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之魂3街舞团:社会管理模式 - 思想广场 - 凤凰论坛

社会管理模式
社会管理模式是指一个国家的体制。它只有二类：一，王权制；二，民权制。
王权制也叫王权治国或人情治国，相应的社会也叫王权社会或人情社会。
民权制也叫民权治国或宪法治国，相应的社会也叫民权社会或法治社会。
王权制有如下四种形态：
一，古典王权制。范围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结构从部落酋长制到帝王制。
二，资本主义王权制。如二战时的纳粹德国。
三，封建和资本主义二合一的王权制。如二战时的日本。
四，社会主义王权制。如前苏联。
民权制有如下二种形态：
一，资本主义民权制。如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
二，社会主义民权制。
中国已经在世界上成功首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她有条件有能力在世界上成功首创社会主义民权治国。填补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空白。    作战的成效取决于作战模式，社会管理的成效取决于社会管理模式。
模式是科技含量高度集中的地方，是重中之重。
模式不同，科技含量也不同。科技含量高的模式是必胜的法宝。    从冷兵器和轻火器时代的人海作战模式 ，到二战时的机械化作战模式，再发展到今天的信息化作战模式，各国均已看到：作战模式的升级，使得人们越来越难看到传统战争中的英雄和名将了。
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由少数几个英雄和名将决胜负的时代，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群体力量，是团队精神，是公共智慧 。
这也使人们会想到，社会管理模式的升级，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形：再难看到独领风骚数十载的政治明星。取而代之的，是全体国民在社会管理上广泛和经常的参与。    社会管理模式的升级，会改变人和公共权力的关系。
从终身制到非终身制，从全面的任命制到有限范围内的任命制，从全面权力的掌管到有限权力的掌管，从乾纲独断到根据公议结果决策，难度之大，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接受先进的作战模式不难，接受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较难，接受先进的社会管理模式就很难很难。
不愿放弃已经熟悉的做法，这就是习惯的力量。
一个人从生下来到刚懂事的时侯，还不大可能去考虑社会管理模式问题。还是从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开始，经过若干年的锤炼，才会自然产生这方面的意识活动。这种滞后，是由于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缺失造成的。没人讲，一个人如何能在年令很小的时侯知道这些事？这还不算听了不正确的说法造成的感知障碍。待到有这方面意识活动的时侯，人早已适应了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习惯了。
面对种种社会问题 ，人们自然会先从书里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结果很失望，要么书里没有，要么书里写的办法已被实践证明不灵。尽管如此，读书还是让人产生了直觉反应，知道种种社会问题的未来是什么局面。于是一种责任感又让人开始振作起来，去向古书中发掘 。发掘的结果，是发现自古以来有识之士一直没有停止过这方面的探讨。可为什么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呢？为什么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历史重演而束手无策呢？
原因在于写书的人和看书的人都有相同的潜意识：在不改变现有社会管理模式的前提下，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结果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把社会管理模式的问题和社会管理的问题搅在一起，理不出个头绪。社会问题既有社会管理不到位造成的，更有社会管理模式的缺陷造成的。前者是标，后者才是本。
潜意识蛰伏在人的习惯里，平常看不见，下决心时起作用。
社会问题的产生，既有社会管理缺失或不到位造成的，也有社会管理模式的固有缺陷造成的。
对于前者，人们相对容易达成共识，行动上也容易看到新的举措。但对于后者，则分歧巨大，敏感异常。
实事求是、不回避和不护短，是一种务实的态度。刻意回避、刻意淡化和刻意拖延，也同样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没有谁懂不懂的问题，也没有谁爱不爱国的问题。都是社会精英，都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复兴披肝沥胆和呕心沥血。
那为何意见难达成一致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难度。
在古代社会，社会管理模式只为少数人提供从政的空间，不向国民开放。社会管理权被视为私有财产，是特权。社会管理是少数人的事，国民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人获得社会管理权，那是王者的恩赐，是王者的化身，是王者使用的分身术。如果一个人未经王者认可就想介入社会管理，那就是犯了天条。轻的叫“犯上”，要挨板子。中等的叫“诽谤朝政”，要被抄家流放。重的叫“谋反”，要满门抄斩。如果人数众多，那就要派兵剿灭，鸡犬不留。这就是王权治国。
随着贸易给国家经济带来的好处日渐明显，新的认知产生了。社会管理权属公共权力，不可以成为私有财产，当然也就不可以买卖、抵押、转让、继承和赠送。公共权力的产生必须在阳光下进行，公共权力的使用必须接受公众监督，公共权力的移交必须在阳光下以和平方式进行。建立落实到人头的税收制度，及在此基础上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依照这些认知展开的实践，使社会管理模式具备了开放功能，国民广泛和经常的参政议政成为了现实。结果是国家实现了长治久安，获得了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平台，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空前提高。这就是民权治国。
在《道德经》第十七章，老子写道：太上，不知有之。应解读为：没有王者的社会管理模式才是最好的社会管理模式。
学界公认，第十七章是老子描写的理想政治蓝图。但遗憾的是，从古到今的大多数学者和读者，都没有避开王权意识的影响，都有“治国必须有王者”的潜意识。这直接导致对老子第十七章的错误解读。这一点很容易查证，在网上和书籍中到处可见。
一见到无王者治国，第一反应就是：这不可能。接下来就说老子的政治蓝图是空想、是虚构，甚至给老子戴上一顶大大的洋帽子——乌托邦。流传社会，误人子弟，贻害不浅。
应该说，《道德经》是一个人文科学的金矿，里面蕴藏了中国最早的民权意识。
老子生活的年代，人们只能见到王权治国的实例，老子却能认定无王者治国模式的存在。
今天看来，真可谓高瞻远瞩，实属不易。
应该说，在中国最早观察和研究社会管理模式的人，就是《道德经》的作者老子。
对客观世界从无到有、从有到有和从有到无的三类变化，老子不仅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对社会管理模式这个影响每一个人的公共事物，早早就有了准确的把握。
在老子看来，王权治国的致命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平衡结构，没有良性制约，不具备自我更新的机制，是个百病缠身的怪物。
没有平衡结构，意味着权力的使用是情绪化的，是随心所欲的。
没有良性制约，意味着只有恶性制约，即权力的转移要么因强敌入侵而发生，要么因王者身边有人起兵造反而发生，且其过程充满阴谋诡计和杀戮，要多血腥就有多血腥，要多丑恶就有多丑恶。
不具备自我更新机制意味着，一个人、一家人或一伙人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会永远抓住权力不放。将权力交给别的人，就意味着自己的丑恶和罪恶要在阳光下示众。
百病缠身意味着公然的腐败四处泛滥，社会的不安定目益增加，而王者对此却一筹莫展。
“太上，不知有之”，意味着治国是需要有专门人材，但不需要王者，无人可以在权力的宝座上坐一辈子。
“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个“我”应该指的是执政者，而不是老百姓。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解读为：任期一到就回到平民当中，这才合乎天道，合乎自然。
老子的“无为而治”不光是正确用脑的一个动作要领，也包括了“无王而治”的政治理念。
“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这是老子对王权治国模式的否定，也是对王权治国三部曲或三阶段的准确刻画。老子在这里连用三个“其次”来给王权治国戴帽，可见王权治国在老子心目中的地位何等低下。用这样的排比句式来评价王权，是和当时绝大多人为王权唱赞歌的做法截然相反的。
这样做，不仅需要勇气，而且更需要智慧。
在《道德经》里，时不时就可以看到老子这种“不着调子”的字句。试想，若老子用“无信焉非民不信焉”来代替“信不足焉有不信焉”，那会怎么样？公然地蔑视王权会即刻给老子招来杀身之祸！
所以，老子不能把话说得太直白，得说得含混一点才行。老子也考虑到后人的感受，为防止后人的误解，他又加上了“悠兮其贵言”，意在提醒后人，他在前面说的话，是话中有话。真是难为老子了。
尽管如此，那个时代还是有人看出苗头来了。据研究，《道德经》在老子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但在王宫里被封存了近百年。这百年当中人们只听说有这么本书，可惜大多数人都见不到，这让当时的读书人心里奇痒无比。当时能看到《道德经》的人在其他人面前有多么得意，可想而知。
什么人最怕人们看到这本书？应该是老子的好友，同时又是主张王权治国的人。
应该说明的是，“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一句中有两个“信”字，其含义是完全不同的。第一个信字和《道德经》第二十一章中的“其中有信”的信字，含义相同，是指无形的精微物质。第二个信字，其含义才和我们现在的理解相同，是指诚信、相信和确信。
第二十一章是《道德经》最激动人心的篇章，老子在里面写了“正确感知第一类变化的脑力操作要领”，换一种说法就是“个人直觉能力的主动运用方法”。详细内容在《客观世界的三类变化及掌握途径》一文的续文中做专门描述。
在老子生活的年代，人们只能感受到王权治国的存在。
因为没有民权治国的实例，人们也就没有关于民权治国的感知。而且自那以后的二千多年时间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所能感受的治国模式都是王权治国模式。
在那个漫长的岁月里，说老子的无王者治国模式是虚构和空想，显然是有事实做依据的。就算说老子胡说八道，也一点不过份，且合情合理，眼见为实嘛。
然而，能称为科学的事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二千多年后，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无王者治国模式的实例即民权治国的实例，终于在北美大陆浮出水面，真可谓姗姗来迟。
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这个新生国家的出现，反应上就象“人群里多了一个人，牛群里多了一头牛”那样，并没有什么更特别的感想。这是因为人们脑子里没有“社会管理模式”这个概念，当然也就没有观察和比较社会管理模式异同的习惯。直到在其后的岁月里，这个国家的突出表现令世人刮目相看，才使得人们开始认真地对待她，才开始记住她的名字：美利坚合众国。
应该说，不只有中国的老子研究社会管理模式，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有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存在。至于是谁开始得最早？做了些什么？有什么观点？社会反响如何？还期待有专门的学者向众网友介绍研究成果。
