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陵县店头二马路小姐: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 43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共64页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26 23:20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27 21:08
　　历史分期法种种
　　
　　除了司马迁之外，中国古代还有许多不同的历史分期法。
　　孟子的“五百年循环论”：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孟子•滕文公下》）。（人类社会产生很久了，一时太平，一时动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孟子•公孙丑下》）。（每过五百年必然要有王者兴起，那时必然有命世之才出来辅助王者）。“由尧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孟子•尽心下》）
　　邹衍的“五德终始论”：邹衍（约前324-250，战国齐人。用五行相克的说法，来解释历史的循环往复。说虞（舜）德是土，被木德的夏克掉；木德的夏又被金德的商克掉；金德的商又被火德的周克掉；秦统一自以为是水德，所以克掉了火德的周；汉朝建国之初自称是土德，所以克掉了水德的秦。这样，土、木、金、火、水、土……循环不已。
　　战国末年的韩非（约前280-233），则把古代历史分为“上古之世”（有巢氏、燧人氏），“中古之世”（夏朝），“近古之世”（殷周），“当今之世”（战国）。（《韩非子•五蠹》）
　　西汉•董仲舒（公元前179—104）的“三统说”：认为夏朝“尚黑”（崇高黑色），是黑统（黑色的系统）；商朝尚白，是白统；周朝尚赤，是赤统。夏、商、周完成了三统的循环，下面的朝代也是这样循环下去，周而复始。换了统之后，服装、旗帜、历法等都要改变。
　　到了近现代，历史分期法就更多了。
　　按照年代远近划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现代。
　　按照朝代划分为唐虞（尧舜）时代、夏朝、商朝、西周、东周（春秋、战国）、秦朝……等等。
　　把朝代分成若干组，划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等等。
　　按照生产工具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信息时代。
　　按照文明的性质划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物信息文明。
　　已故史学家钱穆（1895-1990）把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禅让制度（唐虞），王朝传统制度（夏商）、封建制度（西周），联盟制度（春秋），郡县制度（战国末期以后）。①
　　古今中外，分期法尚多，不及备述。
　　1919年“五四”前后，传来了马克思主义。进步的学者常常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五种生产方式来划分人类历史，沿袭至今。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28 21:09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八十年
　　
　　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讨论，是从1929年开始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在共产国际和国内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由于现代中国社会是由古代中国社会发展而来的，因而学术界、思想界在现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同时，又展开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论战。论战的中心内容，是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史分期的问题，主要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的奴隶社会何时结束，封建社会何时开始的问题。参加讨论的学者多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生产方式说”为座标和框架，也有一部分非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各式各样的见解。
　　1982年8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合作编写的《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对1929-1979年50年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总结和评估，将50年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划分为三个时期：
　　1、十年内战时期（1929-2937）；
　　2、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1937-1949）；
　　3、建国以来（1949-1979）。
　　据该书作者统计：从1929年到1979年的50年当中，国内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有关论著约在800篇（部）以上，其中建国以后的占2/3左右。建国以后，人们把古代史分期，土地制度、农民战争、汉民族的形成、资本主义萌芽，称为史学研究的“五朵金花”，倍受关注。
　　如今距〈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一书所总结的年代，又过了30多年。如果我们往下续补的话，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又经过了一个更重要的时期，那就是改革开放时期（1978-现在）。这个时期是学术上的反思与重建时期，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已经脱离了政治的禁锢和教条的束缚，用科学的、客观的、求实的精神，更加开阔的视野，更为自由奔放的姿态，重新审视过去的讨论，从而把这个讨论引向崭新的轨道上来。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非常复杂。多年以来，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期法，主要有：
　　1、西周封建说：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杨向奎，徐中舒，赵光贤等。
　　2、春秋封建说：李亚农，唐兰，吴慧等。
