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手挺经右手冰鉴 作　者： 盛琳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评价本书     4   2   0   0   2 想读(39) 在读(9) 读过(1)

第1部分序和目录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着谜一般的人生。他以一介儒生，昂然崛起于湘楚之间，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容抹杀的一笔。他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 1.序
• 2.目录（1）
• 3.目录（2）

序

左手挺经右手冰鉴 曾国藩成大事的两套绝学

　　序：识人以用事，自知以修身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有着谜一般的人生。他以一介儒生，昂然崛起于湘楚之间，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容抹杀的一笔。他持一定之规，为人、为官、为民、为国，处处体现出强大的精神感召力，成为时人推崇的末世圣人，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

　　毛泽东说他一生只服过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曾国藩。他在《致黎锦熙书》中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并称其为“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曾国藩是每个渴望成功的人应该学习的楷模。而学习曾国藩，他的两本书是必须研读的，其一是《挺经》，其二是《冰鉴》。

　　《挺经》一书是曾国藩总结自身人生经验和成功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它是曾国藩修身处世、居官治平的最高法则。因其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

　　当今社会，人际关系与沟通和我们的生活事业息息相关，如何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既游刃从容，又不失真诚与仁爱；既立志于事业，又不失家庭的和谐？在《挺经》中，你能看到曾国藩顺境中的修养与知足，逆境中的坚挺与忍耐；做事的勇毅与勤廉，决策时的虚心与明强。

　　《挺经》是曾国藩的“压案之作”。如果说《挺经》是曾国藩为人、为官的典范之作，用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的话来说，《挺经》是曾国藩“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秘诀”，那么《冰鉴》则是一部鉴人识人之专著。

　　《冰鉴》集中国历代识人学之大成，是中国古代相术流派中“书房派”的代表作。冰鉴，取其以冰为镜，能察秋毫之义。它和江湖上流传的相书不同之处就在于重神而兼形，特别强调人的精神和气质。据说曾国藩但凡用人，必要先看其相。《清史稿·曾国藩传》上说：“国藩为人威重、美须髯，目三角有棱，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悚然，退则记其优劣，无或爽者。”

　　《冰鉴》一书对后世影响颇大，蒋介石的相人之法，就得益于《冰鉴》。他在安排重要人事时，也常常观察其相貌颜色，以决定用否。蒋纬国在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该书被指定为学生的重要参考书。《冰鉴》曾在大陆绝迹几十年，近年被整理出版，受到读者青睐。

　　《挺经》和《冰鉴》这两本书本身就是一块冰、一面镜子。世人对照其中论述，皆可清晰看到自身的影子，也即看到自己有哪些优点可以获致成功，有哪些缺点可以导致失败。总之，作用可以归结为两点：识人以用事，自知以修身。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具魅力的神秘人物，近百年来，曾国藩也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曾国藩是一个谜，近年来已有很多学者的著述试图解开这个谜。本书以独特的视角，从阐述曾国藩《挺经》和《冰鉴》的智慧入手，走进曾国藩的心灵深处，解剖和展示曾国藩的内心世界，系统地阐述曾国藩的思想智慧，展示他的人生谋略，以资读者学习和借鉴。

目录（1）

　目录

　　上篇《挺经》

　　曾国藩的神秘不仅来自本身经历的坎坷曲折，也来自其人人的独行孤举，更来自他的人格魅力。他潜心治学砺志，使他饮誉士林；他投笔从戎，奏陈时弊，敢于直面现实，赢得“中兴名臣”的美誉；也正是由于他顺应潮流，首倡洋务，为中国揭开了近代化的序幕……。曾国藩的一生，凭借一个“挺”字在困厄中求出路，历尽劫波，以坚韧无畏的精神而成就了“天下之大功”。

　　读曾国藩，就要读《挺经》。读《挺经》，即是读曾国藩。

　　第一章内诚自养，慎独自生

　　--“内圣”法

　　1.慎、敬、仁、诚修身要义

　　2.慎独自处，修炼“内圣”

　　第二章浑厚包容，“坚忍”自重

　　--“坚忍”法

　　1.世事胜负要靠“挺”

　　2.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

　　3.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

　　4.辱中求荣，挫中思奋

　　第三章不卑不亢，刚柔互济

　　--“刚柔”法

　　1.志向决定格局，态度决定高度

　　2.倔强是不败人生的根基

　　3.无刚不立，无柔不和

　　第四章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廉矩”法

　　1.“礼遇”才能得众

　　2.做官以不爱钱为本

　　3.修身为官，以勤教为先

　　第五章见机而行，因势利导

　　--“诡道”法

　　1.诡智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

　　2.兵无常势，见机而行

　　第六章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忠疑”法

　　1.为人一定要有胸襟

　　2.涉危蹈险，如履薄冰

　　3.“淡”字千金

　　4.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道路

　　5.尽性知命，可为可不为

　　第七章能屈能伸，寂静藏锋

　　--“藏锋”法

　　1.深谙龙蛇曲伸之道

　　2.锋芒不可太露

　　第八章明理立德，积极乐观

　　--“励志”法

　　1.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2.读书是励志所需

　　3.做事持久是一大美德

　　第九章崇俭鄙奢，以和为本

　　--“家范”法

　　1.没有勤俭，居家必败

　　2.“和”为中心，八字家规

　　3.傲气不可盛，说话不可多

　　第十章不逞不妄，自修求强

　　--“明强”法

　　1.担当大事，须在明强上用心

　　2.以明补强，切忌刚愎

　　3.自立自强才能令人敬畏

　　第十一章知人知事，人才为定

　　--“英才”法

　　1.国家之强，以得人用人为强

　　2.打破框框会涌现奇特的人才

　　3.治国之策，以民为本

　　第十二章崇法护法，礼义并彰

　　--“峻法”法

　　1.礼法结合，以法为主

　　2.治军统兵，纪律严明

　　3.在宽严之间拿捏分寸

　　4.要想受人敬爱，首先

目录（2）

　下篇《冰鉴》

　　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冰鉴，取其以冰为镜，能察秋毫之义。《冰鉴》从整体出发，就相论人，就神论人，从静态中把握人的本质，从动态中观察人的归宿。讲究均衡与对称、相称与相合、中和与适度、和谐与协调、主次与取舍等等，是我国古代专论文人的理论著述之一。

　　第一章以形观骨，以骨观德

　　--神骨鉴

　　1.考察人的精神

　　2.考察小心者与大胆者

　　3.通过骨色察相

　　第二章既识神骨，当辨刚柔

　　--刚柔鉴

　　1.辨人“内刚柔”之道

　　2.不同刚柔的三种人

　　第三章姿容相貌，尽观个性

　　--容貌鉴

　　1.善观容貌，可得任大事之人

　　2.考察仪容识别人

　　3.观察面相识别人

　　第四章相人之要，情态为先

　　--情态鉴

　　1.久注观精神，乍见观情态

　　2.观察人的恒态

　　3.观察人的时态

　　第五章早眉晚须，勿失于呆

　　--须眉鉴

　　1.少年两道眉，临老一付须

　　2.眉为君，目为臣

　　3.观人之胡须

　　第六章以音观识，以声观形

　　--声音鉴

　　1.闻其声，听其音，知其人

　　2.听其声，识其人

　　3.听其音，识其人

　　第七章以气观志，以色观人

　　--气色鉴

　　1.面部如命，气色如运

　　2.人以气为主

　　3.人得“黄”色主贵

　　4.面色忌青、白二色

第2部分《挺经》：内诚自养，慎独自生

曾国藩的一生，凭借一个“挺”字在困厄中求出路，历尽劫波，以坚韧无畏的精神而成就了“天下之大功”。

• 1.慎、敬、仁、诚修身要义
• 2.慎独自处，修炼“内圣（1）
• 3.慎独自处，修炼“内圣（2）

慎、敬、仁、诚修身要义

　上篇《挺经》

　　曾国藩的神秘不仅来自本身经历的坎坷曲折，也来自其人人的独行孤举，更来自他的人格魅力。他潜心治学砺志，使他饮誉士林；他投笔从戎，奏陈时弊，敢于直面现实，赢得“中兴名臣”的美誉；也正是由于他顺应潮流，首倡洋务，为中国揭开了近代化的序幕……。曾国藩的一生，凭借一个“挺”字在困厄中求出路，历尽劫波，以坚韧无畏的精神而成就了“天下之大功”。

　　读曾国藩，就要读《挺经》。读《挺经》，即是读曾国藩。

　　第一卷内诚自养，慎独自生

　　--“内圣”法

　　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

　　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

　　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

　　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歁，至诚相感，故神钦

　　1.慎、敬、仁、诚修身要义

　　■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言则笃实不歁，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

　　仔细考察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静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致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灵也钦服。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

　　■

　　一个人无论是读书从政，还是做工种田，亦或是经商做学问，都离不开他修身养性程度的高低和掌握的好坏。古往今来，凡是能够成就大事之人，无不具备一定的素质，因此要在修身方面下工夫。

　　慎独，就是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在临死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他说，慎独就会心安。自修之道，最难的就是养心。他还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居敬，敬，就是严肃认真。曾国藩对敬字还有一番特别的体验。朱熹是居敬而穷理，曾国藩是主敬则身强。他认为，恭恭敬敬就能强身健体，他常常感到，一天不敬不静，就会疲劳困乏。他说，庄重恭敬日益强大，安逸放纵则日益减少，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无论人多人少，不管事大事小，一一恭敬，不敢怠慢，那么身体之强健，是毫无疑问的。

　　曾国藩从孔子所说的“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知命”、“知礼”、“知言”“知仁”。曾国藩着重谈了“知仁”。仁，也就是恕，就是自己想立就应让人先立，自己想达就应让人先达。使别人有所立，足以使自己有所立；达，四方通达而不违背，远近信之，人心归之。正如《诗》中所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恶不服。”《礼》所说：“推之四海而皆准，达之谓也。”曾国藩说：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

　　凡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没有不待人忠恕的。人和人之间的冲突，不过是为了利害关系，一个严以律己的人，一定能把权利看得很轻，欲望看得很薄，在人与人交接中，他决不会待任何人有什么过度的苛求了。

　　忠诚，不仅对人，也对事。对人忠诚是有信，对事忠诚是有恒。朱熹说：“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真实），为恶则易，为善则难，故学者（学习的人）必以是（忠信）为主焉。”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以及整个世界的本性。

　　曾国藩以大乘的“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当时一般的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后来，他因战功闻名于世，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圣相”。

　　“居敬主诚”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认知问题，不能居敬主诚，既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他人，更谈不上认识整个世界。人不能居敬主诚，也就只是一个平凡人，当然做不了曾国藩所说的“第一等人物”。

慎独自处，修炼“内圣（1）

　2.慎独自处，修炼“内圣”

　　■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

　　曾说过“独”这个东西，是君子和小人共同感受到的。小人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时，会产生一个非分的念头，非分之想积聚多了就会任意妄为，由此欺人的坏事发生。君子忧惧自己是单独一人时，会生出真诚的意念。真诚念头积聚多了就会处事谨慎，由此对自己不满意的德行下功夫匡正。君子和小人都是独自处事，两者的差距却可由此得到评论。

　　自从《大学》穷究事物的原理并获得知识之后，过去的言论行为都可用作个人开阔眼界充实知识的资料，日常处理的琐事问题，更可深化个人的阅历见识。君子这样做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时，已能剖析公私的区别；他的心在联系道理时，又足以精辟地研究其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的坏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在的见识，去实行他所知道该做的事。于是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去办时迟疑不决。改正一件不好的毛病，侥幸别人可能窥视不到，改正得很不得力。背地里自己独处，虚假的情弊自然会产生，这就是欺骗啊！而君子，唯恐办一件善事不彻底，在晦暗中会产生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不改正，就会像涓涓的流水长年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邪念如同面对天神，主心骨坚硬如同金石。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方单独行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要点，也是后世贤人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

　　《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在古代，“慎独”是一种流行的内圣修养方法。内圣的道德原则是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的，要时刻检点自己的行动，警惕是否有什么不妥的言行而自己没有看到，害怕别人有什么意见而自己没有听到，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在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总是小心谨慎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坚持慎独就是要每时每刻都不能放松在“隐”和“圣”上下工夫，即有人在场和无人在场都是一个样，不允许有任何邪恶性的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道德品质高尚。慎独修养的方法，实质就是提倡高度的自觉性。

　　除了工作和其他群体活动，人在大部分时间是一个人独处，他的心理活动基本上属于他一个人，与人交心谈心的时候是极少的，况且人在交谈时除了他所要表达的，还有他没有表达的，这没有表达的就是他自己的内心活动，“顾左右而言他”，可见说的与想的常常并不是一码事。所以人的内心世界是极隐秘的，难于觉察的，有些想法他不告诉别人，别人是无法知道的。交谈是如此，何况一个人独处呢？说人心叵测道理就在于此：人的心理简而言之就处于一种独处的状态。正是因为人的心理具有这种隐秘性，《大学》才讲“诚意”，有诚意才能交流、共事或生活，不然的话，就只能伪饰或欺骗。然而，在生活中谁都不承认自己是不诚实的，即使他真的在欺骗别人，他也要显得是真诚的。他能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自己，他是自己真诚的惟一的审判者，所以君子才要慎其独也。曾国藩又认为，“慎独”是立诚主静的集中表现。只有自慎无欲，才能静，故“慎独则心安”。

慎独自处，修炼“内圣（2）

 

　　春秋时候，有一天，卫国国君卫灵公正与夫人夜坐闲聊，听到宫外车声阵阵由远而近，车行到宫殿门前的宫阙，声音就停了，过了好一会儿，才又有辚辚车声渐行渐远。

　　灵公问夫人：“你能猜出门外乘车而过的是谁的车队吗？”

　　夫人回答：“想必是蘧伯玉的车队。”

　　灵公很奇怪：“为什么一定是他的车队呢？”