尽管中国有人很早就认定无王者治国模式的存在，但在无王者治国模式即民权治国模式的开创上，中国人却没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遗憾。“东方不亮西方亮”，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
曾在强国论坛发过标题帖：“财产公示和现行体制有冲突要慎重”。
有网友回帖，一是追问冲突在哪儿，二是认为没冲突，可以做。
“有冲突要慎重”的理由分述如下:
一,财产公示,关系到公务员特别是官员的名誉,地位,收入,财产,继承,人身自由,健康和生命,所以这是一个份量很重的法律行为,必须有立法才可实行.没有立法就做,风险很大.
二,财产公示,是西方国家的通行做法.在中国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会与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不接口，后果严重.
三,财产公示,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民权治国的做法之一.和其它做法配套,有效地消除了发生在社会管理层的腐败，进而切断了由于社会管理层腐败而引发的社会动乱,从而为该国长期稳定和持续地发展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社会活动平台.
我们应看到财产公示这个做法的科学性和科技含量,并动脑子把它移植到中国来.但我们不能走向资本主义民权治国,因为没有桥,没有船,也没有石头可摸,和我们的历史和国情也衔接不上.
我们可以首创社会主义民权治国,因为我们已经成功首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社会主义民权治国,对我们来说,有可操作性.遗憾的是,社会主义民权治国还只是一个提法,连个概念都算不上,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她还是个空白.说有可操作性,还仅仅是一个直觉反应，一个做体操时的灵光一闪。
做为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社会主义民权治国里面除了财产公示以外,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民权治国和资本主义民权治国相比较，有何异同？都还不清楚.需要很多人来关注,考察,思考和充实.
总之，没有立法不能做，没有接口不能做，配套措施不清楚不能做。要防止“情况不明决心大，方向不明步子大”。
论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三原则
【 作 者】陈荣平
【作者简介】作者　广东省社科院现代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员。（邮政编码　510610）
【 正 文】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豪尔（J.W.HALL）认为，现代化是有系统地、持续不断地、有目标地运用人类的各种能力控制人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以达到人类的各种目的。（注：转引自《现代化战略与模式选择》，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该理论强调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控制能力的系统性、持续性、 目的性特点。 社会管理是指为实现社会关系和谐以及整个社会良性运行而进行的调控活动，是人类控制能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构成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社会管理作为人类控制能力的具体体现，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各个分工协作阶段和领域，包括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领域，表现了较强的目的性。相对农业社会来说，现代化阶段的社会管理有前者无法相比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必须系统地把握。同时，现代化作为一个不断的演进过程只有在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因此，社会管理的上述特点可以作为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指导原则。
根据现代化进程对社会管理的基本要求，结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基本任务是：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思想，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发挥政府对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避免自由市场调节的不足；在社会管理的目标价值取向、制度安排和社会组织方式等方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为实现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支撑作用。从这个任务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必须遵循：目的性原则——确保以人为本指导思想在社会管理中体现；系统性原则——确保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持续性原则——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特别是改革2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结构发生急剧的分化，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社会要素不断生成，这些新的变化与旧的社会要素尖锐对立和冲突，巨大的社会张力在积蓄。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及时协调和化解，将随时可能暴发并破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注：参见《中国社会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鉴于此，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借鉴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经验和教训，重新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模式的前提性指导原则，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是必要的。笔者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应该坚持三个指导原则：目的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持续性原则。
一、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目的性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社会管理的调控杠杆作用，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协调和持续发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是，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实施并保障社会公平，最大限度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社会目标。这一鲜明的目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在这个基本前提下进行有自身特色的发展和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层面有三个：其一、区别前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其二，区别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其三、区别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由于这种基本层面的本质区别，相应的社会管理内容和社会管理方式也不同，这些区别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模式的根本目标。
首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不同。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管理的主要特征：社会公平目标占绝对优势，甚至窒息了社会效率目标；社会结构单一，社会结构变动频率小，趋于封闭；社会管理和政治、行政处于模糊不清的胶着状态。在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中，社会成员都可以享受到社会平均分配的资源，但是，由于过度平均培养了社会成员的惰性，严重影响效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社会主义是懒惰的温床。此话不无偏颇，但从一定意义上尖锐揭露了传统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模式因缺乏竞争导致低效率的弊端。社会结构单一和稳定对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有好处，但是严重影响社会活力，影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影响社会效率。政治、行政和社会管理的一体化实质是把社会事务包揽一身，但是由于整个社会运行的低效率导致社会资源总量的不足和分配的困难，这样，把社会事务包揽的结果是导致共同的贫穷、落后以及官本位带来的不平等。因此，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就是要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保障公平的同时，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资源分配和再分配，充分体现出效率来。
