黑，根本看不到里面。“狗熊”和刚和托住我的双脚，用力将我抬起来。透过手电光往里看去，我看到了窄窄的通道，没有座位。回到地面上，心中油生一股莫名的失望。
这时只听车厢对面响起了清脆的玻璃破碎声，钻过车底，我们看到先前在一起商量找地方过夜的那几个伙计正在往车厢里爬。在寒冷的气温下，我们已不再顾忌任何了，便尾随他们鱼贯而入。后来才知道这是一节软卧车厢，幸好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没人追究这破坏国家财产的犯罪行为。
不知怎么的，我们阴差阳错，破窗而入的却是车厢的盥洗室。而卧铺的门都被紧锁着。谁都没有胆量和精神头再破门而入了，我们和衣躺在窄小的盥洗室地毯上，把地毯卷起一半盖在身上，头枕着手提袋，互相依偎着，呼呼地进入梦乡了。
隔日清晨，天色渐渐放亮。半宿的紧张、奔波、折腾加上寒冷令人饥肠辘辘。爬出车厢，环顾四周，地面已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车站里有了点生气，只见远处一些人从车上下来，手里拿着洗漱用具，围着铁轨边的水龙头洗脸、刷牙，也有的拿着茶缸在啃干粮……
我手里攥着离家时保姆给的五元钱，但周边却没有冒炊烟的地方。无奈之下，我们只得顺着铁轨向着目标地——安亭奔去。安亭是京沪线上一个极不起眼的小站，我们知道，就在十天前，那里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纠集了上千人赴京告状请愿，被拦阻在安亭，他们以卧轨拦车作为要挟，迫使中央表态承认其组织的合法性并认同上京告状为革命行动。他们拦截了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了京沪线运行中断20多小时。他们的行为惊动了中央，最终得到了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首肯。王洪文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发迹史。
在通往安亭的铁轨上，有不少人与我们同行，猜想他们的目的地也是北上。步行约三十公里的路程可不算短途，不说以往从未走过如此长的路，再加上饿着肚子走路，不一会头上就冒虚汗，一个多小时下来，腿肚子发软，脚脖子发酸。尽管累的直喘气，但不敢坐下来歇息。一来是以前在书中得知，走路越歇越完蛋；二来心里念叨着早点赶上火车，只能咬牙坚持。我们边走边数着路基边的里程界碑，心里真切地盼望着早点走完这段路。约莫中午时分，总算看到了安亭车站。只见远处的铁轨上还真的停着一列客车。一阵欢呼，周边的人们加快步伐向列车奔去。待我们赶到车旁，爬上外挂式的蹬车扶梯，进到车厢内，车内已没有了空座。

那个年头的火车
那时的硬座车厢与如今的有较大的差别，车窗仅有单层玻璃，不耐寒。车厢内的座椅是木制的，背靠背的椅背仅有十公分的厚度，头顶上方约30公分宽的行李架里高外低呈斜坡状，地板上铺的是细条状木头格栅，垃圾掉进去只能用钳子夹出来。车厢之间暴露在空中，低头可以看到连接前后的大铁抓钩和铁轨，尽管有栏杆遮挡，但在列车行进时通过窄窄的踏板还是会感到战战兢兢。
我们在进入车门后的过道角落里安顿下来，紧挨着厕所。久悬不宁的内心一旦歇息下来，那早已成了空皮囊的肚子开始造反了。猜想一时半会开不了车，我便跳下车去找吃的。在车站边的一个点心铺，我用三毛钱买了十个烧饼，不曾想这几个烧饼尽成了我们路上唯一的口粮。回到车上，我们边啃着烧饼，边喝着“狗熊”随身带着的军用水壶里的自来水，心里焦急地盼着火车早点开动。

