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血的做法: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上天 奠基人因国庆请柬失踪殒命

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上天 奠基人因国庆请柬失踪殒命

凤凰卫视2011年1月1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发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举世震惊。当熟悉的《东方红》乐曲跨越太空传回地球时，国人一片欢腾。然而，为了这一天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我国卫星事业的奠基人却没能听到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就在一年半以前，我已含冤去世，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地球物理学家、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现代气象学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先生。

解说：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赵九章先生的几段影像资料。赵九章先生祖籍浙江湖州，1907年10月15日出生在河南开封，自由聪慧、生活俭朴、不善言笑。1922年9月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所学校与当时的清华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同为留学欧美的摇篮。由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这所学校开始接触新文华、新思想开阔了赵九章的眼界。

在校期间，赵九章积极投入到反军阀学生运动中，为躲避军阀当局的追捕，加上家境日下已无力供他继续上学，1925年8月，赵九章不得不离开开封，远赴浙江杭州投奔他姑妈家继续学业。

1929年赵九章考上清华大学，是国立清华大学第五级物理系的学生，在当年录取的174名男生中名列第四。在赵九章同级同学中，后来有八人成为中科院院士，钱钟书、曹禺、乔冠华也曾是赵九章的同窗好友。由于学习成绩突出，赵九章与另外两位同学被称为物理系第五级的“三杰”，广受师生的赞赏。当时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藏相当丰富，在国内堪称一流，这里也是最吸引赵九章的地方。除了上课、做实验就是在图书馆读书，如饥似渴的赵九章在这里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开阔了视野，也为他打下了坚实的物理学基础。

更为幸运的是，赵九章在这里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老师，我们物理学的一代大师叶企孙教授，叶企孙教授学识渊博谦逊宽厚，一心为国家培养人才。他很早就看到气象学与物理学的紧密关系，他说气象是国家非常需要的学科，世界上气象学发展很快，要有学物理的人去学气象，这些远见卓识深深地影响着赵九章。

吴智诚（原赵九章秘书）：赵九章转成气象，完全是这个叶企孙老师的指引，因为叶企孙在清华他很重视气象对今后国家的重要性，因为当时要搞空军，当时就感觉到气象很重要，所以清华过去对气象已经有一定基础。

解说：早在1925年，叶企孙就在“清华学堂”的东面设立了天文气象台，在他的指导下，赵九章曾到气象组学习气象课程，还经常去图书馆查阅各种气象资料。1934年叶企孙决定让赵九章报考留美公费生，去国外专攻气象学，就样在恩师的指引下，赵九章选择了气象专业，从此一步一步的向气象科学的殿堂迈进。

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赵九章当年的档案，1934年赵九章考上国立清华大学第二届留美公费生，在他的档案中，保留着赵九章给学校写的两封信，其中一封是他向学校请次助教职务的报告。另一封信上写道：顷奉叶企孙先生面谕，命令学生于下月月初启程上京，随指导专员竺可桢先生实习，请予公函，并请原照上届成例盼发旅费等内容。

解说：钦天山上的北极阁，原本是一处破败不堪的道观，1928年中央研究员决定在这里成立气象研究所，这里就成了当时国内著名的气象观测和科研基地，首任所长就是我国近现在气象事业的奠基人，我国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竺可桢先生。

1934年的10月，赵九章来到北极阁，有幸受到竺可桢先生的指导，竺可桢对这位刚刚迈入气象学大门充满朝气的年轻人非常欣赏。赵九章在这里不仅初步了解了我国气象学的状况，也进一步明确了日后到国外学习的方向，更重要的是结识了治学和为人都堪称师表的竺可桢先生，从此开始了两人30多年的师生情谊。叶企孙与竺可桢两人交往密切，并且都热心为我国刚刚起步的气象事业培养人才。赵九章实习期满，两位先生一致同意让他到当时气象学水平较高的欧洲去深造，因此叶企孙不顾庚款留学必须去美国的规定，改派赵九章去德国学习。

这里是赵九章与新婚妻子吴岫霞在北京的家，1935年大女儿刚刚出生不久，赵九章不得不告别妻女远赴重洋继续求学。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是气象科学发展最快的地区。柏林大学在气象学方面非常有特色，学术研究的气氛很浓。赵九章在导师的指导下，攻读动力气象学和高空气象学，德国人一丝不苟的治学作风影响着赵九章的一生。

