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核原液染发剂有用吗:黄万里反三峡工程后的文革凄惨岁月：旷世悲歌

　　2011年长江，本应水量充足的长江却成干涸之地，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历史上极为罕见。

　　与此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三峡后续工作规划》（下称《规划》）和《长江中下游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同时指出，三峡工程在发挥巨大综合效益的同时，在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保护、地质灾害防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对长江中下游航运、灌溉、供水等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这些事件也迅速引发了外界关注，并在网络上引起诸多回应。关于三峡工程的功过讨论十分激励，而曾经反对三门峡以及三峡工程的的着名水利专家黄万里，则成功复活为斗士，又被抬了出来。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着名水利工程专家，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国近现代着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之子，他先在唐山交大学工，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伊利诺大学专攻水利，获硕士、博士学位。曾在西南、西北、东北从事水利建设，坚持实地勘察，科学办事。1957年从黄河实际出发，坚决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并批评苏联专家的规划，加之所作《花丛小语》直刺时弊而获罪，被划为右派，历尽磨难。20年后才得以平反昭雪，重返讲台，继续为水利真理而奋争，直到90高龄辞世。

　　曾任毛泽东秘书、原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对黄万里发出过这样的言语：“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他一生未能真正介入水利建设的最前沿，平生才学得不到充分施展，而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一生中的转折点就是黄河三门峡工程上他的坚持己见。

　　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黄万里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和代价发出稀有的声音和为历史所验证的真知灼见，这样铮铮的傲骨，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而这既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哀，也是中国知识界的幸运。他后来后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标本。今天对他热爱祖国，关切民生，在逆境下坚持独立人格、学术自由和民主科学精神的崇高风范仍然令人十分钦敬。

　　但是可能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遗忘，在各种书籍、报刊和媒体上，都鲜有黄万里先生的介绍。

　　黄万里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弄，2001年8月27日卒于北京清华园，享年90岁。祖籍江苏省川沙县，即现今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其父为近代着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母王纠思。

　　黄万里小学毕业时，适逢留美博士刘湛恩先生回国就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其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在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察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炎培即请刘博士以其子为实例，考查他自己的学说。结果刘博士得出宜专习文学的结论。其时黄炎培正创办和提倡职业教育，因万里门门功课均列榜首，遂商定并取得刘博士同意，以桥梁工程为其今后学习的专业。

　　1924年黄万里进入无锡实业学校，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中学及大学皆得名师指导。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均获最优成绩。1932年毕业。曾发表论文三篇：《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铆钉接头中各铆钉应力推算法》、《混凝土砂石配合最大容重决定强度论》，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唐山交大出版。

　　1933年他考取公费留学美国，1934年元旦赴美留学。适逢1931年汉江发大水，一夜间没城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损失无算。这激发黄万里立志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任。经其父黄炎培介绍，得到前辈，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指点。许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搞水利的，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人懂得水文学，水文学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他广求名师于美国着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硕士以气象学为副科，论文以暴雨统计为专题。后在爱荷华大学学习水文学及水工实验。1937年在依利诺伊大学获工程博士学位，并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成为该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工程博士。其后，受聘为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专区（TVA）诺利斯坝工务员。他在美国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后，在该河乘船参观直达出海口。由于学习过多门地理学和地质学，此时他眼界顿开，认识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的态势，从而造成河床的演变，仅仅学习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治理洪水问题。留美期间，他还不忘在就读的大学内演讲中国诗文的精湛。

　　1937年春，黄万里在归国途中邂逅了由日本横滨登轮归国度假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结为伉俪。从此风雨同舟、白头偕老，育有三子三女。黄万里在回到祖国之后，婉谢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没有去该校任教授、系主任。他要考察中国的河山，取得实践的经验，为治理江河、消除水患打下基础。为此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