　　夫人解释说：“按照礼的规定，经过君王之门应该下车，见到国君乘坐的马车应凭轼行礼，以免惊扰国君，这是为了多方面显示尊敬之心。真正的君子不会因是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张扬节操，也不会因天色昏暗就败坏品行。我听说蘧伯玉是卫国有名的贤大夫，仁义而聪慧，事奉国君十分谨慎，这样的人必不以暗昧废礼。所以我猜必是蘧伯玉。”

　　灵公派人出去探个究竟，果然不出夫人所料，这个人正是蘧伯玉。

　　蘧伯玉的言行赢得国君的承认和尊重。而他这种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还严格按照规矩办事的处世原则也影响了后人。

　　关于“慎独”，《后汉书·杨震传》中也记载了一则“暮夜无知”的故事：

　　东汉名臣杨震为人非常正直，而且从小就以博学闻名。因不愿意与州郡官员同流合污，所以50岁时才出仕。后来，大将军邓骘听到他的贤名，举荐他为秀才。从此，杨震的才学得以发挥，经过多次升迁，做到了荆州刺史，又转为东莱太守。在去东莱赴任的时候，途经昌邑，正巧昌邑的县令王密是杨震在荆州时候举荐的秀才。

　　王密见是老熟人，就在夜里去驿馆拜见杨震，一见面便拿出十斤金子表示感谢。

　　杨震不悦，质问道：“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这句的意思是，我们是老朋友，我了解你所以才举荐你，你为什么不了解我呢？

　　王密打圆场说：“暮夜无知者。”

　　岂料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王密无言以对，只好惭愧地离开了。

　　王密送给杨震金子，并不是贿赂，只不过是为了感谢过去的知遇之恩。王密说的“暮夜无知者”，其含义是“晚上，四周没有人，所以不会有人知道，接受了我的礼物也不会有损您的清名”，可是杨震义正词严地提出了有名的“四知”，表示根本不存在无人知道的事情，至少，天、神和当事者本人是知道的。

　　“四知”使杨震做到俯仰无愧的境界。杨震本人也被称为“慎独”的典范。“暮夜无知”这一典故也世代流传。

　　清代的思想家吕坤从这则故事中引申说：“'暮夜无知'，这四个字是百恶之根。”大部分的恶念都是从“反正别人也不会知道”这种侥幸心理中催生的，而无数人的一生都毁于此。

　　综观曾国藩的一生，他的“克己慎独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这也使他在困窘潦倒时坚而不拔，在功成名就时谦而不傲；使他经受了阶级斗争的风暴，越过了满汉矛盾的险滩，走出了同僚倾轧的隘巷；使他学识渊博，为人清正，终身廉洁，晚节纯粹。

　　态度谦虚，言行谨慎，是个人修养的一方面。古语讲“论言如汗”，汗指说出的话绝无挽回的余地，就像身体流出的汗一样，一旦流出来了，就不可能再回到体内。正因如此，做人必须修炼内圣之法，谨言慎行。就像从前，当周公的儿子伯禽受封为鲁国国王时，周公曾告诫他：“我身为宰相，碰到有人来访时，即使是正在进餐也得赶紧中断，尽量不要对客人太失礼。尽管如此，仍然担心有不周到的地方，或是疏忽了优秀的人才，现在你到鲁国去，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也绝不能有任何骄傲失礼的地方。”这种谦虚的态度对于一个欲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十分重要。

世事胜负要靠“挺”

　浑厚包容，“坚忍”自重

　　--“坚忍”法

　　1.世事胜负要靠“挺”

　　■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

　　■

　　“势穷力竭”是打持久战最忌讳的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补充。敌人以坚忍之气抵抗，我也要以坚忍之气抗衡，直至胜利。

　　■

　　“挺”字，是通向大成的代名词。所谓“挺”，就是遇到逆境，遇到困难，不低头，不趴下，而是挺直腰杆，一定要赢定局面。

　　曾国藩在谈到“人须有自立自强和'挺'字精神”时说：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此岂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

　　曾国藩的一生确实深得“挺”字诀。他多少次抗旨不遵，多少次自杀不遂，多少次打脱牙和血吞，都是用的“挺”字诀。挺是刚直，是执理不迷，是临难不苟，是泰山压顶不弯腰。有了挺，人生有一种境界，就不会趋炎附势，就不会为五斗米丢弃士大夫的脊梁，就不会失掉为官应负国家大责的良知。

　　综观曾国藩的奋斗史和发家史，也可以看出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曾国藩也曾因兵败几次都想自杀，也曾因压力过大，跑回湖南老家再也不愿出来，也曾心力憔悴，几次都想放弃已几欲成功的事业，但是他最终还是凭着自己立下的这个座右铭坚强地挺过来了，并不懈奋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成就了书写史册的霸业，留下了永远传诵的史话。

　　仔细思考，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看看那些成功人士，谁的背后不是一番奋斗的血泪史？一个人如果不能忍不能挺就不会有日后的成就。成功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是成功的规律都是相同的，一番风顺的爆发户时代早已成了历史，现代的生存和成功需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意志品质，需要考验我们的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和气概！

　　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周边的人们，有多少人在唉声叹气，有多少人踯躅不前，有多少人因为压力过大而失去了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成就和荣誉？我们或许会因为生命坎坷而苦恼，或许因为生活困难而退缩，或许因为前景暗淡而惆怅，但是太阳依然会升起，路还是要走下去，生命还要延续下去。

　　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坎坷，生命本来就充满了磨难，一帆风顺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存在，那些期望生活一帆风顺的人不是傻瓜就是疯子。正是有了困难，我们才有了超越困难的勇气，才会不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也才从中感受到生活给予我们的无限乐趣。如果真没有了困难和磨难，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不操心不费力，什么东西都伸手可及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还会有创造吗？还会有新的食物出现吗？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顺利代表着妥协和倒退！

　　困难面前人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打脱牙和血吞就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它代表着卧薪尝胆的忍耐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忍耐不是懦弱，更不是自甘堕落，而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多一些努力，多一些思考，在努力中等待时机，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不忘记抓住，这才是打脱牙和血吞的真实内涵。

　　人的一生是要经历很多磨难的，风雨中历练过的人生才是值得回味和骄傲的，没有超越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不求名垂史册，但求实现自我，在困难中寻求价值的所在，不惧怕困难，也要耐得住寂寞和不公，在遭遇不公时，要有一种和血吞的忍耐力，你忍住了，或许机会就来了，你没有忍住，你就把到手的机会拱手让给了别人。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会遇到一些不平事，或多或少地遭遇一些困难和不理解，但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竞争决定生存的世界，是一个实力者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没有实力，没有过硬的本领，遭到别人的白眼，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应该认真对待，不可感情用事，更不可过激。激化矛盾，最后吃亏的肯定还是自己，或者走人，或者被请走，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事情的发展规律和规则，我们需要耐心一点，需要努力一点，以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和气概对待生活和工作，对待人际关系。

　　世事胜负要靠“挺”，人生，挺得住才精彩！

第3部分《挺经》：浑厚包容，“坚忍”自重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

• 1.世事胜负要靠“挺”
• 2.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1）
• 3.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2）
• 4.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
• 5.辱中求荣，挫中思奋

世事胜负要靠“挺”

　浑厚包容，“坚忍”自重

　　--“坚忍”法

　　1.世事胜负要靠“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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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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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势穷力竭”是打持久战最忌讳的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补充。敌人以坚忍之气抵抗，我也要以坚忍之气抗衡，直至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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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字，是通向大成的代名词。所谓“挺”，就是遇到逆境，遇到困难，不低头，不趴下，而是挺直腰杆，一定要赢定局面。

　　曾国藩在谈到“人须有自立自强和'挺'字精神”时说：势利之天下，强凌弱之天下，此岂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

　　曾国藩的一生确实深得“挺”字诀。他多少次抗旨不遵，多少次自杀不遂，多少次打脱牙和血吞，都是用的“挺”字诀。挺是刚直，是执理不迷，是临难不苟，是泰山压顶不弯腰。有了挺，人生有一种境界，就不会趋炎附势，就不会为五斗米丢弃士大夫的脊梁，就不会失掉为官应负国家大责的良知。

　　综观曾国藩的奋斗史和发家史，也可以看出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曾国藩也曾因兵败几次都想自杀，也曾因压力过大，跑回湖南老家再也不愿出来，也曾心力憔悴，几次都想放弃已几欲成功的事业，但是他最终还是凭着自己立下的这个座右铭坚强地挺过来了，并不懈奋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成就了书写史册的霸业，留下了永远传诵的史话。

　　仔细思考，也的确是这个样子，看看那些成功人士，谁的背后不是一番奋斗的血泪史？一个人如果不能忍不能挺就不会有日后的成就。成功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是成功的规律都是相同的，一番风顺的爆发户时代早已成了历史，现代的生存和成功需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意志品质，需要考验我们的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和气概！

　　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看看我们周边的人们，有多少人在唉声叹气，有多少人踯躅不前，有多少人因为压力过大而失去了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成就和荣誉？我们或许会因为生命坎坷而苦恼，或许因为生活困难而退缩，或许因为前景暗淡而惆怅，但是太阳依然会升起，路还是要走下去，生命还要延续下去。

　　生活本身就充满了坎坷，生命本来就充满了磨难，一帆风顺的事情根本就不会存在，那些期望生活一帆风顺的人不是傻瓜就是疯子。正是有了困难，我们才有了超越困难的勇气，才会不断克服困难，解决问题，也才从中感受到生活给予我们的无限乐趣。如果真没有了困难和磨难，真的什么事情都可以不操心不费力，什么东西都伸手可及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还会有创造吗？还会有新的食物出现吗？所以在一定意义上，顺利代表着妥协和倒退！

　　困难面前人的表现是各不相同的，打脱牙和血吞就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它代表着卧薪尝胆的忍耐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忍耐不是懦弱，更不是自甘堕落，而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多一些努力，多一些思考，在努力中等待时机，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不忘记抓住，这才是打脱牙和血吞的真实内涵。

　　人的一生是要经历很多磨难的，风雨中历练过的人生才是值得回味和骄傲的，没有超越的人生是不完整的。不求名垂史册，但求实现自我，在困难中寻求价值的所在，不惧怕困难，也要耐得住寂寞和不公，在遭遇不公时，要有一种和血吞的忍耐力，你忍住了，或许机会就来了，你没有忍住，你就把到手的机会拱手让给了别人。

　　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会遇到一些不平事，或多或少地遭遇一些困难和不理解，但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竞争决定生存的世界，是一个实力者占主导地位的世界，没有实力，没有过硬的本领，遭到别人的白眼，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应该认真对待，不可感情用事，更不可过激。激化矛盾，最后吃亏的肯定还是自己，或者走人，或者被请走，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事情的发展规律和规则，我们需要耐心一点，需要努力一点，以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和气概对待生活和工作，对待人际关系。

　　世事胜负要靠“挺”，人生，挺得住才精彩！

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1）

　2.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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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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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耿恭简公说过，做官要把保持坚忍作为最重要的，即使是心中怀有奋勇之气，也应该是这样。在官场中应酬，我们兄弟的毛病都在稍稍了解世态而又有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显得孤立。迪安的好处在全然不识世态，他虽然也常常不合时宜，但却一味浑厚，永不外露。我们兄弟则常常外露，总不是带来福气的办法。雪琴与我们兄弟最相像，也到处少有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保持浑厚，永不外露。将来把这一性格养得纯熟，身体也会健康，子孙也能获益，不要沉湎于官场机变诈伪，恐怕越久德行就越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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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因为它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忍受饥饿病痛，大到为争夺天下忍辱负重，等待时机。一个“忍”字，似乎是人人必由之径，也是成大事者必不可少的考验，因此，有许多先哲便把这一“忍”字提炼出来，作为座右铭，作为修身功夫，作为有无德行的一个标志，作为能否成事的试金石。

　　这个“忍”字的作用究竟有多大？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应是一个最好的回答。

　　忍，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从坚忍所包含的实质内容来看，它的目的是让对方付出更大的代价。

　　坚忍，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心理能量；坚忍，是一种积蓄力量、待机而发的战略战术。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统兵，能够最终战胜十倍、百倍于己的太平军，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志的力量，是靠他过人的“坚忍”。双方的对抗与其说是军事的，不如说是意志与坚忍的较量。

　　曾国藩一生都非常重视坚忍的作用，他认为“有志就断然不肯甘居下流，坚忍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对于坚忍的重视，可说是达到了极点。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坚忍到达的地方，金石也会为之所开，又有何种力量能够抵挡呢？”

　　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有耐性。曾国藩常以“坚忍”之法教诲弟兄及僚属，因此，在这方面，李鸿章值得一提。从个人性格和品质看，李鸿章虽说不上是杰出的，但也是突出的，特别在“坚忍”这方面，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意进取，坚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馆为李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

做官第一重要的是坚忍（2）

 

　　中国有一句名言，“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意思是说当一个人在权势、机会不如别人的时候，不能不低头退让。对于这种情况，不同的人会采取不同的态度。有志进取者，将此当作磨炼自己的机会，借此取得休养生息时间，以利再进，那些经不起困难和挫折的人，却将此看作是事业的尽头，一味地消极乃至消沉，畏葸不前，不愿想法克服目前的障碍，只是怨天尤人。“坚忍”者，君子所为，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于事业则会一步步接近成功，于生活才能真正体验到其甘味。

　　“打脱牙，和血吞”，是曾国藩坚忍之气的名言。在数十年的打拼中，曾国藩面对他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讥讽、嘲笑、轻蔑甚至侮辱，他从不怨天尤人，而是强忍着咬牙坚持，徐图自强。

　　曾国藩说自己一生“打脱牙之日多矣”，又说一生成功“全在受辱受挫之时”。他在写给次子曾纪鸿的信中阐述了“能渡过极困难之境，方是大英雄”的道理。他说：平常人遇到困难、挫折时便会停下来，放弃自己的目标，或绕道他处。实际上，“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曾国藩通过古今豪杰成败的启示，得出结论说：“凡事皆有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正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全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中，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进剿了。在这种情况下，湘潭决战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攸关全局。曾国藩认为“湘潭与靖港之贼互为首尾，倘不及早扑灭，不独省城孤注难以图存，衡、永、郴、桂及两粤匪党，闻风响应，东南大局不堪设想。”当时的情况也确是如此，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顺势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和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太平天国政权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划江而治的条件下，发动北伐战争，夺取全国政权才有可能。而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枯而消亡。