陶诗言（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老师是当时德国的很有名的一个气象学元老，同时他跟两个，一个叫菲克尔，菲克尔，另外一个叫埃特尔，这个是搞动力的。他跟早期气象分析跟一个老的气象学家，后来的那篇文章就是《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那就是跟那个学物理出身的一个气象学家开始搞的。

解说：这篇文章是赵九章按照自己的思路把数学、物理引进气象研究中的初次常尝试，立即引起国际气象学界的重视，后来竺可桢评价这篇论文时是“新中国建国之前理论气象研究方面最主要的收获”。

解说：1938年的8月，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赵九章离开了德国，他急于回到祖国，回到母校贡献他的一己之力，早已回到浙江老家的吴岫霞带着已经4岁的大女儿从温州出发，准备与赵九章在香港会合。

赵理曾（赵九章之女）：经过台湾海峡的时候，我妈妈就让我姐姐，你小声点，你小声点，别唱歌，就怕，因为她学的都是那些抗日的歌曲，然后到了香港以后吧，本来是我爸爸的清华同学乔冠华来说好去接的，结果接差了班次。然后就同船另外一个同学就帮他们租了一个旅馆，后来第二天乔冠华来了就给他们就找到了吧，后来就安排下来。后来我父亲回来以后，就在那儿会合了以后他们就从海防到河内，然后就到滇缅铁路，然后从那到西南联大。

解说：这是一所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学，当时清华大学已经内迁到昆明，与北大、南开联合成立了这所联合大学，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的这块石碑上还镌刻着当年在这里教书的教授名单。在及其困难的条件下，赵九章先后开设的理论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大空气象学等课程，编写了我国第一部《动力气象学》讲义。当时坐在这里学气象的学生叶笃正、谢义炳、顾震潮等人，后来他们大多数成为我国著名气象学家。

当时战事越来越紧，生活也越来越艰苦，赵九章自己没有积蓄，因工作太忙又无力做其他副业补贴家用，1941年小女儿理曾出世，这个四口之家比一般人更要艰辛一些。

赵理曾：第一穷是李宪之，我听我姐姐我妈妈她们都说，第二穷就是我们家，因为李先生他们家就是孩子多，所以李先生曾经都饿昏在厕所里头，都饿得晕倒了。我们家也是特别穷，反正就是属于最穷的吧，我妈妈以前就是一直把她那个就在昆明的时候，他们的内裤补了32块，一直留着，忆苦思甜给我们讲。

解说：随着战事的发展，气象研究所也内迁到重庆的北碚，所长竺可桢先生却在贵州遵义主持浙江大学校务，无力顾及远在四川的气象研究所。为此竺可桢多次请辞浙江大学校长职务，或者请得力之人来主持气象研究所的工作，直到1944年1月，竺可桢推荐赵九章担任气象研究所代理所长的建议才得到批准，赵九章不得不离开心爱的清华，带着家人去北碚主持中央气象研究所的工作。

陶诗言：赵先生是管的非常严格，并且那个时候我们每两个礼拜有一次叫做读书报告会，就是他指定的大学学业的实习研究员，这篇外国的文章你念，念了以后在会上报告，做这个报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看你这篇文章你理解到什么程度，缺点在什么地方，怎么做，这个对我们培养很严格。但是，讲的不好他要训斥你的，所以我们都非常怕挨剋，北京话叫剋，我倒还没挨剋过，他这个我们都是战战兢兢。所以当时在这个，这么一个严格训练。

解说：当时的北碚经常有些演出活动，那时气象所有很多年轻人常想去镇上看演出，为此他们不得不动动脑筋，想点办法。

陶诗言：我们都想去看，但是赵先生有一个特点，就是晚上出过饭他就门房门口看报，所以我们出去要躲过他，要不让他知道，所以我们走后门偷偷地出去，管得这么严的。

解说：已经93岁的王彬华曾经在北碚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过一段时期，对于代所长赵九章先生，他还有着深刻的印象。

王彬华（原中央气象研究所工作人员）：赵九章我的印象是，他名义，他是所长是不错，说话时发号施令绝对没这种事，就是随随便便的，你不知道的人，谁也不知道他是所长，就是这么一个人，也不大爱说话，就是看书，自己看书。有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他都很谦虚，他看到什么问题，大家研究研究。他们有什么看法，说他有什么看法，那时候接触的时候，气象研究所里书算多的了，就我说科学数，自然科学书，但是那时候已经很困难了。

