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光2015:《拒绝：一位独立学者的回忆录》III 1960—1968 碰壁复碰壁

        1960、1961年 被闲居

        既不能参加高考，也不可能去工作，只有在家闲居。
        不想这个“非常时期”一拖就是8年。而这8年正是人生精力最充沛、个人发展最关键的黄金时期。
        在闲居多年之后，我在马路边的报栏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强调性的话，大意是“倘若一个人在青年时期虚度了7、8年的光阴，他就既没有可回顾的，也没有可展望的”。
        这算不上什么警句，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感受：
        把人当作螺丝钉，在机器上只有服务，不在机器上就什么都不是。

        那些年我就像是一根不在机器上的螺丝钉。       
        不过这也好。所谓“少时不知愁滋味”，何况我也不属于“从小胸怀大志”的那种，而且早就厌倦了学校的学习，所以既不能高考也不能工作对我还算不上沉重打击。现在，没有什么必须做的事情，自由自在，倒有点像欧洲古代的贵族青年了。

        我没有许多人很得意地说出来的那种“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也许这些年的闲居却使得我的“懒散”的性格“一发而不可收”。

        感受：
        没有自由的精神，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修养，不可能有较高的精神境界。
        那些一直狗苟蝇营地生活着的人，即使享受奢华，即使“学富五车”，也无法弥补精神的空虚！
 

        在这两年和以后的闲居的日子里，自由地阅读了许多书籍。可惜12年的学校教育不但没有提供有利于自学的基础，反而成为一种污泥似的拖累，成为一种反向的力。再加上当时的文化、宣传背景的严重限制，又没有人给予正确的指导，所以这种阅读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开始对哲学感兴趣。由于那时候是相信共产主义的，所以读的是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那样的书。几乎没有读到经典的哲学著作。
        文学仍然是主要的爱好。读了几本当时流行的《中国文学史》和相关的资料。

        《红楼梦》一直是我最喜爱的一部小说。在我看来，贾宝玉是最彻底的叛逆形象，独步中国文坛。此外则受庄子、陶潜和李白的影响较大。特别厌恶孔丘。
        世界文学方面，读了俄罗斯“多余人”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普希金、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都是心目中的大师。西欧文学读得比较少，因为那时候已经不容易看到了。
        早期，受学生时期教科书的影响和刊物宣传的影响，还继续阅读了一些“五·四”时期的作品，以及前苏联的几部小说。
        总之，读得很随意，很杂。其中有些作品讲述了虚假的事实，宣传了荒谬的思想，表达了虚伪的情感。这些东西像病毒一样潜入大脑中，破坏着正常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倾向。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还不断地发现这些反动因素对正确地思考问题所起到的反向作用。

        感受：
        学习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知识、技艺的学习是如此，作为艺术欣赏、精神修养的学习更是如此。
        畸形的教育和文化环境，不只是将一大堆垃圾塞入学习者的大脑中，更破坏了学习者的正确认知能力。
        有些人此后要付出几倍的努力，来恢复正确的认知方式；
        而为数众多的人再也无法恢复正确的认知能力，从而浑浑噩噩了此一生，甚至堕落为不知羞耻的奴才。

        学习原则：
        我的主动选择的学习，差不多一直是比较单纯地出于兴趣。所谓兴趣，也就是性情。在学习的过程中，同优秀人物的思想情感发生共鸣，使自己的性情得到深化和优化。
        当然，有时候也要了解一些比较枯燥的知识，但是从来没有把学习和知识当作获取功利的工具。
        我不否认，对于专业的研究者来说，“系统的知识”包含着许多没有趣味的东西。但是我不是“专业的研究者”，起码不是“职业的研究者”。

        就我视线所及，也没看到中国有几个职业研究者不是“食古不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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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退休