车厢之间的连接抓钩
列车开动了，我们的思绪伴着前行的列车飞翔着，欢快的内心随着车轮碾压铁轨发出的响声驿动着，幻想着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天安门广场上的红色海洋......毛主席挥手健步向我们走来......。
可不知怎么的，列车开了一段路后忽然转向西面，这有点令我们摸不到头脑。可既然上了车，那怕去了西天也身不由己了。近黄昏时分，列车减速慢行了，接着停了下来。我们探头向外张望，不禁傻了眼。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车站，站上列队排着数不清的学生。列车停稳后，下面的人们蜂拥而上，不亚于狂风骇浪。刹那间，我们就好似经历了一场海啸，先前的宁静平和被喧嚣嘈杂所替代，车内的温度急剧升高，夹杂着人体散发出的各种气味，令人窒息。原先可以展腿甚至平躺的空间变得只够蜷腿半蹲了。
车厢内的境况更为可怕，过道被占满了，硬座上挤满了人，椅背上也骑上了人，小桌板上坐了人，行李架上半躺着人，就连硬座下都躺进了人。厕所被占领而不能用了。这一切发生的如此突然而毫无思想准备，就像做梦一样，我想起曾看过的苏联影片中战争时期人们逃难时列车上的场景，那一刻，我身临其境了。
严重超载的列车在嘈杂的人声中，总算移动了，向着来时的方向老牛破车般地开起来了。在落日的余辉里，望着车外缓慢挪动着的田地和树木，听着铁轨在沉重的碾压下发出单调而吃力的喘息声，在这被挤榨得好似“沙丁鱼”罐头一般的狭窄、密闭空间里，在充斥着令人窒息的各种体臭味的空气中，我们怀揣的那份期盼与向往心情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失望、茫然、无助和焦虑……，五味杂陈，无以言表。
列车经过安亭时再没有停下来，我看到站上聚集着大批的人们。见火车不停，人们挥手叫喊着，有的边喊边跟着车奔跑，一会便被远远地甩在后面。我的心里暗暗地庆幸着，同时也默默地祈祷，但愿车不要再停了，一直开下去吧。
夜色降临了，车厢里亮起了昏黄的灯光。相比白天的人声鼎沸，车内安静了许多。那年头，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互助胜过当今，尽管车内如此的拥挤不堪，但还不时地有轮流让座的现象。大伙出门在外，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我们在车内过道席地而坐，那时候不懂得两腿交叉，像和尚打坐那样盘腿而坐，即可占得较大的空间，又可将腰挺直起来，持久耐劳，（多年后在部队才悟出内在玄机）只会傻乎乎地抱膝坐地，瘦消的屁股触地面积有限且只能弯腰弓背保持重心，如此这般坐态过不多久便腰酸屁股痛了。于是不得不蹲起来，腾出的空间立刻就被别人挤兑过来，待再往下坐时就难了。
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至今的记忆中似乎停多走少。时光在这样的蜗行中无知无觉地流逝，人的耐性也在这恶劣与低效中潜移默化地消耗。车厢内发出了此起彼伏的鼾声，有的抱头而睡，有的仰脖打呼，还有的干脆站着用绳子把身体绑在门上打盹，真是无奇不有。
行车过程中最大的麻烦莫过于大小便，车内处处爆满，就连厕所内都人满为患。男孩子解决起来还算方便，坐在车窗上或拉住车门即可小解，女孩子可就勉为其难了。可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啊！于是解决办法应运而生，几人围成一圈，中间便成了“简易厕所”了，出此奇招，令人瞠目结舌。至于大解，我未耳闻目染，不可随意发挥。坊间却流传一则笑话，“文革串联，火车异常拥挤，某君趁停车将臀部伸出车窗外大解，车将启动，列车员巡视时大喊：前方的大脸旅客请注意不要在车窗外吃油条。”尽管是笑话，但也未必没有，因为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什么样的荒唐事都可能发生。
车厢内的气味和空间让人实在难以忍受，“狗熊”突发奇想提议模仿铁道游击队里的动作，在火车外面待着，原来他注意到车门外那外挂式的登车扶梯，扶梯除两旁简易的扶手外还有两层铁踏板，宽度正好够两个小孩坐。趁着短暂停车间歇，“狗熊”挑唆我一起尝试。见我有些犹豫，“狗熊”拿出他老爸的那根绑腿，在左右扶手间缠绕起来，再打上结，一个人工保护装置便做好了。

老式列车的外挂式登车梯
在车外虽然空气清新了，手脚也放松了，但接踵而来的却是在车内所不曾想到的，那就是冷啊！尽管列车开的比拖拉机快不了多少，但野外的寒气逼人，扑面而来的冷风吹得人瑟瑟发抖，手脚很快便冻麻了。无奈下，我俩只能紧紧抱在一起，相互取暖了。在这秋冬的日子里，在这茫茫的夜色里，恐怕只有老天才知道有两个傻小子以这样的方式前去朝拜红太阳。
凌晨破晓前，火车在靠近南京的栖霞山附近突然又停了下来，直到天色大亮依然毫无动静。再次开动时，我们已白白地等了四个小时，原来有人从车上跌落下去摔死了。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如果是我的话，爸妈都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中午时分，火车终于开进了南京。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在安亭买的十个烧饼全部报销了，再向北行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到北京。后来得知，这趟车开了96个小时才到北京，真不知那些人是如何熬过来的。
在南京找了几家接待站都说住满了，最后总算在一所中学住了下来。学校管住不管吃，所谓管住也就是在每个教室里生个火炉，在地上铺上厚厚的干稻草，没有被褥提供，就像马厩一样，仅差喂牲口的槽了。
在南京的四天里，四处游玩转悠，全仗着我带的五元钱管饭。等盘缠耗尽，我们在车站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几小时回到了上海。回到家中，母亲不准我进家门，而是让我在卫生间先洗澡，脱下全身的衣物放在大盆里，让保姆烧了一大壶开水倒进盆里。只见顷刻间，水面上漂浮着一层白色的颗粒。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了那玩意儿叫“虱子”。外出一趟，给家里带回了如此这般的“土特产”。“狗熊”则被他妈暴打了一顿，禁闭在家里一周不能出门。
这是我在文革中的第一次“串联”经历。一个月以后，“贼心不死”的我，又纠集了三个同学，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第二次走出家门，步行串联去了杭州，个中的艰辛永难忘怀，就不再赘述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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