解说：在老人的记忆中，那时中央气象研究所的各项事务在赵九章的主持下已经大有改观。1945年竺可桢在日记中也写到，九章到所九月，做事极精明，余喜托付得人，故赵代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量。

章震越（赵九章学生）：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赵先生第一个提出来，这个波动可以发展，这就引起行星波理论，这是他提出来的。当时在世界上有各叫郝尔维茨，郝尔维茨也研究这个问题，也快完成了，他在美国做报告过之后呢，郝尔维茨说我也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你研究的这么完整这么好，做出来了，完全做出来了，已经完全成功了，他的还在进行中，还没完成。所以说他就走在世界的前面，不简单的。

解说：赵九章的远见还表现在他对气象学的研究方法上，早在德国留学期间，他就注意把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引入到气象学中来，在此后的工作中，他不仅身体力行，更不遗余力的引导他的学生和后辈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巢纪平（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先生是中国的气象界，我想不仅是中国气象界包括世界气象界里面最早的中国是第一，在世界上最早的把数学物理的一种方法一种概念、手段引到气象科学来，使气象学从描述性的定性的进入到定量化。可以说他后面的意义很深远，如果没有赵先生的定量化引进来，那我想我们国家的数字天气预报，不可能在50年代在国际上刚刚开始数字预报的时候，不久我们就发展起来了，这一点，追溯到历史来看，这就是赵先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

解说：1945年月8月13日，日本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中央气象研究所从重庆回迁到南京的北极阁楼，焕然一新的北极阁，已经开始了正常的科研工作。1947年一月，中央研究院正式任命赵九章为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即使这时他也还兼任着中央大学教授，坚持给学生们讲课。赵九章十分注重对青年人的培养，努力为年轻人创造发展的机会，气象所每两周举行一次读书报告会，还不定期的与中央大学气象系联合举办学术讨论会，赵九章经常鼓励同学们在讨论会上发言做报告。

章震越（赵九章学生）：赵先生他亲自挑一篇文章叫我们看，看了之后对我们说，你到研究所来做报告，这时候陶诗言、顾震潮、杨鉴初等等这些人都在下面听我们做报告，而后他们提问题，要我们来回答，是这样对我们的培养。

解说：1948年已经惶惶不可终日的国民党当局，下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先迁移到上海，准备逃往台湾。赵九章清楚地看到腐败的国民党大势已去，他冒着生命危险，将稀缺的气象学家和十分珍贵的气象资料、气象器材保留了下来，一起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解说：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广大科技工作者以热烈的掌声迎接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春天的到来。1950年1月26日下午，中科院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5月19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了指派赵九章担任所长的任命书。

解放初期，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基础还很薄弱，需要大量的人才，赵九章把自己对新中国的认识和亲身感受写信给国外留学的朋友、学生，动员他们回国，在他的召唤下，叶笃正、谢义炳、朱和州等一大批气象学者先后回国，一时间地球物理研究所人才济济。

陶诗言（中国科学院院士）：那个时候赵先生很大方，而那个时候主要的在世界上主要的气象骨干，业务好的人，全在气象研究所，当初就是成立个地球物理所嘛，气象组都在这儿。在这个情况下面，赵先生看到，他说同涂长望商量，就是我把我这里抽调我的气象的三分之二的人给你，这个很重要，这个一来的话呢，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的天气预报资料分析的业务把它搞起来，搞了1950到1955年，6年，这个等到气象局的人培养出来之后，我们就撤回来了。

解说：当年赵九章这种无私的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风范在当今的气象界仍为大家所称颂。

巢纪平：事实表明，联合预报中心成立了以后，不仅是在预报技术本身，为当时的国家的军事上的需求，也包括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天气预报都做了。而且定了一些规范，就气象预报应该怎么做，它做了一套规范，把它逐步地完善。同时在当时没有人才的情况之下给开了一系列的训练班，来培养了一批预报员，大概后来应该说中国老一批的预报员，大部分都是从联合预报中心培养出来的那些老预报员，所以这一点讲，赵先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解说：1956年国务院组织专家到搞《十二年科学规划》，赵九章担任规划委员会气象组组长，为此专门成立了由他亲自负责的云雾物理专业组。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事件使得中国人民感到欢欣鼓舞，一时间中国人民对人造地球卫星产生了浓厚的星期。

