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坪国家森林公园地图:科学--精神的武装

科学--精神的武装

      陶世龙
　　原载1991年1月22日出版的《科普创作》1991年第1期

　　晚清洋务运动留下的教训

　　科学技术对社会物质生产所起的推动作用，比较容易认识。科学养猪、科学
种田在经济上带来的好处，文盲也看得见的。

　　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精神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则不那么容易为人所认识
了。鸦片战争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在中国社会上流传甚久，一
些在当时称得上是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主张，就是证明。

　　所谓“西学”，那时主要指的是科学技术；1896年出版的《西学书目表》，
列出在此以前已译成中文出版的书籍353种，其中有253种是科技书，特别是与军
事有关的科技书最多。“盖时人之论，以为中国一切皆胜西人，所不如者兵而
已。”［1］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阵办“洋务”的
热潮。所谓洋务，包括向西方购买武器设备和舰船以加强军队的实力。还有引进
西方技术，自己建工厂，开矿山，造轮船，通邮电等等举办新式事业的活动。主
事者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使中国强盛起来，而封建的思想文化体系和社会政
治制度仍能原封不动地保持它的统治地位。

　　尽管当时中国已开始受到帝国主义的掠夺，但终究是大国，财力仍较东邻日
本雄厚，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有些方面比日本起步还早些，可是仅仅经过二三
十年，就大大落后于日本了。1868年即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的第二年，全日本税镅
总额仅占白银200万两左右， 1872年中国同治皇帝大婚，一次就用去白银500万
两；中国的军费开支尤为巨大，1881年并没有大的战争发生，也用去了3800多万
两。在如此耗费之余，此时中国能投入建设的资金，仍较日本为多。10余年间建
成的兵工厂就有7处。其中的江南制造局，在1868年还建成了一个船坞，在东亚
率选造出一艘载重600吨的轮船；5年之后，载重2800吨的战舰也造出来了。

　　设在福建马尾，1866年开始筹建的福州船厂，到1907年累计耗资1900多万两；
1869年，在此造成的第一艘轮船下水，到1880年，造出千吨以上的战舰9艘。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的造船能力是超过日本的。日本唯一的海军造船厂
横须贺造船所，是在1871年才完成了一期工程，同年造成小船10艘，总计载重量
为740吨；到1878年才造出了载重897吨的炮舰。

　　但是，还没有等到甲午战争，江南制造局的船厂谅因经费困难不再造船了。
福州船厂也“终以费绌不能扩张，购外国船，费反减于自造者。船厂遂同虚设。”
到1907年，干脆明确停止造船业务。［2］

　　在钢铁工业的建设上，中国起步早却很快就落在日本的后面，表现得更为清
楚。

　　1890年11月，张之洞在湖北主持开工兴建汉阳铁厂，1894年5月出铁，继续
建设到1896年4月，累计耗资已达500余万两，铁厂也有3年产生铁14万吨的能力，
是当时东亚最大的钢铁企业。

　　日本是在甲午战争后得到中国赔款的情况下，始于1897年兴建大型钢铁企业
八幡制铁所，1901年出铁。然而其结果如史学家邓之诚所概括：“张之洞以全力
经营汉阳铁厂，兼采大冶之铁，萍乡之煤，改归商办，称汉冶萍公司，规模宏敞，
炼钢制品甚精。惜成本太重，复以不善经营，负外债数百万，仅能以铁砂出口，
供日本八幡制所之用而已。”［3］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可以找出许多条原因。我认为，其中具有根本性
的一条，是日本人当时已懂得，科学首先是一种文化，不应当把科学仅仅作为一
种技艺或器用来看待；科学也是“形而上者谓之道”中的“道”的组成部分。认
识到“常人之宜知普通学(科学的基本道理)，迫如水火菽粟之不容须臾缓也”，
并采取了从普通教育入手的实际措施，“养全国之智识”，提高全民的科学素养。
这在1897年康有为编的《日本书目志》中可以找到证据，从书目中看出，自然科
学已列为日本中小学的主课，科普读物也出版了不少。如生理卫生方面，书目中
开列的中小学教材有9种，通俗读物11 种，理科方面的小学教材更有19种之多。
而此时的中国，尚无新式的学校；当日本人用科学把自己的思想从孔孟之道的束
缚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苦读四书五经，练八股文。