其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管理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条件下的社会管理也有本质区别。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是自由市场无法调节社会公平。因此，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求：一方面，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高效作用，推动社会效率的提高。公平和效率问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对矛盾。实践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这一矛盾，传统社会主义也无法解决这一矛盾。而这个矛盾不解决就无法实现社会稳定，更谈不上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发展，更谈不上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从中国改革开放20年发展的过程看，尽管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体制，但是在再分配环节、相关的社会保障领域和社会稳定的策略措施方面是有效体现公平原则的，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长远战略规划方面更是体现公平优先的。但是，实现公平优先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和基础，这是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重点和难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管理模式创新，要求： 1.在社会管理的目标取向方面：以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为目的， 营造社会命运共同体；2.在社会管理任务方面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效保障社会公平、优化社会秩序、健全社会组织、强化社会服务，逐步形成社会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同时，有效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杠杆，建立市场化的社会管理体系；3.在社会管理机制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公平调节机制——通过社会保障、税收调节等多种方法对社会资源分配进行全方位调节，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容易出现的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建立健全社会共建机制——通过政府引导和社会共建等方法，培植多层面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组织，包括各种中间组织、民间组织和社团等，解决传统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统揽社会事务，导致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组织发育不全、多层面社会管理不足等问题；建立健全社会自律机制——通过加强社会治安和思想道德教育相结合的方法，解决单纯法治无法解决社会秩序优化的问题。三管齐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
二、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系统性原则
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系统性原则的根本目的是保障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保障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是：（1 ）保障社会系统运动的协调性。社会系统运动的协调性是确保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系统运动的协调性要求，构成社会发展的相关要素及其结构必须是同步发展，它的对立面是社会要素及其结构的单一性变动。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相应的社会管理手段，不断培植新的社会发展要素和调节社会系统的结构。因此，指导思想上，从人类社会文明演进的视野里把握中国的社会管理问题，在新发展观指导下，以经济、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为目标，扬弃单一社会变动导致的社会片面发展，进行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2 ）保障社会系统的目标代表性。社会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决定社会系统要素和结构变动的差异，这是社会管理模式出现差别的根本原因。导致社会系统构成要素与结构差异的原因是客观的、历史的和自然的，而不是主观的、阶段的和人为的，因此，必须根据现实的条件对社会发展要素和结构进行区别对待，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突出重点目标。在社会管理目标上，坚持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并举的原则，吸取始发现代化国家和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方面的教训，不断修改我们的现代化目标；（3 ）保障社会子系统的相对平衡性。社会系统的相对平衡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只有社会系统的相对平衡才能避免因发展导致的退步。在社会管理方式上，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兼行、刺激社会竞争与强化社会保障相结合、行政法治与公民自律互补等。
有效贯彻上述原则必须正确处理下列几对关系：
（一）激励与保障的关系。社会管理就是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刺激社会系统有活力地运动并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因此，建立相关的激励机制是必不可少的。问题在于能否在实现激励作用的同时实现保障的功能，换而言之，激励与保障是合一的还是分离的。系统性原则要求激励与保障必须是合一的，因为如果激励与保障处于分离状态势必导致两个结果：激励过度保障不足导致社会分化，影响社会稳定，或者保障过度激励不足影响社会活力，不利于社会繁荣与进步。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偏向后者，教训十分深刻，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大了激励力度，但是由于保障机制未能配套建立，有导致前一结果的趋势。因此，坚持社会管理系统性原则实现激励与保障的结合是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任务。始发现代化国家在社会管理方面积累了成功的激励经验，但是相应的保障存在不足，导致社会贫富悬殊和社会不稳定等；一些现代化国家在保障方面取得较大成功，但是激励作用乏力。如英国，通过高额税收政策实现全社会的高额福利，但是全社会的积极向上方面动力不足。因此，激励与保障仍然处于分离状态。激励与保障分离的问题实质是激励的制度化与保障的非制度化问题。社会管理的激励与企业管理的激励不同，企业管理的激励可以具体化为一定的物质或精神，而社会管理的激励是一种法律权力。这种法律权力，相对管理主体来说是一种权力的赋予，相对管理客体来说则是一种权力的获得，如财产权、继承权、转让权与支配权等等。这就决定了激励只能是一种“死”的东西。相反，保障除了制度安排之外还要相应的经济基础——问题转换成为社会管理的价值观问题了。不管是福利国家还是纯市场经济国家都是私有制国家，私有制国家在价值观方面不完全愿意使二者结合，即使愿意也未能有相当的能力实现二者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模式正确处理激励与保障关系要求：一方面不能因为激励而导致社会贫富分化，另一方面不能因为保障导致社会发展乏力。社会主义中国不但在价值观上面认同二者的同一，而且具有充分的调控能力可能保证和支持二者的同一。
（二）竞争机制与互助机制的关系。西方现代化国家难以协调激励与保障关系的直接原因是制度安排不当问题，深层原因是信奉“优胜劣汰”的竞争价值观念，导致竞争机制与互助机制作用脱节——这是极端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浮躁、变态、自杀、吸毒、同性恋等“西方现代化病”的根源。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虽然没有这些严重的“现代病”，但是危险的迹象仍然存在。特别是目前中国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体制转型是精神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面临着旧的价值观念没有完全转变，而新的价值观念仍然在确立和形成过程之中的问题，处于新旧观念转变过程特别容易出现良莠参杂的情况。结果是：经济发展而道德滑坡，直接影响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虽然我们对这些问题已有察觉并下力气“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是由于停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制性灌输层面上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效果并不显著。因此，面向现代化未来不但要转变价值观念而且要转变对这些问题的基本判断。从深层次认识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的矛盾，就必须重新审视竞争机制与互助机制，把竞争机制与互助机制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因竞争导致仇视致使社会互助的崩溃。
正确处理竞争机制与互助机制关系必须做到：（1 ）观念上规范竞争领域与非竞争领域。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竞争意识一般都有严格的规范，这种规范在长期的市场发育过程中形成，它在公民中形成理性自觉。出现竞争越积极者在慈善、救济活动中也越积极。竞争机制只限制在业务关系、上进关系、发展关系等方面，而在人伦关系、非业务的社会关系上以互助为主；（2）继续弘扬中国传统的亲善伦理精神， 继续培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有效吸收西方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3 ）制度安排上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打击力度，有效保护合理竞争。同时，广泛发动社会中间组织实施社会互助、个体互助，包括事业互助、生活互助等。
（三）自我管理与他我管理的关系。始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管理一般依靠法制、行政管理、社会中间组织管理、思想道德约束，成功之处是建立了系统、严密的监管体系与服务体系，不足一面是在法外自觉不足。前者是他我管理后者是自我管理。中国现阶段是两方面都不足，表现如下：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改革相对滞后，导致社会管理的法治管理不健全，社会安全、防范腐败的治安监控不力；由于市场发育迟缓，市场化的社会管理调节杠杆不力，如税收对收入公平分配的调节不力、市场化的社会保险覆盖面狭隘；行政管理未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进行转型，及时实现从行政事务管理向社会事务管理的过渡；社会中间组织发育不够，影响社会服务体系的健全等等。这些导致社会管理大环境不佳，直接影响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制约，即他我管理不足。同时，由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精神文化构建滞后，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出现议定的错位与混乱，导致思想误导和无思想引导的问题均比较严重，直接影响到公民的自我表现约束力，自我管理乏力。因此，正确处理自我管理与他我管理必须做到：（1）坚持依法治国，完善社会管理的民主和法制建设， 在不断强化法律监管的同时，增植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社会中间组织，通过中间组织沟通政府与公民，培育公民的自我管理能力；（2 ）进一步规范政府的职能，推动政府行政改革，强化政府行政的服务功能，理顺政府与社会中间组织的关系，逐步从政府管不来又不必管的社会事务中退出，建立一套符合新时期社会管理特点的行政管理体系；（3 ）继续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根据现代化演进特点不断调整思想道德文化建设内容，着重培养公民的自觉、自主和自律意识，不断提高和加强公民自我管理的意识。
三、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持续性原则
