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虚空鳐:“从‘左’边掉下去，从右边掉下去，都是一样”

“从‘左’边掉下去，从右边掉下去，都是一样”

---- 林枫在“大跃进”年代谈教育报道      穆　欣

    今年，是林枫诞生100 周年。

    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了林枫。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从晋西南到晋西北，再到晋绥解放区，我都在他领导的地区做新闻工作。建国以后到了北京，1957 年秋我到《 光明日报》 社工作。这张报纸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党的文教方针政策为宣传重点。当时，林枫正在北京，先后担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从1959 年3 月起又是中共中央文教组成员。因此，每逢在编辑工作中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我就去请教他。尽管他的工作异常繁忙，但对于我历次提出的约谈的要求，他总是慨然应允，及时安排时间。每次他都亲切接谈，谆谆诱导，发表引人深思的精辟见解。我带去请教的一些难题，总能得到圆满的回答。有时看到我们报纸上某些报道或评论偏颇欠妥，他也主动地打招呼，提醒注意，及时纠正了出现的差错。他不单是对文教方针宣传中的问题提出意见，有时还就报纸编辑业务方面给予富有卓识远见的指点。这种交往前后持续lO 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先后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投入监狱。前后lO 年，从林枫同志历次谈话中得到的教诲和启示，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教育改革应从长远考虑”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在进行教育改革。这个时候，许多人头脑发热，林枫却比较冷静稳重。他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缺点非常重视，从不讳言，总是认真对待并加以正面引导，及时加以解决。他对抑制某些错误倾向的发展，为了纠正错误倾向而进行的调整工作都作出了贡献。
　　对于教育制度改革，当时有一种倾向，即学制尽量缩短，好像在时间上越短越好，而不考虑教育效果和教学质量。林枫认为，教育是一个周期性较长的过程。“百年树人”，一切应一从长远考虑。有许多人主张将小学到中学的一12 年学制缩短为9 年，热衷于“中小学九年一一贯制”的改革意见。有的负责同志一再表示支邵一持。’枫对此则持保留态”一直没有表态。

    1960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准备创办一所八年制的大学，培养高级的医学科研人员。有关同志就此设想向他请示，林枫表示坚决支持。他说：“现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主要是缩短学制。在办正规大学的同时，也要办些专科的半工半读学校，迅速培养一大批有文化的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但从长远考虑，我们也要搞几所多学科的高级学府，学制可以长一些，学生人数可以少一些。精心教育，精心培养，造就一支有国际水平的医学科学队伍。医学科学院专家多，水平高，不少人有国际影响，你们办这样一个学校还是可行的，有条件的。”1962 年，八年制的中国医科大学成立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它就首当其冲，被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宝塔尖”彻底砸烂了。

    50 年代末期，业余教育也出现了片面追求速度、追求数量和大哄大嗡的倾向。林枫及时提醒领导干部，应当保持冷静头脑，做好引导工作。并且多次在各种场合强调指出，教育周期长，业余教育也不例外，必须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安排数量，要有长期打算，绝不可急于求成。他曾当众表明，不赞成大哄大嗡、忽热忽冷和贪多求快的作法，主张业余教育“细水长流，坚持经常”；要边发展边巩固；在时间安排上要实行“闲时多学，忙时少学”的灵活办法。当时，大起大落现象最严重的，是农业中学的兴办与煞车。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一阵风，农业中学大规模地发展： 又是一阵风，全部下马。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林枫的注意，曾经为此同教育部有关负责同志商谈。他向他们提出，农业中学不要都下马，即使发现其中有什么问题，也应当保留一些作为试点，以便经过试验，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促使这个新生事物能够健康地发展。同时建议教育部对这个问题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研究整个农村教育应当如何做才好。
　　1959 年11 月21 日，当我就有关业余教育的报道问题前去请教时，林枫同志说：“发动群众，‘一哄而起’比较容易。关键是要经常持久。”根据当时的业余教育发展情况，他及时总结经验，归纳出三条：党委要抓；群众要发动；要经常持久。“要强调业余教育经常化，大起大落、时断时续的现象要从根本上改变，要为生产服务，与生产结合，把各方面工作安排好。