　　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除派手下第一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外，又急调水师总统褚汝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自粤逆称乱以来，未受大创，湘潭一役，始经兵勇痛加剿洗，人人有杀贼志矣。”

　　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不过曾国藩也发现，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不少弱点，其最主要的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编。据查，湘军岳州大败时，敢同太平军进行抵抗的，只有彭玉麟一营；湘潭之战，浴血奋战的只有塔齐布两营、杨载福两营。曾国藩根据兵贵精而不贵多的原则，依据勇于战斗的条件，决定士兵的去留。他从明赏罚、严军纪做起，凡溃散之营便不再收集，营哨兵勇一律裁去不用。经过这番整顿和裁撤，留下的仅有水陆两部5000人。其弟曾国葆也在被裁之列，这对曾国葆的打击很大，多少年后还一直深居简出，拒见宾客。同时决定将王鑫留在湖南。命罗泽南随其出征；令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增募新勇，使湘军人数又增至10000余人。在衡州、湘潭修造船只，与此同时，除湘军本身扩充编制以外，还将胡林翼的黔勇增募至2000，并征调了登州镇总兵陈辉龙所率的船队和广西候补道员李孟群统率的船队，共计1000余人。

　　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面貌一新，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曾国藩在以后的家信中，提到此事时写到：“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岳州之败，靖港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矣。”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曾国藩，这就是一个坚忍无比的曾国藩，这就是一个“打脱牙和血吞”的硬汉子！

　　曾国藩正是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常人难以想像的忍耐力，走出困境，等待时机，以图自强，从而最终能够成就令世人羡慕的伟业。

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

　3.该忍耐的要暂时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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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略相近，因附识之。

　　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时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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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泛论时事时，我说应当挺起骨头，尽力支撑。三更时睡不着，于是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以自警。我一生中作过很多的联句自箴，可惜没有写下来。丁未年在家写有一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经用木板刻写出来，与这个联较近似，就附记在这里。

　　夜里读《荀子》三篇，三更过了才睡，四更时醒来，又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到五更时，又修改了两联，一联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另一条是：“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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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一生虽不能算是立下万世之功，但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什么是“坚忍”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低，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而改变了的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依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人生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对于人生而言，坚忍就是忍受与等待。忍受现时痛苦与压抑，等待机缘到来实现理想与目的。

　　暴躁的人难隐忍，性急的人不安于等待，常常由于这种天生的脾气把事情弄糟了。论其原因，天生的脾气难以压抑是一回事，但多少有些不明于世事也是一个方面。常言道：事理通达，心平气和。真正做到这样，在人生不利的时候能忍受、等待、不急不躁，既是明白人，也是追求事业成功的意志力表现。

　　大凡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无所作为的时候，总是忍受等待的煎熬。三国时期曹操的死对头刘备，是一个会忍、会等待的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到曹操门下栖身，正好，曹操借机死死地监视他，刘备心里明白，便也装着胸无大志。曹操给他右将军的官儿，他也喜咪咪接受。没事做他也不找事，就在公馆里种菜。关羽、张飞天天急得团团转，笼中鸟，池中鱼，什么时候能脱身呢？刘备叫他们别急。急则自投罗网，曹操早就准备收拾他们，只是没瞅着下手处。就这样，刘备耐心等待机会，甚至曹操和他面对面饮酒，说“天下英雄就只有你我二人”时，刘备吓得筷子都掉到地上并说他怕打雷。一个大男人连打雷都怕，还能成大事吗？刘备骗过了曹操，忍受，等待，终于得到领兵进攻吕布的任务。从此，便是鸟飞蓝天，龙奔大海了。

　　所以，在处世中，没有等待就没有成功。

辱中求荣，挫中思奋

　4.辱中求荣，挫中思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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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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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环境中立起来。”董仲舒说：“努力做学问，所见所闻就会广博；顽强地寻求真理，道德修养就会进步。”《中庸》里所说的“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付出功夫。现在人们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努力又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人不知道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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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九年（1871）五月，曾国藩做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集中反映了他精神世界的两重性，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坦坦荡荡；一方面悲观主义，一方面乐观主义。他的悲观是对乐观的悲观，他的乐观是对悲观的乐观，这使他能生不忘死，居安思危，也使他能辱中求荣，挫中思奋。

　　做人只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就能在身处安然之时不忘疾苦，就能在逆境之中保持乐观。这种逆来顺受法，曾国藩称之为“悔字诀”与“硬字诀”。

　　如果仅仅是硬字，那就不足以服众，也不足以成就一番事业。曾国藩的成功之处，还得力一个“悔”字，“悔”字是从内省中化生出来的，那就是对自己行为的检点或反省，这也反映出曾国藩智慧的一面。在一篇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入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皆有善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曾国藩援引朱熹的话说：悔字如春，万物蕴蓄初发；吉字如夏，万物茂盛已极；吝之如秋，万物始落；凶字如冬，万物枯凋。朱熹将《易经》中的元（初始）、亨（通达）、利（和谐）、贞（贞固）与四季相配，于是就有了元字配春，亨字配夏，利字配秋，贞字配冬。曾国藩特别解释说，“贞字即硬字诀也”。于是就有一条处世秘诀：“以硬字法（效法）冬藏之德，以悔字启（开启）春生之机”。

　　硬字，曾国藩也称为“倔强”，他的祖父星冈公曾教他，男儿不可“懦弱无刚”，他自己也认为，“功业文章，皆须从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初出山时，曾国藩刀光闪闪，杀人如麻，人称“曾剃头”，正是初试一“硬”字。在百端拂逆之际，艰苦卓绝之时，他也是“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他的“结硬案，打呆仗”，“屡败屡战”也正是得力于一个“硬”字。

　　一个人或一件事能令你不舒服是一定有着什么原因的，有的原因要过很久才有可能知道，而有些原因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使你不舒服，它影响你的心情，影响到你的判断，也消磨着你的时间和生命。曾经有两个囚犯从狱中眺望窗外，一个看到的是满目泥土，一个看到的是万点星光。面对同样的际遇，前者持一种灰色心态，看到的自然是满目苍凉、了无生气；而后者持一种明快心态，看到的自然是星光万点、一片光明。人的一生，就像一趟旅行，沿途中有数不尽的坎坷泥泞，但也有看不完的春花秋月。如果我们的一颗心总是被灰暗的风尘所覆盖，干涸了心泉、黯淡了目光、失去了生机、丧失了斗志，我们的人生轨迹岂能美好？但如果我们能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心态，即使我们身处逆境、四面楚歌，也一定会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那一天。而且，就现实的情形而言，悲观失望者一时的呻吟与哀号，虽然能得到短暂的同情与怜悯，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别人的鄙夷与厌烦；而乐观上进的人，经过长久的忍耐与奋斗，最终赢得的将不仅仅是鲜花与掌声，还有那饱含敬意的目光。虽然，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不尽相同，但命运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窗外有土也有星，就看你能不能磨砺一颗坚强的心，一双智慧的眼，透过岁月的风尘寻觅到辉煌灿烂的星星。先不要说生活怎样对待你，而是应该问一问，你怎样对待生活。

第4部分《挺经》：不卑不亢，刚柔互济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 1.志向决定格局，态度决定高…
• 2.志向决定格局，态度决定高…
• 3.倔强是不败人生的根基
• 4.无刚不立，无柔不和

志向决定格局，态度决定高度（1）

　不卑不亢，刚柔互济

　　--“刚柔”法

　　1.志向决定格局，态度决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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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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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即使成为圣贤的人，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确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好与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对立，也确实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之意。近年来体会到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执，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指的不是暴虐，而是说强矫；柔也不是说要卑弱，而只是谦让。办事为公，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应该强矫，守成安乐，则应谦退；出外与人应酬，应当强矫；回家与妻儿享受，则要谦让。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外面享有大名，一面又追求田地房产，希享富贵，这两者都求盈满，全无谦退之意，这是肯定不能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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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自立自强，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曾国藩就是按照内圣外王之道，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个步骤要求自己。他坚信，只要发愤图强，立下坚定之志，没有什么目的是不能达到的。

　　一个没有志向的人，不可能有明确的目标；反之，志向则是人生前进的内在动力。一个人的志向不是天生的，都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起来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那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生活在一起，也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后汉书》中说：“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有大抱负，才有大动力、大毅力、大魄力，也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大境界。所谓大抱负不是好大喜功，不是好高骛远，而是放眼天下，志在四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你才能看轻自己所看重的，看重天下所看轻的。

志向决定格局，态度决定高度（2）

 

　　曾国藩非常坚信这一点：做任何事若能“立坚卓之志”，定会成功。他在家里排行老大，28岁那年考上进士，从乡下来到京城工作。他的几个弟弟特别羡慕他，他写信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

　　弟弟曾国潢嫌在家塾读书环境不好，想出外读书。曾国藩认为，人能立志发奋自立，即使在家塾里可以读书，即使在旷野的地方、热闹的场所也可以读书，即使是在砍柴负薪或放牧家猪的时候也可以读书。但如果不能立志发奋自立，在家塾不能读书，在清静的地方、神仙的境地也不能读书。最后他说：“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21岁那年，曾国藩经人引荐到衡州府学学习过半年。一开始，训导师欧阳凝祉是很讨厌曾国藩这个门生的。因为曾国藩长相不雅，一副难登大堂之相，按《麻衣神相》的说法，这种人将来不是无赖便是恶霸，绝难以成正果。另外，曾国藩还生了一身皮癣，三天一刺痒，五天一出血，弄得与他在一起学习的人都烦。但很快欧阳先生就喜欢上了曾国藩，他发现曾国藩不仅做人有礼有让，做事也明明白白，尤其是人小志大，实在了不起。透过外貌看到内在可贵的东西之后，欧阳先生自然感到曾国藩身上更有一种魅力，于是教导他也就格外卖力，甚至产生将闺中长女玉英许配给曾国藩的想法。尽管他也知道曾国藩的那身皮癣实难根除，但为了女儿的前途，为了欧阳家族的书香兴旺，通通顾不得了。

　　可见，一个人成功的外在条件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内在因素。我们来看看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的不凡经历：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23岁时参加湖南院试被取中，列第17名，排次属中上，入了县学，当时的湖南学政为岳镇南。

　　道光十四年，湖南乡试，曾国藩考中，全省排名第36名，属中上位置。

　　道光十八年正月，曾国藩赴京参加全国会试，得中，排名第38名，仍属中上。

　　道光十八年四月，正大光明殿复试，曾获一等，殿试三甲第42名，属下等，得赐同进士出身……

　　曾国藩这一路走来或许还是为了博取功名，就像现在人们所说的，希望通过考试跳出“农门”，但曾国藩真正踏入社会，也就是说进入博弈圈打拼的时候，他清醒地意识到，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得树立更大的志向，建立更高的目标，终身为之奋斗。

　　曾国藩为了磨砺志向曾两次改名。他乳名宽一，名子城，字伯涵，进京城前，他改名为涤生，取荡涤旧事，告别昨天之意。后经穆彰阿的建议，他又改名国藩，意为“国之藩篱，朝廷栋梁”。

　　曾国藩不像有的人考上进士后，扔掉四书五经之类的敲门砖在官场混，行“厚黑”之学，而曾国藩继续在先哲著作中发掘对自己做事、工作有价值的东西。有一天，他重温《孟子》，一段内容让他获得了新的感受。

　　《孟子》上写道，齐国大夫公行子到燕国去，路上遇见曾元，问：“燕国的国君怎么样？”曾元说：“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志向的人就轻视事业，轻视事业的人就不求贤人帮助，没有贤人帮助，怎么能胜任国家大事呢？这样的人不担心自己国家的兴亡，而只担心他死后不能实行火葬。想的是蝇头小利，危害的是整个国家的大事啊！”孟子曾多次会见齐宣王，但并不与宣王谈论治理国家。孟子的学生十分疑惑，孟子说：“我要先攻破他只讲功利、霸道的坏思想。”孟子讲仁说义，就是要让齐宣王胸怀国家，放眼天下！

　　志向决定了一个人的格局大小，对一个人的事业发展极其重要。曾国藩于是也建立起自己的远大志向--“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之胸襟，有坦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他意识到，自身修养同内圣外王的心灵终极尚有很大距离，因此到北京后就将“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时时念之。

　　在这样的志向激励下，曾国藩于国家危难之际办起团练，拉起湘军与太平军展开殊死搏斗，几挫几起，最终获得胜利。他还办洋务，倡海禁，励精图治，以至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曾国藩的一生是非功过，任人评说，但有一点人们大概没有异议，那就是他的成功与他的“坚卓之志”是分不开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破釜沉舟之志，则远游不负；若徒悠忽因愣，则近处尽可度活。”

倔强是不败人生的根基

　2.倔强是不败人生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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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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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缺少。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柔弱委靡，一件事也做不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由倔强二字引出来的。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如果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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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是一种较量！曾国藩的个性，就意志方面来讲，是很坚强倔强的。

　　曾国藩的个性，就其发展来看，与其年龄的增长也大有关系，早年时期，举止行为非常活泼，而且态度乐观，但也不免有点轻浮，大概是和多血质有关。到了京城以后，学习宋时理学，言行举止，都规规矩矩，感情上虽然沉静没有变化，但理智异常丰富，大概和神经质（忧郁质）有点相近。统率军队之后，意志变得坚强起来，态度沉着冷静，虽然屡次遭到挫败，但仍能本“屡败屡战”的精神，始终如一地战斗，这一时期的个性，又与胆汁质相似。到了晚年，经历了许多忧患挫折，对世上的事情，也看得很清楚，因而一举一动都权衡利害，深思熟虑，即使因为过于谨慎小心而受人非难，也在所不惜，这又与粘液质极为相近。

