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突然死了怎么回事:史上的尴尬（13）——“人民诗人”的蓄妓喟叹//史上的尴尬（14）——莫问奴去处

“人民诗人”的蓄妓喟叹

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的名气虽稍逊杜甫，但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政治社会问题上，影响恐怕比杜甫还大。他总结他的诗歌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他并不讳言自己的诗的讽谕性，“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而他也被称为“人民诗人”。他的诗歌以语言通俗情感真切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在当时的唐宣宗悼念他的诗里得到很好的反映：“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虽然也为唐宣宗皇帝们所肯定，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白居易诗歌的人民性。有唐一代，除了杜甫的《石壕吏》等，恐怕没有谁的诗像白居易的《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等那样真切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后人民的苦难。

但这“人民性”也仅仅是白居易的一面——事实上他还有不怎么符合人民性的另一面——也有其颓废糜烂的一面。我们知道白居易贬官江州后，他说自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然而，佛道思想本应是“无为”的“修心”的，但白居易在咏唱“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同时，在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中最有名的事件，却是喝酒与蓄妓。他在晚年所撰《醉吟先生传》自我表白也说：“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友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而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诗占八百余首。他时时刻刻不忘喝酒。在《问刘十九》云：“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他说，“唯以醉为乡”，“往往酣醉，终日不醒。”——古代诗人避世也好，愤世也罢，都以酒作为一种宣泄方式，但白居易却不止此，除了耽酒之好，还有蓄妓之瘾。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甚至在他的蓄妓之瘾的歌吟中，我们又可看见他的喟叹，他的自感尴尬。

白居易五十四岁任苏州刺史时有咏叹妓乐诗云：

“一抛学士笔，三佩使君符。未换银青绶，唯添雪白须。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呕吟任所须。金嘶衔五马，钿带舞双姝。不得当年有，犹胜到老无。合声歌汉月，齐手拍吴觎。今夜还先醉，应须红袖扶。”(《对酒吟》

我们的“人民诗人”牢骚还蛮大呢，也难怪，青春壮盛之时需求旺盛但一无所有，到了一把年纪家中才有妓乐，虽然聊胜于无但不免自感尴尬甚至牢骚满腹了。于是慨叹：“老去将何散老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亦应不得多年听，未教成时已白头。”(《伊州》)还有更叫他感慨的是：“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感故张仆射诸妓》) 这些买来的觉得花了重金却时日无多因而深感憾恨，心里好像要替张仆射将这些家妓统统殉葬才好。

当然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也有其时代性，古代的蓄妓也并不触犯法律，而且作为社交和文化的一部分，不管蓄妓和买妓，也不表示就是罪恶。但人的精神和品格，重要的表现在于过程而非结果。而具体表现则应该看他对待每个活生生的个体。在《追欢偶作》里再慨叹道：

追欢逐乐少闲时，补帖平生得事迟。何处花开曾后看，谁家酒熟不先知。石楼月下吹芦管，金谷风前舞柳枝。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乐天一过难知分，犹自咨嗟两髦丝。

不管怎么说，“三嫌老丑换蛾眉”，嫌她们老了丑了，换了一批又一批，十年间换了三次了，也算过分了吧。老百姓还懂得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我们的“人民诗人”在这样得意，这样自夸之中，贱视女人到这种地步，恬不知耻到这种程度！

这就是《上阳白发人》、《琵琶行》的作者，这个同情“入时十六今六十”上阳白发人，同情“老大嫁作商人妇”的浔阳江头琵琶女的作者，这就是对千千万万的蚁民不幸的命运也会充满同情的作者，但也是买了一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当家妓，才玩了三几年，就嫌人家老了丑了，当废品处理掉，再买进一批新鲜货色，一而再，再而三，还公然写进诗句，公然以此自炫的作者！

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卖炭翁》、《琵琶行》等篇当然不是虚伪之作，他没有虚伪的必要，出自虚伪之作也不会作得那样好。但在儒家忠孝仁义面前，虽然也强调忠君爱民，但这套思想道德却天然地缺乏对生命个体人格的尊重。

——缺少对“蚁民”人格应有的尊重，也是我们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在忠君爱国的大旗下，在对上“跪拜”已成自然的氛围里，我们可以对“陛下”阉割千百个男人供其一人安心淫乐视为理所应当。而且，集体“跪拜”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不把人当人看待。这种“非人因素”甚至在我们津津乐道的文化产品里也表现得非常明显：我们更多的读者在看《水浒传》里的李逵劫法场时斧头对着无辜的蚁民排排砍去，活生生将黄文炳一小刀一小刀的剥皮，看到武松报复张团练时手起刀落将其家中的丫鬟仆人十二个杀害时不会觉得残忍血腥，看到孙二娘卖人肉馒头不会觉得过于恐怖惊诧，因为我们关注的是这些英雄的行为而非这些小人物的性命与尊严。注意力从来都不会放在蚁民身上。而在千百年里，死掉几十几百几千几万个蚁民实在也不算什么。