 “教材不能人人改，要有定稳定性”

     教材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当时由于“左”的思潮影响，对于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材，曾采取了不适当的“破字当头”和全盘否定的作法，一度出现了学生无课本、讲义，教师无教学参考书，致使教学无所依据的不正常现象。1961 年初统计，在北京的lO 所高等学校中，15％的课程什么教材都没有；85 ％的课程有教材（讲义或教科书），其中又只有52 % 的学生能拿到教材。整个统计表明，这lO 所院校的50 ％以上的学生没有教材。其他地方的情况更为严重。各校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发动学生自行编写，情况较乱，不能保证教材质量。这年2 月，林枫在教育部召开的重点高校会议上，谈到教材问题的时候说，教科书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关系很大。办好一个学校，除了物质条件外，就是教科书和教师两个条件。最近二三年，大家积极性很高，有编了几十种教科书的。中央直接抓了两种高等教育的教科书：《政治经济学》 和《 哲学》 。有的学校，有的系，停课编书，自编自用。这个现象需要改变。不是每个学校每门课都要自己编教材，不要搞什么“献礼”。党的40 周年也不要搞教科书献礼。没有新教材的，要赶快搞出来。

    这次会后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于2 月中旬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编写教材问题。会后中央书记处即发出了专门指示，要求限期解决教材问题，并委托林枫负责筹划落实。他为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亲自做了大量的动员、组织工作，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听取意见，研究了教材的编写、出版，供应的分工和落实措施。其间，他一直本着对原有教材“未立不破”的原则，主张教材建设采用选、编、借的办法，首先解决教材的有无问题，再逐步提高教材的质量。在他主持下，经各部委、各地方和许多高等学校的同心协力，到8 月份，全国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等学科的530 多个专业中，有70 ％的专业编选出了教材（包括课本、讲义和教学参考书）; 中等专业学校的340 个专业中的90 ％编选出了统一的教材，解决了秋季开学所需要的教学用书，基本达到了中央的要求。

    有一次同我谈话讲到教材改革问题时，林枫说，编教材也要“两条腿走路”。下面编书的积极性是好的，但不能随便推广。今后不要停课编书。编书要以教师为主，高年级学生可以参加，一、二、三年级不能参加。要有领导地编撰。教科书、讲义，新的未编出来以前，旧的不应该废掉。不能随便破体系，一定要经过试验，大的变动要经过教育部、党中央批准。群众路线是要的，但是不能无领导。他指出，在教学改革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教材改革上，需要有一定的稳定性，要将教学改革、编写教材的工作与学术争鸣区别开来。现在各高等学校不但编书成风，而且每个学校、每门课程都自编教材，又年年修改，浪费大量的人力、时间，也显得非常混乱，影响到教学效果。
　　1961 年3 月2 日，《 光明日报》 第一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 开展学术讨论，推动教学工作》 ，副题为《 华南农学院昆虫教研组围绕“昆虫生态学”鼓励不同意见争鸣》。这条消息报道华南农学院昆虫教研组讲授的《 昆虫生态学》 牵涉到许多理论问题，有不少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目前尚无教科书和参考书。学院党委决定以这门课为重点，发动全组教师集体备课，都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项目中增添了生态学的部分，每隔两周进行一次学术讨论，鼓励不同意见展开争鸣，以此推动教学。其办法是，“每次讨论前，由教研组先对昆虫生态学中的关键性问题和本组教师意见不统一的地方，提出讨论题目，由大家相互介绍基本资料，分别阅读文献和准备讨论文件，然后进行充分的讨论”… …
　　林枫同志看过这篇报道，当天晚上就打电话来说：这个消息里面讲到教学改革、编写教材问题。这样的消息如何处理，是个问题。几年来，教材每年都在修改，有的一年改几次，很不稳定。这同教学改革总在进行也有关系。我想，教材的改革要经常做，但是不能总在改，没个完。教材本来就不能年年改。最近摸教材问题，感到应该有个基本教材，每年做些小改是可以的；如果年年大改，今年否定去年，明年又否定今年，这样不好。教材需要有个稳定性… … 在稍晚些时间的一次谈话中，林枫同志又说：教学改革，教材改革，要与学术争鸣区别开来。学术争鸣的意见可以天天变，教材就不能天天改。没有区别是不好的。