        母亲到了55岁，可以退休了。几次申请，校长都极力挽留。
        后来，在有一次校长出差的那些天里，工厂人事科科长计于钱（音）通知母亲，退休申请批准了。
        在母亲确定办理退休手续之后，计某才对母亲说，她还差几个月才到55周岁，算“病退”，只能拿50％的退休金。
        母亲解释说，是因为当初填写档案的时候，要求“旧历换公历”，换算错了。她确实已满55周岁，这有户口簿为证。
        但是计某说，只以档案为准。
        当时母亲也是恼火了，还是坚持办理了退休手续。
         就这样，在以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母亲都按50％的比例拿退休金，每月只有30元。这比按正常退休领取的退休金每月大约要少拿18元。（那时候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母亲曾经被评选为市级优秀教师，也没有任何优惠待遇。

        感受：
        有些人似乎天生就是与人为敌的。当这种人手中有了某种权力，他在施行自己握有的权力的时候就会把尽量损害对方的利益作为首要的原则。
        不幸的是，在一个畸形的社会里，愈是与人为敌的人，也就愈是容易获得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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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饥荒时代

        高二、高三那两年，全国大饥荒了。不过，在学校里，主要是食堂的饭菜越来越差，还没有觉得情况很严重。

        一般的说法，是59、60、61这3年是“大饥荒时期”，实际上一直到62年情况仍然非常严重。

        就我个人来说，这些年饭是一直吃不饱的，体重比正常时期差不多减轻了10公斤。

        不但粮食低限量供应（记得好像是每月28市斤），肉类、蛋类、豆制品都要凭票购买，数量更是少得可怜（如肉类每月只有几两）。
        有一个阶段，到饭店吃饭除了要拿粮票，还要有就餐资格（例如出差）“证明信”。
        在饭店吃饭，乞丐突然把你手中的馒头抢走。你追他，他就把唾沫吐到馒头上。这种事经常发生。

        后来还听人讲过几件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
        我上小学时的体育教师何某，后来被调到市体委，受到重用，此时竟然做起拦路抢劫的勾当，被抓捕、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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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堪称山东省现代第1国画家的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关友声，儿子饿得到学校的地瓜地里偷地瓜秧，被学生当场捉住。
        此事发生后，美术系的一位老师特意请关友声到自己家中吃煮地瓜。吃完后，关竟然感激得几乎落泪，说自己很久没能吃得这样饱了。

        感受：
        不管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那几年都是一个永久的噩梦。
        然而，比大饥馑本身更为可怕的是，现在居然有许多居心叵测的人竭力想摧毁这个灾难纪念碑，——否认这个空前惨烈的民族大灾难的发生，或者歪曲它的性质或意义。
        而尤为可怕的是，如此拙劣的谎言，竟然有众多的跟随者，疯狂地鼓噪，形成了一定的气势。
        一个对大劫难如此“健忘”的民族，还有希望吗？！

 
        ※※※
 

        1962年 在某机关园艺场作“合同工”

        由于厌恶了学校的学习，所以就等待分配工作。但是那些年工作的机会是很少的。2年之后，终于被分配到一个机关园艺场工作，是“合同工”。
        这个园艺场是某政府机关在“大饥馑”中建设，给自己生产蔬菜的。老职工主要是一些“右派分子”，3个中队的队长也是由其中的几个人担任的。
        虽然我的体力较差，但是我对工作是很认真的。这得到不止一个人的肯定。
        然而，1年之后，人员重组，由各中队长自行挑选工人，我却未被选用，成了编外人员。其中的原因，我想就是因为在一次中队会上我明确地反对中队长董某将2名犯了轻微错误的工人（毕业不久的初中生）辞退。
        1年的合同到期，我自动辞职。

        感受：
        曾经有人说我“命中容易犯小人”。
        其实小人无处不在，你不同他们妥协、不能容忍他们，他们就必然伤害你。
        特别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小人，哪怕只是握有丁点权力的小爪牙。

        ※※※
 

        1963年 在某水货高校学习
 

        听说学校可以安排高考落榜生的工作，我到原来就读的中学去询问。刚由教师提升为教导主任的吕雨雪回答我，只安排当届毕业生。态度冷漠到好像我是鸽子飞到了猪圈里。
        我没说第2句话，掉头就走了。
 
