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重庆改革开放的创意不亚于上世纪深圳开发(3)

2011年10月12日 08:28
来源：华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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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有保障了，重庆经济发展才会比较快。重庆的特点是全社会融资概念，而不是光依靠银行的融资，非银行的融资我们今年准备了2000亿元

亚视主要投资者王征：阔别4年再来重庆，感觉重庆干净了，时尚了，市民的神情也踏实、轻松。这里想请问市长的是，国家加强宏观调控，银根抽紧，重庆在资金调度上的压力肯定不小，重庆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黄奇帆：任何一个城市发展都和大形势联系在一起，任何谋略都要符合实际来推进，而不是想当然推进，重庆一样要服从这些规律。今年我们国家总的形势就是治理通货膨胀，银根高度抽紧，可以说是这十年抽得最紧的时候，眼下一些地方出现资金链断裂，老板出逃的情况就和资金紧有关系。年初的时候，重庆就意识到这个问题，重庆现在有1万亿元的服务业，1万多亿元的工业，这2万多亿的工商企业都在发展，如果要实现20%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加上新增流动资金，全市至少要增加4000亿元的资金，如果4000亿按照常规调控，都靠银行贷款，这件事就做不好了。所以我们非常明智地在年初内部开过一个金融调度会，核心内容就是不给银行体系过重的负担，去年1万多亿贷款，今年涨20%就可以了，合情合理约束一下，在可控的范围内操作。另外还需要2000亿元，如果没有融资渠道，发展就会受制约。我们重庆的特点是全社会融资概念，而不是光依靠银行的融资，非银行的融资我们今年准备了2000亿，这一点就是重庆的特点。

这个资金哪里来？第一，我们说今年要加大利用外资，达到100亿美元就是650亿人民币到位资金，这就是非银行外来资金，第二，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小额贷款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每一个品种都是能够少则几十亿，多则几百亿融资的。这个社会最不缺的是钱，但同时最缺的也是钱。如果项目要烂账，你什么钱都没有，最缺的就是钱；如果项目收益好，各种钱都会过来。地方政府只要善用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就能很好地帮助融资。重庆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今年可以帮助融通900亿资金。这900亿加上刚才的600多亿，差不多就是1500亿。然后我们又想到既非银行又非外资的机构，像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烟草公司等，在它们那里融资400亿—500亿。央企赚的钱炒房地产不可以，但用来建公租房是可以的。中央政府今年支持保障房建设，如果这800亿保障房资金向银行借，因为政府信用，又符合中央支持政策，当然闭着眼睛也能借来，但考虑到今年银根紧，工商企业发展更需要资金，所以今年重庆没有为保障房向银行增加融资，把银行贷款留给工商企业，我们建保障房就是向中央企业和机构借，这样收益稳定的好事情，大家都会支持。

大体上，全社会融资2000亿，加上银行有2000亿，4000亿足以保障重庆16.5%以上的GDP增长，百分之二十几的工业增长。资金有保障了，重庆经济发展才会比较快。融通是个大盘子，既包括直接金融，也包括间接金融，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互相补充。我们过去往往只盯着银行，离开银行寸步难行，如果像小贷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发达了，企业融资就比较容易，如果这个系统不发达，中小企业借不到钱，高利贷、地下钱庄就会盛行，因为社会有这个需求。如果有小额贷款公司，按国家法定利率4倍左右的利息（20%）放贷，那种年息50%、70%的高利贷就没有生存空间了，因为有低利息的地方借，干嘛去借高利贷。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从体制机制、制度安排上下工夫，从各种内在机理上想问题，简单出钱买太平，既短视也不讨巧，最后还可能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

成报社长田炳信：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要靠人民币（美元、港币、法郎）解决，请问除了用人民币解决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另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有很多好的想法，也有好的办法，而且确实有好的效果，但是为什么到了媒体上，到了民间就被误读、误解、误传，而且还经常会出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现象，原因何在？还有一个问题，重庆在薄熙来书记、黄奇帆市长领导下开展打黑行动，大快人心，我想问的是，如果在领导班子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如何来保证与现在一样的态势发展，使之长效化？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抓经济，不少地方都在“5+2”、“白加黑”地干，其实除了苦干外，还有许多事是需要动脑筋的，只要把事情想清楚了，干起事来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不知市长对此有何见解？

