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冲突7级法师图片:外国老龄化中经济转型导致失业增加的警示
国内外思潮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无视，对“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危机的渲染，背离了中国现实，在引导另一次人口战略失误。老龄化影响中国远弱于西方，庞大人口规模对发展的制约作用还将长期延续。
当前西欧多国老龄化水平超20%，日本达23%，已相当于2050年中国水平。这些地区迄今均不见学者一直疾呼或依据以判断中国今后就业形势的劳动力短缺。相反，1980年以来西欧失业率一直在8－10%徘徊；日本失业问题恰是1970年进入老龄社会后更为突出，由以往70万发展到350万左右。这种状况至今无任何转变迹象。其原因是科技进步使经济不依赖甚至排斥劳动力增长，加上其他因素，导致发达国家1970年代以来(人均GDP高于5000美元后)经济调整与产业转型明显，对日本而言更与其成为世界工厂后所致经济转型有关。
目前中国已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人均GDP已接近5000美元，劳动成本上升已经在倒逼经济转型。上述发达国家趋势今后在中国如何表现值得关注。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是附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老龄化。有多方面理由对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就业形势更表示担心。
1957年中国耕地达到峰值时，农业劳力仅1.9亿，至今耕地减少数亿亩，化肥、农药、机械已大量使用。但农业劳力2008年达到4.8亿，其中一产（即农林牧渔）劳力3.1亿（这是所谓“人口红利”？）。假设中国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一产劳力仅需1亿。加上目前城镇登记失业近千万，下岗者数千万，不难估计当前中国剩余劳力不少于2亿。
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
作者多次指出，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40、50岁劳力的结果。弃用农民工年龄更低，而35岁以上劳力占总劳力近60%。在这种状况下，学者高呼劳动力将短缺，似乎中国40、50岁人员不属于劳动力，实在匪夷所思。近年的民工荒不是什么“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恰反映了劳动力大量剩余，以及维护劳动者权益还有许多必补课程。世界上没有一个老龄化国家只用年轻劳力，40、50岁大量下岗。40、50岁上岗是中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最起码的条件。随着年轻劳动力吸纳殆尽，市场力量也会教会中国企业重新懂得善待中年劳动者的劳动权。
此外，对比日本，中国经济转型不仅是高端产业尚无足够实力，还在于与庞大人口相联系的中低端产业规模空前巨大。假设经济成功转型使中国的高端产业达到今天日本的经济规模，按日本水平仅涉及6000万劳动力；内生一个美国经济，涉及劳力也只1亿略多，另外还有7、8亿劳力。日本1亿人口的经济转型可以轻易抛弃纺织、制鞋等低附加值产业，实现大量工厂外迁，对中国讲是无法想象的。然而随劳动成本上升，中国这些产业迟早也要面对国外后来者的竞争。作为新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转型非日本规模可以比较，转型期中国怎样走出这种尴尬状态，是全新的问题，对劳动就业的影响尤其值得进一步观察。
近年国内外都有人热炒印度将因人口红利超越中国。其实，低收入时不明显的人口规模效应随经济发展会成倍膨胀，因人口差异，中印与日韩所受影响可以预计完全不同。例如，未来印度20亿人口达到今天韩国经济水平要包下今天全球GDP（背后是全球经济、贸易、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达到美国水平要包下2.5个地球。眼光稍远一点，印度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是相当明显的，就业、贸易摩擦、资源环境问题等都将是尖锐的。当前，中国尚处工业化中期，农业劳动力转移未过半，温室气体排放、制造业规模均已世界第一，已率先进入人口规模滞后效应膨胀过程，频遭反倾销等各方面国际压力。尽管开工不足，中国年产棉布已可供应世界每人7米，成衣人均8件，鞋子占世界70%，照相机50%，电视机30%，家电用品25－50%，手表80%，手机60%，微型计算机50%。中国各种小商品几乎已经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目前世界钢产量13亿吨，中国占6亿多，且钢材主要内销，由此可窥见制造业庞大规模（绝非内需可以容纳）。这意味着中国不少产品正接近国际市场自己份额，但城市化水平不足50%，5亿农业劳力不完全地转到二、三产业的仅4成多，印度等崛起则意味着对中低端行业的剧烈竞争。
中国经济规模目前相当于美国、德国、日本总和的六分之一，劳动力则相当于三国总和三倍。2020年左右世界人口80亿左右，中印两国劳动年龄人口就达20亿，其潜在生产能力足以供应几个地球。无论如何，对中国仍待转移的以数亿计的农业劳动力而言，今后依赖劳动力密集性企业转移，难度越来越大，而经济降速，产业升级，增加海外投资，以及后来者的竞争，均会影响国内劳动力转移进程。从人口预测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2010年按15－59岁计，2020按15－64岁计，2050年按15－69岁计（欧盟已列入计划），约从目前9亿略多先增长到10亿，然后逐步减少，到2050年仍维持在9亿。2010年中国剩余劳动力如果以2亿计算，即便假设2010－2020中国年净增就业仍维持在2000年以来的年均约500万水平不变，2020－2030降低到年400万，2030－2050年为300万，到2050年剩余劳动力仍可供10年消化。
