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翻译

关于文化传播之重要性，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描述中窥见一斑：“人之为人从传播起。传播是人的天性亦是文化的本性。文化传播使人成其为‘人’，使人成为‘类’。” “传媒的世界化和世界的传媒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通过传播认知文化，认知社会和人类自身，将成为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场变革。”在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二十一世纪，跨文化传播将渗透在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影响我们思维和行动方式。美国学者亨廷顿就这样地认为，在当今时代，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要让世界充满爱，充满理解，充满和平，跨文化传播的通畅与否就变得十分的重要。

那么，我们的翻译与（跨）文化传播有什么关系？钱钟书先生在论述“林纾的翻译”时有这么一段话：“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十二《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讹’。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的引‘诱’，‘言为’、‘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钱钟书先生并未在阐述翻译本质之上打住，他随后又补充：“‘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和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关系，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缔结了国与国之间惟一的较少反目、吵嘴、分手挥拳等危险的‘因缘’。” 钱钟书先生已把翻译与文化传播的姻缘关系说的很明白了。翻译在本质上与文化传播和大众传媒密不可分，甚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因为如此，许多著名的翻译家在大量的书刊中作为中外文化的友好使者而被介绍，如鸠摩罗什、玄奘、徐光启、利玛窦、安世高等等。他们以自己的翻译成就促进了跨文化的传播和跨文化的交流。鸠摩罗什是一代高僧，治学严谨，精通梵文，兼晓汉文，曾译经74部，384卷，其译文表达准确，文字流畅，被后人称作“辞喻婉约，文字典丽，意义与原文不悖”，与玄奘、真谛、不空一道被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翻译家。利玛窦被誉为开启中西文化大门的第一人，他不仅传教，而且将数学、历法、地理、几何、物理等介绍到中国。所谓介绍，就是将这些方面的西学书籍译成汉语，遂开启我国近世文明之先河。他为了适应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研儒家经典，将中国的《四书》译为拉丁文，其为人与其为学，有口皆碑。

文化传播是主体之间的精神交往和信息交流，它的载体是符号，符号构成了文化传播的文本、信息和话语。就符号的形式而言，有学者将符号的意指形式分为三类：声音形式，形象形式，文字形式。在跨文化传播中，第一、三种形式可体现为同声传译和文字的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这三种形式就是我们常说的音、形、义。作为人类创造的符号所具有的任意性、约定性、聚合性和衍生性都是文化传播和翻译研究所共同遵循的。若按照俄国形式主义者罗曼. 雅各布逊的划分，翻译则涵盖了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甚至文化传播的符号方式都被包括在翻译之中。雅各布逊将翻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言内翻译，即在同一语言内部的进行的翻译，如《老子今译》、《文心雕龙今译》等就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我们通常说的翻译，是两种不同语言的文化和语言信息的转换，如中译本的《哈姆雷特》或《王子复仇记》，杨宪益的英译本 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英国学者霍克思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都属于这一类翻译；第三类翻译叫符号翻译，是非语言的翻译，它把一种符号的形式用另外一种形式表达出来，它与交讯有关，如在航海时用摇旗来表达。它也可以是通过一种艺术形态来诠释和表现另一种艺术形态，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以京剧的形式搬上中国的舞台就是符号翻译。按照上述分类，翻译几乎成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总体特征，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在翻译、诠释，进行文化或跨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和翻译主要在四个方面具有共同点：

