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天工作室cos成员: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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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目的
刘敬东 孔子是中国春秋末期的 思想家和教育家,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 史时期,在经济上出现了
“私门富于公室”的现象,在政治上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现象, 在学术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学在四夷”的现象,这些现象都标志着春秋领主制的 崩溃,意味着思想的大解放,神的世界的枷锁开始被打破,人的价值得到一定的尊重,这是 历史的一大进步。正如孔子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在这新旧交替, 思想解放的大变革时期,“士”作为一股新生力量应运而生,成为变革旧制度的先锋战士也 是势所必然。孔子作为士阶层的优秀代表,承历史之重托,拓社会之未来,首先提出“仁者, 爱人”《阳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颜渊》的卓越认识,摆脱传统的束缚, 为新士人的兴起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揭示了更高的人格,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人生世界。春秋末期,中国社会的现实使孔子深深认识到人的真正的作用。他指出:
“舜有臣五人 而天下治”,武王“乱臣十人而宇宙平”《泰伯》;桓公得管仲“九合诸侯”,穆公取 百里奚“一霸天下”。然而,人才难得,“才难,不其然乎”。《泰伯》当时战乱纷纷, 硝烟滚滚,“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而孔子迫切希望统一,希望建立一个“天下为公” 的“大一统”的新社会。谁来实现这个统一,建立这个新社会呢孔子希望以“士”来达到 这个目的。孔子心目中的士又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才能承此重托呢从《论语》一书中不难 发现,孔子认为:首先士必须有“仁”的理想和追求;必须有中庸之德。子曰:“中庸之为 德也,其至矣乎”《雍也》其次,士必须有文化教养。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 氏》,“君子”应“博学于文”。《雍也》再则,士必须遵纪守法。子曰:“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可见孔子心目中的士应该是有理想、有道 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人才。如果孔子仅仅局限于这些条件,那他的认识还只是处于一种理想阶段。事实上,孔子并 非局限于此,他认为士必须是既有远大政治目标而又能
“躬行”的君子,是能够真正把“道” 运用到实践中去革除时弊的人。孔子指出,士必须树立面对现实,顺应与变革现实,修养自身,努力进取的思想。《宪 问》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子路曰:‘恒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未仁乎’子 曰:‘恒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叛主,大逆不道, 斩之亦轻,然而孔子却大力称赞他。其原因就在于管仲能面对现实,顺应变革的潮流,爱民、 惜民,以天下统一为己任。也许有人会问,孔子不是要“从周”吗不是要“克己复礼”吗 殊不知孔子的“从周”是从周能“监于二代”之路;虽然孔子说过“克己复礼为仁”,但这 里的礼已不再是周礼,而是经过孔子吸收、改造并赋予了新时代内容的礼。因为孔子不相信 鬼神而相信人,懂得“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且认为人的本性是相 近的等等。这与周礼明显对抗,为周统治者所不能容忍。限于当时的历史,孔子只能以复“ 周礼”为名,行改革之实。正如西欧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兴古希腊文化,而是为资产阶级的 兴起开创道路一样,孔子是在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设计蓝图。他不但不是旧制度的保守派, 反而是为实行新制度而努力不倦的激进者。天下不平就得治,天下无道就得变。假如“天下 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尽管孔子在现实的斗争中采取了缓和式的战斗,但作为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有如此闪烁的思想,是无羞于时人,更无愧于后人的。孔子所需要的士就 是他自己这样敢于正视现实,敢于变革,同时还是充满自信、积极进取的人。在积极地正视现实,努力进取的基础上,孔子要求士应该大胆地投身于社会之中,做一 个能
“躬行”的“君子儒”,而非“巧言令色”、有言无行的“小人儒”。因为孔子懂得政 治目的的实现不是纸上谈兵,而是需要有实干能力并能去实干的人。所以孔子特别强调“躬 行”,强调学以致用。故而《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学时而习之”《学而》。 他要求士不但要读书,而且应该经常置身于实践之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多见”、“ 多闻”,才能“寡尤”、“寡悔”,才能“择其善”,改己过,才能把所学的东西与改革现 实紧密联系起来。在实践过程中,士应该多行少说,先行后说,言行一致。子曰:“君子欲 纳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行动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果是光说空话远不能及的。正因为如此,孔子极力反对那种言行不 一、夸夸其谈的人。子曰:“君子耻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 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也正因为如此,孔子 极力赞赏那种用行动来说明一切的人。管仲为桓公“九合诸候”、“一匡天下”,因而赢得 了孔子“如其仁,如其仁”的美誉;颜渊一切以行动来回答,孔子称赞他“三月不违仁”。 可见在孔子那里,行动是达到“仁”的最好的途径。这样,孔子所要求的士必须是有“仁”、 有“中”、有“艺”、守“纪”的人,是用行动把理想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有知识有实干精神 的人,从而使孔子的理想扎根于现实生活中,也因此使儒士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体现出革命性 和生机勃勃的朝气,使儒家思想一开始就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孔子一方面大力推荐自己的 学生到社会实践中去,大胆地承担推动社会变革的艰巨任务。并且认为,越是艰苦的地方就 越是士实践的好场所,作为士应该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罕》。这样在孔子的思想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形成了一种崭新的观念:即人的才 干、能力是通过实践培养出来的,“道”也只能在实践中才能更好地推行、发展和壮大,作 为士也就是真正成为为“道”而奋斗的实干家”。另一方面,孔子自己也是“躬行”的典范, 为行其道,验其道,不畏难苦,一生周游列国,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道传到那里。孔子就是 这样一位以仁为己任,终生为行道而奔波,力求为实现一个士的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而竭 尽自己心力的人。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孔子论士思想中也有其过失和不足之处。其中主要的一点是: 他虽然强调实践,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谓的士只是为统治者政治上服务的人,他主张 的实践也仅仅局限于政治、教育、文艺等方面。他反对士去从事农业和商业的实践,对一切 生产劳动也都是抱极端轻视的态度。显然,这种思想上的缺陷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使 其后中国长期的社会发展受到不利的影响。
总之,孔子作为一位划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的伟大之处,就是他的
“躬 行”思想,作为士的孔子能够把其“道”与变革现实联系起来,并置身于变革现实的实践中, 这也正是他与他的“道”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既要认识到孔子士的思想的进步性和积极影响,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并且要联系当 时的历史条件来认识问题,而不应该脱离当时的背景去苛求前人。
参考文献
1.王淄尘:《四书读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
2.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
3.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1988。
4.翦伯赞:《中国通史》。
作者单位:湖南省涟源市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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