　　3、战国封建说：郭沫若，杨宽，吴大琨，白寿彝，田昌五等。
　　4、秦统一封建说：金景芳，黄子通，夏甄陶等。
　　5、西汉封建说：侯外庐，赵锡元等。
　　6、东汉封建说：周谷城、郑昌淦等。
　　7、魏晋封建说：尚钺、王仲荤、何兹全、王思治、日知（林志纯）、赵俪生等。
　　8、东晋封建说：梁作干主张此说。
　　此外，1988年2月，我在《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中唐封建说》，认为中国在中唐废除租庸调，实行两税法以后，才进入了封建社会。该说法被列入《二十世纪史学学术编年》中，至今学术界常常提起，被称为第九种中国古史分期法。但至今又事隔多年，我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已经放弃了这种说法。我的具体主张，看完本文就会清楚了。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29 21:09
　　学术与政治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了80多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至今仍然未能解决，分岐仍然很大。这主要是因为过去的研究方法有问题，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思维方法在作怪，也和学术泛政治化的背景有密切的关联。
　　作为反思，我们先谈一谈泛政治化的问题。
　　这个讨论，一开始就与政治难解难分，与其说是一个学术问题，毋宁说是一个政治问题，是政治斗争在思想理论上的表现。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以共产党人为首的左翼力量，为了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需要进一步认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和等级构成以及政权的性质和特点，认清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从而确定革命的任务和纲领。正如毛泽东所说：
　　“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②
　　正因为社会史论战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所以就难免把学术问题泛政治化。当代社会性质的讨论，那确实是一个政治问题，但因为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姑且置而不论；单从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来说，如果政治色彩太浓，必然会违背求实精神，而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几十年来，在讨论中所出现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概念化，用行政手段推广某一种观点，对某些非主流观点的打压，批判等等，就是学术泛政治化的必然结果。
　　违国后不久，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被定于一尊，为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以及各种历史著作普遍采用，至今仍没有完全改观，这是行政手段介入学术问题的典型事例。“战国封建说”成为官方所支持的主要观点，其它观点则被边缘化了。
　　早在1930年，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把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划在东西周之交，也就是主张春秋封建说；但到了1952年出版《奴隶制时代》时，又把下线划在春秋战国之际，把绝对年代定为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这就确立了独霸中国史坛半个多世纪的战国封建说。
　　193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节《古代的封建社会》中说：
　　“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
　　“周秦之交”就是战国，郭沫若最后出炉的战国封建说，与毛泽东的主张是偶合，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有意地挂靠，我们很难判断；但建国以后，郭沫若的某些学术见解确有对毛泽东亦步亦趋的特点。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漏洞百出，伤痕累累，竟成为新中国的显学，此中的深层次问题，实在耐人寻味。
　　1957年的反右和66-76年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泛政治化推向了极端。57年，有人就因为古史分期问题的“另类”见解被打成了右派。“文化大革命”时，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和“四人帮”的“儒法斗争”理论成为金科玉津，为此而栽跟头的学人难以统计。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30 21:27
　　怎样看待“五种生产方式”？
　　
　　对“五种生产方式说”的认识，是讨论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的反思是绕不过它的。
　　建国以后，为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各级干部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大中学校也都设立了这门课程，作为政治课的必修部分。这门课程向人们所灌输的，是这样的一些理念：
　　第一，人类社会是有普遍性的发展规律的，除极个别的情况外，各个民族必然要经过从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五种生产方式：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这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直线发展过程，前后承接，界线分明。
　　第三，是不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学说，是不是承认“五种生产方式”的铁律，是信奉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是革命，不革命还是反革命的试金石。
　　第四，对于“五种生产方式”说，我们只能学习、认识、体会、不能讨论。
　　建国以后，直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一个将近30年代的漫长时期里，“五种生产方式说”始终是一个禁区，谁敢提出异议，在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不定哪一次就会倒霉。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古代史分期讨论怎么能正常进行？也只能在“五种生产方式说”的框架内绕圈子而已。
