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虚伪与恶毒

李志文

2010.8.2.

在道金思（Richard Dawkins）的经典名著《自私的基因》（Selfish Gene）中，他指出在亿万年生物的生存竞争、自然淘汰过程，演进出现在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有自私的基因 ，越是高等的生物，越自私也越恶毒。所以，人类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动物。这个发现成为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制度是人类行为的显规则与潜规则的综合体，是一个理性决策需要考虑的客观条件，一个制度设计不考虑人类恶毒的本质，是不会持久的。一个长期发展出来的制度，一定充分利用了人类恶毒的本质。体制改革，是为了消减人类的恶毒，就一定要考虑人类的恶毒。制度演变的无形的手，会导致，越是社会地位高的人，越恶毒。越是接近政治（众人之事）的人越恶毒，越是封闭的环境下的人越恶毒，越是面对开放竞争的人越善良。

以这个理论延伸，在社会主义下的中国人比在市场压力下的美国人恶毒。而在中国，最恶毒的人，大概群居在中南海。科学讨论中，没有绝对的真理。 中国学校里的思想教育，美国教会里的主日学，不是科学，而是洗脑。从1620的五月花开始，美国就是全世界政治难民的天堂，所以，美国公立学校里不许做思想教育。用公款洗脑，是社会安全的最大威胁。我是社会科学家，我不干洗脑的活，我讲的不是真理，一个科学家一辈子在寻找真理。他之所以一辈子在寻找真理，是因为他知道他不知道真理在哪里。

在本文里，我用中国历史上七个最有名的案例，来阐释我指出的假说：『在农业帝国里，越是接近政治的人越恶毒，越是地位高的人越恶毒 』。人类历史上最恶毒的事件是发生在帝国的皇庭。玩这些恶毒手段的人，不是聪明的皇帝，就是懦弱皇帝身边的权臣。在这些案例里，明君的恶毒还甚于权臣。

帝国的虚伪：以忠君之名杀人

现代人事管理机制的最基本的两个原则是，能力高的多得，忠诚度高的多得。但是在帝王专制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能力越高，对主子越卖命，你越辉煌，在一个阴暗的角落，总有一小撮人在盯着你， 想方设法弄死你。他们不明刀明枪的跟你动手，而是借刀杀人。杀人的借口都是出于忠君爱国。 爱国是帝王专制下，最常听到的谎言，当全国到处都在喊爱国的时候，是国家最乱的时候。想想我们文革时期的疯狂，帝国虚伪音韵犹存。

案例一（目标扭曲）：范雎进谗杀白起

白起是春秋战国时代继孙子和吴起之后最出色的将军，在大秦统一全国的进程中，白起参与指挥了两次足以影响历史的大战:长平之战坑杀了赵国四十万人马，使赵国一病不起，讨伐楚国的战争，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继孙子之后，第二个攻克楚国都城郢都的大将，还挖掘了楚国先王的陵墓，使东方六国心惊胆战，吓得普遍失去了抵抗意志。

当时秦国文有范雎、武有白起，好像很快就能统一全国了。可悲的是范雎这样一个人物，为了一己之私，利用自己常随秦王左右的紧密关系，抓机会说白起的坏话。有一天，秦王在外面征战，要求白起带兵配合一下，白起认为这次战役发动起来不值得，就给秦王提了个建议，说自己不去为好。这是个纯技术性的建议，结果被范雎钻了空子，以忠心耿耿的口吻说白起要造反。奸臣告忠臣，这是管理学上的目标扭曲（goal incongruence）。目标扭曲者，个人目标与团体目标不一致，甚至相悖之谓也。

秦王本来就对战无不胜的白起有忌惮，于是赐给了白起宝剑，让他自杀。白起愤怒的问到：『为什么?』一转念就想通了， 『我在赵国杀了四十万人,难道还不应该死吗?』功高震主！这是更严重的目标扭曲。在管理学中，目标扭曲是最严重的问题，一个组织出现目标扭曲，这个组织的生产力就大打折扣。在农业帝国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就是黎民百姓。