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持续性原则是现代化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持续性原则要求必须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和趋势，不断调整社会管理的目标、内容和方式，以期达到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目的，最终实现为现代化的持续发展提供支撑。根据中国现代化的特点结合其它现代化国家的经验教训，创新社会管理模式应重点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不断提高的市场化程序。“市场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它必须被控制在适当的范围”。这是经济学名著《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权衡》一书的点睛之笔，也是该书作者、已故美国经济学家亚瑟·奥肯论述平等与效率问题的至理名言。创新社会管理模式首先必须关注的是中国日益提高的市场化程度。中国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市场为取向，以效率为核心的收入分配体系。这种分配体系符合党的十五大精神，“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市场调节不力而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仍然存在。同时，非法收入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这些问题已经不同程度地构成社会稳定的隐患。
（2）不断提高的工业化、城市化程序。工业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现象。由于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主要包括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单一的社会组织结构、政治——行政一体化的社会运作结构等。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打破，各种新生的社会力量突起，如精英阶层、中产阶级。不同社会力量的结构变动的结果将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格局形成。这给社会管理提出两个方面的问题：社会结构变动过程中的社会整合问题；新的社会结构条件下的政府、公民的权力和义务、职能和规范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必须面对的。
（3）不断提高的开放程度。开放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也是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开放包括国内区域间的开放和国外国际间的开放。区域间开放结果是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包括资本流动、人员流动等。高度社会流动的结果将导致社会控制力度的松弛、社会秩序不良的负面影响。因此，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高度流动的社会结构变动中实现社会稳定，换而言之，面对高度流动的社会结构变动态势，如何通过社会管理的组织、协调、服务和整合等机制来达到社会均衡的目的；国际间的开放程序提高将会带来国际间的资本流动、社会流动以及多民族文化的交流、碰撞和冲突，协调不好就会在接受现代文明过程中丧失自己的精神家园并导致精神价值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紊乱。因此，强化社会管理并根据社会结构变动的特点与发展趋势进行社会管理模式的不断创新是迫切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趋势看，保证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模式的持续性必须在制度安排和组织运作方面注意下列问题：
第一、逐步推进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公平效率并重转变，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公平型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模式的发展方向，但是，公平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和具备相应的条件。我们反对先发展经济后发展社会、先效率后公平，同时也反对人为的绝对平均主义，必须完整把握中共“十五大”确定的“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通过完善按劳分配制度和社会再分配机制保障公平效率并重，在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前提下逐步形成公平型的社会管理模式。
第二、不断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培植多层次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组织，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公民多方共建的社会管理格局，营造互助型的社会管理模式。行政、管理、服务三位一体导致政治、行政、社会管理、社会服务职责不清，但是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情况下过早弱化社会管理的行政干预显然不可能，正确的选择是在突出政府的行政职能同时，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社会服务功能，通过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来强化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化，逐步推进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市场化。同时，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强化公民的互助意识，逐步实现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由单向服务向双向服务、多项服务转变，即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第三、依法进行社会管理，在此基础上推进法治管理向自我管理的转变，营造自律型的社会管理模式。法治的最高境界是自律，管理的目的是不要管理。自律型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模式的精华部分。自律型社会管理的前提条件是高度发达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具有高度自觉自主意识的公民自律能力。在中国营造自律型的社会管理模式有深刻的传统文化基础。这些都为营造有中国特色社会管理模式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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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大社会”管理模式
英国的“大社会”管理模式
我在英国伯明翰大学培训期间，所到之处，无论是专家，还是官员，都在谈论英国现任卡梅伦政府提出的“大社会”(big society)管理模式。
何谓“大社会”管理模式？核心概念有两个：一是“大社会”要求地方政府从以经济职能为主，转变为以社会管理服务职能为主。“大社会”将成本和收益理念引人到政府公共管理中，倡导构建新型的社会关系，把更多的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从政府负责，外包由市场和社会力量或个人来承担，让公共服务的使用者来设计、提供更贴近实际需求的公共服务内容和标准。二是“联合生产”(coproduction)，即政府、私营及第三方组织和个人共同合作设计、合作决策、联合提供、互助互利，通过公民和政府间的协作创造价值，建立政府引导、公司运作、慈善为主、公民参与的社区合作伙伴委员会，共同利用技能和资源支撑社会运作。每个人都是合作组织的成员，合作组织又能够照顾每个人。
“大社会”和“联合生产”的意义在于赋予地方社区更大的权力，建立公民参与的管理体系，注重发挥全体“人民的力量”。
“大社会”管理模式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社区自我运作。地方政府把社区的规划、建设、管理权力下放到社区，免费为社区提供土地，由全体社区居民共同制定当地发展规划，通过自行开发和出租给房产商两种形式建造房屋，并由居民自我管理社区，自我提供服务。英国政府培训了5000名社区组织者到基层，确保引导所有市民，发挥出“人民的力量”。成立以慈善为目的、公司化运作的资产公司。公司在社区的规划、建造和管理中承担具体业务，全部盈利用于社区各项服务。市场化操作。社区建设项目全部采用竞标形式，开发过程通过市场运作，公开透明，接受全体社区居民监督。成立社会银行。在积极鼓励私人投资的同时，激活社会不良资产，盘活死账呆账，包括那些滞留在银行账户(比如己去世的人)里多年的资金，用于公共服务。
“大社会”管理模式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将权力下放到基层，英国政府拿出10亿英镑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型企业，承担政府裁减机构后存在的公共服务空缺，公共服务的提供渠道得到拓宽。同时政府通过授权和分解责任，对人员实行聘任制或合同制，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行政问题，政府相应承担的职能减少，管理成本大大降低，服务效率明显提升。
政府除了提供必要的支持外，社区、社会组织、非营利社会型企业、个人能够互相提供服务。特别是社区居民在社区运作中将同时充当设计者、提供者、生产者、使用者，他们可以根据个性化需求设计各项公共服务内容，整个社区将形成民主设计、决策、实施、监督一体化的社会网络。这样，通过挖掘和利用一切社会资源，做到资源的高效和最大化利用。
“大社会”管理模式倡导富人为穷人服务、能人为社区服务、人与人互相服务。鼓励人们互相接触、沟通、服务，居民通过社区“时间银行”，储蓄提供服务的时间，在需要时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助和服务，这样能够改变冷漠的社会人际关系，缩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让下一代生活在同一起跑线上”。目前，英国35%的人每月会给不认识的人一次帮助，更多的人已经加入到合作行列中来。
英国政府的大规模裁员导致了大量人员失业，而“大社会”管理模式，可以吸纳更多人员参与到社会管理和社区事务中来，从而缓解失业压力。
“大社会”管理模式也存在不足。第一，政府推出新政的主要出发点之一，是完成竞选上台的政治口号，为了完成目标，联合政府拿全英国的公共管理领域来尝试，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第二，“大社会”目前更多地处在理论完善阶段，还未真正经受实践的考验，操作中可能还会遇到不少问题，英国国内也存在不少怀疑的声音。第三，政府权力下放的同时，义务也随之转嫁到社区，社区未必能承受。第四，可能会出现少数权势集团控制社区运作，并导致服务质量下降。第五，“大社会”模式下，富人和普通居民是否对提高社会活动的参与或志愿服务感兴趣、绩效考核如何界定还是未知数。
总之，英国的社会公共管理涉及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公共产品的设置及公共服务的设计和提供都是从人的需求和利益出发，民生被摆在了十分突出和重要的位置。
文/张大妹
（来源：中国社会报）
全球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中国对策(延伸阅读)