　　一般认为，才子的气质是多血质，学者的气质是忧郁质，豪杰英雄多是胆汁质，依曾国藩的生平来看，也觉得差不多是这样的。曾国藩年轻的时候，爱好诗文，行为浪漫，自然就是风度翩翩的才子。后来专心研究义理，讲究个人修养，思想谨慎，自然又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学者。曾国藩的个性发展，都是靠勤奋、踏实、观察、学习而实现的。他戒矫揉是真知人生大道。

　　人人都想争强，因为都有血气。但遇到碰撞，有人立即脆弱成一滩泥，望天长叹，泪水与鼻涕搅和在一起。曾国藩曾经豪迈地说过：“故男儿自立，必有倔强之气。”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有人问一位著名的艺术家，跟他学画的那个青年将来会不会成为大画家时，艺术家回答说：“不，永远不！他每年有6000元的收入。”这位艺术家知道，安身立命的为人技巧是从艰难奋斗中锻炼出来，而在财富的阳光下，这种精神很难生长。“不幸而生为富家子弟的人，他们的不幸，是因为他们从开始就背负着包袱而赛跑的。”卡耐基说，“大多数的富家子弟，总是不能抵抗财富所加于他们的试探，因而陷入不屑的生命中。这些人不是那些穷苦孩子的对手；对于这些小老板，你们'穷苦的孩子'无须害怕。但你们应当小心着，不要被那些比你们还苦，还苦得多，甚至他们的父母不能给予他们以任何学校教育的孩子，在事业上挑战你们，而终于超越了你们。应该注意那些走出小学，就得投身工作，而所做的又只是拖洗地板之类的工作的孩子一鸣惊人，而最后胜利的恐怕都是这类人。”为了脱离贫困的境地而奋斗，这种努力，最能造就人才。如果世人都是一年之中不为需要被迫去做工，人类文明到现在恐怕还在很幼稚的阶段吧！

　　回顾历史就可以知道，凡成功的人，大多是在逆境中长大的孩子。成功的人，大都是从困乏与需要的“学校”中训练出来的。大商人、发明家、科学家、大学校长、教授、演讲家、实业家，大都是需要的鞭棍驱策向前，为改善自己的地位的愿望而导引向上。

　　卓别林出身贫寒，小时候尝尽穷困的滋味。为了得到一些可以充饥的东西，他天天在路边的垃圾桶里寻找。在那种饥寒交迫的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他仍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在孤儿院那段时期，由于饿着肚子，在街上到处游荡的时候，我还是一直告诉自己，有什么好悲哀的？有一天我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喜剧演员，现在这种逆境，只不过让我变得更坚强些而已。”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在不幸中保持自信。尝尽了穷困的滋味，卓别林的表演潜质也逐渐在艰难中成熟。我们看到的那个让我们含着泪微笑的“流浪汉”形象，正是卓别林自身的写照，正如卓别林自己所说：“我没有特别的天赋，我只是尽力去表达我自己。”

　　童年时那段悲惨遭遇成为卓别林情感体验的现实源泉。我们欣赏的“卓别林式幽默”因这种丰富的体验而得以升华：它不是轻浮肤浅的，而是凝重深刻的，不是虚伪造作的，而是真切动人的。卓别林因此而赢得巨大的成功，成为世界公认的表演大师、幽默大师。

　　可以这样说：“不幸造就了卓别林。”我们害怕不幸，然而人生无常，命运多变，谁又能料到什么时候不幸会不期而至呢？

　　人必须承受生活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使人的潜能不致沉睡不醒，可以使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而去努力奋斗。如果一个人养尊处优，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望着他那一生也享不尽的财富而不去努力工作。只有那些近乎一无所有的人，才深知除了奋斗就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幸运之神偏爱这些奋斗者，必定赐予和他们的努力对等的成功。

无刚不立，无柔不和

　3.无刚不立，无柔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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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刚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刚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齐；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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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刚毅之气，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刚毅与刚愎不同。俗语说：“自己战胜自己称为强。”强制、强恕、强为善，这都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习惯于早起，就强迫自己天未亮就起床；如果你不习惯于端坐，就强迫自己端坐；如果你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强迫自己辛苦劳作，这就是强。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毅。如果不按上述方法去做，却想去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相差很远。不能不小心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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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河南登封少林寺有一块奇异的碑碣，上有释迦、孔子、老子的三人合体像，一为佛祖，一为儒圣，一为道尊，并刻有碑铭赞语：“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尽管教理不同，方法各异，但都是最高境界。

　　曾国藩就是这样的一块奇异的碑碣，在他身上刻下了中国文化不同流派的丰富印迹，入世与出世相统一，高贵与卑琐相交织，世事洞明却又纠缠其中，既是忠臣良将，又是严父孝子，既是道德家和诗人，又是刽子手和走卒，既是占卜者和人师，又是预言家和游客，出入往来于人界、魔界和仙界，这使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

　　纵观历史上诸多圣王贤相、功臣名将、圣贤哲人，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就是他们身上不乏刚毅挺拔之气，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概，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一种坚不可摧的自信。这种气，就是人们常说的“刚”。刚是一个人的骨架，靠着这副骨架人才能站立于世，才能克服大量的困难险阻，才能超越常人，战胜恐惧、悲观、消极和畏难苟安的心理天敌，才能使人体生命之潜能无限地释放出来。人若无刚则不能自立，若不能自立则不能自强。刚，是人类生命运动中最大的源泉，无则，生命将变得无动力、无价值、无意义。

　　曾国藩自幼受到祖父“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的训导，成人后，他也充分认识到，“倔强”二字不可少，功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会一事无成。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敢和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他在实践中发现，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以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人不能只具备“骨架”，还要具备“血肉”，只有如此，才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才会具有光彩照人的生命旅程。

　　“柔”，是一个人的“血肉”，是最富生命力且使人挺立长久的东西。庄子在《山木》篇中讲到了东海有一个名叫“意怠”的鸟，这种鸟非常柔弱，总是挤在鸟群中苟生，飞行时它既不敢飞行在鸟队的前边，也不敢飞到鸟队的后边；吃食的时候也不争先，只拣其他鸟吃剩的残食。所以，它既不受鸟群以外的伤害，也不引起鸟群以内的排斥，终日优哉优哉，远离祸患。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柔，并不是卑弱和不刚，而是一种魅力，一种处世的方法。

　　古往今来，有多少功臣名将由于过“刚”而遭遇不幸。关龙逄、比干由于刚直不阿，直言进谏，而惨遭夏桀和商纣的杀戮；海瑞由于秉性耿直乏柔，而一生坎坷不受重用。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柔弱胜刚强”是老子的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了，但是水可以冲击任何坚硬强大的东西，没有胜过它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以柔制刚，以柔克刚，运用于人格的自立自强上，往往会产生特殊的效果。

　　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正手持弹弓在后苑打鸟。忽传报一位大臣有急事求见。赵匡胤听说有急事，便不敢稍有怠慢，立即召见大臣听奏。然而，听奏后却认为事情不大，便斥责奏臣说：“这算什么急事！”奏臣对皇上的态度不满，随口说道：“这总比打鸟的事急吧！”赵匡胤恼羞成怒拿起斧柄向这位大臣的嘴上抡去，大臣的牙齿当即被打掉两颗。大臣在忍痛之余还弯腰从地上拾起被打落的牙齿。赵匡胤见后不禁大怒：“难道你还想保存这两颗牙齿找我算后账吗？”大臣说：“我怎敢与您论是非呢？这事史官自然会记的。”赵匡胤听了猛惊，连忙笑容满面地好言安慰，还送给这位大臣许多金帛。该大臣在权势和地位上是弱者，无以与至高无上的皇帝抗衡，但他采用了柔弱的态度，以道理上、人格上的刚强，征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达到了自己在人格上不畏强暴，据理而争，自立自强的目的。

第5部分《挺经》：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古代的君子修养德行是如何竭尽心力，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全依仗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政务。

• 1.“礼遇”才能得众（1）
• 2.“礼遇”才能得众（2）
• 3.做官以不爱钱为本
• 4.修身为官，以勤敬为先

“礼遇”才能得众（1）

　淡泊利欲，勤求廉矩

　　--“廉矩”法

　　1.“礼遇”才能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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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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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的君子修养德行是如何竭尽心力，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全依仗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政务。

　　■

　　作为士大夫和一代儒者，曾国藩按部就班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在他的学问路途中，既有“不为圣贤，即为禽兽”的励志条目，更有“躬自入局、荷道以躬”，意欲承担晚清“中兴”大业的救世激情。就前者看，曾国藩对自己要求严格q，渐次从自己做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气派。这些可从其与朋友往来的书札中考见。就后者讲，曾国藩处于清政府陷入深重的政治和文化危机之时，时局几至于不可收拾之地步，他以对传统伦理秩序眷恋不舍又冀借西学以自强的积极主张，对晚清时局的解危救困做出了贡献。中国古人历来追求“立德、立言、立功”之“三不朽”作为人生理想，曾国藩因“道德、文章、事功”都比较完满而被誉为“末世完人”，他不仅给后人带来了人格上的影响，也给儒家文化带来了新的气象。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孟子呼吁：“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儒家“以人为本”的思想，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懂得人情，才会揭示人性与自然天地的关系，才会实现人伦和谐、团队和谐、社会和谐。

　　在曾国藩看来，自己和他人的实际情况均称为“情”；处理人事与实际情况相符，不超过也没有不及，称为“理”；情理之间有个“爱”--即“礼”的桥梁。“遵循大道要从仁义做起，仁就是爱人。”是否善于与人沟通，做到“明理情通”，是衡量一个人工作能力的重要方面。

　　康福多年追随曾国藩，还救过曾国藩的命，却一直没有得到保举重用，但康福不计较名利得失，他理解曾国藩“不以官禄报私恩”的原则，愿做一个忠心耿耿的保镖侍从。曾国藩虽然没有给康福官职，但在生活上却处处照顾他，叫家人给他制衣做鞋，还打算等金陵攻下后给他找个老婆，完成终身大事。曾国藩从不乱花钱，是典型的“小气老头”，但他却从干干净净的俸禄中抽出钱，以康福的名义买下一座大宅院和三百亩水田，并迁一户老实人住进宅院，每年代康福收三百亩水田的租。不久，康福知道了这事，感动得不得了。

　　刘蓉是曾国藩的幕僚，因思虑过度而生了一场大病，曾国藩急忙赶到刘蓉的床前日夜陪伴他。当刘蓉昏睡不醒时，曾国藩坐在床头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脸、额头。刘蓉之前已经请假，过几天回湘乡探望母亲。这时，塔齐布战死，罗泽不在身边，军机不顺，哪一天不要与刘蓉商量大事？怎么能没有刘蓉呢？曾国藩边抚摸刘蓉，边“喃喃”着“不能走、不能走……”刘蓉醒来，看见曾国藩握着自己的手，床头柜上摆放着自己喜欢吃的食品，心里突然升起一股暖流，他立即决定放弃回家的行程。

“礼遇”才能得众（2）

 

 

　　曾国藩深知“积诚以相感”、“积渐以相孚”对于上下级之间的相处是多么重要。“生当陨首，死当结草”，“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等等，这些都是用“礼遇”他人，以情感人的结果。

　　有一天下午，曾国藩四处找手下将领赵烈文没找到，原来赵烈文到秦淮河听唱曲子去了。他知道曾国藩素来反对听曲狎妓，虽然自己只是听曲，而非狎妓，但怕误会，所以没有向曾国藩打招呼，直到黄昏的时候，赵烈文才回来。曾国藩问他到哪里去了，赵烈文撒了个谎，说是拜访一个朋友去了。他回答时脸红了一下，被最擅长察言观色、能一眼窥透人心的曾国藩看出了破绽。

　　赵烈文只得如实说，自己到秦淮河上听唱曲子去了，然后等待批评。然而，曾国藩不仅没批评他，还笑着问，秦淮河上又有人在唱曲子了？赵烈文点了点头。原来战争期间，秦淮河两岸楼房被焚毁，游船也改成战船，使闻名天下的十里秦淮河成了条死河。湘军收复金陵后，很快两岸又修楼建房，造船画舫，恢复了昔日的景象。曾国藩与赵烈文相处这些年来，知道他的人品，相信他不过是听听曲子而已。他怪自己对下属关心太少，于是笑着说：“我也想去听听曲子，你陪我去。”

　　赵烈文以为曾国藩在开玩笑，一时愣在那里。曾国藩拉了他一下，说：“走呀，不动心方为高人。”曾国藩除了想让赵烈文放松放松外，主要的目的是可以借机了解一下秦淮河的景象到底恢复得怎么样。自己身为两江总督，看问题得站在民众的角度，不能凭一己之好恶，决定一个事物的对与错。金陵为人文荟萃的江南名城，怎么能没有一个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他相信秦淮并非除了妓女就是嫖客，而更多的是健康的东西。就像眼下，他与赵烈文就是君子之游乐。赵烈文一下子觉得曾国藩变得可爱起来，便问：“曾大人为什么一变如此？”

　　曾国藩说，他通过十多年的静、谨、敬、诚、恒的立志与修养，心如古井，不为所动，且游览秦淮河，如同读一部六朝至前明的旧史，几度兴废，几多悲喜，亦足令读书君子观古鉴今，励志奋发，居安思危，为国分忧。赵烈文点了点头，随口吟道：“都是圣人，且领略六朝烟水；暂留过客，莫辜负九曲风光。”

　　曾国藩问：“是你的抒怀？”赵烈文摇了摇头，说：“是夫子庙楹柱上的一副联语。”曾国藩认为这副对联写得不错，君子小人都可以一游秦淮。说话间，他们听到了飘扬在空中那婉约柔曼的歌声……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是一个“死脑筋”的人，他体贴自己的下属，与其逛秦淮河，而以“君子之游”与“小人之游”区别开来。君子也是人，需要正常人的休闲生活。曾国藩的主动，消除了赵烈文怕被耻笑的心理负担，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感情作为联系人际关系不可缺少的纽带，是互相影响的。想让他人理解你、尊重你、信任你、支持你，首先你应懂得怎样理解、尊重、信任、关心、爱护和支持他们。有投入才会有产出，有耕耘才会有收获，不行东风，哪里得春雨？