案例二（统治者的原罪）：伯痞进谗杀伍子胥
目标扭曲是所有人类组织的共同问题，帝国只是组织的一类，这类问题非帝国所独有。帝国虚伪的特色来自统治者的原罪。

伍子胥是司马迁着墨较深的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到，伍员身负国耻家仇，却忍耐着巨大的悲痛和彻骨的愤怒等待时机，,几十年艰苦奋斗矢志不渝，最后终于杀回了故乡干掉了自己所有的仇人，真是一个有血性的烈丈夫! 伍子胥是奉行现代管理理论的人，有仇必报、有功必赏。 对中国传统的那种以德报怨的观念不屑一顾。在他看来，烈火就是要用冷水扑灭，恶人就是要用武力来制服。所以，当好朋友申包胥责备他说:『即使国家对不起你，你也不应该反过来毁灭这个国家啊。』伍员须发倒竖说出了一句千古之后，差别激励机制的名言:『以德报怨，则何以报德!』有仇不报，就有恩无偿，就没有人会施恩于我。

伍子胥的赏罚分明，吻合了法制社会及市场机制，但是在虚伪的帝国，个性鲜明的人必然得不到好结果。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雷打不动的公式。 伍员死了，他杀了一个小人费无极，又被另一个小人伯痞弄死。

在虚伪的农业帝国里，是不能认真说理的。帝位的获得，是不可能清白的。要吗是偷，像曹操；要吗是抢，像朱元璋，绝大部分的农业帝国是偷抢俱干，无恶不作。只有到了天下已定，才讲信修睦、守法尚礼。农业帝国都有原罪。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农业大帝国，秦帝国的首任皇帝，就大干焚书坑儒。其实就是为了掩遮原罪问题。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现代版的焚书坑儒。 要脱离原罪，只有实行民主，在民主体制下，被统治的是自己愿意被统治。统治者一定要得到被统治者的首肯，才能有统治权。当然民主体制是个高技术、高知识含量的玩意，我们中国现在还不具备，玩不起。清华毕业的知识精英胡锦涛，一定晚上做梦都在想民主，就如同孔丘想周公、穷书生想貂蝉，nothing but a dream! 但是我有绝对的信心，民主会到来。共产党的原罪，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是最轻的了。

原罪问题越大的帝国，就越虚伪。 皇帝就越难做，压制就越厉害，以忠君之名杀人的案例也就越多。

满清帝国就是好例子。满清是一个小民族，居然糊里糊涂的进了紫金城。满清的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卖命的，也最爱护老百姓的，而文字狱是最狠的，以忠君之名杀人最凶的（比较起来，我们的文革是小菜一碟）。它也是最虚伪的，离民主政体最远的。因为一旦打开天窗说亮话，满清政府就没有存在的理由。慈禧是何等聪明人物，对洋玩意是何等喜爱，但是不能不装糊涂，帝国的虚伪这个重担的压力，在慈禧身上，是千年来最重的。光绪这个傻子，搞君主立宪，还不知道立宪就是自杀。第一次民主选举就能让光绪扫地出门。就如同，台湾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就把国民党扫地出门。

帝国的恶毒：以莫须有之名杀人

由于农业帝国有原罪，帝国的君王都是恶毒的，尤其是开国之君，不是天下最恶毒的混蛋，做不了开国皇帝。到皇帝不恶毒了，这个帝国也就要完蛋了。在农业帝国里能干的皇帝，都擅长以莫须有的罪名杀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理设计（governance design）。罪要莫须有，才有治理效果。如果罪名有可能成立，就无法凸显蛮狠的皇权、帝国的恶毒，而让老百姓有追求真理的非分之想，一旦老百姓都对追求真理认起真来，个个都来一出“秋菊打官司”，这个皇帝就别想干了。

有智慧的老百姓知道，帝国是恶毒的，谁来干也都是恶毒的，所以在可忍受的范围内，接受了恶毒，连民主法制最发达的美国，到现在都还认为政府是必要的罪恶 （government is a necessary evil），而勉强接受政府的存在。 因为政府虽然是个大恶毒，还是比千千万万个没有规则，自私自利的小恶毒个体户要好得多。接受一个恶毒的政府，是个无可奈何的选择。

帝国的皇帝都是恶毒的，以莫须有之名杀人是家常便饭，本文所举的例子是历史上的大案。从第一个持续性大帝国—汉朝开始，说到明末。

案例一（说真话者死）： 吕后诱杀韩信

韩信的被杀，在于他还不知道帝国的恶毒。这不是韩信愚蠢，汉朝是中国第一个持续性皇朝。刘邦登基的时候，还不懂得如何当皇帝，大殿上一片乱哄哄。帝国的恶毒是刘邦与他的老婆吕稚发明的，他们的子孙不断的改善修正的。帝国的恶毒起源于吕稚本性的恶毒。但是很快的刘姓子孙就发现，帝国的恶毒是个很好的国家治理工具（state governance instrument），不断的改良修正，造就了绵延两千年的中华大帝国，连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有帝国的影子。台湾、香港算是勉强的洗掉了帝国的恶毒，因为他们有了法制与民主。

