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冰访谈:邪恶是最难治的疾病

　　8日，邱兴华杀人案进行了二审，二审结果将在近日宣布，他是否会获得司法鉴定资格已成全国瞩目的焦点。

　　上海奥迪司机撞人案、昆明政协领导司机撞死人案等案例与邱兴华案类似的当事人已获得司法鉴定，并在鉴定为精神病人后被减免刑事责任。从法律的公平角度上看，邱兴华也应获得司法鉴定的资格。假若被鉴定为精神病人，也应被减免刑事责任。

　　不过，从心理学角度上看，减免刑事责任只应是开始，而不该是结束。所有曾严重伤害其他人的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他们可被减免刑事责任，但他们必须被限制人身自由，以防止他们继续严重伤害其他人。

　　真正的公平，既要保障肇事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也要保障被伤害者的权利，同时还要保障其他人的权利。

　　精神疾病患者须被限制自由

　　精神疾病患者被减免刑事责任，现代社会的这一法律惯例可回溯到1843年的英国。当年颁布的《麦克劳顿条例》称，如被告可被诊断在实施伤害时，因精神受到了伤害，理智不健全，从而不知自己正在实施的行为的性质和理由，可以被适当减免刑事责任。

　　但也恰恰是英国，现在对精神疾病患者实施严格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即一旦精神病人严重伤害了其他人或社会，那么其处理分两步走：一、法律上减免其刑事责任；二、将其送精神病院或其他相关机构，严格限制其活动范围，并对其进行强制治疗，在其未被治疗好之前，不得获得行动自由。

　　并且，这一举措不仅针对精神疾病患者，也扩展到了少年犯身上。那些犯下重大罪行的少年犯，在被相应减免刑事责任之后，也会被送进相关的机构，进行强制性的心理治疗，并被严格限制人身自由，必须在确认他们成长为正常人之后才获得相应的人身自由。

　　譬如，两名10余岁的男孩，杀害了邻居的一个小女孩，因施暴过程非常惨无人道而震惊全英国。这两个男孩，最终被减免刑事责任，但他们被关在一个机构，接受强制治疗和严密的监督。结果，成长为20多岁的成年人后，这两个男孩仍一直被关在这个机构。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现代英国的这种处理方式不难理解，因为太多的犯有重大罪行的精神疾病患者，和太多的犯下重大罪行的少年一样，是极难被矫治的。

　　限制其自由是对其他人公正

　　法律上减免刑事责任，心理上强制接受治疗，英国的这一双重做法在美国也有体现。

　　譬如，曾刺杀美国总统里根的欣克利被诊断为重型精神疾病，最终免于刑事责任，但同时他必须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此后他在精神病院一关就是23年，直到2005年12月30日才获得有限自由，可回家3～4天探望父母，并且其活动范围也被严格限制，他的父母必须每天都给医院打一次电话，通报欣克利的活动情况。

　　欣克利患的是偏执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即妄想自己与著名影片《沉默的羔羊》中扮演女主角的朱迪·福斯特有亲密关系，而偏执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其特点就是极难被治好。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徐凯文曾做过多年的精神科医生，他表示自己没见过几个这类病人被治好的。我就这一问题询问过多名有精神科背景的心理医生，他们都承认偏执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是极难治好的。

　　上海奥迪司机撞伤人案经司法鉴定是被迫害妄想，另还有嫉妒妄想。按照这一诊断，他也是典型的偏执妄想型疾病患者。根据媒体报道，邱兴华主要是嫉妒妄想，即无端妄想妻子不忠于他，还妄想道观主持熊万成非礼妻子，并因而残忍杀害10人，此外他也有被迫害妄想，且还有明显的幻觉，据此可被认为是典型的偏执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

　　因为他们的妄想极难消除，一旦他们有伤害他人的前科，那么他们就有可能继续伤害其他人，所以在他们被治好之前，人身自由必须被严格限制。减免刑事责任是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公正，那么严格限制其人身自由，则是对被伤害者和其他人的公正。