 “ ‘放卫星’的东西别干”

     社会上的“左”倾思潮，常会反映到报纸的版面上来。林枫同志看到这种情况，经常提醒我们不要随波逐流，要对各种问题认真思考，保持冷静。林枫同志说：报纸对于新的东西、奇特作法、突出的东西，在宣传上要注意。抢先，耸人听闻，标题爱找文中最生动最突出的东西，把消息本身都歪曲了。报纸标题要朴实，字号不要太大，“放卫星”的东西别干！记者不要去钻虚无缥缈的东西。实际工作、编辑工作的规律性要考虑，要注意报纸的教育作用和舆论的社会影响。学风、文风，报纸的影响很大。

    在此以前，1961 年初，《 光明日报》 根据在重点高校会议上听到的一些议论，为高等院校开学写了一篇社论，送请林枫同志审查。2 月22 日，他看过这篇社论稿样后告诉我们说：开学社论不能用，里面谈论的事情，都是干部在一内部开会时提出的问题，虽然有过议论，但没一有结论，公开发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还一会造成混乱。
　　他说’写社论”找搞得好的经验’结合消息写，一个个具体问题阐述，免得一般化，不痛不痒。有些问题，做到了再说。比方中央要求所有课程都要有教材，下半年能够做到就不错了。目前正在领导中研究筹划，做准备工作。如果你们这时候在报纸上宣传出去，学生看到了，就伸出手来要教材，怎么能拿得出？

    他说：报纸上不要轻易宣传未肯定的经验。就总结几年经验发表言论，比较有把握，这就是讲“八字方针”，巩固提高。对新奇东西的报道要慎重一些。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提高质量。总结经验本身是有发展的，能提高，有革命，不是保守的。宣传大的经验，要经过批准手续。不轻易宣传新的经验，成功的东西可以宣传。他还向报社提醒：在报纸上发表回忆录、访问记，都要注意。回忆录有些是有意义的，有些是瞎吹，影响不好，对青年起坏作用。

 “右是错的，‘左’也不对”

     上世纪60 年代初期，林枫作为中央文教小组的成员，对在教育事业中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十分关切。当时，因受“左”的思潮影响，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这种“左比右好”的说法颇有市场。在讨论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和有关政策问题时，“左”的情绪经常在某些同志发言中冒出来。林枫总是耐心地说服引导，说：" ‘左’不比右好。右是错的，‘左’也不对。从‘左’边掉下去，从右边掉下去，都是一样。不要有‘左’的情绪。”在他主持下，《高教六十条（草案）》 于1961 年6 月下旬向中央提交送审稿，先后经过邓小平同志在北戴河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核通过，于9 月15日发布试行。　　

    在此期间，林枫常就高校整顿中的各种问题，对我们提出报纸宣传报道的方向。1961 年2 月4 日，林枫在教育部召开的重点高校会议上讲话时，充分估计了建国以来教育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一个大发展，一个新面貌，这是基本的东西。”同时指出还有缺点和错误：总的看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而从一个学校、一个系、一门课来看，有的问题可能很严重，要做具体分析。最后他把这次讲的归纳为三句话：鼓足干劲，总结经验，提高质量。