作为一名敏锐的科学家在1955年筹备国际地球物理年时间，赵九章就亿注意到了，卫星在科学研究和应用上的前景，提出了人类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可能性和技术实现途径，竭力呼吁开创空间科学和空间探测记技术的眼睛。赵九章先生是提出研制我国人造卫星的第一位科学家。

巢纪平（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想赵先生是一个非常有远见件的一个战略科学家，他虽然是一个气象学家，但当苏联的气象卫星上去的以后，他就感觉到了这个地球卫星的一个重要性，这个重要性然也包括对气象科学发展的关系。有很多气象资料都要从卫星上获得，但是从当时来讲，能够这样认识的人是绝对不多。

解说：中国人一定要早日放出属于自己的卫星，空前高涨热情激荡着那个时代每一位中国人的心，人们似乎一科也不能再等下去了。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终于也谈到了卫星，他说我们也要搞卫星，一时间，人们热血沸腾。在这热烈的掌声中，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中国人自己的人造卫星正遨游在太空中。

一直关注卫星研究工作的赵九章，从此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一领域之中，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一个以人造卫星和火箭为专门研究对象的机构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对外称作“581”小组。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任副组长。赵九章一方面在全国各科研单位选调学术带头人组建新的研究机构，一方面在中国科技大学等高等院校，创办遥测、遥感、大气物理和空间物理等全新的专业，并亲自讲授空间物理学。同时在地球所内，他还亲自领导了一个研究组，开展对空间物理的研究。

潘厚任（中科院空间中心研究员）：赵先生在我们人造卫星的事业中间，大不愧是一个开创者跟奠基者，因为在我们国家最早最直接翠进我们国家人造卫星上马的是他，那儿我们国家最早的一批队伍，后来很多也变成我们卫星事业中间的一些骨干，也是赵先生那时候基本上组织起来的。地球物理所设立二部，就是中国科学院581组就是专门为这个准备的。那么这个581组里面各个研究室的分工也是挺全的，有搞课题的，有搞探测仪器的，有搞遥测遥控的，有搞环境模拟的，有搞天线的，基本上都是很全的一支队伍，在赵先生的大力领导跟组织下面，就基本上都建立起来了。

解说：1978年10月由赵九章、钱冀等科学家组成的“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到前苏联考察，一行人中只有赵九章知道此行的真正目标是卫星。代表团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住进的莫斯科的北京饭店。但是他们在苏联呆了两个半月，一直没能参观到最向看到的卫星研制及其他相关的关键部分。十分失望的赵九章感慨地说：靠天靠地靠不住，发展宇航科学主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后来他在总结中写道，发射人造卫星是一项技术复杂、综合性很强的大工程，需要有较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强大的工业基础做后盾。中国尚未具备这样的条件，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从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初级到高级逐步发展，应该走自力更生的道路。

吴智诚：那时条件很简陋，比如我们搞卫星搞火箭的仪器的要做环境试验，没有房子就用我们院子里一个旱厕所，把那个粪坑填掉，打上水泥地面粉刷了墙，把环境试验设备装到里面拉上电源，就做了环境试验这个实验室。

解说：这时，中央和有关单位也意识到我国还不具备放卫星的条件，果断地决定放慢卫星研制的步伐。

刘振兴（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九章研究生）：1958年大跃进，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因此从中央角度或者从科学院角度都意识到一个问题，当时那个大跃进的那个气氛，大家到处都在放卫星，但但是那个卫星不是真卫星。什么也可以讲我们也放卫星的，但是这个可是真正的卫星，在当时我们那个技术条件下，经济的条件下，你要想着很快的放卫星，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解说：经过六年扎实艰苦的探索，到1964年历经看客的中国中国空间技术终于获得重大突破。6月底到7月上旬，短短的10多天里，中国在酒泉导弹基地连续多次成功发射了自行研制的弹道式导弹。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又爆炸成功。导弹发射和原子弹爆炸的成功无疑为发展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赵九章敏锐地感觉到研制和发射中国人造卫星已是指日可待，中国人离太空的距离越来越近。而此时，他正应国防科委的邀请在酒泉基地参观，难捺内心喜悦的赵九章在临走之前，特意给基地人员做了一场关于空间发展的报告。