史上的尴尬（14）——莫问奴去处　

莫问奴去处

孔孟之后的儒学大师真正能称“子”的，只有朱熹一个。这个南宋著名的理学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儒学的大师。人们曾用这样的话赞美他：“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这简直比孔圣人更圣人，评价可谓无以复加了。

但向来我们对这个理学大师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没有什么好感，而且将那出自《二程全书》的“饿死事小、失节事（极）大”也自然归入朱子的理学内容了。而且，关于他在政治斗争中的虐妓事件，版本众多，言之凿凿。这不仅是这个最后一儒“子”的大尴尬，人们也从这个事件证明朱熹的人品还不如一个妓女。

这事实际由朱熹与台州知府唐仲友的权力斗争引发。

宋朝法律规定，凡官府举办酒宴，可以召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得留宿过夜，违者律处。大概朱熹正在治水，那台州一把手唐仲友却在花天酒地，朱熹很是愤懑，就上书弹劾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不但揭发了唐仲友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还揭发他是黑社会黑势力的后台老板和靠山。可是唐仲友的姻亲王淮是当朝宰相，就把奏章压下了，朱熹将生死置之度外连续上书十次，终于免去了唐在台州的职务。但在这过程中朱熹为人诟病的，是利用公权力将营妓（按理是卖艺不卖身，但实情难说）严蕊抓起来严刑拷问，因为据传她与唐仲友有一腿。不想纤弱的严蕊,任凭拷打,自始自终只说陪酒则有之,上床则断无：“身为贱妓,纵使与太守有染,科罪不致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污也!”忍受痛苦是为了不连累“士大夫”,这很让身为士大夫的朱熹颜面扫地（南宋周密《齐东野语》）。

这件充满噱头的桃色新闻很快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传到了皇帝耳朵里。宋孝宗平衡了一下全局,轻描淡写地说:“此秀才斗闲气耳”。于是各打五十大板。唐平调到江西，朱在台州也只待了9个月，朱唐之争，朱在政治上算吃了大亏。

文人雅士抓到这么好的创作题材，于是又是写小说又是编剧本。自然是把朱熹说成争闲气的大儒，把妓女写成了侠女烈女。据说唐严的这段风流公案，后来由岳飞的三子岳霖接着审理。岳霖有点同情她，准备放她时问她，释放后准备到哪里。这严蕊当堂口占《卜算子》一首曰: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这么说来，朱熹便是个假道学真龌龊了。难道我们的一代儒学宗师真的如此卑劣么？

知人论世很难。何况像朱熹这样一个文化上有大成就，思想上也有封建糟粕的人物。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就事论事，完全可以设身处地去体会历史人物。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他一生从事理学研究，竭力主张以理学治国，为实现自己的学说，也有孔子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公元1162年，他向孝宗上封事说：“帝王之举，必先格物、致知，以及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细必照，则自然诚意、正心，而后可以应天下之务”。劝孝宗以身作则，务必遵照儒家经典中的义理办事，“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以期达到国官兵强，抗金雪耻的目的。至次年，朱熹又乘孝宗召见之机，重申前议说：“大学之道，在于格物以致其知。陛下未尝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平治之效，所以未著”。上述建议的基本内容是要求用“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指导，先从皇帝本身做起，再施行于臣民。这些意见虽受到孝宗的赞许，但始终未能得以施行。

朱熹为官时间不长，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这无疑是有惠于民的。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因之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减轻农民负担，但却损害大地主利益的建议，当然遭到大地主们的强烈反对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也因之愤然辞职，以示抗议。

因而可以说，朱熹虽然有过不够君子的事，但一生是忠君爱国，他的思想也非常适合封建皇朝所需。他的“诚意”、“正心”之说，自是非常好的准则和理想，虽然做到殊为不易，但在今天也有借鉴意义。譬如：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他与唐仲友的斗争，可惜用的是下三滥的手段。不过，在一个小人当道的溃败社会，用君子手段对付小人也是不太实际的。而更为可惜的是，我们中国除了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哪一个思想家能够独立于官场之外。朱熹的尴尬，是他不得已卷入了赵（汝愚）与韩（侂胄）的残酷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