　　1902年，桐城派文学大师吴汝纶受命筹办京师大学堂，自知“始立学堂，尚
无中小学根基”，而且“现尚未能处处立学，亦难普及。”从何着手?为此东渡
日本取经。日本教育界人士讲了他们的切身体会，原先日本也是“专奖励孔孟朱
氏之学，童儿八九岁，读书先自四书始”，但他们为“美人叩关，启衅长崎”而
动荡觉悟，“上下一心，学泰西之学”。他们感到这西方传来的科学，是古来东
方人未曾考究的，“其理则天地固有之理，而世界万国之所通有，决非西人宜私
者也。”他们不赞成“西学”的提法，认为“贵邦学堂教习之，则贵邦之学也。”
同时指出科学是“贵国人人头脑中所未有；向所未有之物，而注之使入，自非易
事。”［4］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同是孔孟文化笼罩之乡，日本人敢于扬弃旧我，拥抱
新时代，重视科学，重视科学的普及，努力建设科学的新文化；而中国人则陶醉
于“我们先前阔”，抱住“中学为体”不放，视科学为方伎末流，更谈不上去普
及，相形之下，中国的转为落后的必然的。

　　要看到科学在精神世界中的作用

　　科学是以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向神学宣布独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从直接的
经济效益看，弄清究竟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着太阳转，似乎没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没有哥白尼提出日心说这段历史，欧洲也不会有后来的产业革命和经济
繁荣。

　　科学的出现是人类的一次思想解放，它证明在世界上还存在着独立于人的主
观意识之外的客观规律，教皇不能禁止太阳黑子的存在；赵高不能指鹿为马；武
则天要想百花在冬天开放，也只能修造温室暖房，按科学规律办事才能实现。而
这个规律是可以被人认识的；只要人能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因此，科学出现以后，首先作用于人的思想，它在中国的传播，也是如此，
以戊戌变法而名垂青史的晚清维新派，发现并运用了它，作为证明社会应当变革，
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维新派还首次提出并实行了将科学向社会普及，以科学为
消除愚味落后的思想武器，叫做“开发民智”。

　　重视科学，特别是还重视科学的普及，是维新派不同于洋务派很重要的一个
方面。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康有为，首先在中国使用了“科学”一词。

　　1897 年，康有为撰成《日本书目志》，在卷二理学门中列有普及社译的
《科学入门》、木村骏吉著《科学之原理》［5］；次年即戊戌变法之年，康有
为在夏历四月上清帝的“请废八股贴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痛斥用八股文取
士使当时的知识分子“不知不识，无才无用，盲聋老死”，犹如被活埋。建议应
让这些知识分子“从事科学，讲求政艺”［6］，此处的“科学”与“政艺”相
对排比；还有讲科学的书被归入理学门，都说明康有为首次在中国使用的科学一
词系指自然科学。在此以前，愦用的译名是“格致”。

　　康有为和维新运动的中坚分子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很尊重科学，认为这是做
学问、明事理的本原，主张大力兴办科学教育。

　　谭嗣同在南学社讲“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时说：“今日欲讲各种学问，
宜从何处讲起?则天地其首务也。夫人生天地之中，不知天何以为天，地何以为
地……则人为万物之灵之谓何矣?”［7］

　　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就清政府“购铁舰枪炮，筑营垒以万万计，而
挫于区区之日本”，指出如不抓住教育这个根本，买来抢炮不过是给敌人当运输
大队长。他说：“若夫一铁舰之费数百万矣，一克虏伯炮之微，费数万金矣，”
而以数万金译书就可以以开四万万人之智，这才是聪明的办法。［8］