文/李迎生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10期）
胡锦涛同志在最近发表的“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中，重申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并提出要“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重提这一传统话题，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首先，促进公众参与是落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需要。正如胡锦涛所强调指出的，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因此，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其次，促进公众参与是适应全球社会管理模式转型的必然要求。全球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是指从传统的单向度的管制控制到现代的协商治理的转变。现代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体间权力的互相依赖性和互动性、自主自治的网络体系的建立以及政府作用范围及方式的重新界定等。在治理基础上提出的“善治” 是一种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它的本质特征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以及公民的积极参与，实现管理的民主化。显然，实现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必须促进公众参与。
再次，促进公众参与是改变我国目前公众参与不足现状的迫切要求。近年的“两会”对农民工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其中在2007年的“两会”上就有代表、委员提出要吸收农民工代表参会的建议，2008年的“两会”开始有了三位农民工代表，这是十分可喜的。要解决农民工处境不佳的问题，没有农民工自身的参与是不可能的。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如此，解决其他群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也同样有一个发展政治参与的问题。一项研究表明，一个时期以来，工人农民等基础阶层全国人大代表呈现下降趋势：1977-1981年间，工人农民身份的全国人大代表占全部代表的比例是47.33%，接近一半；1983-1987年间这一比例下降到26.57%；1993年下降到20.55%；1996-1999年间下降到18.9%；2003年进一步下降到18.46%。这种状况虽然近年正在改变，但我国目前公众参与严重不足的现状依旧。
最后，促进公众参与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近年来各地不断发生各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近期中东、北非等地发生的社会动荡对我国的潜在影响也不可小视。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促进公众参与，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可以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导）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时间：2011-04-01 11:45:53  来源：滨海新区网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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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据了解，滨海新区从1991年开始成立社会团体，并从1991年的29个发展到2010年的270个；滨海新区从2001年开始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并从2001年的82个发展到2010年的237个。对滨海新区的社会管理创新，她认为，新区的各志愿者协会活动极具特色，近期开展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试点，极具探索意义。
“滨海新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新观察”
编者按：
在刚刚发布的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被专门列为一章。社会组织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等方面有独特的功能和巨大的作用。由此可见，社会组织不仅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更是党和政府实施社会管理的重要依托，提供公共服务的“生力军”。目前，滨海新区在推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更好发挥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过程中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滨海新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对新区的社会管理创新将起到哪些作用，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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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滨海时报和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共同主办
案例：
新港街道
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
培育扶持社区民间组织
做法：街道委托法律维权协会在各社区开展法律知识普及和义务维权、委托健康教育协会为社区居民义诊……在新港街道，社会组织正在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参与到社区服务中。2010年，新港街道在滨海新区率先提出了“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的概念，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整合了街道社区包括文艺团体队伍、志愿服务队伍、社区教育队伍、社区维权队伍等在内的20多个民间组织，并制定了章程，统一、科学、规范管理各项活动和资金，解决了民间组织各自为政的问题，社会组织联合会成立同时，新港街道从财政税收返还资金中抽出100万元注入基金，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基金。
新港街道自去年提出概念至今大胆尝试、积极探索如何发挥社会组织的促进作用。街道、社区两级分层培育，突出重点，积极挖掘，整合各类资源，以“贴近居民生活、服务居民所需”为导向，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公益活动品牌项目，调动居民参与热情，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街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制定扶持政策、开展社会资助、项目委托、项目奖励等多种形式扶持社会组织发展。街道出台了《扶持社区优秀项目管理办法》，设立20万元专项经费奖励社区优秀工作项目，建立了20万元的“新港街道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以联合会为载体实现对各类社会组织的培育。特别是在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街道注重加强与专业性社会组织的合作，将健康教育、法律维权等相应工作外包。
思路：为大力发展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模式，今年，滨海新区民政局将新港街道定为“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试点街道，在充足的理论支持指导下开展工作，提升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发挥社区团体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使居民由“社区人”逐渐转变为“社团人”。新港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将于近期正式挂牌。
效果：社区社会组织是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滨海新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职责将逐步向社会转移，部分管理权限将下放给社区。社区社会组织将成为服务居民的重要力量。相关负责人说：“社会组织联合会将发挥枢纽作用，为各类社会组织提供服务，使联合会成为社会组织的有力后盾，整合各类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使更多的社区居民变为‘社团人’，拓展社区服务、丰富社区文化、共建和谐社区。”
向阳街道
志愿者协会代替街道承接农民工项目
做法：东北人王景秀在塘沽开办向阳幼儿园、甘肃小伙栗亚军的电脑维修公司已初具规模……有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在向阳街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们取得的成绩与向阳街志愿者协会的帮助密不可分。为使更多的务工人员在滨海新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2009年，向阳街志愿者协会成功夺下由9家联合国驻华机构与中国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合作的“联合国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项目，使向阳街成为了全国三个试点单位之一，通过试点的成功模式，推进相关政策的制定、改善和落实。
据介绍，向阳街道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成立于2008年5月20日，下设13个社区服务志愿者工作站。目前，协会人员总数已达1.2万余人，已注册5700余人。志愿者由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公安、个体工商户、离退休职工以及热心居民组成。2009年初，向阳街志愿者协会通过民政等部门了解到联合国及国家政府部门准备在天津市众多街道中要选择一个街道作为项目试点，为了提高项目水准、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由哪个街道承接项目采取了招标的方式进行。了解情况后，向阳街志愿者协会在街道工委办事处的指导下，对辖区农民工的人口分布、从事职业、生活条件以及存在的问题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然后拟定项目规划、资金分配、人员设置等具体内容，反复修改最终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在竞标会上，向阳街道志愿者协会以充分的准备和专业化的团队在众多竞标单位中脱颖而出，一举夺魁拿下该项目。
思路：该项目在向阳街启动后，志愿者协会和街道工委办事处共同合作、科学部署，确立了“三个纳入”原则。将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项目纳入街道整体工作，确保项目资金人员到位；将项目纳入街道民计民生工作，热心为青年农民工提供贴心的服务；将青年农民工融入社区项目纳入社区建设工作，全面推动和谐社区建设。