第一个接受帝国的恶毒洗礼的，是中国的第一个持续性皇朝的开国大英雄，韩信。韩信的行为与美国的开国元勋富兰克林，没有什么两样，自信和坦率， 他心里有什么话都敢说出来，不管你是谁，不管你心里怎么想。

他平定齐地之后，很诚意的公开给刘邦写信说：『齐国这个地方民风刁悍复杂,请让我代理这个地方的假王，镇压一下这个地方的邪气。』有人说韩信这是借功劳向刘邦要挟。在美国待了半辈子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老美做事就是这个调调。我在中国做事，也是这个调调，经常碰得头破血流，现在脑袋还在肩膀上，表示中国已经慢慢地脱离了帝国的恶毒。

韩信被贬后，曾经在大街上看到了吕后的妹夫樊哙，如果要用中国大陆人的看法，自己这么倒霉的时候看到了皇后的亲戚，那还不赶紧上去巴结一下，跟吕后套套近乎！韩信偏不，笑咪咪的骂樊哙：『看见我来了还不磕头！』樊哙慑于韩信往日的威望，马上下马磕头：『能在这里看到大王真的很荣幸！』韩信哈哈大笑说：『唉，真没有想到，我韩信今天居然会沦落到和你这样的大老粗为伍！』说完了扭头就走，一点都不在乎樊哙在射向他背后那怨毒的目光。 巴结是恶毒帝国的一个副产品，在民主国家里是少见得多。在帝国初期，韩信还没有悟到其中的厉害，他以生命为恶毒帝国文化做了案例。

被贬后在皇宫和刘邦聊天，刘邦试探着问他：『韩信啊，你说句实话，你说我这样的去带兵打仗，凭我的才能到底能带多少兵啊？』说完后可怜巴巴的看着韩信，希望他看在自己是皇帝的份儿上能鼓励一下。韩信脑袋一晃，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你撑死也就带十万兵吧，再多了肯定乱套。』刘邦气的目瞪口呆，挖苦的回击了一下：『那你呢？』韩信想也没想：『我当然多多益善了。』刘邦更气了，说了一句非常小家子气的话：『多多益善，那我为什么是皇帝，而你只能供我驱策呢？』 韩信这才知道把皇帝给气着了，赶紧给了个台阶下：『您善于统帅将领嘛，所以我带多少兵都是你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明摆着是敷衍皇帝，刘邦无论如何也乐不起来了。 言论自由、说实话，是在恶毒帝国中的死罪。

后来吕后把韩信给杀了，刘邦当时开心得不得了，简直得意的忘了形，居然追问了吕后好几次：『杀了？真杀了？』然后捏造说韩信图谋联合陈希造反，陈希是个小角色， 这个理由刘邦自己都不相信。韩信连樊哙都看不上，会巴巴的上赶着去找陈希？理由要不可信，才算莫须有，才有震慑力。刘邦、吕稚这两口子是帝国制度设计的天才。刘氏皇朝能连绵将近四百年，与他们两口子的制度设计有关。 我们中国进入民主自由的商业社会这么困难也是因为刘邦、吕稚这两口子的高超制度设计。帝国上层的恶毒，也就造成帝国下层的虚假。当虚假成为核心文化，知识的累积与制度的创新就不可能。

自从农业帝国文化普及欧亚非以后，这个世界只有一块土地免于农业帝国的恶毒与虚假：北美大陆。南美洲是被农业帝国西班牙、葡萄牙征服的，而北美洲是被不列颠王国的政治犯零零星星移民开垦的，这些政治犯还很幸运的赶走了不列颠王国的军队。没有农业帝国的恶毒与虚假，人类在北美造就了市场经济与商业社会。而农业帝国的恶毒与虚假让南美拖拖拉拉的在发展中国家的圈子里打转，到今天都还没有完全转出来。

案例二（说假话者活）： 汉景帝杀晁错

汉朝建立的时候，刘邦认为秦朝是被郡县制度给害的，地方官是外人，邪恶而不可信。所以一出事情，都靠不住。刘邦就学周朝，分封各个王，还杀白马宣誓，只能姓刘的当王。他把十几个儿子弄到各个地方当王，心想手足不相残，可以长治久安。