　　抗战爆发后，黄万里赴四川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长城工程公司经理等职。他曾在长江支流修建小型水利灌溉工程、航道工程和架设桥梁。抗战时期，民生维艰，他总是注意发挥技术的效能以提高工速、降低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工程效益。他曾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步行三千多公里，六次勘测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上游支流。这期间培训了40多名工程师。虽然当时地貌学尚未形成，但通过实地考察，他已在自己的头脑里开始建立起水文地貌的观点，对于治河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紧张工作之余，他发挥自己的文史之长，写文章介绍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向民众阐述水利工程之要义，例如“金沙江道上”、“四川之农田水利问题”、“四川的水力发电问题”等。他的文章屡见报端，深受读者的欢迎。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兼全国善后救济总署技正。1947年至1949年4月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

　　结合工程实际向技术人员传授知识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自编讲义讲授了《水工学总论》、《论工程经济》、《水力学》、《水文学》、《地下水工程》等。且要求十分严格，听课者须做题、参加考试。与此同时，为水利工程建设他还需向四方筹集资金，包括向银行、水利部筹款甚至申请美援。当时内战正烈，他很为建设资金短缺、民生之艰难而浩叹。

　　他曾向局内同仁讲演“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向其上司甘肃省府的官员宣讲计划经济。这是由于他留学美国的三十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受到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加上他自己的工作性质，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地区乃至全国的统筹规划，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有所认同。他一贯地同情民众，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或许就是他接受新社会的思想基础。

　　他到任仅半年，就因不愿处理局内的行政事务，不善官场应对，要求辞去水利局长职务，只任总工程师，他宁愿多发挥自己在工程技术方面特长。他还因经常缺席省务会议，引起省主席的不满。这是由于受到长兄哲学家黄方刚的影响，他不愿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过问政治之故。

　　1949年4月黄万里将妻儿迁往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1949年6月他搭乘上海解放后由港至沪的第一艘邮轮回到祖国。在上海受到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他没有接受上海等地一些大学的邀请，留下来任教授，而是响应党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应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赴沪招聘团之聘，携全家到沈阳工作。8月15日离沪，17日到北京。在京受到董必武等领导人的接见，他们均嘱其留在北京工作。黄万里因已应聘东北，没有留京。

　　1949年9月到达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他曾为局内培训技术人员，讲授过“水工学”、“工程经济核算问题”等。东北水利总局顾问是黄万里解放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命，虽然他的父亲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过，要他“靠拢群众、靠拢党”，虽然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终因未能妥善处理局内的人事关系，导致他辞职另就。

　　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唐山交通大学里，还有他求学时代十分尊敬的老师在任教，还有他学生时代的工友在值勤，这里的同事有些成为他终生的好友，他和这里的师生员工亲如一家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虽然在以批判亲美（国）、崇美、恐美为中心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首当其冲地成了批判的重点，但他诚挚热情的性格没有丝毫改变。在他调职即将离校的前夕，认真地写下了“对于本院改革教学以提高质量问题的意见”（该校改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呈送校方。此意见书实事求是，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对现今的教学也不无裨益。

　　在唐山，黄先生开始尝到政治运动的滋味。黄的同事沈智扬被扣上“贪污”的罪名，黄先生对他说，“你要是贪污了就必须承认，但你要是没贪污，也不要瞎说一气，瞎说也不好。”这话被工人听到后，黄万里遭告发，成了被怀疑与批查的对象。

　　1953年因全国院系调整，他奉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清华工作了近五十年，直至去世。在1953至1957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并出版了学术专着《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着被认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着作。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正值新中国第一次制定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时期，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近代其下游却屡屡泛滥成灾，治理黄河就必然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也成为当权者政绩考核的亮点。当年中国政府曾请苏联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轮廓，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兴修水利工程的计划。1955年水利部召集一些学者和水利工程师讨论此计划时，黄万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开始筹建施工设备，陕州也改建制为三门峡市。当时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刚刚提出，水利部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天会议，征求意见。黄万里参加了七天，争辩了七天。他在会上的发言未见公开，但从他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8期的文章《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该文系1956年5月作者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在《中国水利》上被作为批判的靶子），以及1957年5月发表于《新清华》第182期的短文《花丛小语》中可以看出，他对黄河三门峡水库规划意见的要点为：

　　1．水库的规划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夹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既使上游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成混水，最后仍将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上游边缘。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会加大冲刷河岸的力度，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因此，黄河的水不可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