　　彭玉麟是曾国藩手下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他服从命令，不谈条件，曾国藩以“兄”称之，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怀。彭玉麟曾有一个情投意合的恋人，却因病夺去了生命，他伤心悲痛，从此不再接触女人。他的老娘见儿子37岁了还打着光棍，很是忧郁。曾国藩也不止一次劝彭玉麟成家。湘军离开衡州前，曾国藩叫人抬来一盒银子，他指着盒子对彭玉麟说，军中饷银匮缺，又没有什么珍稀的宝物，这八百两银子你拿去吧，找一个女人成家。

　　彭玉麟还是没有结婚。第二年，曾国藩在湖北黄州结识了一个叫杨国栋的文人，两人相见恨晚，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杨国栋的妹妹阿秀长得很漂亮，又有才气。曾国藩想，要是把她说给玉麟做妻子，不是又成了一桩美事？只是不知道阿秀有没有嫁人，另外也不知玉麟喜不喜欢阿秀。曾国藩第二次到杨家，便带上了彭玉麟。杨国栋是个思想开化的人，以才女妹妹为荣，酒席上让她陪客，大家饮酒吟诗，很是尽兴快乐。彭玉麟见阿秀文才卓然，很有好感，便与她越谈越亲切。散席回到客房之后，曾国藩悄声对彭玉麟说：“多年来不愿成亲，怎么一见阿秀就喜欢上了？”彭玉麟脸红了，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老头子，于是承认自己喜欢上了阿秀。

　　曾国藩便开始出面做媒，凭着他的人脉和口才，很容易地说成了这件事。一个驰骋战场的大光棍，终于在曾国藩的关怀下完成了终身大事。

做官以不爱钱为本

　2.做官以不爱钱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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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城，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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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往往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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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初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为时人所称许。他写信给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说：自己感到才能不大，不足以谋划大事，只有以“不要钱，不怕死”六个字时时警醒自己，见以鬼神，无愧于君父，才借此来号召乡土的豪杰人才。

　　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曾国藩说：“我从三十岁以来，就认为通过做官来发财是可耻的事，如把做官所聚集钱财遗留给子孙既可羞又可恨。因此发誓不靠做官所聚钱财遗留后人，神明鉴临，决不食言。”我国历代名臣名将，几乎无不以此为戒，谁个不爱钱，爱之甚，则贪字生。贪字一生，则身败名裂，不仅官做不成，连头亦难保。故曾国藩告诫子弟，做官以不爱钱为本。

　　三国时东吴孙权派苏州才子陆绩到广西任郁林郡太守。此人为官清正廉洁，爱民远钱，两袖清风，任满返乡要经过一段水路。陆绩只身乘船，因身无长物，恐船体太轻，遇风倾覆，便搬了一块二米高的大石头压船平安返里。抵家后他将此石作为纪念物置于庭院中，称为“郁林石”。明时朝廷得知后派人将此石移入城中建亭保护，称之为“廉石”。清时又置入苏州府学即今日的文庙内，上刻“廉石”二字至今犹存。陆绩宁运石也不要钱的举动可谓古今一奇。

　　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官至枢密副使、参政知事，但他为官一直清廉，原因是始终记着其母的教导：“你父虽是个小官，却是个清官，一生未置家产。”其父生前常说，当官的不能爱不义之财，爱不义之财的官一定干坏良心的事，就不是好官。欧阳修牢记父训，并切实见诸行动，恪守一生。

　　为官不爱钱，就会不贪财，不受贿，就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办事就必然心有群众，依法照章，公正廉明；倘如爱钱如命，就必然贪占受贿，办事不公，让人牵着鼻子走，甚至贪赃枉法，群众就必然要戳“脊梁骨”。

　　附录6

　　春秋时，鲁国相国公仪休喜欢吃鱼，全国各地很多人因此送鱼给他，但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了。

　　他的学生劝他说：“先生，你这么喜欢吃鱼，别人把鱼送上门来，为何不要了呢？”

　　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随便收下别人所送的鱼。如果我经常收受别人送的鱼，就会背上徇私受贿之罪，说不定哪一天会免去我相国的职务，到那时，我这个喜欢吃鱼的人就不能常常有鱼吃了。现在我廉洁奉公，不接受别人的贿赂，国君就不会随随便便免掉我相国的职务，只要不免掉我的职务，就能常常有鱼吃了。”

　　公仪休的想法是明智的。官员在工作中，也免不了会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诱惑，关键时刻一定要把握住自己，不要因贪小利而丢了大利。

　　居庸关城隍庙大殿有这样一副楹联：“做个好人，身正心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做个好人、好官，是否能得到被孔子敬而远之的鬼神们的钦敬不得而知，但要说到心安梦稳那是真实不虚的。而且，一名官员一旦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再以无所畏惧的意志来躬行、精进，“日新、日新、又日新”，这样就能在从政的道路上不断有所超越和收获。

修身为官，以勤敬为先

　3.修身为官，以勤敬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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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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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来，圣贤豪杰，哪怕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是所说的“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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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

　　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

　　三是才具。就才具方面而言：即抱淑世之心，当有用世之具。“才须学，学须识”，曾国藩即称述武侯之言，“取人为善，与人为善”，曾国藩复乐道孟子之语，“盖舍多学而识，无以成其才；舍集民广益，无以长其智。即无用世之才具，空抱救世之热忱，于事终无所济”。曾国藩生平虽好以德取人，亦兼顾才识。如复左宗棠函云：“尊论人才唯好利没干两种不可用，鄙意好利中尚有偏裨之才，唯没干者，决当摒斥。”而《原才篇》亦云：“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面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故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有用世之才具。

　　四是态度。就态度方面而言：于曾国藩所谓“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已可知其大概。盖自古官箴，为清慎勤。曾国藩亦尝以此自勉，并曾作三字箴。

　　清字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

　　慎字箴：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勤字箴：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对于这几方面，曾国藩认为无一不是因勤敬而得。

　　曾国藩曾对他的兄弟说过，我们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也高，朝野上下都将我家视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我们兄弟时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所以，应该专心讲究宽和、谦逊，也许这样可以处高位而忧危险。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这是为什么呢？曾国藩分析了官文的为人。官文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贪名贪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对于这样的贪官，为了促成水师制，不让他反对，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因此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如果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人担任领头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自古名利太过都是祸害，与人分享才能与人共处。在曾国藩后期，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表面自谦，与人为善的伪面，才使他晚节得保，并在韬光养晦之中达到最高峰。

　　唐代文人杜荀鹤有一首诗：“泾溪石险入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意思是告诉人们不要进入坦途就忘乎所以，在取得成绩时千万不要得意忘形，要始终保持平常心，永葆做人本色。

第6部分《挺经》：见机而行，同势利导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

• 1.诡智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
• 2.兵无常势，见机而行（1）
• 3.兵无常势，见机而行（2）

诡智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

　见机而行，同势利导

　　--“诡道”法

　　1.诡智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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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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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与敌人对峙很长时间的，最忌讳轻浮的战斗。兵士轻浮作战，就会疲劳。敌人轻浮出战，就会浮滑取巧，耍弄小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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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诡智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他说：“用兵最忌浪战，守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因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认为诚关系到万事万物的存亡，不诚，则无万物。他教育兄弟子女，无论为人处世，还是功业文章，都要以诚为本，踏踏实实，一点一滴地去做，切不可耍弄小聪明。

　　在中国的武侠小说中，武功有正邪之分，正者讲究根基的扎实，习练者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修行，方能最终登堂入室，得窥大奥；邪者则不择手段，喜走捷径，注重一时功力的提高，往往在最后阶段走火入魔。《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一个深受读者喜欢的人物。他在习武方面可说是天资愚鲁，怎比得上杨康的聪颖。但郭靖为人厚重扎实，天生有一种不怕吃苦的劲头，从不在任何事上耍奸取巧，得习必需此种品质的降龙十八掌，练成一身惊世骇俗的上乘功夫，并得到聪慧超人的绝代美女黄蓉的青睐，成为人人羡慕的侠侣。而杨康却因贪图荣华富贵，投靠金国王府，为武林中人所不耻，并不得善终。孰是孰非，明眼人一看便能透彻。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航海家哥伦布以拙胜巧的事。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他的名字很快就传遍了欧洲，常有人邀请他讲发现新大陆的传奇经历，引起了许多人的妒忌。一天，哥伦布在西班牙参加一个宴会，一群傲慢自负的人为了使他难堪，对他说：“你发现一个大陆，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大谈特谈。任何人都能穿过海洋航行，也能像你一样有所发现，这是世上最简单的事。”哥伦布没有回答，而是从碟子里拿了一个鸡蛋，对那一伙人说：“先生们，你们谁能把这个鸡蛋竖起来？”那帮人一个接一个地试过来，鸡蛋传了一圈，谁也没有成功，都说是不可能的事。这时哥伦布拿起鸡蛋，把皮儿磕破一点点，鸡蛋便稳稳地立在桌子上，然后对讥讽他的人说：“先生们，世上还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吗？”妒忌者一个个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再也没有了刚才的神气。

　　许许多多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道理也是这么朴实，只须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去，便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可很多人就是想偷懒、耍滑儿，不想流汗，到最后败在了自己的“聪明”上。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以精明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是警惕！

　　人们在交往中，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轻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捉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平和、淡泊。这样的人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但他把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他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真是算尽自家耳！”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的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一个人走过了人生的几多风雨，不愿也不想再去计较人世间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在非原则问题上不作计较，在某些原则问题上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细小问题上，更不去做无休止的纠缠。理智处事，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应付逆境。以理智的“糊涂”化险为夷，以聪明的“糊涂”平息可能发生的种种矛盾。

　　“难得糊涂”，对家庭来说，是理解、包容、平等。对老人的唠叨多一些理解，对爱人的错事多一些包容，对孩子的想法多一些平等。对社会来说，是宽容、爱心。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睁着眼睛看自己，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聪明一点。眯着眼睛看别人，对别人的看法糊涂一点。也许人生的最高境界，就是“难得糊涂”。而“难得糊涂”的最高点，应该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宽如大海的胸襟。一个人倘能真正修炼到这种“难得糊涂”境地，实为人生一大幸事！

　　诡智的最高境界是“不用巧”。而“不用巧”的“难得糊涂”，是一种超越，一种策略，一种睿智，一种坦荡，一种悠然，一种处世之道，是对生活所持的一种人生态度。心胸开阔些，心情平和点，淡泊以明智，宁静以致远。坦然面对一切，以静养心，那便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兵无常势，见机而行（1）

　2.兵无常势，见机而行

　　■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凡心不可有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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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兵如同作八股文的大家的思维一样，只要有百篇烂熟的文章在心中打底，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有一定准则。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达易练的军兵、纯熟有谋略的将领，阵法也不可贪多不切实际。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内心不可不察觉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可由于顾及他人言论而受牵制。不仅进兵这样，即便寻常出兵打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催促，我也要坚持稳重不轻易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文章，那么就再不能出奇致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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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云：“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大意是说，我不敢先发进攻，而是采取守势；不敢冒进一寸，而要后退一尺。这就叫做：虽然有阵势，却像没有阵势可摆；虽然有奋臂进击，却像没有手臂可举；虽然可以牵制敌人，却像没有敌人可以牵制；虽然手持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持。

　　老子的这一思想对曾国藩影响很大，成为他攻防战守的主要理论基础。他说，“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那么何为主，何为客？何为奇，为何正？这主客奇正有什么奥妙，又是如何体现的呢？

　　曾国藩说：

　　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这种战略战术核心思想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兵无常势，见机而行（2）

 

 

　　一般说来，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说要“以奇用兵”，奇兵的优点是隐蔽，出其不意，变幻莫测，但有时也要用正兵，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使敌不敢进犯。

　　那么，什么时候为主，什么时候为客，什么时候用正兵，什么时候用奇兵，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曾国藩说：“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可见“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这才是用兵的最高智慧和最高境界。

　　曾国藩说：“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平、直”二字，概括出了曾国藩战略战术思想的特点。但是，平直不等于用兵呆拙。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又说：“行兵最贵机局生活。”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箴弟联中说得很明白：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为了力求机局多变，曾国藩提出了“虚虚实实”之法。他说：

　　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以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如此诀。若常扎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觑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

　　善于审力、审机、审势，则静动、主客、迟速、正奇、虚实、轻重、呆活、伸缩、开合等等对立物，皆可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必然弄巧反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蔡锷说，曾国藩的治兵言论，“多洞中寂要”，乃“治兵之至宝”。作为对《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及《练兵实纪》等中国古代兵法理论的继承，作为对中国近代军事实践的总结，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

　　两军对垒，有如弈棋。他说：“善弈棋者，常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医，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既要自救，又要破敌，曾国藩的方针是招招稳慎，下稳慎棋。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我真能守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提出了“以静制动”的原则。曾国藩的这一“静”字法，实乃《孙子》“敌疲我打”、“击其惰归”的具体运用，也是曹刿“一鼓三竭”的“气势”论的继承与发展。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原则。曾国藩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梁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后发制人，是与当时战争中的主客观条件有关的。蔡锷分析说：“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所以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大概有因时制宜的法则”。所以，曾国藩的“稳慎棋”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第7部分《挺经》：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心宽不怍。

• 1.为人一定要有胸襟
• 2.涉危蹈险，如履薄冰
• 3.“淡”字千金（1）
• 4.“淡”字千金（2）
• 5.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
• 6.尽性知命，可为可不为

为人一定要有胸襟

　守己无求，尽性知命

　　--“忠疑”法

　　1.为人一定要有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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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心宽不怍。