黄奇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如果不从体制机制，制度安排上下工夫，从各种内在机理上想问题，简单出钱买太平，既短视也不讨巧，最后把胃口吊高，翘翘板乱翘，最后还可能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根据体制机制、制度安排，需要花钱就花钱，但仅仅是简单地想花钱息事宁人，这样做一定倒大霉。人民内部矛盾有三个层次：一是社会上各种家庭、个人间的矛盾，是千家万户日常要发生的，需要有基层干部或是热心人，公正、热心地进行调理，他们是社会的清凉剂、润滑剂。二是官僚主义或者腐败造成的民怨，这些事情该处理的要处理，该惩罚的要惩罚，该纠正的要纠正。还有一类问题，像停水停电、道路不通、环境污染等问题，以及征地动迁、企业破产等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在解决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就有一个政策问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比如农村过去有八大员，过去曾经把他们当城里人，在机关、国有单位使用过，但是用完以后都回到农村，现在他们用这个身份要求待遇，其实讲到底都是养老问题。因为农民没有养老，如果简单的哪里上访就给钱，别的地方就会不断上访，但是当你把养老保险索性全覆盖，所有这些人就都不会上访，因为上访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解决养老保险。现在农村人，到老年都有养老，所以有时候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化繁为简，在大框架下解决问题。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了解历史，了解社会规律，了解社会矛盾存在的核心原因，并且不要回避矛盾而要主动想办法解决。

为什么宣传效果有时候不够到位、走样？我觉得和我们做的事情的复杂性有关，和媒体了解事情的深入性有关，和我们自己太忙没有把内在机理说清楚有关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为什么宣传效果有时候不够到位、走样？我觉得和我们做的事情的复杂性有关，和媒体了解事情的深入性有关，和我们自己太忙没有把内在机理说清楚有关。如果我们现在的改革事业，是简简单单就能干好的，我相信在座的所有记者一天时间就能搞清楚，写出生动的报道。而现在重庆在改革开放上干的事都是有创新意义的，而创新的事绝不仅仅凭感情凭魄力下苦工夫就干得出来的，它是智力密集型的活，我今天介绍的很多事，如果其内在机理没有搞清楚，大家就会报道不清楚。

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户籍制度改革，是300万农村居民进城。为什么过去不敢碰这个事？因为一个人进城要花十几万元，300万人要3000多亿元，中国2亿人进城要20万亿才解决，听到这个数字当然就不敢动。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这里边有一本账，我们需要的3000多亿，一分为三，各种企业要担掉1000多亿，政府也当然要背掉1000亿，此外社会各方面也要解决1000亿，但是三个1000亿不是一年要花的，是一个15年、20年的时间的过程，当把这笔账算清了，操作才有底数。对这个问题，很少有记者搞得清楚，除非花工夫去研究，但是现在有哪个记者会花长时间调研呢？基本上没有的。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你说的以讹传讹，坏事传千里的情况。真要下工夫，重庆户籍制度改革这件事没有几天时间是深入不下去的。

又比如，我们海外投资搞了50亿美元，似乎每个项目都是成功的，都能赚钱，为什么会成功？这里边有很多工夫的，真要展开的话，每个项目，都可以写一个整版故事，而且非常生动，但是也没有人去下工夫。当然也因为我们工作太忙，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宣传，所以有些人不理解，甚至是误解。这些改革措施不是皮毛的，不是肤浅的，是关系长远的深刻的改革，这些改革的成功，一定是需要大智大勇的人，有创新思维和务实操作的人，重大改革的事都是智力密集型的。

包括我讲到的“渝新欧”铁路、五定班列，现在表述一下听起来比较简单，但其实里边涉及到五个国家的海关和铁路部门，需要大量的协调、讨论。并且核心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个眼界，根本就不会想到会去打通这样一条铁路线，有了这个想法，你才会去跑通“安智贸一票通”、“五定班列一票通”。其实就为“渝新欧”写一个整版，保证内容会非常丰富生动。

重庆现在做的这些事，在改革开放上的创意，一点不亚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开发、90年代的浦东开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以前沿海率先改革开放，媒体朋友都聚焦在沿海，花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和报道。现在，不少人讲到西部的时候，认为西部就是傻大黑粗的后进者，不肯花精力、花工夫去调研，怎么能写出好的报道。

要通过法治让我们的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第三个问题实际是关于法治的问题。在熙来书记的领导下，市委、市政府一班人心齐、气顺、风正、劲足，12位常委以及各位副市长配合都很默契，这个默契不是形容词，而是内在很默契。大家想现在这个班子这么默契，换一个班子会不会又是另外的情况，这是很正常的联想。我感觉，一个好的领导至少要有三个特征，才是真正的好领导：第一，他在的时候这个地方风风火火，发展有成就；第二，他走了以后，由于制度安排得比较好，干部选择得好，事业能持续稳定地推下去；第三，他干的事符合法规和顺应民意，是顺理成章的事，是大家都认可的事，不是用权威强制推行的，所以不会出现翻烧饼的事，而是继续干下去。这里边有法治的精神，有制度安排的概念，有干部选拔得当的保证，总之，要通过法治让我们的事业持续稳定地发展。