        很难再有分配工作的机会，疾病复查也基本上没问题了，所以我又报名参加了高考。
        只为了或许通过高考能够解决工作问题，所以也就没有复习那些讨厌的功课。
        在考场校园里，恰好遇到那个班主任徐绍森在和几个学生谈话。我出于礼貌过去招呼了他一声；他却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伸出左手来握了一下。

        感受：
        冷漠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态度。——冷漠是有选择的。对无权势者冷漠的人，往往对有权势者很“热情”。
        由于轻视对方的地位，就毫不掩饰地冷漠，这不是势利是什么？！


        高考自然是落榜了。不过不久就收到一份通知，说是可以到一所半工半读的“新型大学”去读。既然别无出路，那就去吧。
        学校在一个县城，是由一所中等专科学校直接改制过来的。
        班主任王荣范有管理“右派分子”改造的经历。他把政治气氛弄得很紧张。后来干脆要在同学中揪出一个“反革命小集团”。我虽然大概没有被他视为“反革命小集团”骨干，但是也多次被他不点名地敲打。（有一件事令我心有余悸：在同团支部副书记付某闲话时，我很不小心地半开玩笑说，“团员哪有好的”。幸亏他没有告发我，否则我铁定是“反革命分子”。）
        说来也巧，有几天我连续发低烧，到县医院去看，又恰好停电，不能做透视。医生听说我有肺结核病史，就给我开了肺结核病的诊断书。
        没过几天，王荣范就通知我，要我休学。
        正中吾意。
        后来听同学讲，“文革”中，有女同学揭发，王荣范利用“做思想工作”的机会，逼奸了她。

        感受：
        有虐待狂的人，从欺辱他人中享受快乐。
        权力是成就恶行的最便利的工具，而政治能够把普通的责任转变为权力。
        所以这种人竭力把普通问题政治化，并且处心积虑地制造可资利用的事件。

        ※※※
 

        1964年 再度在家“疗养”
 
        由于是休学而不是退学，所以不可能分配工作，只能在家待着。
        于是又转了一圈，像2年前一样，继续闲居。

        突然间，看到“红卫兵”上街游行、喊口号、贴大字报......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一天，我在百货大楼看到“红卫兵”呵斥售货员，要他们把柜台里的刀叉收起来，说那是“封资修”的东西。
        连刀叉都成了违禁的东西！我的第1个反应就是回家跟母亲要了5元钱，赶快到一家唱片店去买我曾经看到过的一张胶木密纹唱片古琴曲<幽兰>。售货员一张张查找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张肖邦的<降b小调钢琴奏鸣曲>，是李明强演奏的。我喜出望外地对售货员说，不用找了，就要这张了。
        此前或此后不久，我买了一台电唱机，是自放自唱的那种。于是陆续地搜集了一些“老唱片”。有周璇的<花好月圆>，龚秋霞的<秋水伊人>，法国手风琴大师演奏的<杯酒高歌>，一张风格很特殊的伦巴舞曲等。都是民国时期的。
        我的第1张唱片是沈湘的<夜半歌声>。那是早在1962年左右去青岛大姐家的时候，在一家废品店发现的。

        在浩劫之前，尽管遭受了种种打击，我还是一直相信“共产主义”的，只是不相信而且鄙视周围的“积极分子”。而“查禁刀叉”以及当街焚书之类的事件则以其极端荒谬使我当即醒悟。

        感受：
        真与假对立，善与恶对立，美与丑对立。而真、善、美又相互密切联系为一个整体，假、丑、恶也相互密切联系为一个整体，它们又整体地对立。
        敌视、破坏、践踏美的事物，是一种丑的行为，也就是一种恶的行为，虚伪的行为。
        对美丑的判断，基于自然的感觉，而不是像对真、善与假、恶的判断那样，基于思维。
        因此，即使头脑简单，即使被洗了脑，也应当还有判断美与丑的基本的能力。
        把过错、以至恶行推给“少不更事”，是没有说服力的。
 