　　2．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提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3．河流坡面上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他们继续顺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如果修了水库，设法刷沙出库就必然成为河沙问题的研究方向。而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刷沙出库，均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它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底开洞。

　　他在大会上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现在，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各种杂志、网上都有很多材料，大家都看见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并且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他这一科学分析和预见，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倒塌农田八十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中国作家》1996年第二期冷梦的文章《黄河大移民》中叙述了三门峡坝修成后黄河干流淤没了几十万亩耕地，四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来回迁移十几次，痛苦万分的情状。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七位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同时，水库内泥沙也开始淤积。到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冲刷泥沙。实际上，黄万里在他的切勿修坝的意见被否决后，又提出勿将江底六个施工泄水洞堵死，得到与会者的同意及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施工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泄水洞全部堵死。此后这六洞又以每洞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1972年水库壅水末端向上游延伸至临潼，流沙距西安市仅13。6公里，严重威胁古城西安。

　　黄万里的《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与方法》一文，1964年9月由水利部印发，但未得采纳。虽然如此，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也不得不从1965年动工改建，1973年底改建工程才完成。但是，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他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而建坝者则认为须拦沙上游，以防止下游河床淤高。他指出，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1973年初，他为此再次致信当时的总理周恩来，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外，才能挽救秦川于陆沉。事实再次验证了黄万里的科学论断，改建工程未能解决建坝给上游带来的灾难。2002年春，曾长期负责我国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门的某高官带领大批专家考察三门峡及其以上的黄、渭流域时，见到历史上陕西省农业最发达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所遭破坏已目不忍睹时，也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现在，三门峡的问题是已经明摆着的了，大家都看见了。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人认为他的意见很重要。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

　　无情的自然规律打破了人们期望黄河变清的美梦，但是认识这一规律，并向人们大声疾呼的黄万里却被定成了右派。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花丛小语》。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字标题下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大毒草，“什么话”三字就引自毛泽东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其后沿用下来，作为《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在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是：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他的夫人说，虽然我没有直接听到他说这样的话，但这样的意思肯定是有的。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胡家博、李亚莉和当时的学生党治国、李晓凤、张锡彩等人，也因为黄万里辩护而被打为“右派”，特别是党治国，受了很多苦，还差点被枪毙。黄万里虽然在单位遭到批判，但他回家后照样干他的，看书、洗澡、出去遛达，这些遭遇不妨碍他，不影响他。

　　《花丛小语》仅仅是一篇三千多字的短文，它通过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马路翻浆、节制生育政策的反复、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这不正是当今政治改革的部分内容吗？黄万里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四十六岁的壮年，他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他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这正是他最感痛心的事情。他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几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违心的检讨书。

　　黄万里被打为右派之后，先是在密云水库工地劳动。住在半地窖里，又冷又饿。直到1960年才从工地撤回来。那时正是生活紧张的时候，黄万里和夫人住在清华解放前盖的新林园平房里，院子很大。他就在院子里种玉米、南瓜、各式各样的豆子，虽然以前没种过，但种得好极了。甚至到1964年的时候，还剩下几百斤老玉米，后来都喂鸡了。北大有几个男同学，每个礼拜都来吃一次。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我们被赶出来，职工抢进去住了，一所房子住两家人，院子里盖了很多小房子。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令。作为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之一的右派分子自然也在横扫之列。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来抄家，没有抄到什么，但黄万里也不能逃脱被被打的命运，他们就用带扣子的皮带抽后背，事后只能俯卧，无法躺下。他被红卫兵打得浑身是血。后来黄先生自己给周总理写了一个条子，具体写的什么，他夫人说也记不清了，但肯定是反映清华打人的事。黄万里夫人把这条子送到国务院接待室去。几天后，上面派人来清华宣布，不准打人。

　　黄万里被驱赶到校园劳动、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阴阳头；他的家也被抄数次，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都被撕为碎片。不久，他又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园最简陋的集体宿舍里；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的生活费；他还被勒令每天打扫水利系馆内外，无论春夏与秋冬。但是，他从不自怜自艾，因为他懂得，现况非关个人，这情势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他也从不自外于人民，扫地之余，仍秉灯苦读，也热心地看大字报。他常对子女们说：文化大革命以后，城里人都不工作了，我们都是靠农民养着哪！他的诗《国子监教授拥彗吟》更表达了他诚挚坦荡的胸怀：