任何国家的交易所一定是国家级的一种制度安排，不是一个乡镇、一个省市想搞交易所就搞得出来的；重庆建设的每个交易所都凝聚着我们的智慧，并且得到中央有关部门认可，批准同意我们做的，重庆这几个交易所是名副其实的

香港大公报高级记者马浩亮：香港有一家报纸今天有一篇报道《内陆交易所泛滥，大部分是面子工程》，其中说到重庆现在多达六家交易所，您怎么看这个报道？今天我们参观了药交所，会员大多数是重庆本地的医院，作为全国唯一的药交所，将来是不是考虑辐射到全国或者更大？还有一个问题是重庆如何利用香港金融中心这个平台，加强渝港两地金融合作？

黄奇帆：交易所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核心环节。所谓世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三个概念形成的一体化。第一是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设计、生产、销售、结算体系；第二是交易所，交易所把全球的要素、资源、资金一体化；第三是全球贸易。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交易所的发展更受到大家的关注。谈到交易所的发展，任何国家的交易所一定是国家级的一种制度安排，不是一个乡镇、一个省市想搞交易所就搞得出来的。比如我国设立证券交易所，国家规定就是在上海、深圳两个地方搞，用不着每个城市搞，因为证券交易有集聚性。其实交易所都是由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批的，比如期货交易所一定是证监会批准才能搞，远期商品交易所要商务部批准，诸如此类真正跨地区、跨国的一定是国家级部门批准。当然，我们有时候交易所的名字用滥了，一个乡镇里边卖猪肉的交易市场，也可以叫交易所，交易中心，交易市场，大家用滥了，就这么叫了，但千万别将其当做香港证券交易所一样的交易所，谁把中国各种交易所、交易市场都当做香港证券交易所那样的交易所，是自作多情，然后写愤怒的、批评的文章，可能有些无的放矢。从我们国家的法制来说，审批任何一个交易市场，都是管得比较严的，不是随便就可以搞的。

你说的文章我还没有看过，不知道他批评的哪些范围，但是如果用知识分子的良知批评国内各种交易所偏多，我认为至少90%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批评一种浮躁心理，都想自己这里成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想搞许多交易所，国家级的交易所不能搞，自己搞的各种各样的不上不下的交易所都把它叫做世界级交易所，拉大旗作虎皮，这种现象有。他这么批评几句，有好处，让大家都冷静一点。重庆现在建设的几个交易所都是国务院3号文件给我们的，是国家批准的。比如我们土交所是国务院同意，国土资源部批准的；我们药交所是向李克强副总理汇报过，是作为我们国家医疗体制改革探索的一个试验产生的。

我们国家医疗体制改革，一是医保制度的问题，二是药品价格太贵的问题，三是医疗单位管理体制的问题。药品太贵的问题大家一般在批评医院以药养医，卖高价药赚钱以后补医疗开支，但是中国药品贵一半贵在以药养医，还有一半贵在药厂到医院的销售环节太多，1块的药经过几道买卖可以卖成10块。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通常采取的行政手段就是招投标，但面对成千上万的药厂和经销商，各地对统一药品拍出来的药价往往不同，是否有猫腻呢？所以行政管理也不见得管得好药品价格。

目前，中国13亿人一年吃1万亿元左右的药，如果这些药品买卖采取交易所方式，无疑就是一种探索，重庆首先想到在这方面进行探索。当然这件事如果一下要在全国铺开，就会有点莽撞。而存量不动，某个地方作试点是我们行政管理最常规的方法，所以国家有关部门同意，重庆就搞了药交所。这个药交所现在至少发挥了三个功能：一是现在400多个国内重要的药厂、2000多种药的类别，1万多种药的规格都上网，包括重庆在内的全国2000多家医院、药店直接在网上买药，供求双方一步到位直接见面，没有任何中间商；并且这个地方不会有假药，作为政府药交所，卖的都是卫生部批准的药。这样公平公开公正的规范交易市场出现，可以将灰色交易和回扣降到最低，还具有反腐败、规范市场秩序的功能。二是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哪里有药，哪里没有，在网上一目了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个药交所成为一个中心，成交在重庆，配送到全国。三是具有结算功能。现在上100亿的药品交易就在这里结算，就像股票发生结算一样，税收留在重庆。药交所才成立一年，已经进入到百亿级的销售，我非常满意，我给药交所定的目标是今年达到百亿，明年是200亿，2013年可能就是400亿，2015年达到1000亿，那时，重庆就是中国药品定价中心。药交所目前已显示出明显优势，药交所卖出来的药品价格，比其他方式的药品买卖平均价格低20%。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和正常行为的人和单位都会在这里买药。所以，用不着刻意宣传，各种内行的医疗单位知道了这个行情，逐渐就会进入药交所。

其实，与药交所一样，重庆建设的每个交易所都凝聚着我们的智慧，并且得到中央有关部门认可，批准同意我们做的，重庆这几个交易所是名副其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