　　■

　　一般说来，君子讲求的立身之道，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和谐。确实做到反省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日月青天，俯视大地万物，就会心胸宽宏，无畏无惧，更不会羞惭。

　　■

　　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

　　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履；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尤其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在这方面更是期许很高，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感，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多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默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

　　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中国古语中有“雅量”这个词，就是倡导人们，要有容人容事的大气量，应该具有心胸宽广的“雅量”，这样才能善于吸收各种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才能使自己不断地长本事、长智慧。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各方面的错误时，他便立即改过不吝。

　　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人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使你少树了许多仇敌。

涉危蹈险，如履薄冰

　2.涉危蹈险，如履薄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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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期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知命之功也夫！

　　■

　　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终身才会没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

　　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被别人承认他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同时，胸中有是非，有判断，有取舍，但又佯装不知，这是很难做到的。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同时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有时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他多次嘱咐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执著追求。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同时，又说，“立德最难，也最空，故自周、汉以后，罕见以德传世的。立功如萧、曹、房、杜、郭、李、韩、岳，立言如马、班、韩、欧、李、杜、苏、黄，古今曾有几个？我辈勉力追求的只是尽吾心力之所能及，而不必马上希望自己成为千古万难攀跻之人。”他常说：“尽力在我，成功在天。”一个“尽”宇，反映他对“三立”追求的热烈、执著、坚韧和至死不渝。但是，他又说“名利两淡，寡欲清心”，“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这与“尽力在我”的执著追求显然是矛盾的。

　　曾国藩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之一，叫“花未全开月未圆”。因为月盈则亏，日中则仄，花全开便是凋落的时候。他自誓：“我蒙受祖先的荫蔽，身居高位，与各弟弟及子女、侄子谨慎遵守的只有两句话，是'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可见，他求福求禄，只是“不可享尽”，在享福中注意一个“俭”字；他要权要势，只是“不可使尽”，在用权中注意一个“当”字。他称自己“平日最好惜入'花未全开月未圆'7个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天命”，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今天来认识“畏天命”，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大凡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结局的。然而，很多时候却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保证自己有一个好晚景呢？曾国藩以他自己的体验开出三个药方，以防居官之败。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惟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惟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从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

　　曾国藩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引申说：“偷人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少生无妄之想。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淡”字千金（1）

　3.“淡”字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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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述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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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懒惰的欠收，这就是性。在大旱之年种庄稼，怎么勤苦终归庄稼焦枯绝收，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这就是性；热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搭理，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者有或者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好像没有用力，这其中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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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庄子在《庄子·刻意》中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情神宁，漠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砺百世者矣”。

　　曾国藩身处名利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距离的窥伺。他说：

　　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也有有了原因但没有结果的事情。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辨已忘言。”

　　饱食伤心，欲多伤心。为官者修养思想，培养高尚的情操，最好的办法是减少私欲。

　　“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是曾国藩提出的养心原则与方法，它对于促进与保持心理健康是很有意义的。他认为，养心的方法没有比尽量减少物质欲望更好的了。在那些平素物质欲望少的人中，虽然也有失去善良本心的，但为数却是不多的，而在那些物质欲望多的人中，保存善良本心的却为数不多。

　

“淡”字千金（2）

 

　怎样才能达到养心的目的呢？按曾国藩的意思，最好的方法就是“寡欲”。现代心理学认为，需要是人们对一定的生活和发展条件的需求性与占有性的倾向，是人们全部心理活动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或动力。适当的、合理的需要是应当予以满足的，但过多的、不合理的需要却必须加以节制。因为前者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后者则对身心健康有害。曾国藩以廉养心的思想，是在道家“去甚”和孟子“养心莫善于寡欲”等观点基础上形成的。

　　欲望过多，就会妨碍道德人心的发展。欲也是人心，情也是人心，但它们有所不同，欲是受外物之“引”而有的，这就会出现冲突。“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这里所说的“存”与“不存”者，就是指道德感或良心而言的。寡欲之人，其道德感虽有不存者，但不多；多欲之人，其道德感虽有存者，但已经很少了。这说明欲望与道德情感有相冲突的一面。“寡欲”并不是不要欲。“寡欲”和“无欲”还是有区别。曾国藩并不是完全地反对欲望，但至于“寡”到什么程度，他用“平淡”二字做了说明。

　　在他看来，欲求富贵是人人同心的，但是每个人自己都有更尊贵的东西，只是不去思考罢了。孟子说：“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这“贵于己者”就是“良贵”，即自己的道德情感及其善性，这是别人不能给予的，也是别人拿不走的，因而能够表现人的尊严与价值。如果当二者发生冲突时，那就别无选择，只能选择道德人格。

　　人生有如在漆黑险峻的山路上攀登，时常与危险、迷茫为伴。于是，那些希望达到顶峰的人们，就迫切地需要一束月光、一盏明灯、一丝星火，抑或一切能够带来光明的事物，以便照亮他们未知的道路。然而，越是急功近利的人，往往越是难以达到成功的顶峰。相反，最终能够攀上顶峰的人，是那些从容行事、追求淡定的人。

　　放眼历史长河，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先贤智者，无论经历多少辉煌，无论外表何等风光，在他们心中始终会抱有一块淡定的净土。那是灵魂的圣地，是自我的天堂。追求淡定的人，在经过世事的纷乱和跌宕起伏的人生之后，在人生的历练中涵养出了一份淡定从容的定力。追求淡定的人，在潮起潮落的人生舞台上，举重若轻，淡定自若，荣辱不惊！尽管生活把岁月刻在了他们的脸上，也刻在了他们的心里，但他们总是以淡定从容的态度面对人生，以一份洒脱娴静的心态来面对喧嚣的红尘。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句话是对淡定一词的完美诠释。淡定不同于淡漠，也不同于消极。它是一种平和，一种从容，也是一种原则，一种品质。平淡地对待得失，冷眼看尽繁华，畅达时不张狂，挫折时不消沉。淡如烟云、定如磐石！这是一种淡然，一种朴实，它不张扬、不喧嚣、不妖艳，不再做年少时的无病呻吟，不再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再会手高眼低地去投机。这种“淡”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平实，它丰富而不肤浅、它恬淡而不聒噪、它理性而不盲从。只有这样，才能快乐满足。

　　拥有一份淡定，在困难面前，就会坚定沉稳；在是非面前，就会洁身自好。对名利淡定，便没有了绞尽脑汁的夺取；对金钱淡定，便没有了贪恋财物的欲望。其实，生活中处处需要我们的淡定。错过了太阳，要对其淡然，否则你将失去星星和月亮。同样，错过了一次机会，也不要垂头丧气，淡淡地面对它，努力抓住下一次机会。也许，这就是“人生如水，越淡越真”的真谛。没有怨恨，没有狂傲，也没有戾气、压抑和不满足，而是时时倾听内心的呼唤，面对真正的自己。只有在懂得了“淡”的内涵后，才能够变为滋润万物的水，为世界，也为自己带来希望的甘霖。

　　人是最感性的动物，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该寻找一种怎样的生存方式来适应自己？西哲蒙田曾告诫人们：“最艰难之学，莫过于懂得自自然然过好这一生。”自自然然过好这一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是看似平易却很艰辛的一课。风行水上，自然最好。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艰难之日与得意之时，生命的过程，都应当淡定如白云，从容如流水，能达到如此境界，真正做到：自自然然最真，淡定从容最美。

　　落花无语，留香阵阵，人生就像一条河流，顺流逆流都只是一个过程，结果都会汇入大海变成汪洋。可以说，淡定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也许难以企及，但是至少我们应该走在追求这种精神境界的道路上。

　　当你的心中真正拥有了一份淡定，你还怕自己不能攀上人生的最高峰吗？

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

　4.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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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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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只有知道有灾祸，知道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吉祥的灾祸，才可以忍受得住缺陷而不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时时要追求完美；完美既然得到了，而吝惜和不吉也就跟着来了。如果众人都有不足，而一人常十全十美，如果是因为老天爷的缘故，难道会如此不公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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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深悉“盈虚”之间的转换之理，不求十全十美，只求平稳退路。认为平定大功足以“千古”，其他则听之任之，而关键是怎样收场。

　　文武之道，有张有弛。人生之路，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进不退，定生祸端，只退不进，无所作为。老子说：“功成身退，天之道。”管子也说：“名进而身退，天之道也。”

　　张良所以能成为千古良辅，被谋臣推崇备至，不仅在于他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佐刘邦创立西汉王朝，还在于他能因时制宜，适可而止，最后，既完成了预期的事业，又在那充满悲剧的封建保存了自己。一言以蔽之，功成名就。在秦汉之际的谋臣中，他比陈平思虑深沉，比蒯彻积极务实，比范增气度宽宏。他与萧何、韩信，并称汉初三杰，却未像萧何那样遭受锒铛入狱的凌辱，也未像韩信那样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自从汉高祖入主关中，天下初定，张良便托辞多病，杜门不出，屏居修炼道家养身之术。汉元年（前201年）正月，汉高祖剖符行封。因张良一直随从策划，特从优厚，让他自择齐地三万户。张良只选了个万户左右的留县，受封为“留侯”。他曾说道：“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游。”他看到帝业建成后君臣之间“难处”，欲以退让来避免重复历史的悲剧。张良堪称功成身退的典型。

　　曾国藩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角逐功名，治国平天下。但他也受老庄出世思想的影响，委曲求全，明哲保身。当他叱咤风云时，俨然一儒者；当他功成身退时，仿佛一道家。

　　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功名利禄，不是你想排除掉就能排除掉的，而是你必须面对的问题：要知道，世上有多少人都是在是是非非、功名利禄中挣扎的，每天都要绞尽脑汁与各种人过招。这还不够，还要私下里练拳法，才能不被打败。一点功名、一点利禄能引起轩然大波、毁掉多少人心啊。那些让他唾弃的事，反而让他锻炼了眼力。看透天下是非皆由人造。曾国藩的一生中不能缺少“平衡”两个字，他心明眼亮，能容不能容之人，能存不能存之事，这与他深厚的个人涵养有关！

　　南朝刘宋大将檀道济，智勇过人，攻城略地，与北魏三十余战，雄名大震，北人惮之，图之以禳鬼。结果也因功高震主，在文帝刘义隆疾笃病死之前，召而执杀。道济临死愤怒，脱帻投地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而喜庆。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官员身在朝廷心在野，脚踏两只船，好像随时准备溜之大吉的样子。还有不少或赋闲、或在野的白衣士子，在接到帝王公侯的招聘书时，也常常推三托四，像躲避火炕一样躲避仕宦--好在从帝王到百姓都推崇孝道，所以，“上有八十老母”就是最好的借口。《晋书·孝友列传》中李密与他的《陈情表》便是一例--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人不喜欢做官，有一种人有官可做不论大小都是喜欢的，只是做官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还真难。

　　在古人看来，做官第一难难在不得不做违心事，说违心话。所以明朝李笠翁说：“要进衙门，先要吃一付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份告天纸，把天理告辞。”做官第二难难在一举一动都要察言观色、看风使舵，别人随口说的话，不得不仔细揣度言外之意，别人郑重说的话，却又要假装没听见；这样虽说能左右逢源，然而在心机上毕竟负担太重，弄不好得神经衰弱不说，还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迟早把自己赔了进去。做官的第三难，也是最难的地方，就是难以把握进退行止的尺度。虽然前有覆车之鉴，但事到临头又不知所从。仕途中人，以了解自己、了解环境为要紧，知己知彼，方能见可而进，知难而退。这样对国、对民、对己都不无益处。

　　只要不是神仙鬼怪，平凡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春风得意。人生最风光、最美妙的时候都是最短暂的。“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就像打牌一样，一个人不能总是得手，一副好牌之后往往就是坏牌的开始。所以，见好就收便是最大的赢家。世故如此，人情也是一样。与人相交，不论是同性知己还是异性朋友，都要有适可而止的心情。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结局，同时友谊也只有在平淡中方能见出真情。越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越容易反目为仇，因此，古人告诫说：“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即使是恩爱夫妻，日复一日的耳鬓厮磨，也会有爱老情衰的一天。北宋词人秦少游所谓“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不止是对劳燕两地的分居夫妻之心理安慰，更应为终日厮守的男女情侣之醒世忠告。

　

尽性知命，可为可不为

　5.尽性知命，可为可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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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

　　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疲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

　　天下事怎能尽如人意？自古以来成大业的人，一半是天缘相凑，另一半是勉强迁就。

　　攻克金陵，也是本朝的大功勋，千古的大功名，这全都是凭借上天意旨做主，怎么会完全由人力决定呢？上天对于大功名，吝惜得很，经干百次折磨、艰难动乱之后才能给予。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说不敢身处天下第一等大功名的意思。弟弟前年刚进入金陵，我写的信中大多是恐惧儆戒之辞，也深深知道大名是不能强求的。少荃（李鸿章）自同治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江苏全境，我辈兄弟的名誉声望虽然降低，还不致身败名裂，这就是家门的福分。让军队疲惫困顿的时间已经很长久了，而朝廷并没有贬斥之词，全局没有其他变故意外，这就是我们兄弟值得庆幸的事。只应该敬畏上天，认识天命，可不能埋怨上天，归罪别人。这是我们用来保养身体、除却疾病的方法，这是我们用来维持圆满、保持安泰的方法。

　　■

　　人生在世，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有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这就是尽性；有不可为之事，当尽力从之，这就是知命。

　　所谓性，就是对可知的事物尽其所能去知道它；所谓命，就是对不可知事物只好听天安排。理解了这两层意思，也就明白了人力和神力的界限，进而也就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以及所应采取的态度。

　　《易·系辞》中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德，以崇德也。”这句后的大意是说，尺蚁虫收缩身体，是为了爬行。龙蛇的冬眠，是为了求生。精通义理出神入化，是为了学以致用。利用所学安身立德，是为了弘扬德行。此外还有四句：“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这句话的大意是说，离开了上述所讲而谈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至于超越神奇、懂得教化，那就是最完美的德行。