　　国子先生且耆艾，苍颜华发临风前。折腰拥彗挥尘舞，小语花丛累十年。长彗长彗圆木柄，三载相持亦夙缘。扫来满地琉璃滑，先生莞尔望云天。这边行者过，讶见先生深叹息；那边学子过，掉头疾去语窃窃；亦有员工过，强抑笑容喜形色。但见先生神韵逸，飘然乘化悠然得。昔年剥削有余愆，而今无给心安谧。先生有道出资封，先生有才仗工农；斯道斯文堪扫地，斯技斯才要纳忠。阅历江河如指掌，青灯埋首忆艰工。辄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有策犯鳞何足忌，临危献璞平生志，此生哪值五羖皮，倘济苍生秦豫冀。欲趋彤庭奉拾遗，书生一得容生计，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挈情忧国泪。

　　1969年他随清华大学员工下放江西鄱阳湖畔劳动。当时江西鲤鱼洲闹血吸虫疫区，后来有些人得了血吸虫病。、黄万里和夫人住在像兵营一样的大仓库里。黄万里被斗得精神恍惚，连自己都搞不清是不是特务了，还给大女儿写信，让大女儿帮助回忆一下，自己是不是特务。1970年6月的一天，黄万里中暑了，发高烧，但两个头头折磨他，说，要到39度才可以不干活。

　　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又被指为特务。此时，已年届六十的他，白天仍头顶烈日劳作于稻田，夜里又连续遭批斗不得安眠，曾多次因中暑晕倒在田边。

　　1972年清华员工撤回北京后，但黄万里仅仅在北京呆了半个月后，他又被送往三门峡继续劳动改造，并接受群众的批判。在那里打扫厕所，接受批判。他扫完厕所，就在楼道里打太极拳，练气功。有时还到马路边去买小吃、花生米，买完即大模大样地吃。清华水利系在基地建了个小图书馆，黄万里常常跑到里面去看外文资料，但通常是用一本毛选盖住一本外文书，有人来，就看毛选；没人就看英文书。对于批斗，他就坐在被批的位置上，让低头就低头，让怎样就怎样。

　　他的学生沈英谈到黄万里在三门峡的这段生活时，感叹道：“回想起来，那种压力，一般常人是不能承受的，黄先生还能把心思集中到考虑国家大事，他认为治理黄河是非常重大的事情。有时遭到批判，也不灰心丧气。我记得有一次，黄先生随清华的人开一个关于黄河的会……当地人并不知道黄先生的身份，把他请上了主席台。结果，回来后黄先生因此被批了一通。但他泰然处之。他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但也不把这当成回事。”

　　由于他曾就三门峡改建方案致信当时的总理周恩来，1973年初，被准许在监督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与河势。1974年初，“批林（彪）批孔（子）”时，他虽因坦陈自己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又被揪回清华批斗。但在1973年至1976年间，地方上相对稳定，校方在三门峡的领导对黄万里的研究工作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和支持。他便在头戴右冠、边挨批斗、边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里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论文，也写出了大量的诗篇。他自认为，这些工作乃其平生最大之收获。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黄万里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他由衷地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政策。

　　1978年2月，他的右派分子帽子终被摘掉，虽然依时间顺序名列清华大学右派分子之末；1980年2月26日，清华大学党委通知他：“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这一纸决定终使其政治及工资待遇恢复到二十多年前。此后，他还担任过北京市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

　　1980年以后，黄万里已达七十高龄，但他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学问，写出多篇高质量的论文。

　　黄万里提出的分流淤灌治理黄河的方略立足于对河流生成及地貌演变的自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立足于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总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长江三峡建坝计划提出以来，黄万里便写文章、演讲、多次致信国家最高领导人（共六次，三峡建坝开始前、后各三次），他说，我只管写，听不听、采纳不采纳是领导人的事。