　　康、梁等都是士大夫阶层中的头面人物，却都看到下里巴人的重要意义，赞
成用通俗的形式包括文艺形式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普及科学。不仅赞成，而
且身体力行，尤为难得。

　　康有为从图书市场的销售情况看出：“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不如小说何?
郑声不倦雅乐睡，人情所好圣不呵”。对小说这种通俗的形式，他不是轻视，而
是想到应该去利用，如用它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就成了“上达下达真妙音”
了。梁启超果真动起手来，写了《新中国未来记》，可谓中国最早的一本预示社
会未来的科学幻想小说；他还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和法
国天文学家弗林玛利安的科幻小说《世界末日记》，后者反映了当时对地球演化
所能达到的认识，是具有普及科学意义的幻想故事。

　　当时支持维新运动的人士，还办起了一些介绍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报刊，
或在综合性报刊上开辟科普专栏；举办科普讲演，介绍天文地理知识，甚至让大
家实地用望远镜观察一下星空，谭嗣同也曾登台讲解日心说。

　　1898 年在上海发刊的科普杂志《格致新报》其目的是为“启维新之机”，
而该杂志的编者朱开甲从中国和西方通商以来“财源竭，漏孔繁，罗掘空，利害
著”而且学西方总学不好，“实误于务末而舍本，本何在?在格致。”注意到不
应把科学仅仅作为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的技艺来对待，而应作用学问的根本来学习。
［9］这个刊物随着戊戌政变而夭折，其他科普活动也一时受挫。

　　思想的批判似乎敌不过武器的批判，但武器终究也不能清除人们头脑中要求
社会进步的思想，百日维新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牺牲宣告失败了，但变法维新的
思想在中国更加发展起来，直至孙中山倡导革命。而从康、梁、谭到孙中山，无
不从科学那里得到锐意革新的精神力量。

　　康有为以自然界的天和地都在变化，来论证人事也不能不变。1895年参加科
举考试时，在考卷上发起了《变则通通则久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若夫风
云虹蜺珥脁浊流，日月星辰无刻不变，故至变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
变也。地，不变者也，然沧海可以成田，平陆可以为湖，火山忽流，川水忽涸，
故至变者莫如地。夫地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夫以天地，不变且不能久，而况
于人乎?且人欲不变，安可得哉。”［10］

　　1898年，康有为在将《俄罗斯大波得变政记》进呈光绪皇帝时，又用了“火
山流金，沧海成田”，这些自然界变化的实例来说明法之必变。［11］

　　梁启超、谭嗣同都发表过与康有为相同的观点，也引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来
论证。他们在当时能有这些思想，是他们努力学习西方科学的结果。

　　江南制造局在上世纪晚期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30年间售出不逾1.2
万册，而康有为购以赠友及自读者达3000余册，为该局售书总数四分之一强。”
［12］“他认真研究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牛顿的天体力学。并在1886年写了
一部讲天文学的书《诸天讲》。［13］

　　梁启超在18岁时路过上海，在这里见到江南制造局的译书，很喜欢；当时无
能力购买，后来大读特读，其他的译本也读了许多，写出了《读西学书法》，对
不少科技书作出评价，如称赞《金石识别》即矿物学为极有用之书，《地学浅释》
即普通地质学为学习科学必读之书。［14］

　　1896 年，谭嗣同也是在路过上海时，在翻译家傅兰雅家中亲眼见到了古生
物化石标本而增加了学习新学的紧迫感。他在致欧阳中鹄的信中说。从这些化石
标本看到“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变也。今日之神奇，明即已腐臭，奈何自
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15］自然科学对他思想上的影响，十分清楚。
1898年在湖南的南学会讲演时，就明确提出了解周围的自然界是做各种学问的本
原。