生物的自私天性是以自己为中心，血缘越淡，彼此就越狠毒。分封诸国，各有血缘中心， 后来的皇帝可就苦了，各地封王一个个的越来势力越大，到了景帝的时候，有的王自己铸钱流通，中央根本控制不了。景帝就找人谋划这个事儿，晁错也是这个意见，于是俩人一拍即合，成了合作伙伴，开始搞削藩。这些封王不干了，起来造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

师出得有名啊，公开说推翻皇帝自己取代太赤裸裸了。农业帝国的特性是在上的恶毒，在下的虚假。于是想来想去整了个『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是好的，就是让晁错给把持了，而逼迫皇帝撤藩。这事儿听着简直就是在哄骗大傻瓜，藩王威胁的是谁？扯掉对谁最有好处？明摆着是皇帝自己的主意。可是景帝呢？一副龟孙子像，为了讨好七国让他们罢兵，顺水推舟的说：『对对对，你们没错，是晁错要撤，还逼着我听他的。』把晁错给杀了！中国的事就是这个德行，领导干部睁着眼睛在台上说瞎话，只有睁眼说瞎话，才能显示帝国的恶毒，也才有管束力。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帝国的瞎话是血腥的。雪亮的眼镜让帝国的瞎话更有震撼力。

案例三（借刀杀人）： 司马昭杀邓艾

司马昭是中国历史上是最恶毒的人物之一，『司马昭之心』 成为恶毒的代名词。就说他指使手下成济杀掉皇帝吧，皇帝摆开了架势要去进攻他的王府，半路被一队兵给杀了。瞎子也看出来了是司马昭指使的，可这小子楞是抱着皇帝的尸体大哭，还喊着要凌迟了成济给皇帝报仇！连他的手下都看不过去了，有个叫陈泰的说：『成济只是个侍卫，太小了吧。你哪怕把带队的贾充（司马昭的亲信）给杀了，才能稍微的蒙蔽一下天下人的耳目啊。』司马昭假装没听见，继续痛哭。

在恶毒的帝国中，借刀杀人，不是为了遮人耳目，而是封人之口。借刀太明显，连这么明显的事都看不出来，不是太笨，就是居心叵测，杀！杀一个大笨蛋，所有的聪明人，尤其居心叵测的聪明人都明白了。罪要莫须有，才能突显帝国的恶毒，才有震撼力。

后来邓艾、钟会两路讨伐蜀汉，走之前，钟会的大哥钟愈就跟司马昭说：『我弟弟不知道深浅，一直把自己当作天下奇才，让他带兵恐怕会出乱子。』司马昭说不会，你放心吧。钟愈走后，司马翻身就对亲信说：『钟会的大哥说的不错，我对钟会真的不放心。』他手下问：『那你还让他去？』司马昭说：『这次去讨伐蜀汉有很多困难，很多大将都不敢去，如果没有胆量却强迫他们出发，那会毁了大军。钟会这个人有胆量，一定能成功，事成后我再收拾他。』没有这点阴狠毒辣，哪能坐稳江山？帝国的恶毒是制度的产物。

果然后来钟会嫉妒邓艾的功劳，上书说邓要谋反，请司马昭授权自己去讨伐邓。司马昭这个时候还没有完成针对钟会的部署，就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请求，让他火速进攻成都。自己偷偷的命令卫灌潜入钟会军中联络反对钟会的将军，并且命令贾充火速进入汉中，断了钟会的后路。这样，可怜邓艾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糊里糊涂的成了司马昭拖延时间的一个棋子儿！一代名将死的如此的不值，真的让人感到惋惜。

后来有个大臣叫段灼的实在看不过去，给他儿子司马炎写了个奏章，说：说邓艾谋反太说不过去了，钟会的人马是他的四倍，就驻扎在离成都不远的山谷里，都控制着要道，就是个白痴也不会选择在那种形式下造反啊。而且邓都七十多岁了，有今天没明天的人了，难道还想当皇帝吗？司马炎知道这其中的奥妙，说邓艾谋反根本就是扯淡。所以司马炎立刻就给邓艾恢复了名誉，可是人都死了，这种马后炮对邓艾啥用都没有。但是对司马炎可有用了，昭显了天威。让读书人好好领悟潜规则。

案例四（爱国者亡）： 宋高宗杀岳飞

岳飞死的吧，不算冤枉，这小子，太没有政治头脑，对帝国的恶毒，一点领悟力都没有。你伐金就伐金吧，可是不该提出『迎回二帝』这样的口号，结果口号一喊，把宋高宗给整了个不尴不尬，哦，把两个皇帝给接回来，那我往哪儿摆啊。