    针对当时高校存在的活思想，林枫同志强调：在纠正错误、克服缺点的时候，不要走回头路。他形象地比喻当时的调整工作说：“好像走路，走几步喘了，走慢些。”以路为例，他认为前进的方向是对的，过分超越了的地方应当后退。本来你是从天安门往西单去，结果走到复兴门了。怎么办了退回到西单就可以了，不应当退到天安门，更不应当退到东单。如何避免教育事业在整顿工作中遭受损失，是他时刻都在考虑的问题。
　　1961 年6 月17 日，林枫同志在回答我就教育整顿工作提出的问题时，他说：我感到，贯彻“八字方针”，有些要退，但要适度。进，打胜仗，队伍容易高兴；退，有问题，弄不好会乱。这种乱还是要设法避免，才对整个事业有利。他说，以后要注意建设方面的问题。有些什么措施、办法了不论是成套的，或者是点滴的，都要予以注意。一定时期，对于存在的问题揭发暴露很有必要，但要跟上去反映解决问题的办法，要实事求是。有的正在解决中，或是已经解决了，或者正在研究解决。解决的办法公开登报时要慎重一些。有的学校采取的评比竞赛办法，没有把握的不要搞到报上去。过去对许多事情不是区别对待，而是一刀切，一律推广。这样做，效果往往是不好的。

 “又要红又要专，不要搞片面性”

     1962 年初，林枫曾就《 高教六十条》 的报道工作同我作过一次长谈。他说：要把贯彻《 高教六十条》 当作重要工作。当前教育部主要抓三个问题：一是加强高校领导核心和改进领导体制问题；二是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三是劳逸结合，搞好师生生活，在此基础上改进教学，稳定秩序。
　　林枫还就引导学生认真读书的问题而谈到红与专的关系。他说：过去把认真读书说成“白专”，是不对的，应当肯定说是错了。白与专没有必然联系。但要注意，毛主席提的是“又红又专”。主席在《工作方法六十条》 一文中，对“红专”关系是这么概括的：“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又要红，又要专，还是要这样。只专不红好不好了这个问题要分析一下，不要弄糊涂了。白，我们不赞成。有的老教师，要他们通晓马列主义当然困难，他们愿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好了，就算红了。青年和老年，党员和群众，要求应当不同。还有“老干部与老教师”的关系问题。老教授，红难；老干部，专也难了。两下结合起来，培养出又红又专的人，就行了。《高教六十条》 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分开写，是高明的。学自然科学的对红不注意也不行，不要发展到“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牵涉到世界观问题。我们培养专门人才，为社会主义服务，也要有些政治觉晤才行。乱拔“白旗”，乱戴“白帽子”不对，但要提倡红，还是要培养又专又红的人才。在报纸上不要搞片面性。
　　1964 年2 月13 日是农历春节。这天毛泽东同志邀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座谈教育问题，并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春节谈话》 。林枫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对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问题讲了自己的意见。这次会后，毛泽东同志又于3 月10 日在北京铁路二中校长《 关于减轻学生负担的意见》 报告上写的批示中，提出让“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教育方针。3 月中旬，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林枫讲话时指出，教育工作与其说是处在转换阶段，不如说是向更高发展的一个阶段。他对自己在春节座谈会时的发言作了发挥，在有些问题上又有进一步的探索。这次会后，3 月31 日，林枫又约我去谈宣传报道问题。最后谈到思想方法，在宣传报道中反对形而上学。他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在教育工作上搞出自己的一套，形成自己的一套。前几年热气高，这几年冷一冷，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走回头路。全部肯定，是形而上学，没有进步；全部否定，又没有希望了，也是形而上学。毛主席讲，注意读书多了会向反面发展。他的话，有的是警告，要注意；有的人当成是现实。两种倾向，有的抱残, 守缺，不能进步；有的听风是雨，什么都否定了。前一种人觉晤了，还有干劲；后一种，总是冷冰冰的。毛主席这几年强调学习辩证法，“一分为二”。有的人光讲唯物论，不讲辩证法，结果弄成唯心论，形式主义。当然，光讲辩证法也不行。不论什么问题，如果不注意，好的东西也会向不好的方向发展。读书少了，强调读书；读一多了，死读书，会向反面发展。
　　回想起来，那时在“左”倾错误一步步发展 的情况下，林枫对于这些有关文教工作的重大问题，冷静地坚持上述正确观点是不容易的，既需在认识上有较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又得有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怕鬼”的胆识。

    教育改革的历史也已经证明，林枫对一系列问题的见解是正确的。林枫同志逝世已经十多年了，我和当时在《 光明日报》 工作的有关同志，时常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缅怀这段深受教益的交往会晤。林枫同志对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大贡献，更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