　　一般人之所以赶不上那些圣人，就在于圣人既可尽性又能知命。尽性，就像学习普通的道理，至于知命则一种极高的境界了。当尽性的时候，如果功力已经达到了十分，然而所得到的效果或者有相应的回报，或者没有相应的回报。对此圣人则能淡然处之；好像知道这样，又好像不知道这样；好像很在意，又好像不太在意，这其中的滋味最难体会。

　　平常人之所以不能正确对待尽性与知命，就在于太在乎事情的结果。他们有意或无意会产生这样的倾向，我流了多少汗就该有多少收获，不然的话，就会悻悻然、愤愤然，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他不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天就是命。但相信天并不等于放弃努力，得过且过，无所作为；而是要正确看待你的努力以及所产生的结果。因此，在尽性上，不妨盲目一些，在知命上，不妨透彻一些。

　　总之，所谓尽性，就是尽力竭力；所谓知命，就是淡泊达观。

　　曾国藩自从“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拉起一支从团练改编而成的军队--湘军时，便汹汹然地冲在对抗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前列，此时他完全被维持皇朝的义务感和炫耀自己的功业心交融在一起。但在以后的征战生涯中，不仅战事棘手，屡屡受挫，而且也时常受到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多方掣肘，真可谓身陷炼狱，艰难备尝，但他都竭蹶经营，“咬牙立志”地坚持下来。在咸丰七年（1857）回家守制时，他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因此，当他在次年再次出山时，则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注意历史上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结局。有鉴于此，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由此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却显得喜不胜忧。曾国藩在日记中曾披露了他的真实心迹：

　　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悚负乖之咎也。

　　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可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是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他的警觉，他已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表露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窘，户部尤将江西厘金拨去，金陵围师几将决裂，共事诸公易致龃龉，稍露声色，群讥以为恃功骄蹇。

　　在这里，曾国藩并非教条地固守畏盈之心，亦非完全杞人忧天，因为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来权势最大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

　　人生在世，诸事不可强求，该是你的，跑不掉，不该是你的，费力也白搭。知命就是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去顺其自然。当然，顺其自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对应当做的事情百倍努力，逼近目标，力争成功。对于受客观环境或条件所制约，不以自己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情，就应当知趣地以淡然处之为原则了。

　　顺其自然，“尽性知命”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持有这样的人生观，就能既投身于现实社会生活中，又不被名利所束缚，在勤勉敬业中表现出一种恬淡，在处理事情之外，又具有一种豁达的气度。

　　老子曰：“人之道，为而不争。”这“为而不争”与“尽性知命”都是一种很高的人生境界。只有躬身实践，有所作为，淡泊名利，心存高远之志，才是做人的美德。这种美德所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生理想的不倦追求，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一种自我超越的品性。

第8部分《挺经》：能屈能伸，寂静藏锋

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势，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 1.深谙龙蛇伸屈之道
• 2.锋芒不可太露

深谙龙蛇伸屈之道

　能屈能伸，寂静藏锋

　　--“藏锋”法

　　1.深谙龙蛇伸屈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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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势，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

　　龙蛇，就是讲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情操高洁，就是伸的一方面。谦逊礼让，就是屈的一方面。此诗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

　　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者的人，没有不具有“内圣”大法之素质。“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们的法术。所以，人需要内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中，人要有猛虎伏林、蛟龙沉潭那样的伸屈变化之胸怀，让人难以预测，而自己则可在此间从容行事。人不应对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该糊涂时糊涂，该聪明时聪明。从一个角度来看内圣，可理解为小事愚、大事明。对于一个人来说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所谓愚，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修炼内圣之法，进而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你也必会有一个智慧的人生。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正是“内圣”大法之素质，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的生存之道。

　　屈是为了伸，藏心本是蓄志。不屈不以伸展，不藏心志从何来？曾国藩的“藏心”表现在他与君与僚属的共同处事上，这种藏锋来自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认，来自一种儒释道文化的综合。

　　曾国藩屈伸的典型事例很多。

　　同治三年，天京攻破，红旗报捷，他让官文列于捷疏之首，即有谦让之意，尤其是裁撤湘军，留存淮军，意义极为明显。不裁湘军，恐权高震主，危及身家，如裁淮军，手中不操锋刃，则任人宰割，因此他叫李鸿章按淮军不动，从自己处开刀。

　　当时曾国藩所统湘军约计十二万余人，但左系（左宗棠）湘军进入浙江以后，已成独立状态，早在攻陷天京以前，江忠义、席保田两军一万人已调至江西，归沈葆桢统辖，鲍超、周宽世两军两万余人赴援江西以后，随即也成为沈葆桢的麾下人马，剩下的便只有曾国荃统率的五万人，而这些人也正是清政府最为担心的。于是曾国藩从这五万人开始进行裁撤。

　　曾国藩留张诗日等一万余人防守江宁，一万五千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率领，至皖南、皖北作为巡防军队。裁撤了助功天京的萧庆衍部（李续宜旧部）近万人和韦俊的两千五百余人。但实际上，曾国荃的嫡系部队基本被保留下来。同治四年正月，又裁撤了八营。五月，曾国藩奉命北上山东剿捻，当时江宁未撤防军还有十六营八千人，但只有张诗日一营愿随曾国藩北上，其余都不愿北上，于是曾国藩又裁撤了其余的七千五百人。之后，又陆续裁撤了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三军。此时，曾国藩能够调动的部队只剩下张诗日一营和刘松山老湘营6000人。

　　早在裁湘军之前，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书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功高震主者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即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

　　曾国藩藏锋的“龙蛇伸屈之道”，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实现价值的生存之道。实际上藏锋露拙与锋芒毕露，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处世方式。锋芒引申指人显露在外表的才干。有才干本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恰当的场合显露出来的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带刺的玫瑰最容易伤人，也会刺伤自己。露才一定要适时、适当。时时处处才华毕现只会招致嫉恨和打击，导致做人及事业的失败，不是智者的所作所为。

　　有志于做大事业的人，可能自认为才份很高，但切记要含而不露，该装傻的时候一定要装得彻底。有了傻这把保护伞，何愁事业不成功？

锋芒不可太露

　2.锋芒不可太露

　　■

　　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其者之足深较也。

　　■

　　大凡人中君子，往往都是终身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难道这些人跟一般人天性不同吗？事实上，这些人才真正看到了大的东西，并且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

　　■

　　锋芒本意是刀剑的尖端，比喻显露出来的才干。一个人若无锋芒，那就是提不起来，所以有锋芒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适当的场合显露一下既有必要，也是应当。但锋芒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运用起来应该小心翼翼，平时应插在剑鞘里。所谓物极必反，过分外露自己的才华只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尤其是做大事业的人，锋芒毕露既不能达到事业成功的目的，又失去了政治前途，甚至身家性命。所以，有才华的人应该含而不露，该装糊涂时一定要装糊涂，切勿恃才放旷，这样你就有双份的才华。

　　老子说：“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意思是最聪明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虽然有才华学识，但平时像个呆子，不自作聪明；虽然能言善辩，但好像不会讲话一样。

　　有人说曾国藩能够功成名就的最大原因，就是深谙藏锋技巧。曾国藩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两句话教育僚属及家人。“藏”是什么？曾国藩解释：“藏，匿也，蓄也；锋，尖也，锐也。藏锋乃书家语，言笔锋藏而不露也。吾谓言多招祸，行多有辱。是故，傲者人之殃，慕者退邪兵。为君藏锋，可以及远；为臣藏锋，可以至大。讷于言，慎于行。乃吉凶安危之关，成败存亡之键也。”

　　梁启超谓曾国藩：“非有超群轶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他长处。”又说：“吾平生短于才，爱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难道他真是一个钝拙愚柔短才的人吗？实在说起来，这又不尽然了。一个人的成就有小有大，小者或可从困勉铢积寸累得来，若成就大业，只靠辛苦强学还是不行，尤必有超人的领悟天才，才能相济为用。曾国藩论才德说：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立之，则近于小人。……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做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

　　由上可见曾国藩并不漠视才与德的相对作用。何以他反自称无才呢？这不过是他的一种谦德。因为才是靠不住的，如果恃才傲物，就容易泛滥横流，近于小人了。这完全都是勉人为学的意思，他在家信中对子弟的贤否，也有六分天生，四分家教的话。何以又这样重视天命天才呢？好像是他的一种矛盾思想，其实不然，这正是中庸相反相成的道理。所谓“天定胜人，人定胜天”，“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不是一样的道理吗？倘不明乎此，则读曾国藩的书籍，直如隔靴搔痒，处处都觉得矛盾了。譬如他自称愚柔，而致九弟书云：“古来豪杰，吾家祖父教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弟能夺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这能说他没有人才吗？可是他的祖父告诉他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可见曾国藩只是在不做上做工夫，颇有大智若愚之意。

　　你不露锋芒，可能永远得不到重任；你锋芒太露却又易招人陷害。虽容易取得暂时成功，却为自己掘好了坟墓。当你施展自己的才华时，也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

　　秦朝的李斯，祖先是楚国上蔡人。他后来归顺秦始皇，初期作客卿，然后当廷尉，后来作了宰相。他上书要烧书，在一起讨论《诗经》、《尚书》的都要杀头。于是他把儒生活埋，焚烧经书。李斯曾和宦官赵高造伪诏而杀了公子扶苏。后来他与赵高发生了矛盾，赵高对二世挑拨说：“李斯大儿子李由是三川守卫，同盗贼陈胜私通，而且丞相身居在你之外，权力却比你还大。”秦二世认为他说得对，于是把李斯关进牢房，用完五刑，在咸阳把他腰斩了。李斯临刑的时候，回过头对二儿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块出去，到上蔡东门去追野兔，怎么能够做到呢？”于是父子相对痛哭。他被灭了三族。所以胡曾做诗说：“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染血衣。”

　　张居正，明隆庆元年入阁，后为首辅（宰相）。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政10年。当时，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危机严重。他以“竿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并进行一些改革。万历六年，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把条项税役合并为一，按亩征银，使封建政府的财政情况有所改善。但他排斥异己，结党营私，生活腐化堕落，喜爱声色犬马，家中财物珍玩无数，还和妃子勾搭成奸，名声很糟。终于以“夺情”（即他贪婪权势而怕为父奔丧时权力被人剥夺，终于没有奔丧）为世俗所不容，等万历皇帝长大后，就没收了他的财产，还扒了他的坟墓，并为受张居正排挤的人逐渐恢复了官位。

　　海瑞，以正直廉洁而著名，到处主持公道，分割大官僚地主的利益，克扣下属，连纸张都不能浪费，结果，一生被人排挤，到处碰壁，郁郁不得志。他仗着一身正气，谁都不放在眼里。结果是既无能力扭转世俗，也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最终还被罢了官，遭贬谪。

　　如果这些人收敛一下锋芒，学会保护自己，一边为天下黎民着想，为社稷着想，一边实施自我保护，哪里还有这么多悲剧发生呢？实际上，两者完全可以兼顾，并不一定非要顾此失彼。历史上事业成功而且下场很好的人不少，他们或者归隐，或者仍身居高位，这不是取得了双份的成功吗？事业成功而个人生活失败，怎么能算完全的成功呢？怎么能是大智大慧的人所为呢？所以，无论是初涉世事，还是位居高官，无论是做大事，还是一般人际关系，锋芒不可太露。

第9部分《挺经》：明理立德，积极乐观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止也。

• 1.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 2.读书是励志所需
• 3.做事持久是一大美德

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明理立德，积极乐观

　　--“励志”法

　　1.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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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止也。

　　■

　　做人立志，应当有以民众为同胞，并奉献出他们的所需的胸襟气度，应当有对内振兴民族，对外开创博大业绩的雄心壮志。至于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现实生活中所谓的荣辱得失、地位名誉等，真正有事业的人是没时间为这些事去忧虑伤神的。

　　■

　　从个人角度看，人的成功与否，与他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高下有着密切关系。一个自视甚高但又不狂妄自大的人，一个志向高远并能踏实肯干的人，无疑会有更大的成功机遇。若一个人妄自菲薄，目光短浅，做一庸人而自乐，无疑则会成为一个失败的凡夫俗子。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亦含此意。

　　换句话说，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制订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就是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啊！人无志向，则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志向不确立，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嚼子的马，没有方向，随波逐流，又怎么能有所成就呢？

　　曾国藩有一次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说道，（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上；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从这段文字中能看到，曾国藩也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短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无情地加以拷问。韩非子说：“立志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曾国藩正是在战胜了自己，才得以确立志向。

　　一个人的志向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生活中确立的，尤其是在对平庸、琐细、放纵的生活的不满中形成的。作为一个人，我们常常感到生活的庸俗，但是我们并没有产生改变它的志向。而曾国藩却是在这种庸俗的环境中醒悟并立下志向的。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主敬曰强，而我天天过得很安逸，也很放纵，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衰颓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曾国藩正好三十三岁。自此以后，他彻底改变了生活中那些颓废、放纵的陋习，开始为自己的志向奋斗。

　　儒家的优秀传统，培养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同国家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

　　社会发展到今天，大概很少有人还会固步自封，与世隔绝，过着一种洋洋自得于个人小天地的孤陋生活，把自己变成一个穷居陋巷老死不相往来的人。面对日趋腐朽的清王朝和遍地燃烧的农民革命烈火，曾国藩充满了痛心疾首的感慨：“方今贼氛浸急，江波不靖，……此正志士慷慨击楫之秋，贤者仗策行筹之令也。”仿佛要立即投身于这大动荡的社会之中。他的欲雪国仇诗曰：

　　壮岁耽经训，艰难始一隅。

　　力耕无近获，陟古有通衢。

　　茅塞由来久，蓬生且待扶。

　　国仇犹未雪，何处著迂儒？

　　练军伊始，他还在请他的好友之弟出山的一封信中写道：“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这是市井寻常人的做法，不是有作为的人所采取的态度。”积极入世的心态跃然纸上。带着这种强烈的入世心态，早年的曾国藩时时刻刻都在回应时代的召唤和国家的任用。他十分仰慕大唐名将郭子仪慷慨赴国难的人格，并常说，郭子仪功高望重，但他自己“招之未尝不来，挥之未尝不去。”“任国家驱役，不计个人荣辱进退，此是何等襟怀！”曾国藩感慨道：我今日所处，也不能不如此啊！