效果：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志愿者团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全方位的宣传发动，使志愿服务的精神深入人心，广大志愿者充分发挥扶弱济困的中华美德。在接纳、尊重和保护青年农民工的思维理念的引导下，居民群众、辖区单位和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形成了十几类专业志愿者专业队伍，为广大青年农民工提供困难帮扶、技能培训、权益保护、科普讲座、文艺指导等全方位的服务，满足了辖区青年农民工的服务需求。在社区志愿者服务指导的基础上，农民工志愿者也积极参与社区各种服务活动，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事例。比如：流动党员王景秀同志，在街道各方的大力扶持下，开设了外来务工子女幼儿园，吸收接纳青年农民工子女，解决了辖区青年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问题。同时，在如何办好学校，实现青年农民工孩子与本地孩子之间相互接纳与融合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为向阳辖区青年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的带头人。再有青年农民工栗亚军，在向阳街道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的帮助下，通过电脑学习、工作实践、专业提升的“三步就业发展曲”，实现了自主创业的人生目标。目前，他的电脑维修公司已初具规模，栗亚军也成为向阳街道电脑培训专业志愿者负责人之一。
向阳街道办事处主任陈兆明说：“志愿者协会的加盟对推动项目深入开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街道办事处人员少，任务繁重，如果只依靠街道的工作人员去完成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肯定是困难重重。正是有了志愿团体的加入，他们不仅为政府分担了部分管理职能，而且他们的表现更为专业化和科学化。”
泰达环境保护协会
创新活动方式
完善区域服务体系
做法：每年的世界环境日期间，天津开发区的数十家企业都会自愿参与环境信息公开活动，或通过新闻发布会，或制作企业环境社会责任报告书，或通过官方网站等不同形式，向社会公开企业环境信息。这些信息通常包括：企业的环境保护方针、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及成效；排放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和去向等。这一活动由泰达环境保护协会发起。
“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凡污染达到一定程度的企业名单，必须公开其信息。但污染并不严重的企业，就没有强制要求。”泰达环境保护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道，“我们鼓励这部分企业将环境信息公开，但却不能强制要求。”
思路：作为社会组织，泰达环境保护协会发挥了其重要的补充作用。2009年，泰达环境保护协会在全国首个发起环境信息自愿公开工作，今年已是连续第三年开展。2009年开发区首批共16家企业，2010年共有24家企业参与到这一活动中。通过这一活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强了节能减排的意识和对生存发展环境的重视，老百姓对环境信息也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可对企业进行监督。“在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之外，在政府难以触及的领域，开发区环保协会这样的社会组织就能一展所长，成为政府的‘好帮手’。”
效果：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只是泰达环境保护协会的系列活动之一。早在1996年便成立的这个协会，旨在团结天津开发区企事业单位及环保工作者，贯彻执行环境保护法规，开展多种形式环境保护活动，致力于全区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和环境质量的提高，发挥各社会团体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建立环境保护的社会机制，促进天津开发区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多年来，协会开展了各式各样的创新活动，企业环境教室、开发区跳蚤市场、家庭碳减排活动、环保“家”年华公益活动等活动的开展，使开发区社会管理的触角延伸到了企业、社区、学校、NGO、家庭乃至个人。比如有害垃圾回收“绿箱子”行动，该行动是对废弃电子、电器产品、过期药品、废旧灯管和废旧电池为主的家庭有害垃圾进行回收和处理的一项活动。部分天津开发区的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吸引了天津开发区的居民广泛参与。居民将废旧物品送到指定回收点，活动会根据物品的残余价值给予居民积分，最后居民可在社区换取一些生活用品。目前，新区已有11个小区和6所中小学参与到活动中。
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开发区企业、社区、学校、NGO以及居民的环保意识都逐渐增强，对天津开发区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开展也功不可没。
 
政府声音
滨海新区民政局：
创新民间组织管理培育优化生长环境

从社会组织的增长速度来看，滨海新区社会组织发展为正增长态势。
据了解，滨海新区从1991年开始成立社会团体，并从1991年的29个发展到2010年的270个；滨海新区从2001年开始成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并从2001年的82个发展到2010年的237个。
截止到2010年底，滨海新区共有社会组织达到1517个，其中社会团体27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37个，社区公益性社会组织1010家。
创新：新港街成立街道社会组织联合会，探索发展“枢纽性”社区社会组织；向阳街志愿者协会成功承办国家项目，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泰达环境保护协会举办的跳蚤市场、家庭碳减排、环保“家”年华等活动等在活动形式上大胆尝试……滨海新区各级社会组织结合专业特长，勇于创新，他们正在逐渐壮大，成为一支主力军参与到社会事业发展当中。
思路：作为新区社会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滨海新区民政局以培育和监管为基本手段，按照健全组织、提升能力、培育扶持、规范管理、发挥作用的基本思路，开创滨海新区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新模式，引导广大社会组织为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做出贡献。
2010年，天津市民政局下发《关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的意见》，支持滨海新区审批副省级异地商会、简化行业协会审批环节、直接办理成立登记等培育社会组织的新途径。去年12月18日，由新区民政局批准成立的第一家副省级异地商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会应运而生，该商会致力于加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搭建政企间的桥梁与纽带，促进新疆与滨海新区两地间的经济发展。
举措:据区民政局局长孙长顺介绍，滨海新区具有审批副省级异地商会的权限后，今年，区民政局将“培育社会组织发展”列为工作重点，结合民政部与天津市政府签订的合作协议要求，按照现代公益组织发展模式，探索建立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孵化机构，采取政府财政补贴、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方式，在开发区、保税区建立两个社会组织孵化器，培育具有发展前景的社会公益组织。同时，以新港街为试点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也将正式启动，通过新港街的实际操作，为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创新社会管理提供经验，使其成功模式具有可复制性。并用5年时间，完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构筑社区党组织、社区自治组织和驻社区经济社会组织多主体共商治理模式，形成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基层社会管理机制。
专家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蔡礼强：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渐成趋势
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蔡礼强致力于民间组织与公共治理方面的研究。他表示，进一步推动民间组织健康发展，需要理清政府与慈善的边界，建立购买服务和资金补贴等综合性支持体系，提高政策的整体协调力度、完善政策配套措施。
他说，近年来，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渐成趋势，购买服务的领域主要发生在养老、社区、就业、社会工作、残障、医疗卫生等方面。购买的形式有公开竞标、单一来源采购、委托管理、项目申请、意向性谈判、公办民营、民营公助等方式，呈现出多样化、复合性的特点。
滨海新区在发展培育民间组织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些问题，他说，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能简单等同于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政府购买服务时可以面向企业、也可面向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或者通过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向其他政府部门购买。政府在面对财政支出有限和公共需求不断增长的双重压力，为实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探索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来提高公共服务提供效率，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利用市场竞争机制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模式。特别是通过契约化的途径，将原来由政府单一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外包或委托给企业或民间组织，增加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扩大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规模。