　　当时翻译西方科技书，本意在发展物质生产，如译《金石识别》《地学浅释》
是为了开矿。但它们却首先在思想界产生了作用。科学是文化所不可缺少的新成
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日益增长，逐渐为中国知识界所
认识。给中国文化注入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大目标；以后许多有识之士
继续提倡。

　　蔡元培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指出：西方文化的优点在“事
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
科学的进步而进步。故吾国不言新文化就罢了，果要发展新文化，尤不可不于科
学的发展，特别的注意呵!”［16］

　　1815 年9月《新青年》(当时叫“青年杂志”)创刊时，陈独秀在《敬告青年》
中提出了应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17］1920年4月，他在《新文化运动是
什么》一文中，更详细阐述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我们要改去
从前的错误，不但应该提倡自然科学，并且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
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才免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的妄想、胡说。”［18］

　　胡适也是服膺于科学的，赞成在科学的基础上建设人生观。他在为科普刊物
《科学画报》撰写的《格致与科学》一文中，谈及科学为何未在中国兴起，颇为
精辟。因为“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
所以虽有‘格物格知’的理想，终不能实行‘即物穷理’，终不能建立科学。”
［16］胡适的话也许有点过分，因为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李时珍、徐霞客，但作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确实存在胡适所指出的病根。

　　科学对人的精神世界所能产生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谭嗣同能为变法捐躯。
“我自横刀向天笑。”慷慨就义，便有思想中得到了科学注入的新成分这个因素。
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知识使他看到“今无世界乃至恒河沙数之星界，如
此广大；我之一身，如此藐小。自地球初有人类，初有生物，乃至前此无量劫，
后此无量劫，如此其长；我之一身，数十寒暑，如此其短”，精神世界恢宏宽阔，
而“舍其身以为众生之牺牲”也就不偶然的了。［20］

　　科学不止是生产力，还是一种思想武器，而要发挥它的思想武器的作用，就
必须普及，因为只有广大群众的头脑里都有了科学，才能形成巨大的变革社会的
力量，而这是专门著作所难以达到的，它的读者面窄，影响有限；写成科普文章
或用其他方式去普及，效果就不一样了。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读的人不会多，相对来说比较通俗，译文又颇具文采
的严译《天演论》，读的人就多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震动了一代中国
知识分子，就是这本书的效果。

　　因此，科普作家的创作，意义重大，责任也重大。这也是我们回顾这段历史
时必然会达到的结论之一。

　　参考文献

　　［1］郑鹤声、郑鹤春，中国文献学概要1933，上海商务印书馆，页166-171

　　［2］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1983，中华书局北京新一版，卷五·中，第二
分册，页592

　　［3］同上，页 631

　　［4］吴汝纶 东游丛录，1902，日本东京三省堂书店(本段引文均出自此书)

　　［5］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897，上海大同译书局，卷二，页1

　　［6］康有为诗文选，1983，广东人民出版社，页554

　　［7］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1981，中华书局，页399

　　［8］同［5］，自序

　　［9］朱开甲，格致新报缘起，1898，格致新报第一册

　　［10］康有为，变则通通则久论，1990，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康有为全集》
第二册页，161—162

　　［11］康有为，进呈俄罗斯大彼得政变记序，据1898上海大同译书局《南海
先生七上书记》

　　［12］马洪林，康有为大传，1988，辽宁人民出版社，页40 (转引自张伯桢
《万木草堂始末记》)

　　［13］同上，页41

　　［14］梁启超，读西学书法，据清光绪中沔阳卢氏刊《慎始斋丛书》本

　　［15］同［7］，页458

　　［16］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1985，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页6

　　［17］《青年杂志》1卷1期，1915年9月15日

　　［18］《新青年》7卷5期，1920年4月1日

　　［19］《科学画报》1卷11期，1934年1月1日

　　［20］同［7］，页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