一，跨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语言和符号的特征。跨文化传播是人类的精神活动，这

种活动离不开语言和人类所独创的符号，人类正是通过这些符号才实现信息的交流、价值观的沟通及意义的重构。翻译和跨文化传播的这一共同特征可以体现在它们传播途径的研究上。日本学者竹内郁良提到三种传播的“流”，信息流、影响流和感情流。在媒介接触、人际接触中，以哪一种流为主，要视具体接触情况而定。这一研究方法实质上是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而且在翻译中也得到了运用。罗曼. 雅各布逊根据一般符号学原理，把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布拉格学派的功能主义以及比勒的语言哲学、信息论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语言功能模式。论述这些功能需要精确地考查所有的言语行为和言语交际中的构成要素：发话人需要将信息传给受话人；信息要起作用，就需要一个它所指向的环境，而这一环境又必须是受话人可认知的，能用言语表述的；交际需要语码，这语码必须是发话人和受话人所完全或部分共有的；最后，交际还需要接触，即发话与受话人之间的物理上的或心理上的联系，使双方进入并进而进行交际。语言的六种要素从而产生了语言的六种功能：表情功能，意动功能，参照性功能，诗性功能，交往功能，元语言功能。意义并非一个从发话人通向受话人的稳定不变的实体。相反，语言的六因素在传递过程中永远不会处于平衡状态，总是有占支配地位的因素。在某一情况下，其中一种因素可能居支配地位，而情况发生变化时，另一种因素又会居支配地位，这是语言本质使然。

二，跨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鲜明的意图性。在作为文化传播的翻译中，林纾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林纾在1896至1924这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译了一百七八十种外国作品，中国读者正是通过他才初次接触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欧文、斯托夫人、雨果、托尔斯泰等欧美著名作家的。他的翻译活动有具有明确的意图性。如他翻译狄更斯的作品《块肉余生述》序中对自己的翻译活动有一个交待：“英伦在此百年以前，遮政之 ，直无异于中国，特水师强耳。迭更司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迭更司其人，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可见，他之所以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为社会改革服务，而社会改革是中国自强之必经之路。跨文化传播中的编辑翻译则更是如此。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和翻译，都可能因其主体而有不同。网络翻译也是如此，哪些需要译介给读者，编辑和翻译都可能表现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其意图性可以通过文字和符号得到充分地体现。

三，跨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场依存性。符号的表达十分复杂，因为。任何一个符号，

任何一个文本，它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前符号、前文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对不同的传讯者和受讯者，符号的意蕴是不一样的。人们常常感叹言可以载道，言不尽意。这对跨文化传播和翻译都是同样的道理。言不尽意，如在对符号的解码时，缺少语境，缺少话语的场，意义就是发散的和不确定的。符号是静态的，场――存在才是动态的。符号的品质只有倚靠场、依靠关联因素才能确定（尽管可能存在主观性）。如英语的silly 一词，在古英语里为褒词，意为”幸福”（happy）。十六世纪后，其义转为中性，意为”单纯”(simple)，到今天，它已发展成为“愚蠢”和“没头脑”的贬义词。Spinster在古英语中是褒义词，指“出身名门的未婚女子”，后发展成为中性词“纺织女”，到现代，又转变为“老处女”、“没人要的老女人”。这些问题，无论在跨文化传播或是在翻译中，都必须根据其场来确定其义。

四，跨文化传播与翻译都具有互动性。在传统的人际传播中，主要有反馈的面对面传

播和无反馈的直线性/单向传播两种。美国数学家申农及其合作者韦弗于1949年提出了直线性传播模式，它明确地固定和区分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忽视了传播者与接受者的角色转换。1954年，美国学者奥斯古德和施拉姆提出了著名的“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标志向传统的直线性/单向传播模式决裂。在奥斯古德和施拉姆看来，传播中的传讯者与受讯者的作用是对等的，双方使用着相同编码、译码和解码的功能。 “奥斯古德－施拉姆”的文化传播模式与美国著名的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的翻译动态对等模式在理念上极为相似。奈达动态标准是一种翻译检验法。所谓的“动态对等”，是指译文读者对译文的反应等值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反应。译文质量的检验是建立在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与原语读者对原文理解的比较之上，而且，只有译文被译文读者理解，才能最终衡量译文是否正确和恰当。这一标准强调译文与译文读者同原文与原文读者的互动，与传统的“作者――文本――译者”的单向分析有很大的不同。（作者：清华大学 罗选民 供稿：中国译协）

中国网 2004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