　　其实，仔细研究起来，对于“五种生产方式说”，是不能机械式、教条式地加以理解的。
　　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对此曾有过不同的表述。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在这几个时代中，没有奴隶社会的字样。“古代的”或“古典古代”是马克思常用的概念，指的是古代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有的学者查阅了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发现马克思对“奴隶社会”这个词只用过一次，大部分用的是“古代”生产方式或“奴隶制”。我们知道：“奴隶制”和“奴隶社会”不是一个概念，在原始社会末期、封建社会甚至资本主义社会（如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都存在着奴隶制，而只有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在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时，才可以称之为奴隶社会。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奴隶社会”的概念是不明晰的。
　　1884年，马克思逝世的第二年，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问世，他在此书中指出：
　　“古代的奴隶制，中世纪的封建制和近代的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的三大奴役形式。”③
　　前后再加上马、恩经常提到的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五种生产方式说”至此算是完成了。
　　1938年，恩格斯逝世43年后，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说：
　　“历史上有五种基本类型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④
　　对五种生产方式作了概括的说明。
　　人们常常认为：“五种生产方式说”是斯大林搞出来的，这种看法并不客观。其实，最后完成此说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那里，五种生产方式、特别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两大奴役形式并不是绝对的、单线式的发展，其中有许多相对性、差异性，只是恩格斯把它绝对化、斯大林把它进一步教条化了。
　　
作者:_天_行_健_ 提交日期:2010-10-31 21:57
　　第二，马克思说：
　　“自耕农的这种自由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形式，一方面，在古典古代的极盛时期，形成社会的经济基础。”⑤
　　但他又说：
　　“例如在古代和中世纪，奴隶制或农奴制形成社会生产的广阔基础。”⑥
　　这两个表述是矛盾的。在古代（就是在古代希腊和罗马），社会经济的基础是自耕小农呢？还是奴隶呢？如果是前者，岂非连希腊和罗马也不存在奴隶社会？这表明马克思对“奴隶社会”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不确定性。
　　第三，退一步说，即或古代希腊和罗马算是奴隶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认为世界上各民族都经历过奴隶社会。
　　马克思认为：除亚洲国家外，欧洲多璃河流域的罗马尼亚，波兰等，就是从农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过渡到农奴制的。⑦
　　恩格斯认为：在雅典奴隶制全盛时期，像斯巴达这样的城邦，就盛行着农奴制，而不是奴隶制：
　　“斯巴达至少在其全盛时代，像斯巴达这样的城邦，还不知有家庭奴隶，而处于农奴地位的赫罗泰（又译作黑劳士）则另外居住在庄园里。”⑧
　　恩格斯认为日耳曼人也没有经过奴隶社会。他说：
　　“由于这种野蛮状态，他们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的奴隶制：既没有达到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也没有达到东方的家庭奴隶制。”⑨
　　第四，世界各民族并不是都经过了封建社会。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中，就指出印度没有西方那样的封建制：
　　“由于在印度有‘采邑制’，‘公职承包制’（后者根本不是封建主义的，罗马就是证明）和荫庇制，所以柯瓦列夫斯基就认为这是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别的不说，柯瓦列夫斯基忘记了农奴制，这种制度并不存在于印度，而且它是一个基本因素。……土地在任何时候都不是贵族性的，就是说，土地并非不得出让给平民。”
　　第五，奴隶制和农奴制往往同时存在，二者常常没有截然的前后之别。马克思说：
　　“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而且也包含着农奴制。”⑩
　　恩格斯说：
　　“毫无疑问，农奴制和依附关系并不是某种特有的中世纪封建形式，在征服者迫使当地居民为其耕种土地的地方，我们到处或者说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例如在特萨利亚很早就有了。”⑾
　　特萨利亚是古代希腊的一个最大的国家，领土面积约10倍于雅典，已经不是单纯的“城邦”了。在盛行奴隶制的“古典古代”，特萨利亚就有农奴制和依附关系。
　　以上的考察可以表明：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是马克思看来，所谓“五种生产方式”，只是说人类历史上出现过、或未来将要出现（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不是确定无疑的（如马克思对“奴隶社会”的概念就有模糊性和矛盾性），也不完全是直线发展的，更不是每个民族完全经历过的。用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的概念来研究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硬把中国古代历史往这个框子里套，套着不合适便想办法自圆其说（所谓“削足适履”），该是多么荒唐的事！但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人们的思想被禁锢了，只能按照同一种模式思考问题，同一种腔调说话，稍越雷池，便要受到批判或政治迫害，谁还能有所作为？这实在是民族的精神灾难，学术文化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