他建议，加快推进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供应方式的多元化制度建设，充分认识和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加强政府购买民间组织服务的制度化保障机制，逐步扩大购买服务的规模和领域。谨慎看待竞争性购买服务，逐步形成支持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综合性政策支持体系，提升民间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明确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和职能，政府要成为精明的买主和鼓励引导民间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主导者。加强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评估和信息公开，完善治理监督措施，为民间组织提供公平的资源支持和发展环境。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杨龙：
新区试点值得肯定
重点关注公共事务
“社会组织的良性运作，有助于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提高办事的效率。”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龙表示，“滨海新区可重点支持与地方性强、基层公共事务相关的社会组织。”
对目前滨海新区已经开始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试点，杨龙认为，这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他说，社会管理将是今后我国国家治理的重点，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先行先试，值得肯定。对于试点中提出的政府购买、项目委托等运作方式，杨龙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他向记者强调道，城市管理中地方性强的、基层的公共事务管理可以交给社会，包括社会组织、企业甚至个人。随着管理主体的改变，政府职能和对社会管理的方式也应相应发生转变。政府可以通过招标、委托等各种方式将管理事务交给社会组织，既能降低政府的成本，提高运作效率，又能使社会组织通过合理的方式充分发挥作用。
他认为，在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可重点选择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社会组织予以支持，如与治安维持、纠纷解决、市场管理、慈善活动、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相关的社会组织，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对于支持的方式，杨龙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说，可以通过扶持社会企业的方式来予以支持。他解释道，社会企业不是纯粹的企业，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社会企业透过商业手法运作，赚取利润用以贡献社会，企业的发展目标是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它们所得盈余用于扶助弱势社群、促进小区发展及社会企业本身的投资。这类组织目前在许多国家已广泛存在，滨海新区可鼓励这类企业发展，以更好地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为社会管理贡献力量。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陈钟林：
新区志愿者协会活动特色突出
制度是社会组织发展的保证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陈钟林认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可发挥巨大的作用。一是可以作为探索居民有序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机制的新尝试。二是有利于建立新型的社区建设管理格局，跨部门、综合性地提供服务。三是可以推动公共服务市场化的改革。政府购买服务一方面可以第三方评估组织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的结果为参考依据，进行投入。或采用公开项目式的管理，推进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对滨海新区的社会管理创新，她认为，新区的各志愿者协会活动极具特色，近期开展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试点，极具探索意义。她建议在试点中，可将社会组织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分类，并处理好社会组织与党组织、政府等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社会组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既可为政府分担部分职能，也可基于居民的需求，主动提供服务，或自行筹集资金，由政府给予认定。政府则可对社会组织进行行业管理、审批、认证、人员培训、行业规范、后期服务质量评估、资金支持等。
她建议，要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政府首先要转变观念，并从制度上加以保证，形成动力，如将政府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相关人事考核等。二是健全社会组织相关法规建设，通过法制进行管理，设立主管单位，在制度设计时就考虑管理、组织架构、规章制度、准入、教育、培训、评价、汇报等系列问题。三是加大投入，支持社会组织发展。包括在物力、财力方面的支持，以及对人力资源的扶持，设置相关岗位，完善薪酬制度等。她还指出，应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时报记者张姝陈西艳
宁德围绕民生和谐积极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 2011-04-16 09:18:47） 稿件来源：福建日报
近日，在古田县平湖镇“百姓问题排解室”里，随着溪州村民代表陈家团和梅洋村民代表江雪眉两双手握在一起，一场烦扰两个村子的山林地权属纠纷终于了结。
溪州村、梅洋村两村群众一直为村落之间45亩山林地的归属争执不休。3月7日，两村群众找上了平湖镇“百姓问题排解团”。“排解团”受理后，多次到两村了解情况，反反复复进行了10多次调解，终于达成协议：争议山林地委托溪州村先行植树造林，最终权属由县林业局山林纠纷办依法裁决。心服气顺，两村村民代表握手言欢。
3年来，平湖镇立足民生和谐，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抽调镇干部组成“百姓问题调解团”，排解辖区内各类“疑难杂症”，目前已成功排解调处百姓纠纷365件，处置群众上访、救灾消防等突发性事件251次。
近年来，宁德市从战略高度把社会建设摆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位置，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为第一责任，不断深化“四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下基层）制度，化解矛盾、破解难题、推动发展、促进和谐。
针对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难题，宁德强调在思路理念上实现“五个转变”，即由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向更加重视社会管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由重行政部门、轻社会参与向多方参与、共同治理转变；由重事后处理、轻源头预防向关口前移、源头治理转变；由重管理控制、轻协调商量向统筹兼顾、协商协调转变；由重行政命令、轻法律道德手段向依法管理、综合施策转变。
宁德推动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社会组织齐抓共管，还动员组织群众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同时，宁德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积极探索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矛盾排查调处、打防控、虚拟社会常态化管理、重点人口和“两新”组织管理服务等各项切实有效的工作体系，大大提高了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此外，把群众工作贯穿到社会管理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把群众的事当家事解决好；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着力解决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尤其下大气力解决就业、住房、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突出问题。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宁德市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和力量，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先后探索实施古田平湖镇“百姓问题排解团”、福安交通巡回法庭、城区巡防大队、柘荣流动警务室、福鼎矛盾排查调处中心、富民社区构建和睦邻里和谐社区等做法，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把触角延伸到最基层，效果显著。 （记者 黄少鹤 通讯员 晓秋）
新型管理模式惠泽二百万新老慈溪人
2011-04-24 02:07:00　来源:宁波日报(宁波)有0人参与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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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魏 萍 慈溪记者站孙云东 赵 科）把所需材料往村社会服务中心一交，村干部跑腿代办，三天后，宗汉街道金堂村的陈师傅就拿到了给儿子办的新农合医保卡；“村民有婚丧嫁娶、生病住院等情况，我们都会前去探视或慰问。有矛盾纠纷，更会上门调解。”“和谐促进员”杨国猛去年成功调解了4次纠纷。
目前，近200万慈溪新老市民中，外来人口与户籍人口之比已接近1：1。新老慈溪人家门口享受集成式公共服务，2.5万“和谐促进员”活跃城乡……慈溪通过大力改善公共服务、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出现了可喜局面。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必须完善科学规范、便民利民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才能全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慈溪市市长徐华江说。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社会力量协同参与，两者互补合作，在外来人口服务管理和城乡一体化建设两大领域，该市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实践。
慈溪建立250个“敞开式”村服务大厅，政府公共服务延伸到最基层，新老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社会保障与救助、劳动就业、法律服务等集成服务。在城乡规划、道路交通、供水网络、集污排污、就业促进、公共卫生，以及教育、文体、住房统筹等方面，慈溪还进行“十个一体化”的探索。
 
在慈溪城乡，村村都有“和谐促进员”，总数达2.5万人。为增强外来人口的“归属感、成就感、安全感”，近两年来，慈溪和谐促进会开展的各类志愿者活动，为民服务10万余人次，募集帮扶资金近千万元，帮扶弱势群体2.5万余名。当地80%以上的矛盾纠纷解决在村级，成功率在98%以上。