基本稳定人口形势是最佳选择
因此，与西方老龄化特点不同，在中国国情下，老龄化与大量剩余劳动力问题并存，必将是较长期最基本特点。西方、日本老龄化迄今与失业增加相伴随，说中国不久会出现严重劳动力短缺，更是杞人忧天。真正值得关注的中国相关问题，不是什么劳动力短缺，恰是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下到来的经济转型期，必将使近30年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时代渐面对转折，中长期就业问题仍然严峻。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即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相当长时期内起的是缓解就业压力的积极作用。
关于人口规模效应，还应指出以中印人口追逐西方，国际学者从资源角度认为“需要几个地球”的问题。随中印(而非随日韩)崛起，国际资源价格成倍上扬，各大国对资源地的竞争已经拉开帷幕。美国地质调查局2005年数据显示，世界矿山铁储量800亿吨，基础储量1800亿吨。前者寿命60多年，后者仅150年。铁矿石作为最主要工业资源新增储量较少，以及供需可能较早出现紧张，已引起可持续发展方面关注。
目前中国年进口铁矿石已逾5亿吨，铜80%进口。国内有关预测早就认为，2020年中国大宗矿产基本情况将面对类似日本形势。此外，中国温室气体很快会超越美国，近期对西部长江大河水源地调查表明，雪线上升，湖泊萎缩到处可见，如气候变暖等对西部水源地形成影响，也非常深刻。我们均应以谨慎、敬畏态度对待上述变化可能的影响。无视这些，还嫌中国人口不多，主张放弃缩减庞大人口的认识与努力，将是真正的“自宫”。
还有必要指出，对人口红利及其消失说背离中国现实所依据的一系列误算、误判、以及盲目重复西方学者观点的特征，社会应有清醒认识。作者多次指出，国内学者模仿西方研究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将1960以来大量剩余劳力全部计入抚养人口，才将中国人口问题“转化”为贡献经济27%的“人口红利”。
中国小农经济特征格外尖锐
学者所谓人口红利期不过是中国出生高峰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因而是就业压力最突出时期。所幸此期国内外适宜条件推动了经济发展，才大大减轻了压力，但与1957年比较，中国快速工业化时期农业劳力反而净增1.5倍，一产劳力净增50%，农业经营规模1950年代中国约是日本两倍，2008年底按中国农业劳动力口径或一产劳动力口径计算，日本已经分别是中国的5.7或4.7倍。而美国农业经营规模是日本百倍。过度依靠补贴，农产品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政府不得不采取农业保护主义，使农业已成为日本最棘手的产业。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也成为美日贸易摩擦及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谈判的焦点问题。
从迄今日本因经营规模导致的农业艰难处境看，中国小农经济特征格外尖锐，随经济进一步发展，目前仍涉及9亿人口以超小规模粮食生产为主的中国农业日益依靠补贴，对内对外面对长期困境，早已是必然趋势。劳动力增长贡献的这份中国“人口红利”何其沉重？至于所谓经济发展得益于廉价劳力与中国人口红利有关，纯是无稽之谈。“刘易斯拐点”论提示，决定发展中国家劳力价格的只是剩余劳力多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劳力何时不廉价，印度不在人口红利期，劳力同样廉价。至于提到中国人的高储蓄，在“三人活五人干”时，只会产生损益，不会生出人口红利。 事实上，迄今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及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误判就业形势，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 老龄化的社会负担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障状况。西方老龄化时已是高福利社会，社会保障一般占GDP的25%左右。中国目前仅6%。每月每人55元的新农保出台占GDP也仅千分之几。因此，正是“未富先老”，社会保障从较低水平起步，才赋予中国充分的余地吸取国际经验，通过控制社会福利占GDP比率，使福利增加与未来经济及老龄化发展相适应。只要这一比率控制适当，社保收支本身未来有一定亏空，国家也有能力补充。此外，中国福利调控还是社会保障从无到有，从少向多变化过程中的软调控。因此，因“未富先老”渲染中国似乎面对更大危机，完全不切合国情。
简言之，目前中国农村人口政策是1.5个孩子，农村及城市独生子女还可生2个孩子，农村实际生育水平还高于2个孩子。这种情况下，基本稳定人口形势是最佳选择。放弃计划生育转向增加人口，将是人口战略第二次重大失误。未来半个世纪内中国劳动力无短缺之虞，增加人口应留给后人去议，这样做当前只能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