　　为了让自己融入时代的政治舞台中，曾国藩对朝廷安排惟命是从。皇上要他办团练，他就去办团练；皇上要他打武昌，他就去打武昌；皇上要他赴天津，他就赴天津；皇上要他灭捻军，他就去灭捻军。尽管有时他做得很勉强，很不情愿，但他还是竭力去做。他说自己就像欧阳修那样：“如有差事，尽心向前，不得避事。”

　　不得避事，这正是曾国藩作为臣的信条。林则徐也说：“知难而退，此虽保家保身之善谋，然非人臣事君致身之道也！”敢于任事，勇于承担责任，就是要积极参与，不当看客。尤其是在时局危难甚或是个人郁郁不得志之时，更不能做“世外桃源”之人。因此后来曾国藩在得知他的弟弟曾国荃想延长休假，暂不出山时，曾写信说：

　　天下纷纷，沅弟断不能久安，与其将来事变相迫，仓猝出山，不如此次仰体圣意，假满即出。余十五之信，四分劝行，六分劝藏，细思仍是未妥。不如兄弟尽力王事，各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不失为上策。沅信于毁誉祸福置之度外，此是根本第一层工夫，到处皆坦途矣。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人臣的最高理想。

　　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成就一番大业的几率才会更高，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

读书是励志所需

　2.读书是励志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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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

　　明道德、教新民、办好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以为上面三项与自身毫不相干，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洋洋自得于自身的高雅渊博，其实也只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仔罢了，哪能称得上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现今，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

　　曾国藩讲求励志，并强调励志又必须通过读书来取得，不读书是难以励志的。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一个做了高官的人，还要自己规定功课，按日施行，这种自律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亦很难得。而这种自强不息的努力，恰是曾国藩成功的基本条件。经过一番苦读，曾国藩在学问上可以说颇有见地，自成一家之说了。

　　人生首先要的任务是做人，而做人的首要任务在于读书，正如吴兢在《贞观政要·崇儒学》中所说，虽然像大蛤本性含水，要等月光照射才喷出水来；木材本身包含火的因素，要靠发火的工具才能燃烧；人的本性中包含着聪明灵巧，要到学业完成时才能显现出美的本质，人不教化何以成人？人不学习何以做人？古往今来，看无数英雄，凡成大器者必要励志，必要读书。即使是一介草民，揭竿而起，夺取皇位，要治理好国家，也不得不再去读书。所以古代中国帝王中不少人都把读书视为治国之本，立国之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前者的“明明德”即彰显美好的德性，“新民”即革新民心，“止至善”即达到道德完善的境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是儒家仁学思想的“三纲”，也就是三条基本原则。儒家思想认为：人人都具有美好的德性，只是入世以后，这些美好的德性被尘心蒙蔽，需要经过教育和自省，弃旧图新，去恶扬善，才能达到道德完善的境地。后者“日新”是从成汤沐浴的盘器上的铭文引申出来的，其意是说，如果你想自新，那么你天天都应该自新，不断进步。

　　明德、至善、日新，是一代又一代古圣先贤包括曾国藩在内立身处世的哲学思想和理想信念，是中华民族文化精髓。在今天看来，它不仅是追求道德和品行的完善，也是对待一切人事应持的态度。

　　明德、至善、日新，这三者的关系应当是：明德是自新的方向，至善是自新的目标，日新是实现自新的方法。

做事持久是一大美德

　3.做事持久是一大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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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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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年累月地奔走应酬，还能坚持学习，当然能大有长进，不会停息。人生惟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一道，也曾苦力探索，却终无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无间断，就觉得字有长进，可说日新月异。年龄无论大小，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了，就像种树养禽一般，天天看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尽力前进，坚持不懈，不过一二年工夫，自然有无形的长进。言语沉稳，举止端重，则品德性情有长进。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

　　中国人向来推崇那种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精神。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孟子》中便有“一曝十寒”的典故，意在告诫人们做事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中国先秦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荀子也在其著名的《劝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说，只要有恒心，平凡之才也可以创造出骄人的成绩，缺乏恒心，即使天纵英才也将一事无成。古今中外无数鲜活的事例都证明了“恒心”对一个人事业成功的极端重要性。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而，他小时候的天赋并不高，不是那种过目不忘、一目十行的神童。有一天，他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朗读很多遍了，还是没有背下来。这时候，家里来了一个贼，潜伏在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那个贼人在墙根底下等得不耐烦了，生起气来：“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篇，扬长而去。曾国藩被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等那小贼背完文章跑了，他才反应过来，哂然一笑，心想：这个人好厉害啊，听了几遍就能背熟，看来我还是用功不够啊，还需要继续苦读！

　　“勤能补拙”，正是凭着这股韧劲和恒心，曾国藩造就了自己的成功人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带头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创始人。

　　曾国藩在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夜致沅弟书中阐明了自己对“恒”的深刻认识：“凡人作一事，便领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懦弱者宜败，败就败在没有恒字上下工夫；强健者宜胜，即把一件事认认真真做到底，做出个结果来。

　　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摩尔根写《古代社会》花了40年；歌德写《浮士德》花了60年；哥白尼写《天体运行论》花了36年；列夫·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花了37年。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献之写字用尽18缸水，终于成为一代大师。明代李时珍花了31年功夫，读了800多种书籍，写了上千万字笔记，游历了7个省，收集了成千上万个单方，最后写成了中国医药学的辉煌巨著--《本草纲目》。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研究进化论，花了22年，写出了《物种起源》。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居里夫人历经12年的实验，从几十吨的矿石中提取了几克的镭。西部歌王王洛宾一生历经坎坷，长期处于逆境中。他却以“胜似闲庭信步”的态度，栖身于大西北的沙漠孤烟之中，收集创作了《在那遥远的地方》等近千首西部民歌，受到人们的盛赞。

　　做事持久是一大美德，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持久的恒心。尤其是在经历千辛万苦后有了一点成功的曙光时，就更需要恒心了。王充曾说过：“凿不休则沟深，斧不止则薪多。”那么，你是否从现在开始就该培养自己的恒心呢？天必将垂青于自强不息者！有志者事竟成！有心人天不负！坚持就是胜利！

第10部分《挺经》：崇俭鄙奢，以和为本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

• 1.没有勤俭，居家必败
• 2.“和”为中心，八字家规

没有勤俭，居家必败

　崇俭鄙奢，以和为本

　　--“家范”法

　　1.没有勤俭，居家必败

　　■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

　　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可终身适用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话语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真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么深刻呀。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怀极为宽广，而可达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生出聪明睿智，是二程的主张；精诚感动神灵而天生就有知识，是子思的遗训；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是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的要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我常自己悔恨少壮不知努力，而到老年往往多出悔惧之感，对于古代圣哲们的心境情趣，不能领略获取一二分。只能反复寻思，叹息感慨不已。

　　■

　　曾国藩说“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

　　宋朝司马光说：“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明朝周怡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饮食衣服，若思得之艰难，不敢轻易费用……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则子子孙孙享温饱矣。”

　　曾国藩也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由俭入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奢入俭；由俭入奢人人都可承受，但由奢入俭却不是人人都可以承受的。一个人很少有这种幸运，从生到死不为生计愁，一辈子发达、亨通，一帆风顺；总有拮据的时候，总有艰难和困苦的时候。因此，人们就该理性地去生活，居安思危，从长计议，常将有日思无日。

　　事实上，不仅在“小农经济”的时代需要勤俭，就是在现代社会，首要的任务仍然该是节俭。没有一个成功的理财者说是靠“铺张浪费”而发家致富的。节俭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也可以说是使事业成功的因素。“勿以善小而不为。”节俭也是一样，不论大小。一旦事业开始，对天性节俭的人而言，其成功机会较才华相同者要多。而节俭的人，他知道只有减少开支和成本才有赚钱机会，而在今天高度竞争的市场里，即使在小方面去节俭，聚少成多，也是很可观的，甚至造成赚钱和赔钱的区别。除此之外，对一个有节俭习惯的人而言，他似乎永远有一笔积蓄，以防不时之需。这笔积蓄在必要时可使他渡过难关，或使他有扩张和改进的机会，而不必去借钱。聪明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节俭再节俭”，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在生活中如果你能经常节俭，直到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你就会在事业上收到由这些为你带来的利益。

　　曾国藩说，一般人多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我不愿意子孙后代做大官，只想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正人君子。一般人之所以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是因为做大官有权有势，有显赫的门第，有丰厚的钱财；曾国藩之所以不愿做大官，是因为他看到了荣华富贵是暂时的，阅尽了盛极而衰后的艰难、悲惨和世态炎凉。

　　曾国藩真正愿意做的是读书明理的君子。何谓君子？勤劳节俭，自我修炼，吃苦耐劳，既能过舒适的生活，又能过艰难的日子，这就是君子。曾国藩为官几十年，不敢稍微沾染官僚习气。在饮食起居上仍然保持贫民的寒素家风，极其节俭也可以，略为丰富也可以，不过他始终不敢太奢华。不是他无力奢华，而是他不愿奢华！

　　曾国藩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先人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逸，才算抓到了根本！

　　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无论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苦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

　　能俭能奢是一种境界，不俭不奢是一种境界，能俭不奢是一种境界，而且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

　　曾国藩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国藩说：“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霍光为前汉大将军，总揽朝政二十年，炙手可热，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高官厚禄，起阴宅，缮阳宅，晏游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灭族，连坐者数千家。当初霍家奢侈之时，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预言道：“霍氏一定灭亡。他奢侈又不谦逊，不谦逊定轻怠了皇上，轻怠了皇上就背了礼。权倾朝野，妒忌他的人很多。天下人妒忌他，他言行又不注意怎能不亡！”徐生的话，不幸而言中。而与霍光同时代的另一位姓金的官员则相反。例如，他见长子与宫人淫乱，亲手杀之；皇帝赐给他宫女，他“不敢近，其笃慎如此”。曾国藩要求弟弟澄侯把以上这些正反事例“解示后辈”，意在要后辈戒奢戒骄。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

　　俭朴同勤劳是分不开的，只知道俭朴还不行，还要勤劳，勤劳才能致富。

　　曾国藩说：“人败，离不得个'逸'字。”又说：“天下百病，生于懒也。”“人不勤则万事俱废。”不懒不逸，就是勤，“勤者，逸之反也。”“勤所以儆惰也。”他深刻地指出：“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对于内眷、女儿、儿媳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饬勤劳。他规定：“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织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孝敬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要者也。”同治七年（1868年）在金陵节署，他的女儿等早已是贵不可言的“千金小姐”了，但曾国藩却给她们制定了每天习劳的繁重功课单，并写了四句话：

　　家勤则兴，人勤则俭。

　　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生长于一个勤俭孝友的家庭。及自己结婚生有子女，虽任侍郎，任总督，任大学士，一直到死，他的家庭生活仍然和过去一样，不稍改变，这是任何人都不易办到的。

“和”为中心，八字家规

　2.“和”为中心，八字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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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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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中兄弟子侄，应当牢记祖父训戒的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当谨记祖父的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我日记中又讲到八本的说法，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怒为本。立身以诚信为本，居家以早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都是我亲身经历、行之有效的经验之谈，弟弟们应当教育众子侄谨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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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劲的欧风美雨，曾将中华古老帝国的儒家殿堂冲刷得斑驳淋漓，对个人自由的崇尚与追求，至今仍是一种时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仿佛成了褪色的古董。而当西方病态社会引起人们对文化反思的时候，“儒家的复兴”在世界范围内竟形成一股思潮。作为儒家忠实信徒的曾国藩，他的治家理论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曾国藩的齐家理论自成体系，至今在民间仍享誉甚广，可以说它是家庭教育的范本。曾国藩的齐家理论以“和”字为中心，铺陈开来，总结出了八个“本”字格言，八字家规。尤其是他反对奢侈，主张勤俭持家，反对给子女留下大批遗产，培养子女自立精神，还说子女不指出长辈之错也是不孝行为等等。这些真知灼见在今天仍熠熠生辉。它已经突破了儒家的狭隘圈子，吸收了西方文化的有益成分。

　　曾国藩说：家和则福自生。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没有不应承的，一家人融洽相处，和气蒸蒸，像这样的家庭不兴旺发达，从没有过。相反，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彼此扯皮，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不衰败，也从没有过。

　　现在的家庭大都是三口之家，因此家庭关系远比曾国藩那个时代的家庭关系单纯，一般说来，家庭关系越单纯，彼此之间也就越好相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矛盾随之消隐。相反，这种矛盾以一种更精细、更微妙的形式存在着，只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况且，现代家庭关系始终保持着人类家庭关系的基本结构：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和父子关系。家庭的矛盾和冲突就基本存在于这几种结构之中。

　　家庭矛盾并不可怕，产生一点家庭矛盾也很正常。即使是一个人，也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时候，唇齿之间，也有不睦的时刻，更何况是年年月月生活在一起的另外一个或几个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兴趣、观念和独立性，这是矛盾产生的根源。解决家庭矛盾的惟一办法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和”。深受曾国藩影响的左宗棠讲，“家庭之间，以和顺为贵。”这个和，就是看你是否尊重他人的独立性，是否理解并宽容他人的性格、兴趣和观念。这个和，不是说你应在矛盾产生时才讲，而是在你平常的生活中就自然而然这样做。

　　夫妻关系，在家庭关系中是最核心的关系，这种关系处理得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其他关系，夫妻不睦，往往导致婆媳不和，父子反目。那么该如何对待夫妻关系呢？当然你首先得爱她、关心她、体贴她，不要计较她的小错，爱情是最脆弱的，你越计较，爱情就越稀少；在家庭中，你创造的爱越多，你获得的爱也将愈多；你越吝啬你的爱，你获得的爱心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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