　　“情绪残疾”应强制治疗

　　赵力宝之所以杀害那个女孩的母亲，是因为他爸爸嫌她老来讨赔偿费，于是对儿子说，有本事你把她杀了啊。从他父亲的这个细节可断定，赵力宝的“情绪残疾”已很严重了。

　　赵力宝是13岁的孩子，欣克利是对自己的嫉妒妄想失去自知力的重型精神疾病患者，减免他们的刑事责任，是对他们的公正。

　　但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必须给受害者和其他可能的受害者一个公正。把赵力宝放到普通的学校，对其他孩子和老师而言，是极大的不公正。

　　我们应该学习英国和美国，像赵力宝这样的未成年人，他们必须接受改造，在其未被证明已没有危险性之前，不能把他们放到正常的社会中去。

　　具体到邱兴华一案上，假若邱兴华被鉴定为重型精神疾病患者，那么他也应和上海奥迪案及昆明车案的肇事者一样，被减免刑事责任。但之后，邱兴华也罢，上海奥迪案司机也罢，昆明车案的林清旗也罢，以及其他所有的“情绪残疾”者也罢，都应该被强制治疗并限制人身自由，直到被确认已被治疗好或改造好为止。

　　将邪恶者改造成正常人比较天真

　　英国的《麦克劳顿条例》的推出，以及其后全世界对犯下重案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宽容，被认为是人性的回归。

　　不过，这种回归，以及后来的对罪犯惩罚越来越轻的趋势，带有着一种强烈的天真，这种天真认为，我们可以把罪犯改造成正常人。由此，美国的法律曾形成一个惯例，即如果认定某罪犯有严重的“情绪残疾”，就可以适度减免其刑事责任。

　　为什么称这是一种天真呢？

　　因为，邪恶本身就是一种疾病，邪恶者多是此前的邪恶者的受害者，一个曾得到充分的爱的人，是很难沦为邪恶之徒的。从这个角度看，犯下残忍罪行的罪犯，几乎必然具备“情绪残疾”。

　　那些因为算计、因为要谋取某种利益而严重伤害他人的罪犯，“情绪残疾”要轻一些，而那些被情绪驱使、失去控制而严重伤害他人的罪犯，一定有非常严重的“情绪残疾”。这些“损人不利己”的罪犯，绝大多数都符合“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的规律。

　　二战后，美国曾有数十年时间，因为心理学家精湛的心理分析，陪审团们对无数有明显的“情绪残疾”的罪犯洒下了同情的泪水。通过心理分析，心理学家让陪审团和大众看到，许许多多的罪犯，有过非常可怜的童年。结果，陪审团们在一定程度上“宽恕”了这些曾经的受害者。

　　看到“可恨之人的可怜之处”，于是减免他们的刑事责任，这仿佛是对犯下恶行的人的一种公正，但是，这是对被伤害者的严重不公正，也是对公众的严重不公正。

　　更重要的是，这种做法，未必能挽救这些曾经的受害者和现在的施害者。一个因为经济利益严重伤害他人的正常人，倒是可以很轻松地被改造。但是，一个因为情绪激动而杀人的“情绪残疾者”，恰恰是最难被改造的。

　　今年3月，黑龙江省的一个13岁男孩赵力宝，先是强奸一个14岁女孩，接着又在老爹的气话驱使下杀害了这个女孩的母亲，但因为年龄小，结果未获任何刑事责任。不仅如此，他还生活在正常环境下，未失去任何人身自由。

　　这是以上逻辑的极其荒诞的演化。事情发生后，国内一知名学者甚至发表评论说，应多建学校少建监狱。这名学者认为学校可“改造”赵力宝。这是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这个男孩能如此轻易地做出如此邪恶的举动，邪恶的种子在他心里早已生根发芽，甚至已长成邪恶的参天大树，已很难被改造了。

　　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英国的案例，那两名10余岁的少年，在最完善的机构经最好的专家治疗10多年后，仍然未“改造成功”。一所学校，又如何能完成这么伟大的任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