新老市民的融合，城乡公共服务的健全，使慈溪社会和谐的基础更加稳固。“开年至今，村里大小104家企业，没有出现用工荒。村里涉及的明州路西延征地拆迁，已如期征迁并腾地。”顺利解决了这两件“最操心”的事，宗汉街道周塘西村主任屠申强笑着说：“这就是和谐效应。”
作者：魏 萍 慈溪站孙云东 赵 科
(本文来源：宁波网-宁波日报)
滇粤两地寻求“别样”社会管理模式
2011-04-07 10:32:56 作者：海峡医界网 来源：中广网 浏览次数：201
当前，中央强调要把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创新管理理念、管理制度、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将先进经验进行推广，进一步助推社会管理创新。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医患矛盾、流动人口生活的不便也都是此间的热点。

社会管理求创新
楚雄建第三方调解机制解决医患矛盾得到各界广泛认可
医患矛盾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然而，在云南省楚雄市，由政府出资组建的医患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公正、客观、高效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得到了医患双方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这也是云南楚雄探索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新模式。
一次发生在楚雄市的本已剑拔弩张的医患纠纷，因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介入，成功得到了化解，患者小张和医院握手言和。
小张：对事情处理很及时，最大的维护了我们的权益，让我在医院得到了比较合理的赔偿。
医院负责人：患者认为不是我们单方面说了算，还有一个为他们主持公道的地方，对我们医院这个压力减轻了，医闹这些现象减少了。
组建2个月以来，像这样的矛盾，楚雄市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成功处理了12件。担任调解员的大都是经验丰富的基层司法工作人员。调解员王晶葑退休前就是一名司法局副局长。
王晶葑：我们采取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来做工作，能为患者和医院提供法律方面的服务。

“社保卡”无疑为社会管理带来“春风”
流动人口社会福利已成未来城市化发展不能回避紧迫问题
目前，我国有接近2亿流动人口，对社会管理提出了很大挑战。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认真研究解决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是我国保证未来社会秩序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任务。
辛鸣：我们传统的社会管理对于人的管理是一种户籍管理，就好比一个萝卜一个坑。但是，人口流动就会导致西边的萝卜跑到东边去了，就可能导致东边一个坑里就有几个乃至好几个萝卜。这样就会发生一系列问题，比如说：社会福利保障、公平正义诉求，以及由此还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治理等等方面的问题。如何调动流动人口建设流入地的积极性，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呢？很明显它已经成为了中国社会未来城市化发展中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
缪合林：加强社会管理 推动社会管理模式扁平化
2011年03月09日 09:26
来源：新华网 作者：刘卫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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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是缪合林委员作《加强社会管理 促进社会和谐》的发言。　新华社记者刘卫兵摄
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南京市政协主席 缪合林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是做好新时期社会管理工作的“指南针”。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这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需求、新挑战。一是工业化社会带来新挑战，如失业问题、劳资矛盾突出，像去年富士康的“十二跳”、农民工开胸验肺等问题时有发生。二是城市化社会带来新挑战，城市贫民区、“三无”农民、房屋拆迁等问题困扰着我们。三是风险型社会带来新挑战，4.2亿网民力量，催生了公民集体行动的增加。四是多样性社会带来新挑战，导致社会热点问题不断产生，考验着政府社会管理能力。
面对这些挑战，社会管理存在三个不适应：一是理念相对滞后。存在着“钱、管、糊”的观念，“钱”就是认为GDP上去了，花钱可以买平安。“管”就是存在思维方式上的管制性、管理方式上的定制性、管理手段上的强制性，认为只有强化管理，才能保证天下太平。“糊”就是认为不出事是本事，能摆平是水平，不按社会管理的规律办事。
二是体制机制陈旧。多头管理与管理真空、手段单一与滥用权力、行政傲慢与行政无能并存，基层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往往办事无“腿”、说话无“嘴”、调控无“手”、执法无“权”，因而造成管理无效。三是社会参与不够。我国民间组织数量少、规模小，从每万人拥有量来看，日本97个，美国52个，我国仅为2.7个，造成社会管理的社会参与度不高。
建议从五个方面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一、强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公共服务职能。要改变重管理、轻服务，重GDP、轻社会建设的观念；要坚持“不与民争利”，优化、强化公共财政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力争“十二五”期间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度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吸引社会资本、民间资本甚至国际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服务的社会化和市场化；要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建议中央政府制定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对各地提供指导，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改变多头管理局面，建立综合协调机构，形成社会管理的工作合力。
二、推动社会管理模式扁平化。要适应社会结构的转型，改变垂直管理模式，推动管理的扁平化，做到横向到边；要建立社会管理的缓冲带，使群众的不满情绪在缓冲区得到充分排解，避免造成群众与政府的直接对立；要推进以城乡社区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有利于整合公共资源的原则，稳步推进镇村体制向街道社区体制转变，逐步建立现代新型社区。
三、大力发展服务性和公益性社会组织。要通过有序敞开“大门”，规范准入“门槛”，“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即放开服务类和公益类社会组织，制定各项扶持政策，制定有关法规，让他们在法律框架内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限制有可能造成不良政治影响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稳定。要实现政府部门职能向社会组织的转移，通过政府的“瘦身”放权，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应有作用。
四、强化社会舆情的收集与处置能力。在各级地方政府设置舆情综合管理和协调机构，加强对舆情的收集分析；完善舆情收集手段与方式，在基层增设信息收集点，对舆情进行动态收集，并根据舆情烈度分层级及时报送。
五、发挥政协在加强社会管理中的作用。要根据社会结构、阶层结构的变化，及时调整界别设置，使各界群众都能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要进一步完善政协委员的遴选制度和委员结构，使其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真正代表和反映所在界别的利益诉求；要把政协工作向基层延伸，充分反映基层群众的意愿和呼声，在社会管理中起到“预警器”和“安全阀”的作用。
周强咋强调创新社会管理方式要运用现代科技
2011-04-08 00:22:54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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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运用信息化等现代科技手段，积极创新社会管理服务方式。”日前，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在接受经济日报专访作出如上表示。（4月7日《经济日报》）这个观点发人深省。
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经过新中国6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人从吃不饱肚子发展到总体小康，从一穷二白、受人欺凌的国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绩世界瞩目。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社会矛盾也随之出现，社会问题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势在必行。
然而，当今时代是以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迅猛发展，促进全球经济、文化和政治的相互交融和共同发展。美国《财富》杂志载文指出，在20世纪科技史上有两件事影响深远，一是微电子芯片，它是计算机和许多家电的心脏，它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并已进入每一个家庭；另一件事就是生物芯片它将改变生命科学的研究方式，革新医学诊断和治疗，极大地提高人口素质和健康水平。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毫无疑问应成为我们创新社会管理方式的重要依靠力量。
在这个方面，可资证明的很多。这里举两个他山之石限制车辆超速的例子。加拿大政府为在摄像取证、重罚违章不奏效的情况下，转变设计思路，修建起了“超速就无法正常行驶”的高速路。车辆一旦超速，刹那间就失去平衡，左侧车轮似悬空般地飘起来。只有降低车速，车辆才得以恢复平衡。而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不少车辆都装有自动酒精测试仪。这种测试仪与汽车发动机启动装置相连接，司机开车之前，必须朝测试仪上吹一口气，接受酒精度的电脑自动测试。如果测试仪显示你酒精度为零或者在许可的标准内，电脑就会通过系统自动解锁，你就能轻松开走车。反之，电子锁无法打开，你也就无法把车开上路。试想，因为没有依靠现代科技，我们在治理超速上花了多少人力、物力，但效果呢？我们彼此都心知肚明。
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肯定是不行的。只有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并综合运用其他有限手段，真正实现社会管理方式创新，才能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达到管理人、服务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