　　他奔走呼号：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

　　三峡高坝对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有诸多不利影响。长江出三峡，从四川夹带了大量的泥沙并冲刷了河底的卵石到中下游，在地质史上建立了两湖三江冲积平原，而且仍在不断建立着苏北和上海浦东的滩涂，合计江苏东疆每年造地十万亩，这个莫大的财富是长江从四川等地搬来的。在三峡大坝拦沙后，这些财富将不会增长，甚至受海流冲击，海岸线可能退缩。在中游当江水高涨，洞庭、云梦、鄱阳、太湖等湖泊起调节作用时，上游带下的有机肥泥普遍施给了各省洼地，维持着良性的生态平衡。筑坝后这些效用将告失去，不利于农业和渔业的发展。更为致命的问题在于，卵石和粗沙是长江在四川的干支流的造床质料，这些卵石终年下移，形成流动的河床。建坝之后，卵石部分将不能过坝排出，而沉积在水库末端，这淤积将从重庆逐年向上游漫延，穿过北碚、泸州，再向各支流延伸。终将抬高诸川洪水位，淹没四川坝田，而不得不拆除大坝。关于这一点，黄万里曾在《水力发电学报》上发表文章，从理论和技术上作了详尽的分析。

　　其次，三峡大坝的经济核算问题。不仅应将其长期收获的多种效益对比工程投资作经济核算，而且必须计入水坝对于上下游生态环境造成的各种损失才算合理。而且，大坝的经济核算及格，仅仅是其修建的必要条件。在经济规划中应首先实施的是经济效益最优的方案，三峡大坝主要为发电，而多方面的经济比较显示，三峡电站的效益比分散在云贵川湘鄂赣诸省山区的许多大中型电站要差得多。

　　从国防观点看，三峡大坝无疑自动制造一个弱点资敌。若大坝被炸毁，则两湖三江人民皆沦为鱼鳖矣。

　　黄万里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虽未被决策者采纳，但他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他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他新颖、独树一帜的见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信中他预言三峡大坝根本建不起来：“若一意如此进行修建，终将因发现卵石在葛洲坝上游沉积量已达几亿吨；或移民实在困难，耗费极巨，无法推动；或领导觉悟此坝成本太大，不如百万千瓦中大型水电站成本低、收效早；或国家拨款困难，不能如期进行等等原故而被迫中途停工，则损失已数十亿元矣。”

　　但是三峡大坝最终还是建成了，虽然投资很大，人力投入也很大。

　　除科学研究外，他也怀着极大的喜悦和高昂的热情，培养研究生，为青年教师讲课并指导他们的科学研究。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以后，他倍感焦虑，自责过去教学方面的缺陷，要求重上讲台，讲授治河原理。他的讲稿集成长文《水经论丛·治水原理》。1987年他还曾赴美国多所大学讲学，母校依利诺伊大学向他颁发了“杰出校友”的荣誉奖状。

　　就在黄万里殚精虑竭地思考治江治河的大计之时，病魔也偷偷向他袭来。1987年他做了第一次癌症手术。为治疗癌症及其他重症，他先后做过四次大的手术治疗，但每次又都顽强地站立起来，与疾病斗争了整整十五年。

　　在这十五年里他仍醉心于江河的研究，发表文章，给学生讲课，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在病重时曾对自己的学生说：知识分子，特别是决策者的错误认知是最大的祸国殃民。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2001年8月8日，当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时，他没有给家人和子女留下只言片语，却用颤抖的手，向看望他的学生写下了这样的遗嘱：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完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2001年8月20日，清华大学水利系准备为黄万里举行90周岁生日祝贺会。之前，他表示希望能坐轮椅到会上去，但19日开始发高烧，没能去成。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离开了他魂萦梦绕的祖国江河大地。

　　他走过了辛亥革命后的整个二十世纪，他远非淡薄名利、更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但是，他和他那一代中国所有的知识菁英一样，永远背负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不会忘记战火中苦难的人民，也不会忘记洪水肆虐下苦难的人民。正如黄万里诗中所说“临危献璞平生志”，临危献璞是他们的宿命。他们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学到了科学、理性的精神。他们懂得，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因此，他们决不会为权势或偏见而放弃科学的真理。这就是黄万里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

　　他活得太艰难了，可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声有色。

　　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诚的《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据说是目前唯一一本黄万里先生的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