实际上，本来高宗对岳飞是非常信任和喜爱的，岳飞呢，本人没有什么背景，也不是出身世家。仅仅是因为作战勇猛被宗泽赏识，曾经对高宗提了那么一下。高宗就注意了这个人才，着意培养，短短几年，就提拔到了与韩世忠同级别的大将。后来岳飞在襄阳屯田，有人进谗说岳飞的权利太大，可能要造反。高宗根本不信，把书信包了一包给岳飞，表示我信得过你，以后再有类似的信都原封不动寄给你。岳飞特别的感激皇帝，于是对皇帝保证说：皇帝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攻克黄龙府，迎回二帝！高宗看了后立刻吐血，这小子如此不开窍！

终于，历史安排了一个倒霉蛋儿出来为皇帝承担责任了，这个人就是秦侩。他知道岳飞不好扳倒，但是他抓住了皇帝的心理，一天，他战战惊惊的说到：『岳飞提的口号自然是能鼓舞人心，激励士气，可是皇上啊，天上不可以有三个太阳啊。』高宗心里一震，起了杀机。

岳飞终于死了，这个直肠子到死也没弄明白奥妙在哪里。他向皇帝讨说法，皇帝没办法，给了三个字『莫须有』。岳飞还问莫须有是什么？连莫须有都不知道，非死不可。

各位游西湖拜岳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宋高宗是元凶，为什么秦侩跪在哪里，接受农民尿水的洗礼？宋高宗之后的上百国家领导人，都是宋高宗的同伙啊！只有到了今天，中国才有足够的民主气氛，出现这篇文章。帝国的虚伪与恶毒是建立在农民的无知之上啊。

案例五（护国者死）： 崇祯杀袁崇焕

袁崇焕在关外的宁远（今天的锦州附近）附近，死死的遏止了清兵进关的要道，使明朝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致志的对付李自成的起义军。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屡次在宁远城下受挫，袁崇焕像堵在喉咙里的骨头，吞不下，吐不出。还生生的噎死了太祖皇帝努尔哈赤！

战场上解决不了的人，可以战场外解决。于是范文程出了个主意，让皇太极从蒙古借路，从科尔沁南下，进攻北京。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冒险行动，清军抛弃辎重，轻兵急进。这个时候的北京政府慌了神，正商议迁都的时候，袁崇焕从关外杀回来了，举朝欢腾。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袁崇焕在城外首仗打败了皇太极，现在两军正在城北对阵扎营。接着，北京城里开始有流言，说袁要和清军和谈，后来流言越来越神，说是袁私自把山海关防线打开了个口，放清军进关。皇帝的疑心越来越重。

这时候一个太监赶回来了，他是从清军的俘虏营里回来的，说晚上睡觉听到了帐外的清军将领在庆祝，说袁崇焕马上要投降大清了，还要把崇祯作为礼物送给皇太极呢。崇祯一听就火往上撞，一点儿都没有想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是怎么样从设防严密的清军大营里出来的。

后来的事情发展是非常让人痛心的，崇祯用了最残酷的刑罚对待袁，还发动百姓去撕咬袁的躯体。百姓们不知所以，上去纷纷割袁身上的肉，活活把袁给弄死了。这样对待功臣，让所有忠于大明的将领齿冷。后来洪承畴在松山大战中被抓后，在清军中发现了投降过来的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开始厉声痛骂：『国家有什么地方亏负了你？』。祖大寿丝毫不以为侮，厉声回击：『袁督帅又有什么地方亏负了国家！』洪无语良久，后归降。

恶毒的帝国，有原罪。众人皆叛，而挺身护国者死。

农业帝国的恶毒，在於农业社会中的核心资产是土地，而这个核心资产是可以靠武力掠夺，及靠武力维持生产力。土地的生产力是相当容易度量，因而相当容易管理。无论用什么办法，一旦夺得了土地，几乎一个白痴，加上恶毒帝国的管理机制，都能维持这个土地的生产力。在过去两千年的农业社会中，不少皇帝就几乎是个白痴。优胜劣败的自然选择，就会产生恶毒的农业帝国，恶毒是掠夺的优良特质。由于帝国的维持，是靠武力，而不是靠知识，欺上瞒下的帝国虚伪就自然成为社会均衡品质。

只有当我们进入了知识性经济，商业性社会，有了民主与法治，我们才能脱离帝国的恶毒与虚伪，这是个大题目，我会用许多文章慢慢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