        房东“公私合营”前是个“小业主”。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他们吓得把金戒指藏到我们这里。
        有个过去一起练太极拳的行走不便的拳友，接连2、3天带来属于“四旧”的书，做贼似地偷偷地扔到公园的草丛里。他说还有一些，不敢多带。于是我到他家中拿了一本线装的《中国绘画史》和一本老版金评《西厢记》。他对我说，还有几枚金美元，不敢带到这里来，以后想办法丢到千佛山去。我说，你交给我吧。过了两天，他对我说，他想交给他表哥去丢。
        还有个一起学拳、当时经常来往的王某，把一箱主要是外国小说的书籍藏到了我这里。风头过后，他才拉回去。
        那时候，护城河里不断有人捞出被偷偷丢进去的金银首饰；很久以后，还不断有人在千佛山拾到各种财宝。

        感受：
        金银财宝、古玩字画...一时间成了可怕的东西，而且连抛弃它们都要胆战心惊地偷偷摸摸地去做，这真是“史无前例”的现象。
        不要嘲笑那么多人表现得像是傻子，他们是被吓破了胆。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人们似乎没有了对财富的贪婪，那是因为财富威胁到了他们的生命。 

        不久，“红卫兵”开始“大串联”。那个水货高专的同学有几位来找我，动员我复学，回去造反。后来我还收到他们发的函，要我揭发、批判王荣范。但是对于一个如此丑恶地开场的运动，我是决不会卷进去的。我只回了一封信，说王某不该拖了一年才让我退学。

        处世原则：
        我并非绝对反对“借机报复”，只要对方是恶人、小人，报复他又何妨。
        但是我拒绝被利用，因为被利用就有可能被卷入了罪恶。

        ※※※
 

        1967年 回到劳动学校，再等待分配工作

        到处都“造反”了。“劳动学校”有位学员毕某到我家来，对我说，当初那个王国明要我回家是毫无道理的，不如回去吧。
        已经换了管理员，我说了一下情况，就回去了。

 
        “破四旧”，“抄家”，有许多东西被放到旧货店出售。我花30元买了一架日本产的老风琴。商店里另有一台红木或紫檀木做的有很精美的雕刻的圆桌，中间嵌着大理石面，也是30元。我也很想买，但是家里那间只有18平米的房屋放不下了。
        “劳动学校”后来只有4、5个学员了。有个张某，看上了我的小提琴，说是他的在青岛的表哥早就想买一把。我对他说，这样吧，你也不用买，告诉你表哥，让他留意给我买两张旧唱片就行。后来张某对我说，他表哥问过了，一张旧唱片竟然要2元钱，太坑人了，没买。以后也就不提了。
        也是这个张某，那架钢琴买来不久，我不太想要了，因为他表示过有兴趣，就问他要不要，他竟然说“打个折吧”！

        感受：
        贪点小便宜，脸皮一厚也就过去了。
        但是你在他人眼中的形象也就黯然了。

        ※※※
 

        1968年 分配工作到一家“社办工厂”
 
        “街道办事处”通知我，我被分配到一家“社办工厂”工作，——学徒工。
        没有讨论、选择的余地。
        于是转了一个圈又转一个圈，高中毕业8年后，我到工厂做了学徒工。

        感受：
        不算小学、初中，高中3年，待业8年，从现实生活方面讲，11年的光阴浪费了！
        人生有几个11年？！但是没有哪个应当负责的人会为你着想，更没有哪个人会感到内疚。
        岂止是我，千千万万的人像我一样，时光被浪费了！
 
        你所面对的只是一部不会对你的痛苦、你的诉求做出反应的机器，所以你连希望也不可能产生。
        想要改变可悲的处境，只有一种方法，就是堕落。堕落不是我的选择。

        感受：
        曾经有占卜者说我“命中容易犯小人”。
        其实小人无处不在，你不同他们妥协、不能容忍他们，他们就必然伤害你。
        特别是手中握有权力的小人，哪怕只是握有丁点权力的小爪牙。      

        感受：

        中国人的信条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进一步则是“财色双收”、“名利双收”。

        在一个如此畸形的社会里，财、色、名皆收，你会相信他是一个正直的、更不用说优秀的人吗？

        还有某些以“社会批判者”的姿态表演的人，倘若他们看似激烈的言辞是在豪宅、名车、美女的背景中发出的，你会相信他的真诚吗？