吴智诚：他估计三、五年发射卫星就可以有能力发射卫星，因此，他从1964年11月回到北京以后，就约了钱学森来交换意见，有一天钱学森晚上到了赵九章的办公室，钱学森问赵九章基地参观的印象怎么样。他说想不到我们火箭发展这么快，估计三五年就可以发射卫星，我们应该及早把这个建议向中央提出来。

解说：正是因为长久以来坚持不懈的努力，赵九章和助手钱冀在短短的十天里就把卫星计划的方案整理出来，送交中科院和国防科委。1965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专门会议上，对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这个总体方案进行了讨论。

潘厚任：这个会议是开了很长，大概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第二个会议像那么长，开了42天，从10月20号一直开到11月底。所以这个会上开得挺好这个会，白天开会，晚上就计算，效率还是很高的，很多问题在这个会上解决了。那么当时不是提出来，要上得去、抓的住、听的见、看的见，就是对我们第一个人造卫星的指标就确定了，而且当时就是说，大概1970年左右，希望能够把它送上天。

解说：为此，在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成立了“651”设计院，赵九章担任院长，他全面组织实施中国卫星的研制工作，制订卫星研制规划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从此，我国航天事业进入到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

历史在1966年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席卷全国的“红色风暴”冲击到承担卫星工程任务的每一个单位。1967年初，中国科学院及下属单位均被“群众组织”夺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都靠边站了，赵九章在这场“红色风暴”中也未能幸免。

这里是赵九章最后待过的地方，造反派把赵九章从办公室里赶出来，要他呆在这所破败的小楼的门堂里写检查。那时，有关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他无权过问，他现在的工作就是每天接受无休止的批判。

都亨（中国科学院研究员赵九章研究生）：有一次这个批判会完了以后，就从所本部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前面就看到他一个人在慢慢走，手里还拎着那块资产阶级大学阀的牌子。当时我确实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刚刚批斗完，这时这个心情觉得很尴尬，但是自己的老师，当然还得跟他一起走，就上前跟他一起走。我心理很担心他会有些什么怨言什么的，当时在文化大革命的气氛下，我就不好表达，但他一句怨言都没有，也没有什么。

他反而关心的就是当时几个主要的工作，一个导弹现象学，一个高空核爆炸效应，问我们这个工作进展怎么样的，但是我没法说，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冲掉了，我们都没有做工作，我们只能支支吾吾的说，我们还在做，只能这样说。他也看出来了，最后就是说，这些工作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将来一定会是有用的。

解说：在赵理曾家的书架上，端端正正的摆放着的这张照片是赵九章1964年参加最高国务会议时的情景，照片里毛主席正给大家讲着什么，看得出来，大家的心情很不错，坐在醒目位置的赵九章笑得格外开心。然后就在四年之后，赵九章却陷入深深的苦闷和彷徨之中，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庆天安门的请柬上。

赵理曾：就是他期望的观礼卷就是说是一种中央对他的一个信任，是这样的，所以他跟我妈妈那个时候，9月30日跟我妈妈说，你今天一天都不要出去，你在家等着，看这个观礼卷来没来，因为五一的时候他上了天安门了，1968年的五一。

解说：建国以后，赵九章曾多次受邀参加天安门观礼活动，不难想象，1968年五一的这次观礼对正处在磨难之中的赵九章无疑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徐荣栏（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五一节上天安门以后，当时他心情比较开朗，甚至于我听说他发了言，现在我年级大了，也不想当首长了，但是我英文好可以给你翻译，可以查资料等等一些很积极的话。总的来说，我想用就是用自己的一些知识来继续为国家服务这样的话，这样的信念比较大。但是这些东西得到了几个比较坏的造反派的一些坏的想法。有的甚至扬言，看你五一节之后，国庆的时候能不能上天安门。

工作人员：这是我们保存的赵九章先生的1967年的国庆请柬，1968年的我们现在也没有找到。

曾子墨：其实，1968年赵九章的国庆请柬在国庆节前三天就发到了中国科学院，却谜一样的消失了，这对苦苦期盼着的赵九章是巨大的打击。1968年10月26日清晨，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悄然离开人世，周总理得知噩耗，悲痛不已。18个月后，我们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这颗正样星与此前赵九章主持完成的初样星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